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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情毒案》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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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听起来令人信服,于是盖尔达认为,贝多芬式的肖邦乃是偶尔的感情爆发,这样他儿子的内心矛盾就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然而,即使盖尔达了解真相也无济于事。罗伯特最近一次去托斯卡纳酒吧,发现那儿原来是家妓院,他决心要把乌丽克救出火坑。
    救出火坑——谈何容易!怎么救法,救到哪儿去?他是什么人?一个18岁的高中生,囊中空空,唯一的资本是过人的智商和弹得一手好钢琴。就凭这能救人吗?他也不想想,乌丽克愿不愿意让他“救”出去。他对她的生活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却要加以干预,岂不是瞎胡闹吗?他凭什么以救星自居?他只是凭一种感觉,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是爱吗?什么是爱?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曾听同学们说过,他们怎样在长椅子上或者地下室里同女人交媾。他无法想象这和真正的爱有什么联系。他一再回想起他在伊萨河边草地上遇到的那个姑娘,他为她抹防晒霜时她的那种反应让他大吃一惊,结果还招来一顿臭骂。难道爱就是为了蹂躏一个女人的身体,然后向人夸耀说:“小伙子们,我把她撂倒了!”瓦格纳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一剧中所描写的至高无上的欢乐难道是这样的吗?不,爱应该有更多的内涵。
    他同乌丽克的接触仅仅是握手,还有几次眉目传情。他欣赏她的身体、眼睛、声音和姿态,从她身上有一股无形的暖流通到他的身上,形成一种刹那间的心灵沟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看的。当他见到乌丽克时,起反应的是他的心,而不是他的“性”,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随时准备拉开裤子拉链的朋友。
    罗伯特以很大的克制做到了有四天之久不去酒吧。但第五天父亲又给了他100马克,于是他心中又燃起了去看乌丽克的欲望。
    博罗让罗伯特进了酒吧,但拉住他说:“我警告你!”口气并不粗鲁,而是友好的。
    罗伯特一下站住,问道:“警告什么?你对每个客人都要警告吗?”
    “别傻了!你干吗缠着乌拉?”
    “我缠她了吗?我只想喝杯鸡尾酒。”
    “可你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看着她没完。”
    “有人愿玩扑克,有人愿玩台球,有人愿玩妓女……我愿意看着她,各有所好嘛。”
    “你是个大傻帽!”
    “这话我听过多次……已经习惯了。我可以进去了吗?”
    “对乌拉来说,你是个‘零’。”
    “零也很重要,它可以使前面的数字大10倍。”
    这话对博罗太深奥了,他耸耸肩,让罗伯特进去。“待会儿别说我没警告你,萨尔瓦多可是厉害得很。”
    这时候酒吧里客人已经很多。迪斯科调音师正在放摇滚乐,有几对男女在跳舞。罗伯特绕过他们,在酒台前坐下。调酒师雷内先看见他,便用肘推了一下乌拉。乌丽克正在照顾一名胖胖的客人,听他说他在伊维萨岛上曾经一夜玩了三个姑娘。
    她说:“吹什么牛啊!你能应付一个就不错了!”说完走向罗伯特。
    “是你?”她用了“你”而不是“您”,但她的眼光像在抚摩他。
    “是我。”
    “好久没见你……”
    “真的?”他的心在猛跳。
    “真的。”
    “博罗说,我对你只是个零。”
    “博罗长着颗猩猩的脑袋。”
    “他就是一只猩猩……不是吗?”
    “你上哪儿去了?”
    “在家里,复习数学,弹莫扎特和舒曼的乐曲,读了一本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书……我没钱,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会儿你有钱了?”
    “够喝两杯鸡尾酒的。”
    “我可以请你喝吗?”
    “我不愿意依赖别人。”
    “别胡说了!”
    “那你在干些什么呢?”
    “每天晚上都一样。”
    “白天呢?”
    “我们上次在摄政王游泳池见面时,有位摄影者给我们照了一张相,你记得吗?我把照片要来了。”
    “你带来了吗?”
    “没有……在我家里的五屉柜上。”
    “你……把它装上镜框了?”
    他俩都没有觉察到,他们之间忽然称起“你”来了,上一次见面还互称“您”呢。乌丽克点点头。
    “因为它挺好看的。”
    “就因为……”罗伯特见雷内给他端来一杯鸡尾酒,酒的颜色是墨绿的,闻起来像薄荷奶。
    “谢谢。这是什么呀?”
    雷内说:“这叫沃杜①,它能让死者复活,或者让活人死去。”他一面说,一面往萨尔瓦多望去。萨尔瓦多像往常一样,靠着一根柱子在观察。“请吧!”
    ①Voodoo,在海地流行的、来自西非的秘密教派。
    在酒台的另一端,那个胖子举着双手向乌丽克打招呼,喊道:“怎么啦?你不能说走就走啊!谁来陪我啊?”
    罗伯特喝了一口酒说:“他这是指你呢。”
    “是的,是指我。”
    “去吧。”罗伯特有点酸溜溜的,“这是你的生意。”
    她犹豫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向那个打招呼的客人走去,一面大声说话,让酒台边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胖墩,往下说啊,你坐飞机去伊维萨岛,就是为了搞女人……”
    罗伯特再要拿起酒杯时,有人拽住他的手。萨尔瓦多站在他身后。
    “我的任务之一是照顾好本店职工的利益,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我说得够明白了吧?”萨尔瓦多说得很小声,只有罗伯特听得见。
    “很明白……只是我不懂。”罗伯特坐在吧凳上转过身去,现在他离萨尔瓦多深色的眼睛很近了。“我并没有欠你那些婊子的钱。”
    萨尔瓦多的鼻孔在扩张:“小子,当心点,没你的好下场。”
    “你的姑娘有艾滋病?”
    “你小子听着,你马上给我竖着走出去……要不然,就只有被横着抬出去。懂了吧?”
    “不全懂。”
    “还有什么问题?”
    “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喝我的鸡尾酒?”
    “因为我不愿意。”
    “这不是理由。”
    “我说是就是。”萨尔瓦多往后退了一步,这是拳击术的一条老规矩,要有一定距离,才能打得有力。“不许你再碰乌拉!”
    “我们是朋友。”
    “你们是个屁!给我滚,操你妈!”
    这下罗伯特火冒三丈,居然有人这么下流地污辱他所崇拜的母亲!
    罗伯特毫不犹豫,举手打了萨尔瓦多一个耳光,只听啪的一声,跟着是乌丽克的一声尖叫。可是,对萨尔瓦多这样的人,打耳光怎么行,该用拳头全力打他的下巴,只有这样才有效,否则毫无意义。
    萨尔瓦多不是好惹的。他一拳击中了罗伯特的脸,把他打翻在地。罗伯特勉强想爬起来,萨尔瓦多又上去对他腰部踢了一脚,第二脚踢在他的胸部,第三脚踢在他的头部。罗伯特鼻子流出血来,痛得-在地上,试图爬着离开酒台。这时乌丽克赶来,用一块大餐巾捂住他那流血的脸。萨尔瓦多后退一步,举起双手,好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犯了规似的。
    “大伙儿都看见啦,是他先打的,你们都是证人,我这是正当防卫……”
    “是你污辱了他的母亲,你这头猪猡!”乌丽克冲着萨尔瓦多喊道,“不许你再碰他,不然我杀了你!”
    萨尔瓦多瞪着她,好像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刀或一把枪。他想,天哪,她干得出来!她怒目圆睁,嘴角抽搐,脸部肌肉紧张,犹如一头即将扑过来的猛兽。他又后退了两步,在一旁看着。乌丽克费力地把罗伯特扶起来,让他靠着墙,用餐巾为他擦血,搀着他,直到他能站稳。
    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对他说:“来,来,我送你回家。”
    罗伯特摇摇头:“我自己能走。”他接过乌丽克手里的餐巾,自己擦了擦脸,看着沾满了血的布,重复说,“我自己能走。”
    “你不行,我叫辆出租车。”
    “我的车停在不远的地方。”
    “你这样怎么能开车!”
    “我能!”罗伯特推开乌丽克扶着他的手,晃晃悠悠地走向出口处。萨尔瓦多目送着他,仍保持着犯了规的足球员的姿势。调音师亨利又放起了音乐,蒂娜-透纳的歌声响彻酒吧,两对男女又开始跳舞,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伯特吃力地走到衣帽间。博罗迎上去,对他直摇头。
    “我跟你说了,我警告过你,这下你吃亏了吧!真是个笨蛋!”
    博罗把门打开,让罗伯特出去,还在他背后喊:“我跟你说了,你再也别来,把乌拉忘了吧!”
    罗伯特在汽车里又坐了约半小时,这才感到有足够的力气开车回家。他原先想偷偷地溜进去,可是办不到。他父亲还在起居室里读杂志,里面有篇文章说,科尔总理总是对问题采取拖延术,坐着不动,直到问题不了了之。他母亲已经上床,在看一本关于三角恋爱的小说。对这种生活方式,她根本不能理解,她绝不会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情夫,一想起跟一个“男孩儿”上床,她就会恶心。
    罗伯特没有办法,只好从父亲身边经过。
    胡伯特听见儿子进来,只抬了抬头,还想接着看那篇关于科尔的文章。这时他猛然看到儿子的衬衫上有一大块血迹。他跳了起来,这才发现儿子的脸受伤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出了车祸。
    “是车祸?损失大吗?怎么发生的?是你的责任吗?”
    “车子一点没事儿,爸。”罗伯特知道躲不过去了。
    “但你脸上全是血……”
    “我……遭袭击了,爸。”
    “袭击?”胡伯特盯着看儿子那张血迹模糊的脸,一面叫道,“上帝啊!你遭袭击了?怎么回事?在哪儿?谁干的?”他走到罗伯特身边,用手摸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内伤?我马上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袭击!我儿子罗伯特遭袭击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太宽松,到处都不安全,天黑了出去散步简直是冒险!我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
    “是个外国人,亚洲人,正在撬我的车时被我发现了。但他比我更快、更壮,会功夫,打得我落花流水。”
    “我可怜的孩子!”胡伯特抱住儿子,亲吻他那带有血迹的额头,接着就发出了神圣的怒火。他用发抖的声音叫道,“就是这些外国人!我们还要忍耐多久?意大利黑手党,俄罗斯黑手党,罗马尼亚团伙,波兰盗匪,科索沃杀手……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国家?50%以上的犯罪是外国人干的,而政府在干吗呢?无动于衷。警察呢,说自己无能为力。天哪!我们德国人究竟被置于何地?!”胡伯特喘着粗气,奔向电话,找到了家庭医生尤利乌斯-海梅斯大夫,大夫答应马上就来。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慕尼黑刑警凶杀案科,对方声称,此事不归他们管,因为被袭击者还活着。但对方还是有礼貌地把电话转给了有组织犯罪案科,即第十三科,管毒品案、团伙犯罪、敲诈勒索和隐蔽侦察。接电话的人是探长彼得-赖伯。
    赖伯先耐心地听取了方寸已乱的胡伯特的报告,然后说:“请您和您的儿子罗伯特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好做个记录。”
    “谁来?我儿子受了重伤!”胡伯特对着话筒吼道。
    “他在医院里吗?”赖伯沉住气问。
    “不,他在我家里。”
    “他能走路吗?”
    “他的双腿还没有被打断!您有责任来这儿看看一位重伤者。我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哈比希处长,您要知道……”
    “我们这就来。”赖伯挂上了电话。矛盾已经够多了,他不愿再添上一个又一个人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什么事,伤了感情总不好。
    “这不是存心嘛!”胡伯特重重地扔下了话筒,“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半小时以后,刑警官员来到哈比希博士的家。这时海梅斯大夫已经来了,他给罗伯特做了检查,没有发现内伤,只是鼻梁骨裂,腰部、肩部和胸部有淤血,左脸肿胀,右额角有伤口。大夫给罗伯特的头部做了包扎,看起来挺严重的。赖伯探长进门时,罗伯特还穿着有血迹的衬衫,更是给人一个重伤者的印象。
    “你们可来了!”胡伯特咄咄逼人地说,“时间真够长的啦。”
    赖伯解释说:“我们遇上了堵车。”
    “堵车?警察也会遭到堵车?你们不会拉警笛吗?”
    “我们只在紧急出动时才拉警笛。”
    “哦,这么说,我儿子罗伯特被袭击就不是急案了?有点什么屁事,就光听见嗒嘀——嗒嘀的乱叫,而真有重伤者要求救援时……”
    赖伯对这些侮辱性的话只当没听见,何必找麻烦呢?别人总会说:那是一位过于激动的父亲在发脾气。
    赖伯问罗伯特:“您说说吧,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大约是22点30分,在霍尔茨维森大街。”
    “在新佩拉赫区?”
    “是的。我朋友住在君士坦丁街,我请他辅导数学。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我没找到停车处。当我从朋友家里出来后,打老远我就看见有人在动我的车,我跑过去,嘴里叫:‘干什么的?’我想抓住他……是的,以后就只记得我脸上被打了一下,我就倒下了。当我爬起来时,那家伙早跑掉了。是正宗的功夫……”
    “功夫?”赖伯觉察到有点不对劲。
    “那人是个亚洲人……”
    “您肯定吗?”
    “当然,我抓住了他的短风衣,看清了他的脸。”
    “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越南人?”
    哈比希博士激动地插嘴说:“我儿子罗伯特又不是汉学家!真叫人生气,放纵这么一帮恶棍在我们这儿胡作非为!”
    “亚洲人也会这样看我们的。”赖伯的话让人一下就听出来,他对哈比希博士的种族主义言论持什么态度。胡伯特立刻听懂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但不想再顶了,他知道自己占不了便宜。
    “还有呢?”赖伯望着罗伯特包得厚厚的脑袋,问他,“后来您怎么办的?”
    “我坐到车里,等我恢复驾驶能力,然后就回家了。”
    “您没有赶紧回到您朋友那儿去?”
    “没有。干吗去他那儿?”
    “显而易见嘛,受了重伤,需要急救,拐弯就是……”
    “这我没想到,我当时像瘫了一样。在我恢复思维以后,我只有一个念头:马上回家。”
    胡伯特又插嘴说:“当然-!我家是个安全的地方。”
    “您开的是什么车?”赖伯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作记录。罗伯特不由得想起电视剧里那位科隆布探长,就缺那件皱巴巴的大衣了。
    “雪铁龙2CV。”
    “所谓的‘鸭子’?”
    “我喜欢这种车,开起来真棒。”
    “可以到处找到停车处,不必担心被盗。”
    “这话什么意思?”胡伯特生硬地问道。作为法学家,他不爱听这种不中听的话。
    赖伯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上衣口袋。“对盗车贼我们可是有经验了。波兰团伙和罗马尼亚团伙专门干这个,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亚洲人盗车,亚洲人有别的专长。被盗的是中档车,但主要是高档车,奔驰、宝马、奥迪、富豪、凌志、阿尔发一罗米欧、保时捷、美洲虎……这些车值得偷,运出去也值得。但是从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辆‘鸭子’被职业盗车贼偷走的事。现在居然有个亚洲人要偷小‘鸭子’?”
    “您是说,我儿子罗伯特在撒谎?”胡伯特又火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我要对您提出投诉。我儿子被打成重伤,而警察却怀疑他的陈述。我们这个德国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爸……”罗伯特安慰地抬起手说,“你别激动,我还活着,车子还在……咱们应该高兴。”然后问赖伯,“下一步怎么办,探长先生?”
    “您明天上我办公室来,做个记录。”
    “我儿子在彻底康复之前不会出家门!”胡伯特指着医生说,“海梅斯大夫会出证明的。”
    “别这样,爸。”罗伯特对赖伯点点头说,“没有那么严重。我明天上您那儿去,探长先生。”
    赖伯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离开了哈比希的家。他的陪同者在汽车里对他说:“嗨,这位处长先生真够呛。要是他投诉你……这笔墨官司够你打的了。”
    “他决不会的。我了解这种人,警察队伍里也有,发一通牢骚,完了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最好的办法是,装聋作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彼得,你不相信这个罗伯特?”
    “他的叙述不寻常,不符合我们有关盗车案的经验,更别说是有关有组织犯罪的经验。”
    “也许是个单干的。”
    “有高档车不偷,去偷一辆‘鸭子’,这人不是有毛病吗?还有什么功夫!职业盗车贼只会悄悄地往黑暗里一逃了之。他的说法肯定有问题。谁知道这孩子想隐瞒什么。等明天再说,明天他父亲不在场,看我把他的话全套出来。”
    然而在第二天,罗伯特仍坚持头一天的说法,他父亲没来,是海梅斯大夫陪他来的。这对赖伯来说正好,他听了医生的报告和受伤情况,做了一份记录,让罗伯特签字,然后把记录放进了一个文件夹,让它今后几年吃灰尘去。
    罗伯特和海梅斯大夫走后,赖伯说:“有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不是什么袭击,也不是什么功夫!医生所列举的伤势,根本不是功夫所造成的。这孩子跟人打了一架,事后编了一套被袭击的故事来保护自己,敷衍自己的父亲。对我们来说,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让我恼火的是,我们老得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片!”
    波兰人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被害一案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没有任何线索,任何疑点,任何突破口。卡利尔是一名普通的旅游者,令人注意的只是,他被人用一种亚洲人的方法——用个细钢丝绳套——勒死了。
    在波兰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显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死者住在华沙以南一座名为瓦尔卡的小城,职业是药剂师,单身,无前科,表现良好,有自己的小楼房,不令人注意,是个老实巴交的公民。至于他吸食海洛因,看来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钢丝绳杀死他呢?
    沃特克有个大胆的设想:“此人46岁,未婚,可能是个同性恋者……因此是同类相杀。”
    “大白天在公园里,用钢丝绳套?”
    “我们知道,男妓中间有许多亚洲人。”
    赖伯在沃特克放还档案之前又把它翻了一下说:“我倒是注意到了另外一点。”
    “他死之前吃了青豆炸猪排?”这是典型的沃特克的评论。经常同杀人犯打交道使他有点玩世不恭。
    “卡利尔是个药剂师。”
    “你更希望他是个妇科医生,是吗?”
    “药剂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
    “你的意思是……”
    “只是一个想法,通过药房贩毒,这倒是个不令人注意的办法。”
    “这么说来,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的死者其实是你的死者,你拿去按你的路子办吧……”
    “那个说从波兰运来海洛因的电话;那个新挤进市场的越南人团伙;那个被人用亚洲方式杀死的波兰药剂师,把这一切联系起来,难道看不出点名堂吗?”
    “这是个初见端倪的大胆设想,亲爱的。”
    “但毕竟有了轮廓。”
    “轮廓能带来什么呢?”
    “事物的内在联系。”
    “关键在哪儿呢?”
    “不知道。”
    “祝贺你,你差一点就把案破了。”赖伯对沃特克的讥笑并不介意,他知道这并没有恶意,而是友好的鼓励。
    赖伯说:“应当仔细看看在瓦尔卡的那家药店。”
    沃特克说:“真了不起。”
    “什么了不起?”
    “你居然能记住那个犄角旮旯的名字!要是我们让波兰当局参与破案,你看会有什么结果?”
    “不会有多大收获。”
    “那就算了。另外,海洛因不可能在地下室里生产,更不可能在瓦尔卡生产,而是来自金三角或者哥伦比亚,是纯度或高或低的制成品。嗨,这些还用对你说嘛!”
    “药剂师可能会制做可卡因,首先是做LSD①,还有……摇头丸。”赖伯忽然拍了一下脑门,“我真笨,怎么没早想到呢!摇头丸嘛——时髦毒品,青年人的追求,大名鼎鼎的大力九!任何一个药剂师,任何一个略有小技的化学师都能做摇头丸!任何一个化验员都能配制这样的鬼玩意儿……”赖伯越说越激动,又把死者的档案拿了出来,“初见端倪的设想这下清楚了:一名药剂师从波兰来到慕尼黑,被人杀害了。是亚洲人杀的吗?是不是争权夺利,海洛因对摇头丸?我们知道,某些种类的摇头丸是从波兰走私入境,悄悄地散布开来的。那么现在摇头丸是不是已经开始干扰亚洲人的毒品市场了?我的天哪,要真是这样的话……”
    ①Lysergicaciddiethlamide,麦角二乙胺。
    “怎么样?”
    “那用不了多久,我们这儿就会爆发真正的团伙大战,你那儿就会尸积如山。那些人残酷无情,用个把钢丝绳套简直太小意思了!”
    “你准备怎么对付?”沃特克问道,虽然他已料到赖伯会怎么回答。
    “跟以往一样,等着瞧!”
    “哪你刚才说的全是废话!”
    “摇头丸的圈子分布很广,圈内情况极为复杂。摇头丸加上‘技术音乐’②,如今是迪斯科舞厅里压倒一切的话题。我们已经在校园里抓到过散发摇头丸的人,他们把药丸送给13岁以上的孩子。谁吃了第一粒,就想吃第二粒。第三粒,于是陷入依赖。散发者的简单手法就是:送给你吃三粒,你就成了新的老主顾!”
    ②Techno-Musik,一种使用电子计算机作曲的、节奏极强、音量极大的跳舞音乐,90年代兴起于德国。
    “然后呢?”
    “然后没事儿。那些散发者也是青年人,有时候比顾客还年轻,因而不能判他们刑。他们有固定的住址,也就是父母的家。父母一无所知,也许会把孩子揍一顿,但管什么用呢?这些小歹徒和黑手党、三合会的大同事们一样,也是守口如瓶,不说来源,不说姓名,不说地址。即使供出一个人,那人也不过是个散发者,什么都不说,又得从头做起!我们找不到供货者和生产者。经过多次审问,我们只了解到一点:绝大多数药丸是一车子一车子地来自波兰和捷克,可以做上百万的生意。在黑市上每100丸一卖,每丸7.5芬尼买进,转手再以43芬尼卖出去,能发大财。如果药丸里加进海洛因——波兰货就是如此——价格可以大大提高。据我们估计,单单在慕尼黑,每个周末可以向青年顾客售出多至10,000粒的摇头丸,营业额将近5,000马克,每粒卖43到60芬尼,每个青年人都买得起。与此相比,海洛因成了奢侈品,每吸一次要花100多马克!所以可以推论,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市场在缩小,摇头丸的市场在扩张。也就是说,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必须适应新情况,黑手党、三合会那种大的‘康采恩’必须争夺新的市场,他们要消灭迄今来自波兰、捷克和荷兰的供货者。那位可怜的旅游者、来自瓦尔卡的药剂师卡利尔就是其中之一。”
    沃特克说:“有道理。这家伙就归你了。你这么一说,我们的法医研究所得多添置一些冷藏柜才是。”
    赖伯说:“大可不必。多半是无名死者,不会有家属来认领。”
    “而对你来说,是老对手使用新手段喽。”
    “这也有好处。目前的摇头丸市场十分混乱,哪儿来的药丸都有。要是黑手党和三合会控制了市场,他们会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这样我们就能认出他们,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地行动。”
    “你的乐观主义真是到家了。”
    “我亲爱的特奥……”赖伯挤了挤眼说,“要是连这一点点希望都没了,那还要我们干吗?希望是我们每日的粮食。”
    对胡伯特来说,在刑警第十三科作完记录后,他儿子罗伯特遭袭击的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在干了快二十年的默默无闻的官员工作以后,要利用这次机会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
    哈比希处长给他的上级局长打了一份报告,题目是:《外国人犯罪对居民的危害》。报告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可单是一名高级官员的儿子被亚洲人打成重伤这一点,就足以令人重视了。
    胡伯特-哈比希要求慕尼黑刑警通报此案的情况,他向上级反映了他家里发生的事,并用小心翼翼的措词指出德国的移民政策过于宽大。他认为,德国警察人员不足,薪水太低,装备欠缺,而同时却把成千万的税收用在申请避难者身上。社会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一名妇女如果在晚上一个人去树林里散步,就跟自杀差不多。胡伯特没敢发表更加尖锐的言论,因为作为一名德国的官员,无论他如何批评政府,他终究还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公仆。正因如此,德国官员的退休金的丰厚,是任何其他职业望尘莫及的。
    当然,哈比希报告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短期内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但人们告诉他说,报告里讲的都是事实,人所共知,连最高层人士也知道;还说他本人也清楚,修改法律需要有议会的多数票,而表决时总是败在反对党的手里,反对党对政府的提案原则上持否定态度;还说这固然不合理,但毕竟是民主,而德国是个民主国家,还要成为这方面的楷模。
    对此,哈比希没有异议。他认为,怀疑民主制度等于是剖腹自杀。所以他的感觉是,自己说了实话,但没有动摇国家的大厦。他现在认为,他儿子罗伯特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与父亲不同,罗伯特暗自庆幸,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他急中生智的谎言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唯一的后果是,他父亲做出了一个要命的决定:从此以后,由他开车送罗伯特去君士坦丁街补习数学,两小时后再去接他。罗伯特向他的好朋友坦白了他是在哪儿“补习功课”的。
    盖哈德不解地问:“你从来没有跟她睡过觉吗?”
    “没有,就是没有!”
    “简直不可思议。你搞到了一个吧女,而不把她撂倒?罗伯特,你有点不正常!你要干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会像我这样的……”
    “那当然,毫无疑问!插上刺刀,往前冲啊!”
    “她可不是婊子!”
    “你肯定吗?”盖哈德给他倒了一杯加酒的可乐,“罗伯特,你试试看摸摸她的胸脯。”
    “你们这些个王八蛋!”罗伯特站起身,推开了可乐,“你们不了解乌丽克,她不一样。”
    “难道她是个同性恋者?”
    “跟你说这些毫无意思。我就求你一件事:我父亲要是问起我,你就告诉他,我一直在你这儿补课。”
    “我保证。可要是你数学考了个五分①,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①在德国学校五分是最低分,一分是最高分。
    “你就说,在数学方面我是头笨牛。”
    “在搞女人方面,你也是头笨牛!”
    胡伯特晚上开车接儿子时总要问问:“怎么样,孩子?”
    “不行,爸。”罗伯特望着夜幕下的街道,好像每一座楼的门窗都在嘲笑他,“我能理解巴赫的赋格曲,但理解不了数学。我看这改变不了了。”
    “有意志就有力量嘛,或者说:有志者事竟成。”
    “爸,那是格言。”
    “孩子,那是古老的智慧,生活的知识,我一直是按照格言行动的。”
    “我永远不想当什么处长。”
    “这我知道,你母亲已经把你看成第二个钢琴大师李斯特了。不过这还没有下定论呢。”
    罗伯特沉默了。他心里想:爸,你错了,说不定现在早就是木已成舟了。你们没有看见乌丽克跪在我身边,用餐巾为我止血,大骂萨尔瓦多,把我抱在怀里,这一切你们都没看见。我爱她。关于我的未来,我只知道这一点。
    10天以来,罗伯特的母亲悉心照料他,好像他被人打得粉身碎骨似的。她一直在他身边,一会儿为他抹药膏,一会儿让他喝可可。他有时婉言推却,说他不疼了,已经康复了。而母亲则说:“别吭声!当妈妈的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病。我看你就是有病。”她就差给儿子喂饭和擦嘴了。
    在这10天里,罗伯特有父亲开车接送,着实地攻了一番数学。同时,他在同班同学中间大受佩服,因为他们谁都没有遇到过有功夫的人,他们只是在影视作品里见过李小龙式的人物,罗伯特大难不死,真是奇迹。
    更重要的是,在这10天里,罗伯特体会到他多么需要乌丽克。他日益不安,思潮起伏,不知现在乌丽克怎么样了?她不是威胁过萨尔瓦多吗,他对她怎样,打她了吗?想到这些,罗伯特都快疯了。他老在想一个问题:乌丽克为什么要在这家酒吧工作?为什么不找个别的活儿干?那种环境对她有什么吸引力?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在其他职业方面显身手的机会不多的是么!
    这些天来,罗伯特越来越沉闷,乖僻,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渴望。对盖尔达来说,这证明儿子仍在受袭击后遗症的折磨,胡伯特也同意这个看法。一天晚上,两口子在床上谈起这个话题。胡伯特略带遗憾地说:“罗伯特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他更具有艺术家的性格,可惜。”
    盖尔达讥讽地说:“难道你盼望他成为一名拳击师吗?”
    “你老是走极端!”胡伯特决定不再同太太进行这种徒劳的讨论,“这事在罗伯特身上影响就是要长久一些,但也更深刻一些。”
    胡伯特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得到证实。
    罗伯特脸部恢复正常,身上乌青消失以后,决定再去摄政王游泳池找乌丽克。如果说在酒吧以外的地方能见到她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是在体育场。
    而她真的在那儿!
    同第一次相遇一样,她仍躺在游泳池边上晒太阳,这次她穿了一条红色的小裤衩,戴着极其省料的乳罩,一头闪闪发亮的乌发,她真美,美得难以形容。
    罗伯特从跳台后面久久地注视着她,他目光流露出来的不是欲望,而是敬佩,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直到乌丽克坐起身来,他才出来慢慢朝她走去。
    她看着他走来,但没有蹦起来或打招呼,没有做出任何姿势表明她发现了他。她坐着不动,直到他站在她的面前,才向他伸出双臂,说:
    “你来啦,好啊!”
    “你也来啦,多好。”罗伯特的声音完全变了。他在乌丽克身边坐下,她用双手摸他的脸和肩。
    她问:“你好吗?”
    “你看,没有痕迹了。”
    “我真为你担心。”
    “我也为你担心。”
    “没有人敢碰我。你为什么没来?”
    “上哪儿?”
    “上这儿来。我每天都等你来着。”
    “我没想到。我父母把我当重伤员对待,没人搀扶不许走动。”
    “你父母很好,是吗?”
    “太好了,有时反而成了束缚。我永远是他们的孩子。”
    “也许我在童年时期就长大了。你干吗不给我打电话?”
    “往哪儿打?往酒吧打?你从未告诉我你的私人电话号码。”
    “哦,天哪,你还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只知道你在施瓦宾区有一套住房,有一只猫名叫罗莉,你开一辆小菲亚特车。”
    “这已经不少了。”她笑了起来,“再补充点吧,我住在阿格内斯街,一套两居室,带厨房、卫生间,有阳台,早晨有太阳。这就齐了。”
    “电话号码呢?”
    她说了一个号码,罗伯特重复了六遍,直到记住。他笑着说:“我记不住数字,你信不信,我现在连我父母的电话号码都说不上来,我就是记不住。不过你的号码我记住了,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
    “一会儿?”
    “在你为去酒吧而化妆的时候。”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让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罗伯特坐着看她,小心地拿起她的左手放在自己膝盖上。她的手形状很美,指头又细又长。罗伯特想,这是弹钢琴的手,既能在键盘上飞舞,又能抚摸人的身体。
    他突然说:“我爱你。”
    她睁开眼睛,但姿势不变地说:“不许你再说。”
    “我要说上千万遍,我爱你。”
    “这是你一生中最愚蠢的话。”她用双肘支起身子,甩开脸上的头发,“再蠢不过了。”
    “就因为你比我大15岁吗?”
    “倒不是。”
    “因为你是吧女?因为我不想知道你过去的生活?我爱的不是过去,而是今天,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它在哪儿?我以为你是个有逻辑思维的人……可是你现在说的话毫无逻辑。”
    “你不也爱我吗?只是你没说而已。”
    “我喜欢你,这和爱可有很大的区别。”她拿起宽边草帽戴上,似乎要在两人之间造成一点距离。“咱们去喝杯可乐吧。”
    “乌丽克,最近10天我想了许多事情……”
    “许多错误的事情。”她站起来,把浴巾叠好夹在腋下,准备走了。罗伯特把她拉住。
    “乌丽克,你在说假话。对不起,可你确实是在说假话……”
    “罗伯特,干吗要把事情复杂化呢?就像现在这样不好吗?”
    “这不是长久之计。”
    “长久!什么叫长久?”她笑了一下,跟罗伯特以前听到的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冷峻的笑声,“长久是个可怕的字眼,听起来像是枷锁!我恨枷锁……我这个人崇拜自由,对我来说,长久就等于死亡。”她对他摇摇头说,“罗伯特,你再也别这么说了。今天就是今天,是我们的时光,没有更多的意思。”
    喝完可乐以后,乌丽克急着回家。罗伯特送她上汽车,当她打开车门要上车时,又转回身来在罗伯特的额上吻了一下,然后坐进车去,关上车门,启动马达。罗伯特敲打着车玻璃,叫道:
    “对,你是在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我感觉到了!你干吗要逃避啊?”
    那天晚上罗伯特没有去补习数学。他的朋友带着女友伊萨贝勒到音乐厅听摇滚音乐去了。罗伯特在家弹钢琴。盖尔达又抬起头来听,而胡伯特则在拿着放大镜欣赏他新买到的邮票。
    盖尔达兴奋地说:“你听,你听啊!”
    胡伯特感到乏味:“我知道,他弹出来的肖邦像是青年贝多芬。”
    她纠正他说:“他弹的是李斯特。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温柔的李斯特。”
    “到底是弹得好,还是不好?”
    “跟你实在没法谈!”她瞧不起地问,“你知道李斯特吗?”
    “他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岳父。”
    “总算还知道一点……”
    盖尔达靠在椅子背上,倾听着儿子的弹奏。
    冯-格来欣很少去托斯卡纳酒吧,凡是去都是为了视察工作,看看是否一切按他的规定运转。他都是突然袭击,事先不告诉,但萨尔瓦多并不害怕,他管理的托斯卡纳酒吧是一家模范酒吧。
    这天晚上冯-格来欣也找不出可挑剔的地方。酒吧客人很多,后面的小房间只剩下两间空着,不过时间还早,刚过10点。
    他问:“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萨尔瓦多摇摇头说:“没有。”
    在他看来,同乌拉的年轻恋人的冲突不算回事儿,那小子接受了教训,没有告状,故而警察也不来问。至于有个姑娘被一名失望的顾客打了一顿,那也不值一提,没什么了不起,是家常便饭。
    冯-格来欣很快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让乌丽克上他那儿去。萨尔瓦多用警告的眼光目送乌丽克去办公室。
    冯-格来欣对乌丽克说:“您看上去很好,晒得黑黑的,充满活力,不像三十多岁的人。”
    “看来您还得学学怎么说恭维话。”她顶了一句,但也没有责备的意思。
    “您看上去很幸福,您爱上谁了?”
    “冯-格来欣先生,您认为我有这种可能吗?”
    “谁能看透一个女人的心呢?”他换了个话题说,“事情开始了……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该动手干了。”
    “什么?”乌丽克莫名其妙。
    “我雇您的时候说过,我会让您干大事,我要创作一件艺术品……”
    “记得记得,我差点忘了,可至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一切都需要有个成长过程,现在已经成熟,咱们该摘果子了。”
    “您准备出一本诗集吗?”
    “明天晚上有三位客商来访,从波兰来的,我希望您对他们格外关照……”
    “一下子三位?我还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乌丽克,别开玩笑了!不是要您躺着为他们服务,只要求您格外热情一些,您能做到的话……”
    “我会甜得像蜜一样……”
    “这几位先生很重要。”冯-格来欣点燃一支雪茄烟,呷了一口爱尔兰威士忌说,“乌丽克,有件事我要对您说。”
    “干吗对我说?”
    “因为您是个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
    “这话您已不是第一次说了。”
    “有一笔成百万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