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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风云录》第二章 文字与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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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
    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己有。
    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
    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
    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讨伐他。通过这第一次讨伐,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嫆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
    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
    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
    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
    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讨伐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
    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
    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讨伐。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讨伐。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
    ——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白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
    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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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
    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1895—1963)一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
    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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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
    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
    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
    《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
    那么,存在过的殷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呢?
    从海量的卜辞及其内容来研究,殷王朝是个祭政合一的国家,每件事情都会向上天和祖先求问。有大量的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认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还是他们的头领。殷王根据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说殷是个神国,根据神意而行动的王也就是神圣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虽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持续时间约500年的殷代(《三统历》中为629年,《经世书》中为644年)也曾历经盛衰。《史记》中说,诸侯即各地部族首领,当他们接踵入朝就是盛时,不怎么前来的就是衰时。如果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还带有首领同盟盟主的性质。
    从远祖契受封于商,到汤成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迁都,前文中已提到。汤之后到十九代的盘庚,其间也迁都五次。首次迁都是十代的中丁迁往隞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周边发现了两个青铜器工房,其中一个工房内出土了1000多个铸型。1950年建设新市街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多处遗址。
    龙山文化拥有制造和卵壳一样薄的黑陶的技术,但没有留下制作铜器的痕迹。殷代终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铜制作祭祀用的器具,不过,铜也可以被制成农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革新。
    如果把制造黑陶所用的旋盘看作龙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制造青铜器所用的坩埚。
    迁都到隞的中丁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要迁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没有记录遗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于中丁的记录已经散佚而未能流传下来。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
    ——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史记·殷本纪》中记述如上,说的是家庭内部争斗不休。对比卜辞和《史记》,王名虽然一致,《史记》中却有两处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弄错了。这两处都是九世时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马迁,大概也没到利用卜辞的程度吧。
    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的形状,“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据此,就可推断出殷代也将正式记录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甲骨占卜的是实时遇到的问题,充其量是个备忘录。正式的竹简、木简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时就会消失。而并未受到重视的甲骨却因很难腐坏而保存到了现在,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说中丁时期的记录散佚了,指的应该就是册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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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代王盘庚,被认为是个有能力、有决断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诸侯久不入朝,盘庚决心要让王朝再度强盛。为此,他决定迁都。
    《史记》中记载,殷的人民虽然长吁短叹非常悲伤,但为了让人心一新,恢复建国时的上进,盘庚说服人们渡过黄河南下。盘庚选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现在我们称为殷墟的安阳县小屯村。
    在此之后二百余年间,殷再也没有迁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时期也迁过都,但那是因为河水泛滥什么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之后立刻还都。武乙时期以及之后的卜辞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发现。《史记·殷本纪》把盘庚迁都称为“南下”,如果没有“北上”,就没法把话说圆。
    除了甲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墓里面有很多陪葬的青铜器。据说二战之前进行发掘调查时,还不得不防备前来抢夺出土青铜器的强盗团伙。
    殷代青铜器是世界级的谜题,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类的制造工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稚拙的阶段开始,再逐渐加以改良、洗练,最后攀升到高级阶段。对殷代青铜器来说,并没发现有这样一个先行过程,就毫无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是西亚已经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通过斯基泰人游牧民传到东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郑州出土的工房和铸型比殷墟的青铜器显得稚拙,稳定性也欠佳。看来,殷代青铜器是在中原通过某个适当的阶段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非常有力。不过,郑州也没有发现更早阶段的青铜器,所以“中原起源说”还需进一步证明。
    没有被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甲骨文字,绝不是稚拙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是由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明显已进入表意的阶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可能是写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没有存留下来。用兽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们偶尔在兽骨等利于保存的材料上进行占卜,记录的文字就被遗留下来。也有很多甲骨被钻灼取割纹,却没有上刻文字。
    突发奇想要在甲骨上写入文字,应该把这理解为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否则就会跟研究青铜器一样,也出现其先祖来自西方的看法。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提出了汉字西方传来之说。
    殷代青铜器令人倾倒,比起之后的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即使采用现代的技术,也制造不出和殷代青铜器完全一样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而且绝大多数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仪式,人们和神一起主要以饮酒为乐,可能他们认为在醉酒时的恍惚状态下就能够和神接近。总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饮酒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酒器。虽说这些是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却是毫无疑问的。有些尖刻的中国史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论调,认为殷因酒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