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准是出什么事了，”在进晚餐时安德鲁打破了过长的沉默说，“我猜，出的事还不小哩！”
他停了一下，看西莉亚没马上搭腔，又接着说，“我进门后到现在没听见你吱声，我清楚你的脾气，因此一直没打搅你。不过你如果愿意谈谈，而且需要我的话……那么，我的亲亲，我在这儿等着哩！”
她把手里的刀叉往几乎没动过的晚饭两边一放，转过脸来泪汪汪地望着他。
“啊，亲爱的！我多么需要你呀！”
他伸过手去捂住她的一只手，轻柔地说，“你可别急，先把饭吃完。”
她说，“我吃不下去。”
随后不久，他俩来到起居室。西莉亚一边呷着安德鲁为她斟的白兰地，一边给他叙述这两天发生的事，最后讲到当天下午的事，她没能说服萨姆等人推迟蒙泰尼上市的日期。
安德鲁细心地听，偶尔插问一句，听完后就对她说，“我看没什么别的事你该做而没做了。”
“是没什么别的了，”西莉亚说，“但我得决定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这决定非得马上作吗？何不先休息一下呢？我也正脱得开身，咱俩找个地方去玩玩，”他竭力劝说。“在外面轻松轻松后，你就可以把一切问题彻底考虑清楚，回来时就按你认为正确的去办。”
她感激地笑了。“我倒愿意拖到那时再决定，不过这是不能拖的事。”
安德鲁走到西莉亚眼前吻了她一下，向她保证说，“你知道我会尽力帮你的。只是请记住一点：我一向为你而感到自豪，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我将继续为你感到自豪。”
西莉亚深情地望着丈夫想道：要是风格低一些的人，就会提起他们在旧金山饭店里的那场争论。当时安德鲁在对蒙泰尼有怀疑这一点上不肯让步，对孕妇服用任何药物都同样怀疑。正是那时西莉亚说——现在她才明白那话太伤人——安德鲁对医药问题的看法不是有偏见，就是过了时，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可眼下轮到西莉亚持怀疑态度了。但安德鲁风格高，决不会对她说，“我早就给你讲过吧！”
她思忖，要是把安德鲁的处事准则应用于目前的尴尬处境，她该如何作出决定呢？
根本不用问。她是清楚的。
她也记起多年前有人给她提出的忠告。
“你具备某种东西：一种判断是非的天赋，一种本能……利用你的天赋，西莉亚……当你掌权时，要坚定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不要让风格低的人劝阻你……”
一回忆起伊莱·坎珀唐，她心潮澎湃了。许久以前，费尔丁-罗思这位总经理临死时，还在肯布尔山湖湖畔的寓所里对她讲了这番话。
安德鲁问，“还要白兰地吗？”
“不要了，谢谢。”
她喝完杯里的酒，迎着安德鲁的目光，毅然决然地说，“我决不参加蒙泰尼的推销了。我要辞职。”
在费尔丁-罗思整整二十四年里，这是她最痛苦的决定。
西莉亚给萨姆的信是手写的，很简短。
我个人以最深切的歉意辞去费尔丁-罗思公司药品销售部主任职务。
此信将结束我同公司的一切关系。
理由你已尽知，似毋庸赘述。
我愿表明，在为公司服务的岁月里，我一向心情舒畅，受到特殊关照。
在诸多特殊关照中尤为重要的是你的支持与友谊，对此我过去和现在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我离去之际并无怨恨。祝愿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及其员工万事如意。
西莉亚把信送交总经理办公室，半小时后她本人也进去了。她立刻被带进里面萨姆的房间。身后的门轻轻关上了。
萨姆从阅读的文件上抬起头来，面容严峻，声音冷淡。“你要求见我，为什么？”
她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我在公司工作多年，大部分时间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觉得不能撒手就走……”
他打断她的话，带着她从未见过的狂怒神情说，“可此刻你偏偏就是这么干！撒手就走，撇下我们大伙儿，撇下朋友、同事和依靠你的人。在最最艰难的时刻，在药品上市的重要时刻，在公司需要你的时刻，你却不顾信义地一走了事！”
她争辩说，“我辞职跟忠诚、友谊毫无关系。”
“显然是这样！”
萨姆并没有请她坐下，她也就继续站着。
“萨姆，”她恳求说，“请你理解！我不能，我就是不能，帮助去推销蒙泰尼。这是良心问题。”
他反驳说，“你叫它良心，我可以有另外一些叫法。”
她好奇地问，“另外一些叫法，能举例吗？”
“比如，女人的歇斯底里；又如，不懂装懂地自以为是；出于怨恨——没按你的办就一走了事。”
萨姆怒目圆睁地讲下去，“你的所作所为，跟胸挂标语牌在街上游行的女人，跟手挽手连成人墙的女人有什么两样？事实是你上当了，让那无知的坏女人斯特夫利愚弄了。”
他指了指摊在桌上的当天《纽约时报》，翻到载有莫德·斯特夫利博士声明的一条新闻。斯特夫利也了解到在法国和西班牙出生了两个畸形婴儿，正利用这事为她发起的推迟蒙泰尼上市的活动服务。西莉亚先前已读过《纽约时报》上的这篇报道了。
“你刚才讲的不是事实，”西莉亚坚持说。“我并没有上当。”她决心不理会他那种无聊的反妇女的论调。
仿佛压根儿没听到西莉亚的否认，他嘲笑说，“得，我想你要到斯特夫利一帮人那儿去入伙啦。”
“不，”西莉亚说，“我不会到任何地方去入伙，不会去见任何人，也不会去讲我离去的原因。”她以尽量通情达理的口气补充了一句，“昨天我毕竟已经承认，我大部分想法凭的是直觉。”
她从没见过萨姆情绪这么恶劣。尽管这样，她还是决定再求求他，最后再试一次。
西莉亚说，“有件事我想提醒你一下，你曾给我讲过几句话，那时我刚在伦敦聘请到马丁·皮特-史密斯。”
今天一早，她在考虑同萨姆的会见时，记起了当年萨姆对她讲过的话。
那时萨姆聘请马丁失败，是她设法使马丁进了费尔丁-罗思。事前，萨姆曾告诫她不要向马丁提钱的事，西莉亚没有理睬，可后来倒正是靠了钱才使马丁心头的天平倾斜了。身在博恩顿的萨姆在电话里得悉这消息时，对西莉亚说，“今后的道路上，如果在重大问题上你我的判断不一致，我允许你提醒我这件事。因为这次是你的判断正确，是我的判断错误。”
现在她提醒他了，可就像是在对一座冰山说话。
“尽管你这么说，”他厉声说，“我可不记得。但就算有这么回事，也只能证明你的判断如今已完蛋了。”
突然，一阵巨大的悲痛使她异常冲动，以至于张口说话都有困难，好不容易才说出了“再见，萨姆”。
他没有理她。
回到家里，西莉亚想到离开费尔丁-罗思竟那么简单，似觉异样。她只是把办公桌上自己的东西理掉，对她的秘书和另外几个人说声再见就驱车走了，她道别时有人还流了泪。
她想，这次突然离职，从一方面看有点考虑不周，但从另一方面看又必须这样。近几个星期以来，西莉亚的工作重心便是蒙泰尼上市一事。既然这项工作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干下去，再干就失去任何意义。再说，她的部门里一切井井有条，因此，必将接替她的比尔·英格拉姆接手时，几星期后可立即顺当地着手工作。
想到这里，她联想到自己再也不会升任公司的副总经理了——一个眼看到手的奖杯——这是件揪心的憾事。但是，她提醒自己，这憾事将伴随她一生，她得学会习惯它。
安德鲁这天给西莉亚打了两次电话，先是打到办公室，后来打到家里，得知她已辞职，他就说将早些回家。他回来时正赶上西莉亚准备好的午茶。
这种经历对她还是头一次。她想，今后她将经常干这类事了。
两口子见面时亲热了一番。
随后不久，安德鲁一边抿着茶，一边轻柔地说，“你需要休息休息，别老是作什么决定了，因此我已为咱俩决定了几件事，其一就是你我将享受一下生活。”
他拿出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我回来时路过旅行社，停车去办了我决定的另外一件事。我们去旅游一番。”
“去哪儿？”
“到处都去，作一次世界旅行。”
她举起双手。“啊，安德鲁，你真棒极了！和你在一起就是一种安慰。”
“等咱俩在船上，在旅馆里过上半年之后，希望你还能这样想。”他从信封里抽出一些小册子。“我看，咱俩先飞往欧洲，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咱俩无论谁感兴趣的别的地方逛逛。然后乘船穿过地中海……”
尽管西莉亚情绪低落了好几天，这下子来精神了。周游世界的事他们常议论，但总模模糊糊地把这看成是将来的事。她寻思，那么何不现在呢？难道还会有更合适的时间吗？
安德鲁——她深情地注视着他那股小男孩般的热心劲儿——正在把他们的想法说得活龙活现，“我们应该去埃及、以色列，然后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停一下……印度自然要去……日本必须去，新加坡也一样……我门还得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在内……”
她说，“这想法妙不可言！”
“我还有件事得办，”安德鲁说，“就是为诊所找位临时替代的医生，在我外出时帮帮忙。这事多半要个把月才能安排好，那样我们在三月份可以出发了。”他俩都知道孩子方面没什么问题，因为莉萨和布鲁斯暑期都要出外打工。
他们在继续交谈。西莉亚明白今天的痛苦必然还会回来，或许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不过眼下有安德鲁的慰藉和鼓励，她成功地把它抛开了。
那天晚上，安德鲁问她，“我知道问得早了点，不过既然你脱离了费尔丁-罗思，你有没有想过今后怎么办？我看你不会永远待在家里的。”
“不会的，”她说，“我肯定不会那样。至于别的，我真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需要时间想一想——亲爱的，你不是正在给我时间吗？”
那天夜里，他们恩爱一番，虽然并不狂热，却也温存甜蜜。西莉亚从中获得了宁静。
辞职后的几个星期，西莉亚信守诺言，对她离开费尔丁-罗思的原因没有公开发表什么声明。毫不奇怪，她辞职的消息很快就在制药行业里传开了，商业界的报纸也知道了。但许多人的好奇心没得到满足。《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纽约时报》都给西莉亚打电话，要求她接见，她一概拒绝了。对自己的或安德鲁的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她也客客气气地避不作答。
西莉亚只向莉萨和布鲁斯吐露详情，而且这还是在安德鲁的敦促下干的。他对她说，“你应该向他们讲。孩子们跟我一样钦佩你；他们理应搞清楚他们继续钦佩你值不值。不应让他们蒙在鼓里胡乱猜想。”
这就意味着西莉亚要专程到他们那里去。去斯坦福找莉萨；去波茨敦找已是希尔中学三年级学生的布鲁斯。这也是散散心，对西莉亚有好处，她不再像以前忙碌紧张了。手头的时间多得有点难以支配，对这一情况的适应颇不容易。
莉萨对妈妈很同情，但她很实际。“妈妈，你要找别的事干，不管是什么事都重要。但是眼下最好的事莫过于你同爸爸去世界各地旅游。”
但是，把当前处境总结得最恰当的还是布鲁斯。他具有一种超越他年龄的敏悟。他说，“妈妈，只要你觉得坦然……反正事情现在已经过去，只要你确信你做得对，那才是最最重要的。”
跟两个孩子谈后，西莉亚断定自己是坦然的。在这种心情下，三月初的一天，她和安德鲁一道由纽约飞往巴黎，开始了他们那“把一切全抛在脑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