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次日下午，我还未及登程，就看到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的号外。他再次代蒋受过，出国考察。当晚我赶乘火车回旅部，向缪流报告会见张学良的情况以及他的指示。但是，关于张学良对热河抗战的命令也就无从传达和执行了。
原来，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之际，蒋介石乘专车从武汉到了石家庄，约张学良晤谈，要求张学良下野以缓和国人强烈要求抗日的空气。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晨，张学良乘车到保定，宋子文由石家庄先来。张学良在宋子文的专车上密谈约三十分钟，下车后曾向同到保定的端纳、王卓然转述宋子文的谈话内容：蒋介石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受到全国人民的攻击。中央更责无旁贷，蒋介石首当其冲，正如二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由于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躲避风浪，可免同遭沉殁。待风浪平静后，下船的人，便可上船。张学良向宋子文表示：当然他先下去。并请宋子文转告蒋介石，不必烦心。
同日下午，蒋介石的专车开到保定，与张学良晤谈，和宋子文所讲一样。并告张学良，他已同意张学良辞职，过不久仍可再起。张学良慷慨答应，于是通电下野。并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统率，总数二十余万。
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代行张学良的职务。同年五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那里驻军。这样，就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了。
两年后，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又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调集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蒋介石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让何应钦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举行谈判，于同年六月，签订了秘密的《何梅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制止河北省的反日运动等。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协定，加强了在华北的侵略势力，大肆收买汉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至此，蒋介石的真正用心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他是逼张学良去位，扫除障碍，以便向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