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烈士不愧是东北军中年轻有为的进步军官，不愧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不愧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光辉的名字和历史功勋，必将永载史册。
我是一九三六年十月，被张学良调到西安去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间，本来张学良因提升一一六师师长缪流当五十七军军长，原拟委我接任一一六师师长。万福麟反对我升任师长，他和缪流背着张学良，把我送到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同时，由缪流去西安见张学良，借口已送我入学，而力保其亲信刘元勋接任了一一六师师长。我到南京后，和一个横行霸道的国民党特务发生冲突，打伤了他，国民党的报纸，用大字标题登着“东北军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张学良得知后，立即电令我回部队。九月间我回到北平，在北平和东北抗日联合会(东北救亡总会前身)商讨筹组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作为东北抗日联合会组织之一，推我任总队长。张学良又于十月间，调我临时到西安张学良公馆服务。他亲自选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工作小组，准备在东北军里建立政治工作。
当时我和宋黎同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一间屋子里，刘澜波经常来，我们谈起一九三四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往事，特别回忆起中秋节时与国民党反动师长们发生冲突的情景。蒋介石讲“安内攘外”，我们就唱反调，说“外攘内安”，蒋介石的嫡系师长骂我们是“亡省奴”，我们就和他们打起来，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最后迫使陈诚出面向我们道歉。
刘澜波当时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显声的秘书。东北军骑兵军军部在西峰，黄显声和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在西安新城坊十五号合租了一套前后院，作为他们的公馆。刘澜波回西安时就住那里。在刘澜波主持下，东北军工委的工作在东北军逐渐深入，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张学良也受到很大影响。在西安，张学良有时中午和我们一起进餐，他曾说：“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消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三千万父老兄弟。”
张学良为了培养青年抗日军官作为骨干，积极改造东北军，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镇办起了一个军官训练团，通称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自任团长。训练团第一期办干部连，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参加训练。为了办好这个训练团，刘澜波和贾陶、解方、栗又文等都参加了这个干部连的训练，并领导了训练团的统战工作。在训练团中，党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地展开了对“攘外必先安内”及“抗日长期准备论”等谬论的批判，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要求。同时组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活跃训练团的抗日气氛。各种活动的积极开展，使训练团一扫旧东北军中颓废落后的习气，代之以生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这一切，使张学良感到格外振奋。一次，他曾满含热泪，痛切地向大家表示：“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道路，披甲还乡”，“抗日是中国的惟一道路”。训练团军官爱国热情的高涨，进一步影响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对后来这两支部队与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久，张学良还在西安城内办起了一个学兵队，由宋黎具体负责。这是我党掌握的一个半公开的短期军官训练学校，目的是培养一批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及爱国知识青年以充实到东北军各部队中去，开展工作。学兵队的组织工作发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为我党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在东北军中又形成了一支新的进步力量。
“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地转变为“逼蒋抗日”。他成立了一个他自任会长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此在整个东北军内迅速渗透和扩大联共抗日的思想。我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刘澜波、车向忱、卢广绩、黄显声、马占山、杜仲远、周鲸文、孙一民、宋黎等都参加了，其中有军人，有学者，有教师和学生。阎宝航没有列名，因为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他被拉去作总书记。阎宝航一心抗日，不过借以作掩护，而蒋介石却沾沾自喜，认为已起分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