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请邱立亭吃了一顿饭，就送他回冀南去了。
十月间，鹿钟麟又通过杨秀峰找黄敬，要我到南宫与他谈判，商谈河北省政权“统一”问题。他当时是冀察战区司令、河北省主席，我那时是冀中行署的主任。鹿钟麟找我就是要搞所谓“统一政令”。事先，我与黄敬商定了谈判原则，即我们冀中行署是受晋察冀边区政府领导的，不能直接接受河北省政府的政令。如果要统一政令，得经晋察冀边区政府同意，我们无权决定。
我去冀南时，正是冀中抗战的黄金时代，可以自由走来走去。我先乘汽车，后改为骑马，到了南宫。首先，我在一二九师见到了徐向前同志，就住在他那里。还见到了刘伯承、朱瑞、宋任穷、杨秀峰等同志，并向他们谈了准备与鹿钟麟谈判的方针。
第二天，鹿钟麟约我到他的省政府去谈判。参加会谈的有他省政府的各厅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架势很大。这些人中我只知道张荫梧，其他人都不认识。另外，申伯纯同志也参加了，当时他在鹿钟麟的省政府里工作，每次会谈后，他都把鹿钟麟的反应和对策及时通报给我们。
会谈时，鹿钟麟首先提出，统一河北省的政令，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加委，并要发公文到各县去。我对他说，我这个行署主任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委任的，我得听晋察冀边区政府的。你想向冀中各县发委任和公文，得首先统一发给我，我再向晋察冀边区政府请示如何处理。我说完以后，鹿钟麟未答言，他的那些厅长、主任们在旁帮腔，其中张荫梧发言最多，也最猖狂。张荫梧当时是河北民军总司令，此人很狂妄，自我吹嘘为“南蒋北张”。他在会上叫嚷，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据。还说他在冀中留有民军，他还要带部队回到冀中去。我驳斥他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说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军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从人民手里收复失地，冀中人民决不答应!”我正告张荫梧：“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我对你和冀中的其他部队可以一视同仁，但随便闯入冀中不行!你随便闯入冀中，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当场把张荫梧顶回去了。这时，我看鹿钟麟面露喜色，说明他们之间有矛盾，张荫梧想取代鹿钟麟，自己当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也早已对张荫梧不满。看到我顶了张荫梧，鹿钟麟很高兴，最后他打圆场说，今天谈政权问题，不谈军事。上午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天，鹿钟麟以请我吃饭为名，约我个别谈话。这一回，他就不再讲统一问题了，而是大谈他以前和红军有关系，他和共产党是老朋友等等。他知道我原是东北军的，又讲他和李烈钧在南京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的情景，说张学良在审讯时，神色自若，侃侃而谈，顶得李烈钧无言以对，草草收场。他想通过说这些和我拉交情，套近乎。饭后，他又对我说，他家在定县小鹿庄，家中有弟弟，请多多照顾。我说，尽量照顾吧。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谈。后来，申伯纯告诉我，鹿钟麟说：“看来吕正操是共产党，不要再想打什么主意了。”
十一月间，张荫梧要到冀中博野来。先派他的副司令王长江、政治部主任张存实(共产党员)到冀中来接洽。他们对我讲，张荫梧要以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名义，带他的三个主力团到冀中博野和张仲翰的博野民军会合。我和王平、孙志远商量后，答复他们说，张荫梧要来可以，但是一定要由我们安排他的驻地和供给，行动要由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张荫梧随便到博野去，那不行!我让王长江电告张荫梧，未经商定以前，不能到冀中来，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之后，张存实又单独找我和孙志远说，张荫梧野心很大，一切组织和行动都模仿蒋介石，以“南蒋北张”自命。他这次来冀中是想抢占地盘，幻想利用他过去的影响扩大实力。张存实同志又向我介绍了张荫梧部队的情况。张荫梧只有三个主力团，自称“核心团”，兵是在太行收容的国民党的溃兵散勇，下级军官多是张荫梧在博野办的四存中学的学生。另外，张存实同志还谈到王长江和张荫梧之间也有矛盾。王长江是保定军校的，有民族感，主张抗日。于是，我和孙志远就找王长江谈，对他讲明，张荫梧要来抢地盘，向人民收复失地，是决不能允许的。要来抗战，就必须接受冀中军区统一指挥，否则不准来，来了对抗战不利。王长江也明知道张荫梧是来争地盘、扩大实力的，于抗战不利，就答应转告张荫梧，未接洽好，暂不要来。并向我表示，如果张荫梧一定要来搞摩擦，他王长江也站在冀中人民一边，反对张荫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