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一日”
一九四一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一倡议，得到冀中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的热烈拥护。这年四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五月。鉴于五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五月二十七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每个群众，每个战士，每个干部，都热切地期待着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的到来。站在抗日斗争最前列的冀中军民，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战胜日本侵略者是充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他们把“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一种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有些连队，为了获得一个好的题材，经过上级批准，选择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打下了敌人的据点。到了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连队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
《冀中一日》全书约三十万字，由二百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汇集而成。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控诉日军残酷的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写武装斗争和我军的生活；第三辑“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第四辑“战斗的人民”，反映群众在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书，是千万抗日军民用血泪写成的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一部杰出的历史文献。
《冀中一日》初版油印二百本，当即由交通员们背着，挑着，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迅速传递到冀中各地。
《冀中一日》初印之后，编委会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做了补写、补选和校正的工作。王林还根据一些人提供的材料，补写了我的活动情况，说我正在白洋淀检查工作，遭遇上敌人的“拉网扫荡”，一天之内受到五次反复合击。后来，朝敌伪据点冲去，才胜利地突出敌人的合击圈。王林所写，事实上是不错的，但时间上显然有误，和我在白洋淀检查工作的时间，整整差了一个月。
补选和校正过的《冀中一日》，还没来得及付印，敌人对冀中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负责这一工作的王林，唯恐自己一旦遇到危险，致使经过大力校正的稿本和补选的稿件同归于尽，就把它坚壁在堡垒户的夹壁墙里。
丢下这个本子，王林就像母亲把孩子寄托在别人家里一样不放心。在反“扫荡”的间隙中，他曾经绕道去查看，不料坚壁稿本的堡垒户受到严重损失，夹壁墙也付之一炬了。
“五一大扫荡”给冀中人民带来了永世难忘的灾难，人们四处坚壁的这部黄色麦秆纸的初印本，也遭到了劫运。
解放后，为寻觅失落的《冀中一日》，文化部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征集工作。一九五一年，河北省文联找到这部书的第一辑。一九五八年，当年主持编审工作的王林同志寻到了第二辑。百花文艺出版社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将这两辑合在一起付印出版。一九五九年秋天，河间县委从一位老教师处找到保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辑。一九六○年五月，当年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士周岐同志，见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四辑全书邮寄出版社。这样，诞生在战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广大的读者见了面。
《冀中一日》中一篇篇短小、朴实、精炼的散文，显示了群众的智慧和创作才能，它真实地表现了冀中根据地斗争生活的整个风貌，表现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时代。
这本书的问世，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一九四一年初版时，子华同志写了“题词”，他说：“《冀中一日》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有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战旗。”
以后，无论是冀中区，还是分区和县，都还发动过类似的一些写作运动，可见“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深远影响。
一九四二年七月，在路西完县张各庄，子华同志又发起《冀中反“扫荡”纪实》征文，号召冀中军民恢复斗志，总结经验。这一工作由冀中军区政治部主持，代理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张庆泰，任征文编委会主任，军区文艺科常征、沈云及《前线报》的安玉良、张锋、曹曲水等任编委。晋察冀边区文联罗东、抗敌剧社的吴畏、洛灏协助工作。火线剧社的同志大都参加写作。
定南县文建会出了一册《血的五月》，也是记述“五一”反“扫荡”斗争的。
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间，六分区在地委书记张逢时的倡议下，号召全分区人民写作《伟大的一年间》，即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自己的见闻与感受。各县党政军民立即响应，不久即纷纷寄来稿件约七百篇。由在分区报社工作的林呐负责选出质量较好的稿件八十来篇，编为三辑：第一辑题为“罪与仇”，主要揭露、控诉敌人“扫荡”和“清剿”时烧杀抢掠等残暴罪行；第二辑题为“点线间”，反映全分区军民在敌人碉堡林立、沟路如网的残酷环境中，坚持战斗，坚持生产、坚持工作的英雄事迹和斗争经验；第三辑题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报道经过一年时间的反“扫荡”、反“清剿”的艰苦奋战，分区军政工作取得的成绩和恢复的情况。这一批极为珍贵的稿件，却因遭敌人袭击，全部丢失。
后来，一九四五年五月，“五一”反“扫荡”斗争两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王林在七地委组织过“伟大的两年间”写作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曾建议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发起过“抗战八年写作运动”。都征集到大批群众稿件，只是由于编辑人力不足和印刷条件所限，最后未能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