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星和李德成把对南线侦察的结果，当面向我和杨得志同志作了汇报，确定冀中领导机关和部队循南线去晋东南。此后，进入行动前的准备。冀鲁豫地区党政军民继续给予各方面的关怀和物质方面的补充，最后还开了欢送大会。黄敬、徐达本和军区卫生部长顾正钧留冀鲁豫地区工作。警备旅、二十七团和一九四年讨伐石友三时留在冀鲁豫地区的原冀中军区十六团的半个团(另一半已去晋东南)共约五千人，沿南线向晋东南开去。
在卫河渡口，既用船渡，也采取徒涉。过河后，安抵天门会的浚县、滑县、汤阴三县地区，当日宿营于胡紫青家所在村庄。我还接见了胡紫青同志。事后，我让原星看胡紫青还有什么要求，原星转达后，胡紫青很受感动。他提出可否给他一点自卫武器和弹药，便给了他十枝马枪和一部分弹药。侦察队两个车子排的车子，过路后难以运行，决定除给冀鲁豫军区侦察队外，还有二十余辆，全部给了胡紫青。
秋高气爽，白天安然无事，当日黄昏后部队出发西去。原星带侦察队走在整个队伍的前面，后面便是沙克的先头指挥所。晚上走到汤阴，从铁道桥底下过的铁路。铁路旁有敌人的据点，驻守的都是伪军，通过关系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过后岗楼上的伪军鸣枪送行，以应付日军。
过铁路以后到处是民团、大刀会，都挂着日本旗，伪军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打枪。碰到两个据点，伪军打枪不让过，我们派韩复东前往交涉通过事宜。韩复东带一个侦察员前往，我先头部队均已占领有利阵地，进行戒备，起了掩护支持作用。一会儿，韩复东回来了，谈好不入村，从村边路过。谁知部队正要行动，忽从右前方另一联庄村打来一阵冷枪，还有机枪扫射，正逢司令部老骑兵班长前来联络，不幸中弹牺牲。部队要还击，没有准许。这时，忽见三架日式轻型轰炸机沿我东侧由北低空南飞，更增加紧张气氛。如强行通过，部队必须从两村之间沿山坡而行，完全暴露向敌面，并受夹击火力。警备旅政委旷伏兆建议，除加强对庞炳勋伪部的战斗警戒外，并由警备旅来对付联庄，部队可绕道而行。于是队伍迅速折返，沿小沙河沟向大山坡爬去。到半山腰处，忽见山脊一线站起不少人，难辨服色。即命原星派出侦察查看，如是我军白手巾挥舞，如是敌人立即还击。部队处于极为不利的地势地形上警戒着。待侦察人员到山顶时，白手巾挥舞，一块石头落地，原来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派来接应我们的一二九师新三旅。胜利会师后，大家非常高兴，互相拥抱。我们已经走了一天一夜，疲惫不堪，实在想睡觉。可是新三旅的黄旅长说，不行，附近就是庞炳勋部队驻地，一定要赶到涉县才能休息。于是我们又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涉县。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亲自来接我们，见面之后，刘伯承同志对我们顺利通过敌占区、封锁线，表示庆贺，并请我们在一个山上的庙里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丰盛午餐。
转天，彭德怀同志来看我们，和我亲切握手，并坦率地说：“第一个电报对情况估计不足，是我的错误，让你们绕了这么大圈子，路上辛苦了。”彭德怀同志热情、坦率的一番话，把我们一路上的劳累，驱散得无影无踪。
我们在总部期间，向北方局、总部汇报了冀中“五一”反“扫荡”、两面政权以及我们的策略、经验教训和冀中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光辉事迹等。
总结这一段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一、在敌人以优势兵力四面出击合围的情况下，我军避实就虚，不和敌人硬拼，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是正确的，必要的。我六、七、九分区部队转到外线，基本上没受损失；八分区、骑兵团、抗大三团、三十二区队等单位，没有及时转到外线，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抗三团的副团长王洗凡和六分区的团长张子元投敌了。二、敌人此次作战，是从多路出击围攻我根据地中心地区，我军区的行军路线则专走县与县交界、军区与军区交界，河流与公路、铁路两旁，这些地方敌人守备力量薄弱，往往不为敌人注意，不易形成包围圈，不致四面受敌。三、加强侦察情报工作，准确地了解敌情，作出机警敏捷的决定；严格保密工作，在四五十天的反“扫荡”中，几乎是夜夜行军，风雨无阻，长距离折角转移，使敌人摸不到我军的影子；在掌史战斗中，敌我激战竟日，使敌不知道我是什么部队；五万强敌的“铁壁合围”，也是枉费心机。四、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
在反“扫荡”中，敌人虽然占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我以隐蔽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往往以少胜多，消耗其有生力量，使敌人付出重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