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消灭了高阳旧城敌人“突击示范”的主力，击毙了小队长加藤及大部分日军，俘虏了二百多名伪军。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枝，掷弹筒两个，还有一些其他战利品。消息传遍高阳、任丘两县城乡，群众杀猪宰羊慰劳子弟兵。参战部队受到九分区通令嘉奖。
西良淀战斗后，四十二区队在高阳、任丘县区游击队的配合下，相继在高阳八果庄、季朗村，伏击和化装袭击日伪军。特别是一九四四年旧历大年初一，在小苟各庄一带，将驻州的小九保和四十多名日军全部歼灭。敌人在高阳、任丘“突击示范”的计划被粉碎，所谓“新国民运动”也就彻底破产了。
一九四三年八月间，中央来电调我带冀中军区六个主力团去延安。到晋察冀军区时，聂荣臻同志告诉我，他将和我同行到延安开会，留程子华同志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冀中军区机关和晋察冀军区合并。同年九月初到达晋西北兴县时，贺龙同志在那里等我，告以中央电令我留在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我调离冀中后即留在晋绥军区。不久从太原敌占区得到的日本报纸刊载：日军活捉吕正操。我曾打电报询问此事，原来是在一次反“扫荡”中，于权伸同志过河时脱下的棉鞋，被敌人拣到，即扬言为“活捉了吕正操”。当年长驱直入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竟落到如此愚蠢可悲、自欺欺人的地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边区划分为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即冀晋军区、冀察军区、冀热辽军区(即冀东军区)、冀中军区。九月，晋察冀军区下达了恢复冀中军区的命令，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治委员，李志民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沙克同志任参谋长。十月，冀中区党委正式恢复，林铁同志任书记，金城同志任副书记。恢复冀中行署，罗玉川同志任主任。恢复后的冀中区党政军机关，领导冀中军民扩大解放区，大力发展冀中主力部队，在一九四五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离开冀中，真是恋恋不舍。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我对那里的人民，对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怀念的。同时，也深深怀念死去的战友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好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领导冀中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我虽然不是冀中人，但是我一直把冀中当作自己的家乡。我对冀中父老，一直念念不忘，至今听到冀中的乡音，还是感到格外亲切。我在冀中这块土地上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有十年之久。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我和冀中的父老兄弟姐妹情同骨肉，亲如家人。那些年，我经常骑马往返经过各村，男女老幼都把我看成自家人。有的老大娘端着碗水，拦住马，不喝就不叫过去。有的村子出大枣，又红又脆，房东老大娘亲手一个个摘下来送给我，要付线，老人家就说：“动员了吧(捐献了的意思)!”这类事情多得很。每当我回忆起来，总是有一股暖流涌过心头。
抗日战争期间，冀中人民流血牺牲，所受灾难极其深重。广大群众经受了战火的严峻考验，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作为在冀中工作过的老同志、幸存者，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把冀中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写实、写准、写真、写好。在回忆总结中教育自己，传之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