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夜晚，我军攻击汾阳外的重要据点协和堡。先以奇袭，纵深强攻，猛冲进碉堡把敌人杀死，把武器夺过来。两个受伤的日军做了俘虏，伪军全部缴械。还有一支游击队乘胜把伪区公所和合作社解决，二十多个伪组织人员，全部束手就擒。战斗一直延续到十七日早晨，胜利结束。
综合这次战斗，我军攻克汾阳敌人的外围据点协和堡，袭击大营盘，火烧敌机场、火车站、火柴公司，烧毁碉堡四座；俘日军二名、伪军三十八名，伪组织人员二十余名，毙伤敌伪五十余名；缴获掷弹筒一个、轻机枪一挺、步马枪五十余枝、短枪三枝、子弹数千发，其他军用品一百多个驮子。我军阵亡排长崔永海以下三名，伤九名。
当时中外记者参观团正好赶到这里，他们目睹了这一次胜利的战斗。他们登上靠近汾阳的山上，俯视城关战火，拍下了激战的情景。担任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的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他所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专章记述了汾阳战斗，是客观的，真实的，也是热情赞扬的。他写道：
我们把马匹和行李留在后面，加入到部队的行列里，夜行军翻过山头来到距汾阳城只有五英里的小村子。在暗淡的菜油灯下，罗政委说明了这次行动计划：决定在凌晨三点钟发起进攻，烧毁汾阳飞机场的设备，炸毁城市附近的发电厂，毁掉东门外的火柴厂和汽车站。如果日军出城，便同他们交战，进而把城攻下。除了这些一般的命令外，这次战斗的指挥员还得随时抓住一切可能袭击的机会。
一营日军——大约四百人左右——驻防在城内，附近的若干据点还有三百多日本守军。此外，还有七百人左右的伪军。这样一来，这次出击就不是打了就走的战斗了，它的任务是袭击飞机场、发电厂、火柴厂、汽车站，并诱使日军出城。八路军准备在城外同等条件下同他们作战。
在漆黑的夜里爬上一条滑溜溜的石路到山顶的望地点，真使我们困苦不堪。他们说不到一英里，但是我想他们的意思必定是指垂直的一英里和水平的一里格(一里格约合三英里)。山顶非常冷，刺骨的夜风掠过山峰吹向我们。当我们到达的时候，一小队卫兵已经坐在那儿，披着薄薄的日本军毯发抖。这只是入冬刚降初雪，华北严冬的时候，这一地带的雪很大。
大约在三点三十分，我们听到了枪声，不久看见有三处冒起火焰。战斗显然进行得很顺利，黎明时我们看见大片的浓烟翻腾在城墙上空，城市附近已听不到枪声，也没有军事行动的征候。
中午过后不久，消息传来了。派去的人们仅完成了原定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已经烧毁了飞机场的设施，并在跑道上布了地雷，以防日军派飞机来增援。他们炸毁了发电厂，破坏了汽车站。在火柴厂，他们遭到出乎预料的强烈的抵抗。因为黎明将近，他们不得不提前停止战斗。白天，他们只好任由日军从城内射出的枪弹和炮弹的摆布，因为这里很少有甚至没有掩护可以利用。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我们的队伍埋伏在离城一英里的一个小村子里，等待日军出城。如果日军拒不出城作战，八路军准备当夜再次袭击。
将近傍晚的时候，我们视察了村里的地道。地道大约有一英里长，足以容纳附近的妇女和儿童。日本人来“扫荡”时，男人都上山去，准备狙击从城内出来突击的日军。一星期以前，这个地道曾经使用过。这次袭击汾阳可以说是对两周前日军“扫荡”的报复。在我们来之前三四天，“扫荡”刚刚结束。
我们爬过弯曲的山路，来到山脚下一个农家院。地道的入口就在一个荒废的山洞里，类似这种山洞在村里有好几千个。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是容易的，只要有一根垒球棒就够了。向导把它的结构、历史以及所有秘密防卫的特点详细地告诉了我们。我注视着他胸前佩的一个徽章，“啊，这个吗?这是汾阳日军卫戍司令部发的良民证。”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