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亲临现场指导运用统筹法组织施工，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为西南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次，在刘建章陪同下，华罗庚同志到贵昆线工地考察，走进一个连队的驻地。室内贴着几幅宣传画，其中一幅是以“天高我敢攀”一诗为题创作的。华罗庚同志在这幅画前驻足良久，很有感慨地说：“这几句话真有大西南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画也配得好。”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准备抄下来。
刘建章忙拦住他说：“华老，你喜欢这幅画，我送你一张。”
华罗庚同志连连点头，高兴地说：“好，好，留个纪念。”
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的日子里，他耳闻目睹了许多铁路建设者们的英雄事迹，阅读了他们亲自创作的大量的感人肺腑的诗歌，也禁不住诗情勃发，夜不能寐，于是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填了一首词，调寄《西江月》：
今朝梅花独放，
明朝杜鹃满山。
一马当先万马欢，
飞跃奔腾猛赶。
百米、二百、四百，
哪怕水浸石顽。
十里山腰已打穿，
欢声直冲霄汉。
华罗庚同志这首词生动形象地描绘出铁路建设工地上比学赶帮超的热火朝天景象。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上，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汇报一年多来西南铁路建设的情况。我在发言中还特意向与会者朗读了华罗庚的这首词。顿时，会场里活跃起来，大家脸上都露出喜悦的神色，有的人还伸出了大拇指：“不错，不错!”
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我和华罗庚同志结成了莫逆之交，互相尊敬，在工作交往中建立了真挚的友情。我很欣赏华罗庚同志的座名铭：
见面少叙寒暄话，
多把学术谈几声。
华罗庚同志确实如此。见面时他很少讲客套话，谈的大多是学术和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我曾向他请教“杂交有限元”这个数学名词。他表示这个数学方法很有用，等他从广州回来再谈。临别时，我们还互道珍重。我很关切地对他说：“你是国家的瑰宝，南方的阴雨气候对你身体不利，一定要注意保重。”但他毫不在意地笑着说“没关系”，反而在纸条上写下“祝吕老身体健康，更健康”。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华罗庚同志在日本溘然长逝。我感到异常震惊，不禁又回忆起二人在西南交往的难忘的情景，六月二十一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巨星陨落硕人溘逝》的悼念文章。
在西南主持修铁路，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刘建章，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副手，八十年代当过铁道部部长。在宣布他担任西南铁路建设副总指挥以前，铁道部党委就已决定由我负责领导西南铁路的修建，并让刘建章协助我参加筹备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刘建章同郭维诚、彭敏、黎光等二十多人离开北京，乘飞机前往成都，与我会合，向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汇报，商定机构组建、人员配备和工作进行等项事宜，还在成都设立总指挥部办公室。三四天后，他们即乘飞机去贵阳，转赴贵阳西南方向的安顺。
安顺，素称“黔之腹，滇之喉”，自古为黔滇交通要道。工地指挥部设在这里，有利于对三条干线修建的指挥调度。后来，川黔线接轨后，工作重点由川黔线转移到贵昆和成昆线，工地指挥部机关才由安顺迁移到成昆线上的西昌。刘建章在工地指挥部为我准备好了办公室，要我来坐镇指挥。
我对刘建章说：“我不去!”
“为什么?”刘建章不解地问道。
我向这位副总指挥兼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解释说：“我去了，在你身边一起办公，有事都推到我这里来了，你还管什么，你管比我管好。我要去也住在成都，不去西昌!”
我的意图是，放手让副手独立地大胆地工作。
在西南修路，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过许多好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对于新线建设，要“先通后备”，即集中优势兵力先把线路修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使它完备起来，尽快形成运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