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么引证许多事实、证辞和引语来驳倒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伙所伪造的近十年的历史，上面所引证的不过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必须补充一下，伪造并不限于这十年，而是遍及党过去的全部历史，把它说成是一场布尔什维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斗争。在这个范围内，伪造者感觉特别自由，因为事件都是属于遥远的过去，并且他们可以任意挑选文献，用片面选择引语的办法伪造列宁思想。但是，我现在不深入谈我的前期革命活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因为这封信是由于你们征询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以及我同列宁之间的会见和关系等情形而引起的。
关于十月革命以前的二十年，我只稍许谈几句。
我曾经属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孟什维主义就是以后从这里发展出来的。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同少数派联结在一起，道到一九〇四年，大约是所谓《新火星报》的“土地运动”的时候，这时我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革命前途问题上同孟什维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明确化了。一九〇四年，这就是说二十三年以前，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孟什维主义断绝了关系。我从来没有自称或者认为自己是一个孟什维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就“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发表了下述声明：
“一般说来，我认为查个人历史并不能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作决定。我确实在许多问题上犯过错误，特别是在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期间。但是，不能从此得出结论，政治问题不应当按照它的内容，而是按照个人历史加以审查。否则，我们就必须要求公布全体代表的个人历史。[77]我已经声明过许多次，在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错误在我这方面。为了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质和程度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要这么说：
当我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当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我同列宁观点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基础之间的距离那样大。
党和革命发展中的每一个新阶段，每一本新书，每一种新的流行的学说都引起布哈林那方面的新摇摆和新错误。他的全部理论和政治历史是一长串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形式上的圈子内所犯的错误。自从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的错误的程度，特别是它们的政治后果，都远远超过他以前的错误。这位训诂学者挖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现实内容，把它变成了儿童的概念游戏，变成了仅仅是口头上的诡辩，这样的训诂学者在党领导从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滑到小资产阶级的轨道上的时期，自然是最合适的“理论家”了。没有诡辩是不能滑过去的。这就是目前布哈林在“理论”上的作用。
在所有那些（也有限）问题上，凡是斯大林企图持独立立场，或者仅仅企图在没有列宁及时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回答重大问题时，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可以说本能地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
斯大林在流放中对列宁反对孟什维主义、反对前进派和调和主义的斗争加以攻击，说它是侨民的“杯水风浪”。[78]
就我所知，除了一篇多少有些正确但充满学生腔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以外，关于斯大林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思想情况，再没有其他政治文献了。
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独立立场（列宁回国以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立场。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立立场整个渗透着袖手旁观和妥协精神。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立立场不过是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间的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主义的廉价翻版。
斯大林在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的独立立场是一次中派主义向孟什维主义的投降。
你们在引证的时候可以偷天换日，隐藏你们自己讲话的记录，禁止发表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大量制造不正直地挑选出来的引语。你们可以扣压、隐藏、烧毁历史文件。你俩可以把你们的审查制度扩展到记录革命重大事件的像片和电影方面去。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正在做的。但是结果并不能符合他的希望。只有像斯大林这样思想狭隘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可怜的阴谋诡计使人们忘记现代史的重大事件。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在斯大林反对我的运动的最初阶段，他觉得有必要写出下面这些话来：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说，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党应该把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托洛茨基同志。”
我对自己的话完全负责，我现在必须说，在中国革命三次最重要的转折点上，中国无产阶级遭到野蛮的屠杀，在一九二六年总罢工以后，英帝国主义的工会代理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地位的一般削弱，党应该把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斯大林同志。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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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我个人可以提出一个相当伟大的先烈。德国有一个叫做佛兰茨·梅林的有教养的人，他是在长期和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前我们都自称社会民主党人）以后，在中年才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当梅林最初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时候，他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作为资本主义的走狗对党怀着知识分子式的反对来执笔的；但是以后，当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本名著中重写这个党的时候，却是作为党的真正的朋友来写作了。另一方面，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马克思，并且他们都长期在恩格斯的鞭策之下。不仅如此，而且伯恩施坦因为是恩格斯的遗稿保管人而很出名。但是，佛兰茨·梅林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逝世和下葬的，而另外的两个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呢，却继续过着改良主义走狗的生活。个人历史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能决定什么事情。”
[78] 参阅《东方黎明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