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我进入密西根大学部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历史学家，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研究明史，理出一套方法，再将历史投射到现在，并逆转推论，证实我对帝制中国时期的发现。如果我可以预见这项任务的艰辛，我一定会退避三舍。
在1952年，我只是想到，以我在国民党军队长达十二多年的资历，我有很多经验可说，因此我选择主修新闻学。我已申请数所大学，全部都在中西部地区，也都名列前十大。密西根不只最先给我入学许可，而且因为认可我毕业自雷温乌兹要塞的参谋大学，还给我十二个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学分。我还想像，如果我更用功一点，也许可以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目标果然实现。但对我来说，毕业就是失业。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不会说道地的美语，无法有一枝快笔符合截稿期限的要求，要找新闻界的工作非常难。但是，当时也不会有人雇我去整理图片或编排索引。我试过出版业，但只是增加一些被拒绝的经验而已。有一份杂志没有拒绝我，还替我的一篇文章印三十五份抽印本。那篇文章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同时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被激活了。“至于这个，“我的朋友和老师都警告我：“别无捷径。你可能要念个博士学位。”有人还说，这个最高学位是在大学教书的通行卡。十年后我才拿到我的通行卡。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体育馆里，我们看到校长将一顶米蓝色的方巾，放在詹森总统头上，因此这位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发起人，就能以名誉法学博士的身份，向毕业班致辞。现在我衣柜中也有一式一样的方巾，是我凭一己之力在同样场合获得的。詹森总统戴着方巾离开密大，搭乘直升机离去后，我也收好自己的方巾，不久后就收到一通来自伊利诺伊州艾德华维尔（Edwardsville）的电话。我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我未来的妻子格尔。
不久前席得尼·胡克（Sydney Hook）发表一篇文章，名为《天空中的赌场》（Casino in the Sky），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似乎是决定等着我。
我到安亚堡前的经历如下：
我在东北的任务之旅没有太久。1946年6月初，我从长春回到沈阳，参加到美国留学的检定考。接着全国大考在南京举行，从一千多名考生选出约两百名军官。整整考了一星期，内容包括中英文作文、数学、科学和兵法。口试是由一组美国军官主考，我们进场前要先取下勋章。结果公布时，我又惊又喜，因为我和另外十五人被送到雷温乌兹要塞，但他们军阶都比我高。我们从上海启航，搭乘运输舰“尚克号”（David C.Shank），是由运输军团来负责。在船上我们就开始过美国式的生活。不过战后不久的运兵船并没有太多舒适的设备。我要睡觉时，发现上铺离鼻尖不过几英寸远而已。我们要洗澡时，美国人警告：“小心一点，虽然标明是冷水，其实是热的，标明热水其实是烫的！小心不要被烫伤。”虽然如此，但船上的可口可乐只要五美分，一条烟只要五十美分。
到加州的奥克兰以后，我们改搭火车往东行。军方和铁路局居然安排得当，让我们搭卧车顺利抵达目的地，毫不出错，令人啧啧称奇。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女孩来拜访我们。她们是海军雇员，预订前往巴尔的摩，车厢就在我们隔壁。有一个女孩先打开话匣子，最后和她的同伴一起被邀请与我们为伍，她还说：“我不是早告诉过你，这节车厢一定有趣！”我们彼此问了一大堆问题，一直问到午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打算去回礼一番，却发现隔壁车厢只是一般乘客。
在雷温乌兹要塞，我们的校长是哲乐（Leonard T.Gerow）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欧洲带兵。在战前，他是五角大楼的重要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很喜欢夸大炫耀，有一次，我们要照团体照时，他居然太过高兴，还拍着太太的臀部。哲乐太太也同样热情活泼。在一次聚会中，高级军官的太太问哲乐太太哪里去了，一位女士回答：“她在外头吃雪花。”原来那天是下雪的第一天。
哲乐并不被视为中国的盟友，因为根据已出版的资料，在珍珠港事变前，他建议美国政府就法属中南半岛和日本妥协，以牺牲中国为前提。但在雷温乌兹要塞，他拜访我们这群人。当时中国的内战让我们又沮丧又不好意思，将军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认为，内战之所以开打，是因为大家都太爱国了，看他祖父的兄弟和堂兄弟就知道了。他们全都参与美国内战，而且有的属于南军，有的属于北军。
我们的课程持续了九个月，行事历和一般文理大学差不多，学期从9月开始，6月结束，圣诞节放假两星期。约三百名美国军官就学，大多数是中校，很少有上校或少校。盟军的军官约六十名，官阶就很杂乱，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都有，后者还是全班唯一的黑人。一名苏格兰军官穿着苏格兰裙来上课。大多数拉丁美洲军官都不说英文，有专门的西班牙传译人员为他们翻译。
课程的大部分内容为地图演练，问题是从陆军的档案夹抽出，但经过修正，以利课堂上使用。我们逐渐熟悉的地理区域是巴黎西南部。假设我们在圣罗（St.Lo）突破后，分两路进攻，一是从吕曼（Le Mans）到沙特（Chartres），一是从托敖（Tours）到奥良（Orleans）。另外一个经常用到的设想情况是九州的鹿儿岛一带。我们假想进攻，修补港口设备，建立进攻部队，对岛民实施军事管制等。后勤和人事管理是美军擅长的两点，前提是纸上作业可以实际运作。在雷温乌兹，我们首度得知欧战可能提前半年结束，正如一位五角大厦来的客座讲师所说的，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就好了。”在雷温乌兹，他们常常提起原子战争，但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核子武器未来将如何影响传统战略。我们仍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在雷温乌兹上课非常气派。在体育馆一样大的古伯厅（Gruber Hall），近四百名军官学生坐在其中，每个人的桌子都十足大气，堪称“总裁级”。麦克风有数十个，设置在走道两旁和座位两边。一名上校担任课堂监督，办公室就设在大厅后方的小房间内。他指挥十数名男女士兵，调派他们分发教材，开启和关闭麦克风。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麦克风别在领带上。每个人都带着至少三十英尺的延长线，方便在讲台上跟步。他们名牌上的字高达一英尺。各教官就一般主题下的专长发挥，即使授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也会有一名军士将他的名牌挂在墙上，名牌不短于三英尺。作为视觉辅助工具的地图和图表则贴在木板上，从讲台后方推出来，清晰易见，可以和足球场上的记分板相媲美。
我利用圣诞假期到纽约和华府去玩。一路上总会遇到好奇的民众，他们看到中国的军官不免惊讶。有些人甚至讥讽地说：“看，中国军队来了！”我常被问到关于内战和毛泽东的问题。有些人还问，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 out of China）有几分真实性。有些人还问我属于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我几乎要认定这些人简直是大白痴时，却又发现他们真的是搞不清楚。有一名妇女说：“如果你们有两种军队，我们就应该两种都一起邀请来，这样才公平。”
1947年夏天我们回到南京时，马歇尔将军早已停止调停国共间的纷争。不过，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组织。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军官，都被分发到军校或是和训练课程相关的部门。我还获得一个僭越的头衔，成为参谋本部的资浅军官，隶属国防部。事实上，我还是个上尉，月薪约十八美元。在一年多的日子中，我将美军提供的文献译成中文，但美军的流程绝对无法适用于中国。对美军来说，军务、补给和人力的流动是采取“油管制”，装备和军库都十分齐全。在前线和各驻扎地区设有中间联络站，补充兵源源不绝。人事和设备的流动经常而自动化。如果国民党有能力做到，内战绝不会产生，绝对可以预先防止共产党的行动。日本是否敢侵略中国，恐怕还是疑问。我们听说，在军阀时代，军需官必须从团长太太手中拿钱，才能喂饱士兵。1947年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脱离这样的阶段，但其实没有进步太多，不时要找人、找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油管制，其实不过是空想一场。
不过，我们的将军对油管制仍存有幻想，因为这是外国来的现代东西。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现象不只军中独有，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通常给人先进的感觉，他们的学识即使理论上很先进，大多数情况下却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他们的长官仍然很看重他们，原因是可以替部门带来装饰的效果。三十五年前我就有这番个人的体验，因此最近听说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中国派遣的留学生身上，不禁觉得沮丧。
1948年年底，我从五厅（训练与组织），转到二厅（军事情报）。我的任务是对外国军队和海军武官简报战事，直属长官是陆中校，他现在也住在美国，将名字改成Joseph D.Lowe。在图书馆的参考室中，可以发现他的两篇著作。1948年年底，他对我说，行政院长翁文灏是他的舅父，他关心前线的战事，却没有人提供足够的简报。透过正式管道的讯息不是早已过时，就是不正确。我们认为这简直太过分。由于他的官位使然，他已被共产党公开宣称是“战犯”。然而，他甚至不知战事的发展，不知前线在哪里！在陆中校的安排下，我到这位清癯的行政院长家去看他，做了约一个小时的个人简报。
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还在做最后努力，和共产党谈和，但人民解放军却正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的国防部将我们撤退到广东。显然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台湾了。四月，同为雷温乌兹毕业生的袁韦兴（音译）上校，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到东京去。他刚被任命为驻日代表团的副官长，愿意找我当他的助手。我愿不愿意去？袁上校应该知道答案的，这种问题不需要问。不久后，在1949年5月，我并没有加入成群的公务员和家属之列，在临时住所等着搭船过台湾海峡，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的头等舱，从香港开往横滨。由于是为驻日代表团工作，我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拿着红皮护照旅行。在香港，我订制了两套西装，由外交部付钱。上述遭遇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在东京的所见所闻才更叫我吃惊。
在密西根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是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约翰·柏瑞（John Bury）的《思想自由史》（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 Garfield 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 Freedom Ring）。莫勒下巴方正，总戴着无边眼镜，背景颇为特殊。他原先接受的训练是要当美以美教派的牧师。事实上，他从神学院毕业后，也传过几次道，但最后还是临阵脱逃。从此以后，他就热心批评有组织的宗教。不过，莫勒教授既非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提到圣经，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部典范，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路德、喀尔文和诺克斯（Knox），他小心翼翼区分他们分属自由斗士和暴君的面向。他不断提到星法院（Star Chamber）、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好奇心驱使我去研究这些东西。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
莫勒教授开的课“法律与新闻”，是所有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课堂气氛总是轻快活泼。他说，在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当答辩，却不能用事实真相。他又说：“有时真相愈多，愈构成诽谤。”大众知情的权利和个人隐私的权利之间，的确有冲突。全班印象都很深刻。在另一堂课上，他提到色情书刊。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教授以惯有的精力朗读：“路德、喀尔文、诺克斯等人”时，拉米会平静地插一句：“还有威斯理等人”。还有一回，拉米的插话更是恰当，教授提到圣物：“十字架、玫瑰窗、遗物……”，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牛。”在这两个例子中，他的辛辣评语都引起满堂笑声。长期浸润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我告诉室友：“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然而，莫勒教授虽然够自由开放，但却没空和我辩论蒋介石的事。我认为他对蒋介石只有非常刻板的印象，我无法在课堂上和他辩论。下课后，他很愿意见我，但一提到蒋介石，他的对话之门就关上了，他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其实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困扰。但是，有一天，他对全班说，有一些民间组织遭受到检察长的监视。他甚至还念出黑名单上的一些组织。当时我刚好收到一个中国学生全国组织的传阅信，我问教授该组织是否在黑名单上。他查了一下，没有，但他又转向我，以厌恶的语气说：“而且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也不在名单上，那是一定的！”这和中国游说团有何相关？我愈想就愈不对劲。莫勒教授可能不会把我当成中国游说团的一分子，不过他可能认为我深受影响，原因是我的国民党背景，这在系上是人尽皆知的事。后来我问拉米有何观感。他很认真地说：“我不知道。不过莫勒有时很好笑。”
错不在莫勒教授，在50年代初期，提蒋介石或国民党并不受欢迎。我还不如谈密西根这一年进军玫瑰杯足球大赛的机会，或是如何阻止密西根州立学院要改名为密西根州立大学，避免他们模仿抄袭我们。50年代初，美国对朝鲜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也受不了麦卡锡主义。当时麦卡锡这位参议员还未受到谴责，还在进行最后一波的政治迫害，但反对他的声浪已迅速扩大，尤其是在校园里。这样的风气正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两件事实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将中国大陆输给共产党，是因为贪污和无能，而美国政府给他二十亿美元，他却花得一干二净。这就够了。
我想说的是，我打算纯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我希望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观察，而不是从干涉美国内政的角度，虽然两者之间其实很难分辨。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大可以说，你们永远不应该说贪污和无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因为如此一来，你们等于是以粗糙和过度简单的结论，来提前结束一个复杂异常的案子。我大可以说，你们从中国搜集到的意见，其实非常狭窄，大体来说只反映美国驻外单位的情绪。这些人对史迪威事件的情绪反应非常强烈，事情发展不如预期时，他们就非常失望。我大可以说，你们太容易受到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影响，这些人和你们一样，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没有第一手知识。他们告诉你们的，通常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完全都没有解决之道。
我大可以说，在对日抗战胜利后，中美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大败笔。美国政策的缺失充分为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所揭露，尤其是在《中国结》（译注：作者所写The China Tango恐有误，经查并无此书，应为The China Tangle）中的结论。在中国这一方，我们过度深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会支持我们。我们站不住脚是因为我们不能要你们负责，你们并没有签约来保护我们。我大可以说，杜鲁门总统说对了。他曾说，美国人民不容许他把资源一直放进中国的无底洞中。但他说，我们无视于马歇尔将军的劝告，不靠野外作战而赢，反而挤在城市中。这话有欠公允，国民党军队曾在野外打过许多战役，我自己亲眼见到在东北的一场。城市是我们的后盾，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后勤运输区。国民党已接受马歇尔的劝告，试着将三百多个师精简成九十个师，希望借质的升级来争取美方的认可，借量少质精的作战部队，更适宜接受美国的补助。（精简也是马歇尔的计划之一，希望借此逐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合而为一支国家的军队。）但精简后，我们必须更依赖现代运输及通讯。国民党军队的结构非常不容易管理，在过去，总是让非正规的辅助军队成为外围的助力，那样的军队更容易适应乡村。在大规模的作战中面对共产党军队时，强化作战部队的政策反而成为一大弱点。
至于贪污和无能，我要说的是，这两者的确存在。至于二十亿美元，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争辩或证实这个数字。美国在抗战胜利前后对国民党的补助，代表的是绝大的善意和不见天日的管理，双方都有滥用之嫌，账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一般认为，美国替国民党训练和装配三十九个师，通称为“α师”，最后成为国共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但我还没有看到以下的事实公诸于世：α师的设备和补给散置于全国各地，从内陆的军库到沿海的仓库，管理没有逻辑，也谈不上优先顺序。简而言之，某个地方有一堆迫击炮，另一个地方有许多御寒衣物，介于其间的则是短缺和无法计算。那些师级部队穿梭于补给区之间，装满行囊后继续前进。国民党军队并不是败在设备和补给，要说这种话很容易。我大可以作证，受益者并没有得到军需后勤的援助，装备也不够充分，一开始就陷入技术上的陷阱。1946年初我在东北时，国民党的军力可说达到空前之高。单是新一军炮兵营的一〇五厘米榴弹炮，毫无疑问可以解决林彪的“人海战术”。但是全营只有五百发炮弹，而整个东北的炮弹也不超过一千发，几分钟就发射完了。在春末，我曾看到士兵穿着尺寸过大的雪靴，事实上他们应该穿帆布鞋。前线的机关枪很多都没法使用，原因是没有好好上油。
既然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中，我也花到了一部分，包括我在雷温乌兹念书时每个月领的一百二十美元津贴，我很难有立足点去抱怨。但我的同袍指出，单是要维持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开销，就可以养二十五个中国师级部队。无论美国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电冰箱、汽车、其他家用产品，有时连宠物也包括在内。学校、俱乐部、邮政单位都必须随之设立，汽车调度场也是。我们常会听到：“生活水准有所差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事实上，差距非常大。两国的体质差距太远，直接输血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其实双方都很无知，一名美国顾问团的上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帮我们整理一套手册，理论上是要告诉我们如何草拟组织表。我稍微看了一下，就告诉班长，可以完全不予理会。例如手册中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不应该包括在组织表中。”他显然不知道他在指导哪里的部队，也不知道我们在哪一世纪。战利品和纪念品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实际需要的是一些如厕用的卫生纸，因为我们的士兵都还在用竹签和玉米。
刘远汉少将是五厅的厅长，有一次美国人建议，一个步兵连要有一百五十名士兵，但只要三名厨师。刘少将大惑不解，我必须对他解释，在美国陆军中，厨师是技术人员。他们有训练厨师的专门学校，教人如何做一百人份的派。他们的野外烹饪炉点的是汽油，是用卡车运送。厨师人数不多，士兵就要轮流当炊事兵，帮忙削马铃薯皮、清洗打扫等工作。我们的美国顾问并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厨师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煮稀饭。士兵用餐时，他们必须派出先发人员，背着大锅、水桶、米袋等，往前走个十到十五英里，到达中餐的预定地，寻找井水，捡拾干木块或稻草当燃料。水一定要煮开，有时候还必须向村民买食物，晚餐也必须重复同样的过程。
我在安亚堡两堂不同的课堂上，听到二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但是，无论教官或同学都不知道，美国军队丢弃在太平洋群岛上的救济物资和补给品，全都算在二十亿美元中。我不知道生锈的器材如何销账，但我清楚记得，中国政府发给我们潮湿的烟，当成补充的配给。
我为什么要提这些不愉快的细节呢？只会使我自己不受欢迎而已。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历史。当你们低估我们的表现和努力，你们同时过度简化国民党的作为和中国人的性格，最后你们也同样会误解共产党的斗争。如果你们不过是提供发布新闻用的素材，解释美国何以缩手，这也就罢了。但是如果你们想刻划更完整的图像供后世参考，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在50年代，我还没有深究历史，因此无法发掘内战的真正意义。但即使在当时，我已本能地感觉到，内战的层面和在历史中的地位，正被大众严重误解。
甚至在当时，我大可以说，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军队，而且士兵全由农民所组成，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打仗，如果只是为了保卫一个高压而腐化的政权，怎样说都不合逻辑。问题是，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的战败和大规模投降被广为报道，但个人和部队的英勇事迹却几乎不为人知。我在你们的战报中看不到描写战事如何惨烈。就许多战役而言，其残忍还超过对日抗战中的最残酷战事。举例来说，在对日抗战中，我们还没有损失这么多高阶将领。我可以随手举出二十个师长级以上的将领，他们全在内战中捐躯。单是一场战役就折损两名资深将领，邱清泉、黄伯韬将军，两人分别率领第二兵团和第七兵团。张灵甫中将的事迹全中国皆知，1947年初，他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被共产党的军队切断时，他和辖下所有军官全都自杀，包括副手、参谋长、高级与下级军官。但外国特派员对这件事略而不提，我只看到罗伯特·瑞格（Robert Rigg）的书提到他的名字，但历史学家根本忽视瑞格其人。我要说的是，我的目的甚至不在于平反他们，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视野有多狭隘。
我在密西根念学士学位时，把一些想法和观察写成部分手稿。我在雷温乌兹的教官罗杰·沃考特（Roger D.Wolcott）少校，不久前才退休，帮我好好修改了一番。他把文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此人是《圣路易电讯报》（St. Louis Past-Dispatch）的编辑。虽然他刚开始很热心，但我从他的来信中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份手稿。不过他仍然把稿件交给在纽约的编辑，后者很快退回，还表示遗憾。后来麦克格罗希尔（McGraw-Hill）的编辑到安亚堡来征求稿件，他看了稿子，很是喜欢，说要和公司谈谈是否能合作，可惜的是，答案是不行。他仍然认为稿子值得付印，写了封信介绍我给他认识的一位出版经纪人，这回整批打好的稿子在六个月后被退回。这样也好，依我现在的标准看来，当时的作品不够成熟。当时的风格激烈好辩，恐怕比我前面数页失望惋惜的风格还糟，后来我就毁了这份文稿。稿件被退，加强了我的信念，也就是在付印之前，要做更多的阅读和反省工夫。
我们在驻日代表团时，薪水是由外交部以美元支付。不过，我们的房屋和补给却来自征收。由于我们是占领军之一，我们的补给事实上是由日本政府负责，我得以省下足够的钱到美国去。不过这笔资金很快就花完了，时年三十四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
数年前，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教授（现任教于瓦萨学院）和其他学者辩论到中国内战问题时，多次引述我的说法。不免让别人问到：“谁是这个雷·黄？”唐纳德就会微笑说：“是我在安亚堡认识的电梯服务员。”当时他初次来问我几个问题时，我的确是在密西根联盟（Michigan League）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后来我到纽普兹任教时，他邀请我到瓦萨去演讲，离我不过十英里远。一名女学生得知我的国民党背景，向季林抗议，说我既然在国民党，一定很“肥”。季林必须向她确定，不但一点也不肥，“我认识的雷·黄是相当瘦的”。
除了我待在密西根的时间过长以外，工作经验也有助于我的教育。我曾经想，一名外国人要从里到外认识美国的最好方法是阅读《读者文摘》，而且能分辨以下的事：美国城市的“市中心”通常是商业区，至少有一家名为“第一全国”的银行；加油站和停车场通常离市中心有四、五条街远，同时还有公共电话和洗手间；药房通常也兼卖便餐和冰淇淋。我第一天在席尔斯（Sears Roebuck）当收货员时，就不安地察觉到，我加入美国就业市场的准备工夫还不够。仓库里一有人叫：“卡车来了，收货员”时，事实上就暴露了我的轻忽。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性”。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的，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我理应挥舞手势，让司机可以轻而易举把货车停在后巷。不过，我却很害怕。我实在搞不清楚，那些司机为什么不会撞到电线杆或是建筑物，我不想因为自己指示错误而让他们惹上麻烦。
司机跳下车时，我理论上要表达友善之意。这又难倒我了，我不知如何开启对话，那些卡车司机收入颇丰，但他们“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像我这样的非技术劳工，应该主动表达赞美与敬意。我观察其他同事，逐渐有了概念，有些收货员会和司机展开如下对话：
“嘿，查理，风城怎么样啊，还在刮风吗？”
“刮得可大咧。不管它了，你要的五十个轮胎，要放在哪？”
“嘿嘿，查理，你太太是棕发美女。那个红发女人是约会对象。不要再搞错了，小子。帮我个忙行不行？不要几杯酒下肚就惹麻烦！”
“闭嘴，把笔给我。我的笔不能用了。该死，整整花了我一美元。”
“嘿，查理，我们是席尔斯，可不要蒙哥马利·华德（Montgomery Ward）的包裹。”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还是要给你一些。”
我无法做到这么美国化，也想不出应该说哪一种话，只好对着司机死命地笑。对他们来说，我一定显得很傻气笨拙。有一次，我来不及和司机建立友善关系，就站在停车场。他接近货柜时，我还是站在那里，一脸茫然。忽然之间，我意识到他丢过来一个箱子，我接住了。他说：“老板，你以为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了吗？只要乖乖走来走去就可以了吗？”
不久后，我听到仓库里的女工说，有个收货员心不在焉。我听到她们在争论：给这家伙一个机会吧，他从中国来的，他总会学到的。我听到她们责怪在我之前的员工罗夫，他没有事先递辞呈，工头因此没有机会训练替补的人。我开始觉得，席尔斯不会雇用我太久。
我不在停车场上时，应该要加入仓库女工处理商品的行列。我们拆开箱子和包裹，核对装箱单上的物品。价目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要把价目表黏或贴在物品上，再放到推车上，等着送到各楼层。我的不合格至此显露无遗，我不知道在丝带上刻上度量衡就叫量尺。我以为晾衣线是很复杂的机制，根本没想到只是很简单的一段绳子。我要别人告诉我，才知道茶叶罐是可以装饼干、糖和茶叶的容器。我从来不了解，后座扬声器归在汽车部门，是要连接汽车里的收音机，装在后车座，还附带铁丝和安装指示。我甚至不知道哪种颜色算是哔叽色。因为我的笨拙，和我合作的人速度因此减慢，我当然不受欢迎。
送货员是个年轻人，名叫温杰，叫我不要担心，我会学到的。温杰拿起儿童用午餐盒，说：“看，大卫·克罗凯特（Davy Crockett）牌的！现在每个东西都是这个牌子。在我们小时候，每个东西都是哈泼隆·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午餐盒、帽子、腰带，你随便说个东西，全都是哈—泼—隆！”
他旁边名叫哈莉叶的女人说：“温杰，请不要在我耳边大叫！”
我知道我不能让哈莉叶不高兴，她很不快乐。反正我很少和那些女人聊天，因为每次讲话，都会问个问题，因此最好尽可能避免。年纪最大的洁西几乎负责回答我的问题，有一天她问我对法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意见。我说我很喜欢他，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很喜欢他。她似乎很高兴。南西最年轻，新婚不久。我和她唯一一次的闲聊是在她打开收音机时，我说她一定很喜欢亚瑟·高弗雷（Arthur Godfrey）。她说，那是因为她午休时，只有高弗雷可以听。我还没和哈莉叶说过话。
我猜哈莉叶想辞职，但还没决定，或是希望加薪却无法如愿。店里的助理经理来和她谈话，工头也来了，他们提到席尔斯的福利和利润分享计划。但会谈后，哈莉叶也没有开心一点。她午休时走在大街上，看到白人女孩和黑人走在一起，因此很不愉快。“她们就像你我一样白！”她对洁西说。哈莉叶有个女儿，有一天午休时间来仓库，抱怨她的上衣，别人都说穿起来像老女人。哈莉叶不太高兴。她问其他两个女人：“你们觉得那件衣服看起来显老吗？”她们照理应该说，不会，当然一点都不会。哈莉叶气疯了。她不喜欢那些批评她女儿的高中生。最后她女儿可能不想穿那件有花边的上衣，这样她还要出钱再买一件。
无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我在核对完一些名为“夏日乐趣”（Summer Fun）的物品后，理论上应当大声念出装箱单上的价格，让哈莉叶写下来，好制作新的标价。在槌球这一项我念着：“三元九十九分——等一下，好像是三元四十九分。”哈莉叶不高兴地说：“说清楚点，可以吗？”我请她自己来看不清楚的字迹，她看也不看，把铅笔一丢，找工头去了。工头来了，对我说，不要管槌球了，去车库吧，山姆需要人手。我不知道两人之间的对话，但一定不是讲我的好话。
不过，他们还是让我又多犯了几个错误。我不知道男裤上的标签要别在左膝，这样折叠起来陈列在架上时，标价才会朝上。我也不知道，白天不能去碰标签印制机上的打印台。在下班前几分钟才能补充新印泥，利用晚上的时间变干，否则标签上的字会晕开。我当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如何将一个没绑带子也没有把手的纸箱叠在另一个纸箱上。我的假设是，要一个比我高壮的人，纸箱要稍微离开胸前一下，但重心仍然要放在双脚，可是双脚又要能快速移动，双手使力往上提时，脚才能迅速调适。
我当时应该告诉他们，这样对他们或对我都不公平。我不是他们的一分子，他们应该给新人机会，在正式上工前再训练一下。不过我还是多待了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工头说助理经理要见我。助理经理说，他会再让我待一个星期。我说，不用了，我宁愿马上走。他说，他会请会计多给我一天工钱。我说，没必要。他说，没有恶意。我说，的确没有。不过两人脸上表情都很僵硬。
当天晚上，我到第一美以美教堂的学生合作社吃饭时，告诉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我现在懂你说的话了。”
她问：“你被开除了？”
我点点头。
她来自底特律。之前我问过她关于美国生活的种种层面，雇用、开除、找工作、失业等等念头是相当有趣的主题。在中国，我们的流动率没有这么高，这些事并不是寻常的经验。我曾问她是否曾被开除过。她说是。怎么会？她是餐厅的女侍，一名客人走进来时，她正和同事说话，没有注意到。因此经理当场对她说：“你被开除了”？她说，没有，没有人会这么直接。他会等到下班时说：“麻烦明天不用来了”之类的。听起来很幽默，我不禁笑了出来。她语带厌恶，反驳说：“一点都不好笑。”她说，她破产后，也在上班的妈妈给她一点钱，让她可以去买份《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看征人启事，找累了，还有余钱买一杯咖啡。
后来我替一个叫贺柏的人工作了一阵子，他在离市中心两英里的高速公路旁开了一家高级夜总会。我是额外的洗碗工，酒保不能来时还调调鸡尾酒。贺柏从厨师起家，现在已经有钱了，他还是和帮手混在一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整个地方的气氛非常轻松。如果餐厅人满为患，服务流程不够顺畅时，他的秘书兼簿记也会围上围巾，充当女侍。风琴师在餐后会过来问我：“雷，你最喜欢什么音乐？我来为你弹一曲。”在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老板通常会请我们喝杯啤酒，然后再打卡下班。也就是说，这十五到二十分钟也算是上班时间。我们当然还享有免费的一餐。“你要点什么？”贺柏不但邀请我们，有时甚至还亲自下厨。夜总会的水杯设计别致，在曼哈顿玻璃上方有音符流动。夏天时，有一天晚上十分闷热，我在下班前拿了一个水杯，放入一些冰块，用纸巾包着。我对老板说：“贺柏，我偷了你的一个杯子，里面还放了冰块。我的房间现在很热。”贺柏咧嘴大笑：“好，你是我的广告商。请多多宣传我的杯子。”
那年夏天，贺柏结婚了。史黛拉金发碧眼，十分美丽，年龄比贺柏小多了。她让整个夜总会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打卡钟上贴了一张告示，明令员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喝啤酒。主厨被遣散，换上一个助理厨师，年龄只有十来岁。经理也被赶走了，但没有找人替补。史黛拉自己当老板娘，她盯着我调酒时，我觉得很不自在。倒啤酒时只要倒五分之三满，剩下的是泡沫，而且不能满出来。我以前做得还算顺手，这时却偶尔会出差错。有一天，在她的无情监视下，我按错了收款机的按钮，一张写着二十的白卡跳起来，意思是二十美元。其实是二十美分的生啤酒，应该是黑卡才对。贺柏不再围围裙了，他都穿西装，站在屋内一角观看一切过程。我感觉他似乎怀念以前的美好日子，那时他总会愉快地说：“还好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有时他和妻子坐在吧台的尽头。他似乎想尽力讨好她，可是并不成功，史黛拉总是噘着嘴，很少笑。
他们没有开除我。根本不需要，我是帮佣的性质。他们有一阵子没找我时，我又在安亚堡市内找了一份厨房的帮佣工作。
我曾经帮一位希斯先生料理家务。他好像是安亚堡银行的创办人或副总裁。他在吉得斯路上的住宅，是50年代全区最令人难忘的宅邸。希斯先生早年少了一只手，左手腕处裹了帆布，盖住断掉的部分。替他工作的难处在于，他总是过来帮忙他的助手，虽然他只有一只手，但效率却有两倍高。上工的第一天，我应该清除杂草，结果不小心拔掉一些玫瑰。错误被发现时，我真是无地自容。“不要担心，”希斯先生安详地说：“留着不要动。我再插回去就是了。”如果我用双手除草的速度不及他单手的速度，甚至还破坏了他种的花草，我显然不值得他付一点二五美元的时薪，所以我试着更努力工作。我在厨房喝了杯水后，又匆匆继续工作。我又被希斯先生抓到错误。这次他说：“雷，想开一点，你显然不适合这种工作。”我知道他的意思，他一定评估我没救了。当天领完工资后，我说声谢谢，可能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了。
可是一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这回的工作是清扫里里外外，特别是窗户和天花板。那天是星期六，下午是密西根对爱荷华的大学美式足球大赛。午餐时，希斯太太给我一份腌熏肉和鸡蛋三明治，放在盘子上，还有一杯可口可乐。她说，不必洗盘子，只要丢进水槽里就行了，随后她就和先生去体育场。密西根前一年也和爱荷华对打，中场时，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但身着黄蓝球衣的密西根在下半场奋起直追，终场是十四比十二。希斯夫妇知道我也很关心这场比赛，因此打开客厅的收音机，让我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球迷的欢呼声以及鲍伯·雷诺兹（Bob Reynolds）清晰敏锐的播报。多么巧啊，播报员说：“历史会重演。”中场时又是爱荷华十二分，密西根零分。下半场密大又奋起直追，地主队又要打成十四比十二时，我也变得很激动。这时我注意到主卧室天花板有一小角落要用海绵擦一下。床头几看起来很牢靠，所以我就脱下鞋子踩上去。由于一心注意球赛，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只注意要把自己的重量平均分布在床头几上，却不小心踢翻了上面的一个瓷器。也许这瓷器并不值钱，但如果他们把它放在床头，可能有情感上的意义，无可取代。我跳下来后，肯定了自己的恐惧，瓷器并没有碎，可是破了一角，很容易看出来，我把它放回原处。如果没有这件小意外，密西根连续两年从落后大反扑会让我更开心一些。希斯夫妇回来了，我应该主动告诉他们缺角的瓷器吗？我想算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我可以省了告诉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可以省了说“没关系”的麻烦。希斯先生兴高采烈，对我解释密大打赢的原因：“他们用了一些大二的学生。不要小看这些小伙子。他们打得真好，不是吗？”他要太太肯定，她也跟着附和，让我印象更为深刻。他付钱给我，我谢了他们，匆匆离去，希望能忘记这整件事。
两周后，安亚堡银行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他们有一件在金库的小差事给我，而希斯先生说我是个好工人。我不是去经手现钞或金银珠宝，但在一个星期多的工作时间内，我的确是在钢门后工作。银行有好些笔商业交易早就结案了，在防火金库内，总账堆满了文件柜，特定日期前的部分不重要文件必须加以清除，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文件找出来。我必须说，希斯先生对我的信心不但充分，而且持续了很久。幸运的是，这次我不会把栽种植物误以为杂草，也不会打破贵重物品。不过，因为我正在申请美国的永久居留权，金库的工作快完成时，移民局来信通知我，案子还在审查时，不能发给我工作许可，因此我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在银行的工作。
我持续很久的一项工作是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底特律的吉罗公司（Giffels and Rossetti, Inc）号称是美国大型的顾问公司，一度雇用一千多名专业员工。结构部的主管是哈利·艾尔斯博格（Harry Ellsberg）先生。身为犹太人的他，对少数民族有天生的同情心。他也是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助理教授，因此我以绘图赚钱在密西根深造的计划，让他产生了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会雇用一个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又接近中年的外国人来当新手。我刚进吉罗是在1956年，其后，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从安亚堡以汽车共乘制通勤上班、在底特律找公寓以便加班等等，前前后后在吉罗工作了八年。之间我也在安亚堡找零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绘图员可以说是灰领阶级，要把工程师的草图画在大张的描图纸上，之后印成蓝图。这工作要有基本的投影几何概念、擅于制图和写字的巧手、对建筑业的粗浅知识，包括钢制品手册的使用，而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坐在绘图桌前。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有经验的绘图员每小时可挣三美元或更多。如果再加上加班费，绘图员的薪水可以抵得上薪资较差的知识分子，例如助理教授。
这个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对眼力的伤害，下班后开车回家时立刻感受到这一点。好处则是具有放松的效果，可以一整天画着直线、用手写字，却不必动用太多脑力。由于工作时不必耗费脑筋，我常让一些想法在脑中漫游，让结论水到渠成出现，而不是像解决数学题目一样要求有立即的解答。我就这样在工作时沉思默想。工程绘图就像涂鸦一样，让知性有个自然的出口，脱离周遭的环境。格尔会抱怨，我有时候明明人在身边，心思却不知飘到何处，想来这是其来有自。我已经把自己训练成心不在焉，而且行之有年。
在吉罗，公司的规模可以吸收额外的人力，忙季时也雇用一些工程学系的研究生，因此很少遣散正职的员工。我在结构部门不会构成同事的威胁或竞争，因此从来不曾体会到自己和同事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厌烦待在底特律，决定去芝加哥，在市中心一家公司找到一个工作，又在伊凡斯顿（Evanston）找到一个房间，这里夏夜比较凉爽。搭乘高架铁路不会比搭共乘汽车五十英里麻烦。但办公室内的其他数名绘图员并不知道我只工作一个夏天，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不好过，尤其是一个留小平头的年轻人，会用放大镜来证明我画的直线都是歪的。
当时我的弟弟竞存正要成为一名顶尖的航天工程师，他批评我花在打工的时间太多，并且装做打工是很神圣的事情。这样的批评只有部分是对的，其实有时我非常不喜欢上工。我讨厌在冰冷的冬天清晨起床，整个城市都还在睡觉，我却必须面对刺骨的寒风，穿过森林街（Forest Street）旁的空地，到离密西根大学只有一条街远的一家叫“球员休息室”（The Dugout）的小咖啡吧帮忙弄早餐。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强调他们正在讨论的产业工会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在早上的忙碌时刻，每个瓷杯都得派上用场，没有太多时间来清理桌面和更新杯盘。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跟着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跟着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是打杂“小弟”。
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害怕失败的感觉一直存在，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似乎漫无终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得美国公民权，就有资格从事和国防相关的翻译工作，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将是一大优势。调查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urvey Research）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复习基本统计学，再加修相关课程，在他那里找工作就没问题。在某个时点，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
不过，在酸葡萄心理作祟后，我发现以劳力赚钱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一天靠劳力工作两、三个小时，在当时足足可以赚到最低生活费，事实上还是劳动的好方式，除了活动身体外，还可以打破孤寂的感觉。我的自由感和乐观主义来自于我的自给自足，能够看到劳力的“成果”直接转成现金，无论有多微薄，都可以说是特权。不说别的，我就无法在中国有这样的经历。即使是从欧洲和中东来的研究生都承认，虽然为期甚短，靠打工赚取工资仍令人喜悦，因为在他们国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我曾对我的同学透露我在国民党军队时的一些经验，但有一件事是当时无法说出或写出的。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生日的那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带着蒋介石送他的生日礼物：象征长寿的盆栽。我那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的随从副官。我之前曾陪他晋见盟军最高统帅，但不是待在车子里，就是待在劳伦斯·邦克（Lawrence Bunker）上校的办公室。听说邦克以前曾当律师，当时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定副官，为人沉默寡言。但朱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时间可能没完没了。麦克阿瑟将军有空时，总会和朱将军聊天，例如空战对抗两栖作战等，这是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最需要知道的课题。麦克阿瑟将军说着说着，总会回忆起他在太平洋西南区的作战经验。因此我通常喜欢坐在车子里等，车子就停在第一大楼前方。
总部的卫兵戴着白手套，别着宪兵袖章，配着刺刀步枪。那天我们通过卫兵站时，我准备把盆栽交给朱将军，因为他一个人也拿得动，但他说：“来吧。”我就跟着他走过邦克上校的小办公室，进入麦克阿瑟将军的大办公室。
我觉得麦克阿瑟将军的本人和照片差很多，我原先以为他很苗条，事实上他颇壮硕。近看之下，下巴也不浑圆饱满。七十岁的他仍然很年轻机灵，但和那些美化过的照片相比，仍然显得苍老，没有那么整齐干净。依照礼节，我把盆栽递给朱将军，再转送到麦克阿瑟将军手上时，朱将军介绍我：“黄上尉是雷温乌兹新出炉的毕业生。”对我真是一大恭维。朱将军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后，也是从雷温乌兹的陆军参谋大学（当时称为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在学校时，我们听过不只一次，美国陆军界的所有一级上将都毕业自雷温乌兹，只有一人例外，而这个唯一的例外麦克阿瑟将军，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几年书。学长提起母校时亲密而念旧的语气，多少有些成为精英和“圈内人”的自傲感。我甚至记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时说了什么，我只感觉到那地方不宜逗留，所以立刻告退，整个会面历时不到五分钟。这会面看来似乎很寻常，但我们担心的是，朱世明当时虽然是驻日代表团团长，却是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监督之下。负责注意朱将军的是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他是麦克阿瑟的G-2（情报官），也曾在雷温乌兹教过朱将军。数个月后的五月，我陪朱将军到台北，向赠盆栽的蒋介石述职。朱世明当时很可能被逮捕，而后被无限期地拘禁，就像后来的孙立人中将一样。孙将军是缅甸战役的英雄，一度还是蒋介石个人的参军长。
我于1949年5月向驻日代表团报到时，是副官袁韦兴上校的助手，工作很轻松，我们负责和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联系。如果是中国官员要出差到日本，我们就知会外交部门，如果是其他情况则转到一厅（人事）。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团长，说中国政府答应授他勋章却食言，这就该由副官来处理。盟军人员曾志愿到中国“打共产党”，我们还加以婉拒。日常行政业务完全由非军方的员工处理，由我们负责督导。代表团的军官总部又宽敞又舒适，千代田的洋政馆似乎是东京最气派的使馆区之一。即使丧失掉中国大陆，我们仍然代表盟军。中国的驻日代表团团长是盟军驻日代表团（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一员，我们派驻一排的武装部队，象征占领军的势力。代表团约有一百二十位成员，车阵包括一辆巴士和三十辆以上的轿车，私人的车辆不包括在内。
10月间，团长朱将军忽然开除了他的秘书，命令我当他的随从副官，我一点也不高兴。当时我在办公室看看书，不当班时享受很多闲睱及自由。中国的情况令人痛心，我只希望能不去想，不管称作享乐主义、克己主义或逃避主义都行。我决定置身事外，让事情自然而然演变，同时尽可能暂时享受人生。皇家马厩骑马俱乐部已核准我的会员身份，而我也刚熟悉盟军在箱根、迹见和日光的休闲设施。如果担任团长的随从副官，势必打断我的个人计划。
我曾经当过将军的副官，职务内容近似家仆。他们说副官是将军的替身，可以在传递命令时学习如何做决策。在骑兵时代，这种说法可能正确。在紧要关头时，带着司令部公文的年轻军官可以骑到最前线，抽掉一个团，或是补充后备人马。自有电子通讯设备以来，这种刺激业已成过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朱将军都不是作战的将军，反而更像是外交官。他曾在蒋介石故乡的浙江省担任保安司令，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还曾在华盛顿担任武官，在外交部当情报官，有时还充当蒋介石的翻译官和特使。我不太可能仿效他的生涯模式。我不喜欢枯坐宴会桌一整个小时，看着日本来宾透过翻译官和团长对话，一边猜这位来宾是自由派或民主派，或最近转成保守社会主义分子或其他，一边还要牢牢记住将军的下一个行程。
我请袁上校向朱将军求情，说我在助理办公室是不可或缺的。我也试过要他们指派秦少校当随从副官。将军不肯答应，不过我还是设法争取到他的让步：让我待在单身营区，而不搬进将军的官邸。
我个人非常仰慕朱将军。他说一口毫无瑕疵的英文，有时还夹杂美式口语。他认识上千名美国友人——将军、海军上将、西北航空的副总裁、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等等。他的记忆力直追照相机。我才说有一位吉派垂克先生来电，他就接着说：“邀请他星期四来吃午餐。”之后他会说，这位吉派垂克先生在战时遇到他时是何身份，当时是在华盛顿或重庆，现在从事何种行业等等。我和朱将军愈来愈熟后，还对他开玩笑说，他当我副官的表现，会好过我当他的副官。他尽量无视于我的一些缺点，当我因自己的鲁莽冲动对他抱歉时，他会说这是“湖南脾气”。他自己也是湖南人，把直言无讳视为美德，但这却不利他的外交生涯。
我成为朱将军的副官后不久，听到所谓的“叶山会议”。驻日团在离东京约五十英里的叶山度假小镇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代表团的资深成员举办宴会时，子女就在附近的海滩游泳。这场会议一定在我当副官前不久举行，因为消息泄露，朱将军才开除他的秘书。我只听说，部分人士在会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不宜打探细节。朱将军绝口不提这件事，我身为他的随从副官，自然也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会暗示我想追查谣言。
对国民党驻外人员来说，1949年是艰困的一年。华盛顿的国务院已颁布《中美关系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在共产党掌权后，美国大使馆人员仍留在中国大陆，似乎暗示可能承认新政权。11月底，蒋介石仍留在重庆，指挥最后一场内战。副总统李宗仁照理应掌控政府，但他却飞到美国，要求援助未果后就滞留不归。在台湾的流亡政府困惑又沮丧。驻日代表团也不是统一的单位，是由国民党政府内不同机构代表的总和，有监察院、国防部、外交部、资源委员会、光复委员会等等。党系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渗透其间，每一个代表在国内都有靠山。此时此际，要让代表团的信念和宗旨团结一致是很困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后，好些国家立刻承认在北京的新政权，首先是印度，接着是芬兰、瑞典、瑞士，而苏维埃集团的成员国还不算在内。新年后不久，英国跟进。3月的某一天，荷兰大使到朱将军的办公室拜访，临走时说：“将军，想开点。”他离开后，朱将军对我说：“他来告诉我，他不再承认我了。”荷兰大使团已接受政府通知，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个人情谊，荷兰大使先来和旧同事道别。
朱将军显然想不开，他很认真。这时的他非常寂寞，和家人已分离了一段期间。他对美国特定人士的敌意已根深柢固，不过他仍喜欢且称赞美国。《史迪威文件》中提到，朱世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力争取中国应有的战略物资，据说因此被马歇尔数落了一顿。我不知道身为外交官的他，承受了多少冷眼与嘲讽。不过，虽然他不时会笼统指控：“该死的美国人，他们总是自以为是。”但他内心不曾反对美国。事实上，他真心崇拜麦克阿瑟，相当尊敬马歇尔。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拨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经费给国民党政府，但数个月后国务院和外交部仍然毫无动静。朱将军直接去找马歇尔。他向我描述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如何反应：“马歇尔立刻拿起话筒。他也许不太热衷，却很诚实。他拿起电话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但朱将军此刻正坐在我对面。’”回想起来，这件小事不会让朱将军讨好他的美国友人。他形容马歇尔诚实，等于间接暗示许多其他人不诚实。
朱对杜鲁门的个性也有一针见血的观察：诚实但喜好争辩，囿于小我的忠诚。朱将军告诉我，甚至连美国都握有国民党贪污的证据。杜鲁门掌握的一些档案显示，当汽油和润滑油运到中国，作为美国的补给品时，中国官员的确拿了回扣。但杜鲁门不愿公开这些文件。只有碰到支持国民党立场的人士时，他才会拿出档案强调：“这些就是你们的朋友，一群贼！”和杜鲁门相关的最有趣轶事是“J.L.的弟弟”。J.L.是黄仁霖中将。说来也巧，有一次他还好心称我为他的“弟弟”。黄中将体格高壮，性情亲切友善，到东京时发现我的名字叫仁宇，于是和我称兄道弟，给我面子，让我不知是否该高兴。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位和我同姓的将军，在中国管理一些机构，希望模仿美国陆军后勤军务处（Special Service of the U.S.Army），想尽办法讨好美国人，却只挣得肤浅虚伪的名声。他的问题在于，他想成为中国的桑莫维尔（Somervell）将军，自己却扮演鲍伯霍伯的角色。有些被他款待的美国人会在背后模仿他：“我是个将军，哈哈哈！”J.L.的弟弟刚好和他相反，人矮得多，相当瘦，戴一副眼镜，态度安静含蓄，因此我们都称他为“J.L.的弟弟”，似乎他被更有名、更外向的哥哥抢尽风采。但是，朱将军说，此人虽然不过是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却可以一通电话直通杜鲁门总统。J.L.的弟弟是大使馆内的小角色，却曾经和参议员时代的杜鲁门打过牌。杜鲁门成为总统时，这个小角色还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但是，他和美国最高官员的个人交情，显然超过那些大使和特使。他回台湾后，杜鲁门还透过中国来宾传达他的问候，甚至还说了句很不可能的赞辞：“他真是天杀的玩牌高手！”
朱将军和我从叶山回东京时，也正是我们闲聊的时刻。如果他要在乡间招待朋友和贵客，通常会在前一天晚上抵达。有时代表团成员的妻子会担任女主人，她与先生也会先到。我必须带领司机开车去接客人，载他们到会场。回程时多半是周日午后，我会坐朱将军的车子，和他聊个数小时。他已经当了二十年将军，却代表一个即将流亡的软弱政府。我想他一定觉得生不逢时，浪费才干。就我所知，蒋介石的长期新闻官董显光就有同样的感受。他们最难忍受的是，被才识远不及的人侮辱耻笑。有一次，我对朱将军说，我可以完全体会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已当了七年的上尉。第二天，他颁布命令，令我十分尴尬：他将我的薪水调高成少校等级，也就是每个月多出五十美元的津贴。
但我要强调的重点在于，个人的优点无法和命运的安排作对，这和《天空中的赌场》主旨相去不远。我举了参战的朋友、同学和相识的人为例，我还告诉将军日本人在东北的情况，他们一度是天堂的选民，但一夜间发现一切化为乌有。我看到他们在沈阳空寂的街道上辛苦跋涉，推着装载微薄家当的小车，向收容所报到，车上挂着白色的小旗，标示着军团和目的地。每个人身上只要有超过十五美元的物品，就会被没收。他们悲哀的脸显示出幻灭的梦想和消散的野心。后来我听说，有些人想到还要回到已成瓦砾的故乡时，不禁悲从中来，于是翻过遣送船的栏杆，自沉于黄海。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要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强的使命感，才能领导一个颓废丧志、士气荡然的民族呢？大部分旁观者自然而然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不去理会失败者。即使到1949年，这样的势利仍然盛行于日本。有一次，代表团收到日本童子军全国协会的邀请，到日比谷公园参观童子军全国大会，办公室里没有人要去。我邀请一位成员的女儿同去，看童子军比赛搭帐篷、挖坑洞、快速生火煮饭。但我们被安排在大出意料之外的位置，被指引到两位日本绅士的旁边，正如我次日向朱将军报告的，他们穿着“急需干洗的燕尾服”。显然地，在邀请函被送往外交圈后，美国陆军只派一名少校和一名上校前来与我们为伍。我们又发现，离我们不到十五英尺远的主帐篷内，坐着天皇和皇后。在我们右边的另一个帐篷内，只坐着两位穿着学校制服的男童。我的同伴忽然想到：我们应该请他们在我们的节目表上签名。不过说得一口好英文的皇宫内臣说，天皇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传统。不过，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引见我们晋见天皇夫妇，也许天皇愿意和我们握手。那时我们仍然想说服他，说天皇非常勇敢，已经打破许多传统，如果内臣愿意一试，也许天皇会同意。这位内臣一定觉得我们无可理喻，于是就走开了。最后我们错失了晋见天皇、和他握手的机会。不过，我们的确取得其他人的签名。希望邵海伦至今还保有明仁皇太子的签名，因为他显然就是下任天皇。至于李亲王，我只能说他觊觎朝鲜的王位。至于那两位衣着陈旧却正式的绅士，原来就是松平康昌侯爵和幣原喜重郎男爵，连朱将军也大吃一惊。他们看起来穷困却不失尊严，符合克难时期领袖的角色。但是在请他们签名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何方人物。所以绝不能靠衣裳来判断人。也绝不能随便丢弃童子军活动的邀请函。
不过，朱世明将军并非不了解现实。他对我透露，如果我们的国民党（那时他和我都不是国民党员）政府既软弱又没效率，却可以维持二十年的政权，那么共产党至少也可以再掌权二十年。至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如果他们不要发表不切实际的主张，安安静静待个三五年，也许还有希望，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将是关键所在。可惜的是，国民党支持以色列，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幸好拉丁美洲集团可以平衡他们的票。国际情势如此复杂，美国的立场还是很重要。
朱将军虽然不失智慧或勇气，却缺乏纪律和耐心。他认定波旁威士忌是“用马铃薯，不是用小麦”酿的，作为纵饮的借口。他一激动，就决定有话直说。有时他把朋友变成中立人士，把中立人士变成敌人。如果美国人听从官方指示，对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他就非常瞧不起那些人。可是如果是出于信念而诚实发表意见，他反而会尊敬。有一次他邀请一群美国记者吃晚餐。上咖啡时，他训了他们一顿：“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你们一直讲英国完了，英国的确会完蛋！”但他身为国民党的外交官，却犯了一个无可原谅的罪，居然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他指出，毛泽东从不曾放弃中共军委主席的头衔。别人说朱将军很像金日成时，他总是显得很高兴，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像。
接近1949年年底时，我们已经知道无法摆脱“叶山会议”的风波。这时我已设法拼凑出所有消息，不过多少还是要靠猜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人员宣布转移效忠对象，引发轩然大波。这时朱将军和代表团的资深官员在乡间开会，彼此交换不寻常的意见。我无法相信那些官员亲共产党，但对美国的愤怒却是一致的，起先是针对杜鲁门—马歇尔政府的态度，其次是美国媒体不断诋毁中国的领导资格。就朱将军的立场来看，所有的人不过是表达个人情绪，因此他从来不曾承认有过“叶山会议”。不过，谣言盛传，驻日代表团要学法国大使馆叛变，提出主张的人据说是法律顾问吴文藻。
就常识来说，在东京麦克阿瑟的军事政权之下，要变节根本不可能。吴文藻和他妻子——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驻日代表团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朱将军因为不在东京而没有与会。一名团员的妻子据说告诉一名外国特派员：“今年我们最后一次庆祝双十节，明年就庆祝10月1日了！”这句话随后登在东京的报纸上，无论是英文或日文。
类似这样的消息最后融入叶山会议的故事中，一起传到台北去。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身为职业外交官的副团长沈觐鼎扮演了何种角色。但至少对朱将军来说，沈是告密者，于是撤消他在代表团中的特权，以为报复。官方报告不再送到他的桌上。将军无法参加盟军驻日代表团的会议时，身为大使的沈理论上应代理职务。但朱将军反而指派一个位阶很小的官员去，甚至在外交官名单上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沈氏夫妇不再获邀参加社交活动。代表团军官俱乐部举办新年宴会时，他们出席，独自坐着，没人理会。我请朱将军不要对副团长如此恶劣，他听了很是生气，差一点当场开除我的随从副官职位。
到了1月，台北当局开始认真追究叶山事件，派了调查团到东京一探究竟。更复杂的是，团长是何世礼中将，也就是何东爵士的儿子。何中将和朱将军是雷温乌兹的同班同学，因此同样受教于威洛比。威洛比将军很值得一提：他是德国人，原名是卡尔·维登巴哈（Karl Widenbach），虽然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官达十年之久，但他最骄傲的事却非关军事，而是侦破共产党间谍网。对我来说，他身旁的副官看起来不像军官，反而比较像特务。几天前我才参加他主办的一个鸡尾酒会。我自我介绍，并说朱将军遗憾不能到场，他就告诉每个人：“朱身体不好，派年轻的副官代表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他的话提醒我，我不是我自己，而只是别人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又是别人的影子。
何将军在东京接受一连串的款待，包括朱将军发起的盛大宴会。没有人提起他的来访牵涉到怀疑代表团不轨。但威洛比举办午宴，介绍何将军给情报单位的同事时，却没有邀请朱将军。这种情况非比寻常，尤其想到朱将军的职位和他们之间的私交。
朱将军就这样发现自己处境为难。代表蒋介石送生日礼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是他，不仅如此，当国民党空军侦测到定海岛的共产党军队配有苏联喷气式飞机时，将情报传给麦克阿瑟的也是他。起初麦克阿瑟不肯相信。“绝不是喷气式飞机，”他的口气很权威。朱将军拿出空照图后，他才相信。然而朱将军却被自己的政府调查，当然会被盟军当局怀疑。
到那时为止，朱将军已得罪很多在台北的人士。对他来说，外交部长叶公超（乔治·叶）是“小孩子”。即使是CC系位高权重的陈立夫，都曾经从他那里“得到教训”。更不要说汤恩伯，“我管浙江时，他是我属下。”他如此说。事实上，他大可对其他人等闲视之。他们也许认为他古怪高傲，很不合群，可能乐意见他丢官，但他们都不是他的死敌。然而，汤恩伯将军恨他入骨，简直可以吸他的血。
这个汤将军，就是曾在上海统帅第三方面军的那个汤恩伯将军。汤仍是下级军官时，受到陈仪将军的提拔和栽培。抗日胜利后，陈仪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管理失当，对台湾人民残暴，因此下台。共产党军队席卷中国大陆时，国民党政府正要撤退到台湾，陈仪显然毫无未来可言。但国共在沿海对决的最后阶段时，汤还率领数个师。有军阀观念的陈仪想，为何不劝汤放弃无望的挣扎呢？如果劝汤加入共产党军队，他率领的数个师可以毫发无损，在新政权下取得一席地位。陈仪于是写了一封“亲爱的小老弟”的信给汤，坦呈他的计划。汤果然是个叛徒，将信交给国民党高层。陈仪因此被捕，后来被枪决。这封被照相存档的信，后来登在台北的报纸上。
汤恩伯对国民党的效忠受到肯定，但他还是要建立战功，才能获得权力。他已丧失他统领的几个师。只有一个方法：征召日本的自愿军。那时国民党深信日本人是良好的战士。如果汤能征募到前日本皇军的资深兵力，加以训练后，和国民党军队在离岛并肩作战，一旦成功，发起人铁定可以获得晋升。在1949年和1950年年初，小群的日本兵偷偷搭小船离开家乡，有些被日本海岸巡逻队拦截，但其他人设法偷渡成功。这不仅违反日本法令，而且也触犯了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策划组织这起行动的人士，和驻日代表团里的某些人声气相通。如果是特务、结党和其他秘密活动，即使是团长也无法完全控制。
然而，朱将军破坏了汤的计谋。他正式否认雇用日本国民的政策，事实上等于揭穿了偷渡计划。他如何警告牵涉其中的团员，我无从得知，不过从他们被叫来关起门来开会，我想他无意坐视这件事。在这件案子里，他也和威洛比的G-2保持联系。汤将军所以愤愤不平之处在于，当代表团依照惯例，请麦克阿瑟总部批准汤受中国政府之命访问日本时，事实上反而造成总部拒绝。最后总部来函表示，在目前的情势下，汤将军不宜来访，主要是我们的意见使然。汤已经持有机票，不肯相信有这回事。他还是硬搭上飞机，赌东京的美国人不敢驱逐他出境。飞机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在这起小小的国际危机中，无线通讯往往返返，最后这位粗鲁的将军被劝下飞机。但是他极力想摧毁同情共产党的朱世明。如果他为了报复而摧毁他的恩师，他当然不会同情二十年前的长官，而且他现在的官阶并没有低一等。
朱将军仍然拒绝接受叶山事件的阴谋论，深信何世礼的报告可以还他清白。春天时，他似乎找到让攻击者哑口无言的好方法。蒋介石已正式复职为总统，希望打破国民党在台湾的外交孤立困境。陈诚将军和吴铁城将军都是由老将转为外交官，被派到东亚各国，谋求成立反共联盟之类的组织。吴铁城到东京时，朱说服他带领我们——他自己、另外一位团员和我——和他的幕僚一起行动。他在台湾的敌人怎么可以指控他同情共产党呢？他在国际反共前线上奋力作战，而且直接在国民党杰出大佬下工作。4月，我们在汉城停留两夜。这次拜访没有具体结论，但我们被飨以国宴，还参观阅兵仪式。令我惊讶的是，数名南韩高阶军官竟然是我的旧识，他们用不同名字加入国民党军队，成为野战级的军官。他们在中国时，我们想都没想过他们是韩国人。汉城的主人盛大欢迎我们，却抱歉这回被迫简陋招待，保证未来“统一后取得北朝鲜时”，一定更花心思来款待我们。两个多月后，北朝鲜的坦克把他们全都赶出汉城。
我们的下一站按理说是马尼拉。我们访问菲律宾已获许可，但这时从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紧急电话，要吴铁城和朱世明立刻到台北报到。因为这通电话，我无缘见到“东方之珠”。但在1950年5月，还有比错失观光良机更重要的大事。到台北后，我才了解朱将军案子的严重程度。有一家报纸如此报道：“但既然朱世明敢回来，他一定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多种刊物都提到叶山会议，但没有一家给予明确定义。一家杂志社以朱将军的案子和数年前山口淑子（中国称为李香兰）案并列，让读者更觉复杂。总之，朱将军的媒体关系并不好。
我最好不要过度膨胀想像力，来重建朱世明和蒋介石会面的情况。蒋介石和访客的对谈，都已由曹圣芬详细记录。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办公室内数量庞大的记录，包括蒋介石的手谕（接令者只能抄下来但不能保存原件），以及数千份属下必须缴交的自传，将来都可能让史学家吃惊。我想在此建议的是，许多西方人都有错误印象，以为他是独裁者。在朱将军的例子中，结果绝非由蒋一人决定。朱必须和不同部门局处主管面谈，其中包括控告他的人，之后才能达成共识，做出处置。因此我们在台北停留了十二天，到最后一刻才了解最后的安排。
不过，我能作证的是朱世明将军的人格。如果错不在他，他绝绝对对不会勉强自己道歉或招认，以求快速开释。相反地，他让那些想判决他的人慢慢等，他凭着信念直言无讳，绝不屈服于任何官阶或影响力。他到外交部低阶官员的拥挤住处时，才真正能放轻松。在整趟台北之行中，他和汤将军的对质最为精彩。
两人的会面，是在徐学禹先生主办的晚宴上，地点是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内。徐先生是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两人都认识的友人。他邀请两位将军在公共场合见面，希望借由他的调停，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汤将军肯来，就是好兆头。不过，在晚宴时，依习俗要有一个人当主客，汤依礼婉拒，朱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主位上。徐的助理想介绍两位将军，其实没有必要，他们之前已见过面。两人间的对话如下：
朱：事实上，我们在浙江时，你还受我管辖，即使时间很短。
汤（语气柔和）：没错。
朱：但实际上，你是一个大将军，我怎敢指挥你？
在众人怂恿之下，他们互相敬酒，纪念过去的时光。但在鸡肝冷盘和嫩炸猪肉之间，气氛一直很僵硬。徐是这方面的老手，想到一个方法。一桌十来人中刚好有一个相士，在第二道菜上来后，他自动展现他的技艺。他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CC系人，“这个人的脸，”他说：“看起来如槁木死灰，但心里如牡丹花盛开。”这个技巧混合了侮辱与赞美。最后他的性格分析转为人要宽大为怀的道德教训。根据他的看法，汤恩伯不只是位勇敢的将军，而且很有组织长才。朱世明才华洋溢，却不知如何自制，他太受西方侠士风格的影响，对女士比对同袍有礼貌，并不擅长中国固有的谦虚之道。等到鱼这道菜上桌时，一切都整理清楚了。彼此间的争议不过是大误解而已，没有人心存怨怼。如果有冲突，也只是性格的差异使然。
有一阵子我对徐先生的巧思赞佩不已，他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停战。但我现在认为，在缺乏正式法律管道的环境下，在其他国家可能动用军事法庭或国会调查，在中国一定要在酒菜之前以具约束力的仲裁来解决。相士事实上诉诸自然法则。否则，一个人如果面如槁木死灰，心如盛开牡丹，相士如何能预知他的可能作为呢？就面相学来说，不必提及叶山会议或征召日军。而且人格评断还让汤将军多少获得道德胜利，或多或少弥补他被日本拒绝入境、从飞机上被拉下来的丢脸处境。
我们起飞前三十小时，才知道朱世明获准离开，但并非全身而退。他回东京后必须递出辞呈，其他就不予追究。我们要出发到机场的那天早上，出乎人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办公室来了一通电话，蒋介石想见朱世明。在此之前，朱将军一直很镇静。最后关头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引起了相当的震撼，他的额头和耳后冒出了几滴汗珠。难道解决方案被推翻了吗？难道在蒋介石办公室有更凶险的消息等着他？比被迫辞职还糟？他去了一个小时，一回来我们就直奔机场，立刻登机，花不到数分钟。空中小姐送来晚餐时，将军才对我透露，他最后一次被蒋介石召见时，吓得魂飞魄散。蒋介石在引发这么多焦虑后，只不过是想和朱世明握手道别，会谈只不过持续数分钟。虽然现在不能再保障他的工作，但蒋很有风度地感谢他的副官，谢谢他二十多年来的勤勉效忠。朱辞职后按理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理论上不能再见到蒋，而的确也从此没再见面。
在东京，我接到我的退伍令，换成平民护照。我陪朱将军去见威廉·席巴德（William Sebald），他是麦克阿瑟外交部门的主管，身兼大使职务，和朱在盟军驻日代表团的地位是相等的。朱很希望去美国发展，和家人团聚。以他的语言能力、在美国的人脉和毕生经历，他在美国无疑更能施展得开，不像在日本束手无策。但对方没有正式拒绝发给他签证。席巴德不要他的护照或正式申请书，只表示必须由国务院决定。他送朱将军搭电梯时说：“朱将军，好好保重。小心一些，你不像外表那么年轻。“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席巴德的消息。
在东京，其他几位被解职的代表团成员成立了一个龙根（Lungan）贸易公司，请朱将军当总裁，他同意了。他和合伙人都没有资金，打算从零开始，从事进出口业务。如果他们早几年成立公司，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但当时占领军已经逐渐放松管制，日本国民再度可以自由旅行，也可以自行办理进出口事宜。新手只凭脑力和辛劳在最最竞争的领域上碰运气，既无财力支援，又没有内线管道，这样的时代已经过了。龙根又挣扎了数年后，最后终于歇业。
朱世明从此郁郁寡欢。他对美国的爱不亚于对中国，但两边的官吏都同样被他的直言快语所激怒，让他无处可去。朝鲜战争开打后，他对麦克阿瑟的态度甚至也变得模棱两可。他不曾再与盟军最高统帅会面，但他知道，只要麦克阿瑟继续当日本的太上皇，这个世界上就还有他的栖身之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当天，朱将军忽然生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鸠山一郎显然要取代吉田茂成为日本首相，让他再度陷入焦虑的深渊。在战后初期待在盟军驻日代表团时，他反对鸠山一郎担任高官的资格，原因是这个人过去的好战立场。但幸好日本比他想像中慈悲。1965年他逝世于日本。
我到美国时，朱将军还到羽田机场送行。后来我忙着求生存，逐渐和他失去联系。听说他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设法申请到观光签证，到美国和家人团聚。他的儿子Samuel C.Chu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最近我们通信，证实上述说法。Samuel还告诉我，将军在日本的共济会兄弟，替他们这位从前的首脑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葬礼。
在安亚堡，我曾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约谈过一次。我在日本时，曾替龙根公司工作了数星期。到美国后，我替他们出了几趟差，不拿酬劳。在朝鲜战争期间，该公司曾和中国大陆做了笔小生意，可能是透过香港，结果被美国政府列在黑名单上。联邦调查局的干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洗刷我反美活动的罪名。
我还有一个心结待解。接替朱世明当驻日代表团团长的是何世礼将军，也就是前来调查他的人。他命我继续待在办公室里，直到他自己的副官熟悉环境为止。因此，有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还列在外交官的名单上，即使在法律上我已变更身份，在日本登记成半永久居民。这种不一致困扰了我一阵子。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幸运的是，我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来美国，我请他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纪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你为何不写小说？”
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是罗伯特·浩伊（Robert Fulton Haugh），他是英语副教授，当时也教创作课程。我告诉他，我曾经历的许多事不失为写作的好题材，但太过复杂，很难处理，他于是建议我写小说。
对浩伊教授而言，小说是包容复杂的理想形式。看看《战地春梦》吧。这个家伙不喜欢战争，但他仍然参战，当救护车司机。他对意大利人又爱又恨，他自愿替他们服务，但却被指控为逃兵。他不希望遵循传统，但担心他深爱女孩的名声，担心两人之间的小孩没有名分。他彻头彻底地独立，却必须依赖家里寄来的钱。他几乎就要变成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者，但在朋友怀孕面临生死关头时，他又显现出感伤而害怕的情绪。这是人类的悲剧。他想控制自己的命运，却又做不到……书中有多少种冲突呢？算不清了，也许有六、七个之多。
浩伊教授问我是否看过《日正当中》（High Noon）这部电影？我说有。他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我说没有。他问我是否看过《泉源》（Fountainhead）这本书，我说没有。他建议我看这些书。
当时我并不明白，浩伊教授所说的，在可理解的环境下，内在的冲突刻划出细微的心境转折。我是个直率平凡的人，我面临的微妙处境全都来自于外在环境，这就是属于历史的范畴。
回顾过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安亚堡校园的核心是个大广场，来自四个角落的小径在此交会，形成X形，我们称之为“对角”（diag）。环绕广场的是高矮不一的建筑，旧大楼的正面是厚重石墙，但新的侧翼可能是玻璃和铝铸建筑。高楼可能平地而起，单纯的小楼房消失无踪影。校园内有橘色和灰色的砖造建筑，也有呈现水泥原色和白灰泥的建筑。校舍展现不同时期的风格：希腊神殿、哥特式大教堂、国际风格、苏利文和法兰克·莱特等等。如果在蓄意的不规则中展现自然流畅可以算是创造力，密大学生每天经过对角时，一定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正如建筑所展现的，此大学从来不曾是“固定编制”。可以想见的是，负责规划和开发的景观委员会中，都是实验派的信徒。
我也在校园内进行我的实验。由于我先念大学部，因此修了一些外国学生想都想不到的课。其中有一门是大一的“美国政府与政治制度”，是基础课中的基础课。我周遭的学生几乎只有我的一半年龄，令我有些不安。看着她们玫瑰般的面颊，我感觉她们应该是我同学的子女，而不是我同学。想想看，十六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是最年轻的学生，现在却是最老的学生。不过，在这堂课上，我才知道美国的城市可能是由市长、委员会或由议会指派特定人士来管理。有些州甚至事先准备各式各样的特许状，让自治城镇自行选择组织体系，好像选成衣一样。由于中国的政府都是单一体制，因此我认为这是相当有效的入门信息，可以了解多元社会如何运作。我自己就从来没想像过，因为每次开车经过美国城镇时，街道标志和停车定时器看起来都一样。根据逻辑推论，我会猜测其后的办公室也具有同样的架构。
我又修了一门“美国社会”，这门社会学课程的用意在于，每次都能用数学方法来测量人民的意见和态度。令我吃惊的是，不是每个美国教授的子女都成为专业人士，很多人往社会阶层下方流动，成为劳工。有一学期我甚至还修了绘画课。起初我以为我们画裸体模特儿时，会觉得很尴尬，但课堂一开始，每个人都努力展现技艺，注意力全集中在“写生”，而非裸体。无论如何，要将三度空间的人体表现在两度空间的纸上，总是极难的任务。随着课程的进行，模特儿动作也变快。手中的木炭无法捕捉眼睛看到的景象，真是一大挫折。不过，令我惊讶和妒忌的是，班上竟然有才华洋溢的年轻艺术家。一开始我们都是从“单面”起步，也就是说，所有的画都是扁平的。但随着时日进展，部分有天分的学生开始超越平面的限制，显然比我优秀许多。因此，学期结束时，我得了一个差强人意的B，既感宽慰又觉满意。
至于浩伊教授的建议，我曾尝试却无成果。最后我只好告诉他，我无法把心中所想全部化为文字。我是否有资质模仿海明威和艾恩·蓝德（Ayn Rand），已经是一大疑问。但这先撇开不论，不同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轻易挤在狭小的篇幅里，却又要求达到小说的顺畅和切要。在刻画出的全景中，自有特定机制。即使我想减轻题材的“沉重感”，为求经济简约着想，我也必须以抽象名词来加以摘述。
然而，和指导教授的闲谈还是让我得到许多乐趣。浩伊说，美国工人很喜欢他们的工具，当成玩具来玩。我就说，站在工人的立场，可不尽然。如果刚好碰到一台老式木框的洗碗机，可一点都不好玩。而且刚好是炎热的午后，杯盘堆积如山高，刀叉胡乱埋在吃剩的牛排、马铃薯和浓汁之中，鱼骨头和柠檬皮混在一起，偏偏女侍又跑来说，她要用到三十五个冰淇淋专用盘子，五分钟后宴会就要开始。浩伊教授听了咯咯直笑。有一次他问我，我提过这么多将军的名字，为打破单调起见，为何不描绘一个要开会却找不到靴子穿的将军呢？我说，就我记忆所及，是有一位将军非常贴近他的形容。不过，并不是找靴子。国民党一二五师的陈少将临上战场时，常常找不到地图。
我是在东北见到这位陈将军。林彪在四平街施展“人海战术”后，大多数国民党将官对敌手的残忍都心存余悸，下令部属坚守岗位，接到进攻的命令时就敷衍了事。对方大举反扑时，他们就停止进攻。但陈将军可不是如此。他的一二五师装备不多，但被前线指挥部视为机动部队，有时填补前线的缺口，有时移到最东边或最西边去巩固侧翼。他的师没有汽车运输，子弹也不够用，但这位个子矮小的将军却从不抱怨，为何他的部队总是有许多任务。他常身先士卒，仿佛带的是步兵连。你只要在地图上指出他的目标或目的地，他就会保证准时到达，不论有无敌军阻挠。总是来去匆匆的他，穿的是网球鞋，而不是浩伊教授说的靴子。但是他有乱放地图的习惯。“我的地图呢？我的地图呢？”看他到处摸索，真是好笑的景象。地图可能好好塞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挤得有点皱，让他找不到。
但陈将军的故事并没有快乐的结尾。不到一年他就被共产党军队俘虏，是东北第一位落入林彪陷阱的将军，其后许多将军也陆续被俘。我很难告诉他们整个故事，却不交待林彪的“人海战术”以及共产党军队得以机动作战的背景因素。探本溯源的工作势必没完没了。就这样，不管我喜不喜欢，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无法逆转。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就我的情形而论，我必须像学徒一样，先通过前两个阶段。不过，无论我想多谦虚，如果我想在这个领域上有所贡献，就不可能避开最后一个阶段，我的主题迫使我必须如此。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我到安亚堡之前，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导，成为工匠和技师，但我拥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对这个州心存感激，像垦荒时期传说中的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这么离经叛道，居然可以受到居民的尊敬。我也欣赏校园可以容纳不同流派的建筑，而且可容纳十万一千零一人的足球场更是一大特色。
在密西根大学，我没多久就了解到历史的多样化。在一堂强调撰写传记的课程中，我选择比较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各种传记。令人惊讶的是，在总图书馆中，他的书居然占了整整一个书架。更惊人的是，同一个对象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后来我在同一门课中又学到，即使是同一位作者，也可以用分歧的角度来处理同一个题材。运用这项特权最淋漓尽致的是英国史学家墨利斯·艾诗立（Maurice Ashley）。他早年出版一本书名为《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由书名可知，作者对克伦威尔没有太多的好话。即使这位护国主嫁女儿时铺张奢华，也成为他这人无足可取的证据。但数年后，艾诗立出版了自认更成熟的作品：《奥利佛·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同样地，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内容。内容不仅较成熟，而且作者立场丕变，就像职业棒球选手一样，在两队同一天连续比两场比赛时，在第二场被交易到敌队去。仿佛这还不够夸张似的，艾诗立还在参考书目中引用自己早年的出版文章，作为不同学派的代表。
但艾诗立所以能建立鼎鼎大名，并不是因为只会任意变换立场。他能克服自我驳斥，而且从中获益，历史学家得以从中建立完整而全面的观点。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过多年的准备工夫。在密西根的历史学系，有位教师具有绝对力量，引导学生走向通彻之路。他就是前系主任霍华德·俄尔曼（Howard Ehrmann）。一开始，对我们这些习于美国大学进度的学生而言，俄尔曼教授似乎完全不教书。他很少讲课，更少在一个主题上停留十分钟以上。有一天，研讨会中的一名学生查过目录表后，把她的惊人发现告诉全班同学：“好好笑，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但俄尔曼教授当然和别人合编《密西根大学现代史》（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of the Modem World），共十五册。
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俄尔曼的风格。他的历史学识丰富异常，又认识无数的学者，有些还有很好的交情。他上课完全不准备，但是这种即兴风格必须有很强大的资源为后盾。他又能善用技巧，激发研究生的喜悦与热情。他可以从布莱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和约的签订，转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但不会丢掉听者的注意力。他习惯讲述主题的前景或背景资料。他会毫无预警地讨论内在议题，其本质通常引发许多争议。他闲话家常般点出争议之处，讲得津津有味，令人心动。他在过程中不断抛出相关的参考书目，班上的一两名学生会点头称是，其他人则羞于自己的无知与不足，下课后就直奔图书馆寻找救兵。只有额外的阅读，才能移除盲点。
霍华德·俄尔曼以认识纳米尔（Namier）为荣。这时我们都已知道，纳米尔就是路易士·纳米尔爵士。他的方法被称为“纳米尔方法”或“纳米尔主义”。他评估18世纪的国会议员时，要读者先不管他们属于保皇党或自由党。他钻研他们的来往信函，研究他们的家族账户，甚至找到现金收据，最后证明他们结成小党派，其中成员流动性很高，结党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私利。经过十年辛勤的研究，他在《政治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一书中发布他的研究成果。这故事的教训是，当历史学家对细节很有兴趣时，必须持续耕耘，有明确目标，才能建立体系。
虽然俄尔曼教授研究的是欧陆历史，对意大利尤其有心得，他还是要我注意另外一位英国史学家古赤（G.P.Gooch）。教授要我读遍古赤写的所有东西，或详读一部分，略读其他，并注意他的风格，把他的作品和别人相比较，掌握相关参考书目，寻找评论他的文章。直到今日，乔治·皮巴迪·古赤（George Peabody Gooch）仍是我最欣赏的史学家。他和皮巴迪家族有亲戚关系，因此以皮巴迪为中间名字，也因此能成为“私人学者”（privat Gelehrte），可以随自己高兴读书写作，不用去考虑生计问题。他的文风清晰流畅。不过，为了准备撰写《17世纪民主思想史》（History of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他看了不下三万篇专论。就这两位历史学家而言，只有深入研究后，才有能力得出总括一切的概论。两人一个严肃，一个温和，风格完全相左，但都同样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
俄尔曼教授的教书技巧之一是拒绝回答问题，他常把问题抛回给学生，嘲笑学生没有办法自行寻求解答。有一次我决定不要被他所吓阻，我在课堂上问了三次：如果社会契约的概念为法国人所接受，又具体展现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为何总是被史学家称为“非历史”呢？教授三次拒绝直接回答我，但他暗示，我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史观才能理解。从此我得到如下结论：任何值得被称为革命的运动，一开始都是非历史的，因为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再处理内在或外来的问题，革命党人才被迫创新。他们宣称现行体制无效后，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重组自然法则，再创新猷。但如果要他们承认发动武装叛变是为了进行实验，这将是不智之举，他们一定会宣称历史站在他们的这一边。社会契约应运而生，成为遐想文明开端的工具之一，也增加了革命党人所勾勒社会的可信度。事实上，就历史而言这不可能成真，正如一个社会不可能自己重生一样。惯例如此，历史学家对革命意识形态不存幻想，这并无不妥之处。意识形态基础的修正，实际上可以使革命后的社会更容易融入历史。
在安亚堡，我随着安德烈·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ndrei Lobanov-Rostovsky）修俄国历史。据我所知，他是唯一把贵族头衔带进美国学术圈的人。在他的两本著作中，“王子”出现在作者名字之后；我不只一次听他引述别人称呼他“洛拔诺夫王子”。和俄尔曼教授的松散随性相较，他的讲课是可喜的对比。他的课规划完善，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精准如时钟，从大纲演绎出完整架构，遣辞优雅洗练。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教书生涯之初，他必须克服许多困难，才得以使技艺尽善尽美。现在他授课时从容顺畅，毫不费力。他不需要讲稿，照样以清晰的头脑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有一次我们听到一个崇拜他的女学生说：“啊，他是一位王子呢！”不过，我心想，他超人般的纪律对他纯熟的表现一定不无贡献。洛拔诺夫教授所专长的项目，我可能永远做不好，让我更是敬佩他。后来我教导大学生时，尝试以他为榜样，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洛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还让我学到一件事：就西方的标准而言，俄国历史并非已经完整开发的领域。相反地，研究美国或西欧历史时，里程碑都已标示清楚，许多议题都已达成共识。即使在尚未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正反双方的意见都已为圈内所熟知。但学者研究斯拉夫历史时，处理的是尚未划分清楚的疆界，指针少之又少。因此，历史学家自己必须对历史的全程发展了然于心，随时警惕，从基辅公国到新经济政策都必须对答如流。不消说，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必须自立自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无法自欺欺人，说自己专长于某一小范围，作为深度不足的借口。
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美国很着迷。在密西根，我修了美国历史、美国宪政史、社会史、外交史等等，以满足我的兴趣。这些课程由七位不同的教师传授，但杜艾特·杜蒙德（Dwight Dumond）教授让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是反奴隶运动的权威，对我而言是全新不可知的领域。虽然我广泛接触美国文学，参与美国生活，但我从来没听过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美国短论社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或班杰明·隆迪（Benjamin Lundy），更不要说是“地下铁路”。因此，他的每一堂课都是全新的体验。在50年代，美国人还不习惯今天的自我批判。杜蒙德指控美国是“腐化的国家”时，有时我心头不免一惊，原来他认为这个国家纵容“谋杀、纵火与勒索”。当时，任何人只要主张种族平等，宣扬废止种族歧视，就会被冠上“他想让妹妹嫁给黑鬼”的罪名，但杜蒙德教授却在课堂上大声宣称“美国的未来种族将是黑白混血”，而这甚至不是他起头的预测，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说法。
下课时，同学讨论杜蒙德的道德家色彩是否强过历史学者，大家意见不一。但教授坚称反奴运动自有其法律上的依据，他主张，国际法并没有允许基督徒以教友为奴。他虽然全心全意研究自己的专业，但并非没有多方面的兴趣。有时他也会以唱作俱佳的夸大叙述，提出他的独到见解：美国内战完全起于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当时阿利根尼山脉以东发生变故，例如地震或海啸将东部沿海卷入大西洋海底，”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内战还是会开打，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以他对反奴运动的深入研究，他能以全然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军事史，技术问题变得更为重要。他对李将军毫无半句恶言，李将军是一流的军人，只是为南方打仗，反抗高压统治。杜蒙德对史东渥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的称赞更达于顶点。这些人的精诚奉献很难不影响到他。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道与复杂，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色。
不知道是出于潜在的欲望或是纯粹巧合，我选修的课程都和社会的大规模动荡与暴乱相关，其一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期间，另外则是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多年后的今天再回顾，我可以说这段时期的知识可能有利于史学家，让他更了解同时代的中国，效果胜过单单只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数世纪以来缺乏步入现代的大突破。研究者处理不存在的题材时，不太可能从中发掘出原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土生土长的学者甚至无法理解，在大我的生活中欠缺某种重要成分，也无法见证解释欠缺的原因。比较务实的做法是找一个例子来探讨，从中寻找失落的环节以及实际发生的突破。17世纪的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其间发生许多大规模而复杂的演变，当时这个国家经历了内战、弑君、尝试共和国政体、护国主、复辟等等，最后发现某一种解决方式其实并没有好过其他种方式，甚至可能更糟。这段史实的时间横亘了近一个世纪，其大熔炉吸纳了经济危机、宗教争议、宪政僵局及外交压力。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难道只学到每个层面都出差错？不过，多位史学家的观察令我印象深刻。他们指出，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习惯法庭承认平等的存在，有助于社会重新恢复稳定。再进一步推论，两套法理原则合而为一，让农业经济可以如常运作，与国家经济中更进步的层次（如银行体系和外贸）并行不悖。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没经历这样的演化阶段。
迟至50年代晚期，密西根大学只有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教师，既主持研究生的研讨课，也在大学部教概论课程。这位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教授还是一位知名的日本专家，目前于耶鲁任教。我请他当我的中国史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时，他的立即反应是我应该去哈佛。有了哈佛文凭，会更容易敲开就业市场的大门。就业市场姑且不论，霍尔教授愿意指导我吗？他说好。我与他的往来十分令我满意。霍尔本身虽然是哈佛人，但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迟至40年代，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的史学家都同意德川时期对日本有不良的影响，到明治维新后国运才开始好转。霍尔教授的研究却显示，即使是在德川时期的中叶，日本已经开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货币管理。不论就制度或实例而言，政府财政制度和西方接轨已成为受注目的焦点。这和帝制末期的中国真是一大对比。
我去找霍尔教授时，他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研究计划。他掌握日本肥前采邑的文献，决心描绘出该地区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常见到他，但常见面其实并不重要，我所需要的鼓励与警告，他都已经给我了。他也没有在我的研究途中横生障碍，好借以显示他是要求严格的教师。他不断强调中国历史“流动”或“有弹性”，也就是说，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等着被评估诠释，重建将使历史呈现许多不同的面向，在过程中当然有许多风险，不过胆小退却也无补于事，路总是要走的。至于我是否有潜力成为史学家，霍尔的评语很坦白：不太顺利，某些方面很强，其他方面严重不足。他建议我应该加强自己的纪律，扩大我在西方和美国历史的知识，强化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至于我是否有能力处理古文撰写的典籍，霍尔教授对我有绝对的信心。在我第一次参加初步口试时，在五个指定领域中当掉了两门，被迫再考一次。我意志消沉，霍尔给予我恰到好处的推动。“来吧，”他说：“鼓起勇气来，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些话分量十足。人虽然要承认错误，但不能认定从此就无法改变。
这时我修了霍尔教授的现代日本历史。我确定学期报告题目是“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变动”时，我对他说，我想让自己熟练以制度来解读历史的方法。我想找出呈现时代剖面的正确方式。这可以算是综合方式。教育政策的改变必定是面镜子，可以反映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觉醒。我对单一或孤立事件没有兴趣。这篇报告得了A，从此我和教授建立起较密切的关系。我寻找博士论文题目时，经过许多波折。我出于本能想研究中国的内战，但我缺乏研究资料的协助，又无法抽离战争带来的情绪冲击，根本不可能处理这个异常复杂的题目。而且，自从我决心研究历史后，我比较倾向于克劳塞维兹学派的影响：一大堆炮火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有时短暂的小冲突反而可能造就历史的重大里程碑。在安亚堡的初期，我无疑仍受到道格拉斯·弗利曼（Douglas Freeman）的影响。我曾从东京的厄尼·派尔（Ernie Pyle）图书馆借出他的《李将军的中尉们》（Lee's Lieutenants），在办公室看。但在密西根大学时，我有机会翻阅柯尔（A.C.Cole）的《无可抑制的冲突》（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和玛格丽特·李区（Margaret Leech）的《华盛顿的起床号》（Reveille in Washington）。后者对我影响尤大，让我不再迷恋军事史。就牵涉之广度与情绪冲击之深度而言，报道战争最好能远离战场，不必提及灰尘或坏疽。
一旦决定题目和战争无关以后，我就有许多题目可以选择。不过，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最惊人的历史发展，即使是抗日战争与内战，都可以说是那次史无前例发展的后续。中国与西方的多次冲突，以及每次羞辱后的调适，似乎都已经过充分探讨。但当真如此吗？那些专论或论文的共同缺点是，作者还不能接受历史的无可避免。中国作者持续指控西方帝国主义的进攻，西方人则照例指责中国傲慢、见识不足、拒绝改革。这些事件有相当丰富的文献，但欠缺的却是彼此的了解。鸦片战争开打时，马克思写道，一方以为自己具备所有美德，另一方则只知道贱买贵卖，就我所知的史迪威事件，及从朱世明将军听来的消息判断，我敢说双方的心态仍隔了十万八千里，毫无进展。问题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深。我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经验让我上了一课：当代中国的背景必须回溯自帝制时期的过去。这些思绪让我转而研究明朝。如果东西双方的对立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将背景往上延伸数百年并非不合理。无论如何，清代的政治历史受到外族统治的太多扭曲，后期又在与西方冲突阴影的笼罩之下。明朝是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在体制上应该更能代表中国的特色。
经过许多徒劳无功的摸索后，我的博士论文最后确定为“明代之漕运”。水道是一个时期的具体剪影，其运作情形是可以处理的题目。这个概括研究多多少少是智识上的练习，让我熟悉帝制末期政府的基础后勤设施。论文尚未完成，霍尔教授就前往耶鲁任教。接任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和余英时教授对我的帮助远多于批评。在他们的推动下，论文很快获得委员会的通过。
在其后多年，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军事装备状况、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科技和文学，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我在安亚堡的最后两年时，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明代专家查尔斯·贺凯（Charles O.Hucker）教授从亚利桑那搬到在奥克兰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英里之远。他随后带我结识其他杰出的明代研究者，对我的智识成长有不可或缺的助益。
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