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恒社同仁纪念先师杜月笙先生逝世周年，搜集当代名贤鸿文一十五篇，印行「杜月笙先生纪念集初集」。辑印告成，同仁等曾在斯集「编后」，许下心愿：「先师生前交游，遍及海内外，贡献于国家社会者，初非一端。同人纪念计划，原为三大部份：一为纪念集，兹已先出初集，此后将视文稿搜集情况，续出二集三集。二为年谱，以岁月为序，诠次先后，一一纪述但以人手有限，资料不易搜集，深虑仓卒成书，难免舛误，故悬此愿望，期诸异日。三为章回体小说，先生起家寒素，于艰苦中长成，蚤年生活，颇多令人振奋事迹，尤其于社会基层方面，贡献独多。同人为求深入民众，昭垂久远计，拟延揽能文之士，撰述语体文小说一部，公诸当世。深信大陆重光，为期不远，此一计划，必可实现。」
如今岁月匆匆，转瞬即届民国五十六年，距先师之遽归道山，忽忽十六年了。而于恒社同仁三愿之立，亦已一十五载于兹。当时计划的三个部份：「杜月笙先生纪念集二集」，业于民国四十三年八月问世，辑台港两地贤硕彦耆、友好门人华衮之褒、名山之作凡十七篇，附刊先师病逝前后，各地报章纪载，舆论一斑，暨举殡安厝纪实，挽词祭文悼章，都二十万言。即杜月笙先生年谱，经十余年之搜罗考校，增补修订，全稿体制灿然大备，去年年底且印就「年谱资料」一种，分致先生各地亲友，门人旧属，请各就所知先生事迹，详予补列。唯以先生生平，延揽能文之士，撰为小说一端，酝酿多时，几经周章，迄至今日，方始略现端倪，且改小说而为传记，乃不得不在全文问世之前，备述经过，有以说明。
首先摘引香港星岛晚报，对于为杜月笙先生立传的事，所持的看法与论评。该报有谓：「盖棺论定，杜氏一生的事迹是动人的，如果能有人写下翔实生动的传记，将是近世最可贵的历史性报告文学。可是，写『行状』写『墓志铭』的多，能写杜氏传记的人未必有。半世纪来的上海，反映了新旧转形，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的滋长与蜕化……。这一个万花筒，只有在历史家的显微镜下，才能够看清。杜氏本人始终是站在政治圈子的边缘，他的操守是旧道德的准绳，而他的一生却是大时代大洪炉中的火炼。他的死，也正是这半世纪结束的钟声。」
词简意赅，深入肯綮；这一段文字，可以代表舆论界和一般人士，对于杜月笙先生之共同认识。语多推崇，窃以为也唯有杜先生当之无愧。
民国四十年八月十五日，杜先生夙疾益厉，病逝香江。他那一篇脍炙人口，腾传一时被各地报章一再赞扬的遗嘱，开头第一段便坦然的说:
「余朴实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
试将杜先生的遗嘱，参证杜先生的一生事迹，我们可以发现，如杜月笙先生者，不仅是二十世纪初叶与中期，在动荡不安，鬪争尖锐的社会，暨国家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旷世奇迹，一代人豪；同时，他更是古今中外史乘里极其罕见的一位成功人物。他一生中的每一面都像时钟的摆锤，从这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所走的轨道，是由起点而至顶点，而在两点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的各种事迹，向为令人兴奋的谈助与新闻资料，他是我们这一个时代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约翰．根室（JohnGunther），曾经在他的「亚洲内幕」（Insidesi）一书中，形容杜月笙先生是「当代亚洲引人瞩目的猛汉，中国最有趣的人物」。我不同意他的说法，凡是见过，或了解杜月笙先生的人都知道，杜先生的外貌和内心，表里如一的是恂恂儒雅；而所谓「最有趣的人物」，似不妨以「最富传奇」的人物代之。
杜月笙先生在遗嘱中自称：「朴实无文」，毋庸讳言，他生平最大的遗憾，便是他少年时期因家贫辍学，从此失去接受正式教育的机会。若干年后他奋鬪成功，他所拥有的事业机构之一，大达轮船公司有一艘大达轮落成下水，他以董事长之尊，在高冠峨服，衣香鬓影者流的簇拥下，搭轮前往主持典礼，途经杨树浦，他指着岸上的一间礼拜堂，不胜感喟的告诉杨管北先生说：
「那里是我小时候读书的地点，当时一个月学费只要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祇好停学。」
像这样一位只读过几个月书的「朴实无文」之人，我们拋开他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影响，以及他个人多方面的事功不谈，即以交游和识见而论，当代可与他相颉颃者恐不为多。骈文巨匠，当过黎元洪总统秘书长的饶汉祥氏，即曾撰赠他一副楹联，而被杜先生悬在他上海华格皋路住宅第一进的大厅，文曰：
春申门下三千士 小杜城南尺五天
杜月笙先生的门下客，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就中他以对待文人墨客、智识份子最为敬重，谦恭和悦，优礼有加。也正由于他的礼谦文士，向来是「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洪宪要角「生平愿为帝王师」的杨度，不但能和他倾心结交，尚且乐于为他所用。沪上报人如汪松年、赵君豪、唐世昌、余哲文、姚苏凤、朱庭筠、张志韩等诸兄，更曾向他敬执弟子之礼。
除了奉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不懈，杜先生直到暮年，仍旧请了老师在家，教他读书写字。平素家居，不论事务怎样繁剧，每天起床以后，必将当日报纸细读一过，从第一版的新闻，读到末一版的小广告，巨细靡遗，一字不略。他尝说自己的腹笥，得力于报章者殊多。一位恒社同人，素称阅报精细，有一天早晨谒见杜先生，谈过了些天下大局，杜先生顺口告诉他说﹕「今天某一位恒社同人家有喜事，不发请柬，我已经派人去送了礼。等下你去道贺的时候，顺便代我致意。我因为气喘病发，不能出门，只好礼到人不到了。」
这位同仁听了，瞠目结舌，唯唯而退。后来他逢人便说：
「我看报已经算是够仔细的了，殊不知还比不上先生的一字不遗。」
除了自己励志进修，勤读不辍，但凡遇有重大的问题发生，属于专门范围，而不是他的智识能力所可了解。杜先生会立刻想到某人对于此一问题有研究，或者某人对此具有实际的经验，他把某人某人分别找来，为他详细讲授。那时候他聚精会神的听讲，听不懂的地方顿时便问，接连的请几位先生讲解下来，于是，他学问也有了，经验也得到，据而处理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他善于吸收学识和经验的过人之处。
于焉，方治先生曾谓：「先生尝以幼年未能致力学问为憾，可是他的刻苦自励，慎思明辨的工夫，较之一般自命为通儒学者，并无逊色。盖因天赋甚厚，虚怀若谷，有以致之。他把宇宙间的经纬万象，都作为研究的课题；社会上的美恶是非，都视作人生的明镜。因此，他的卓越见解，超人智能，诚非常人所可望其项背。」
旨哉斯言，入木三分。由于方治先生这一段月旦之评，使我想起过去有人「封」杜先生为社会学博士。我以为这并不是对杜先生失敬的一种嘲讽，而是很允当的称号。故前行政院长俞鸿钧先生撰「忆杜月笙先生」一文中便说：「……先生交游遍天下，士农工商各阶层无不普及，故其社会经验，更较任何人丰富。」
杜先生因为自己幼年失学，及长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极为重视，他曾斥资数十万元，在上海北新泾剏设正始中学，贫家子弟，一律免费。这所中学管教綦严，规模又大，前后若干年间，为国家造就不少人才。北伐时期军政要角陈群，当他宦海失意，潦倒申江的时期，便曾应杜先生的延揽，担任过正始中学的校长。
在文化事业中，杜先生和上海新闻界渊源颇深。早年他便担任申时通信社董事长。抗战胜利以后，他更出任申报董事长、新闻报董事、商报董事长等要职。此外，他又曾任过世界书局代董事长、大东书局董事长、以及中华书局的董事。如所周知，申新二报素称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报业巨擘，商报是后起之秀，但在上海沦匪以前，大有后来居上，四方瞩目之概。如世界、如大东、如中华，都是久执文化出版业牛耳的大书局。杜先生遥遥领导，能够做到上下一心，员工翕从。他由祇读过几个月书的市井中人，一跃而为文化、教育、新闻界的领袖之士，这份荣耀，岂是轻易得来？汲长补短，徒利自身，而杜先生却能更上层楼，将他平生莫大的遗憾，化为对文化教育服务的热忱，个人不忮不求，但求尽心尽力，兼且一一发乎至诚，难怪他在这一方面，能以一介布衣，系天下之重望，而其一生行谊，亦以儒侠相并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