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较突出的显著事例，发生在民国二十二年，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私人斥资办了一家国华银行，唐寿民和另一银行巨子，交通银行常务董事，兼四行储蓄会经理钱新之（永铭）很有关系。当年十一月，曾于一二八淞沪之役奋勇抗日扬威沪上的十九路军，勾结赤党暨第三党份子，在福州发动叛乱，是为「闽变」。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各界人士发起举行民众大会，对从事叛乱的「闽变份子」有所声讨，并且加以制裁。预定在大会中提出的十大议案，其中便有这么一条：──国华银行拥有大批十九路军的股份应该予以没收。同时请政府勒令该行停业。
国华银行怎么会有十九路军的股份呢？这一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当一二八淞沪之役战作，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穿草鞋打绑腿的十九路军，和兵精械足，拥有大炮坦克的日军性命相搏，固守阵线屹立不退，使上海人掀起了劳军支持前线的热烈高潮，大批的现金和慰劳品送到史量才、杜月笙共同倡组的地方维持会。大概是十九路军收到的慰劳金太多，有点结余，便由十九路军的军长、副军长蔡廷锴、蒋光鼐等，将这些结余暂时存放于国华银行。
民众大会要提出议案，没收国华银行「股本」，请政府勒令国华银行停业，消息传到唐寿民的耳中，他吃了这个大冤枉，当然大起恐慌。由于民众大会举行在即，来不及声辩理由，消弭众议，唐寿民无可奈何，他去找交通银行常务董事钱永铭设法，钱永铭是上海老资格的金融家，民国十一年，南昌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理，他便以协理的名义，负责全盘业务。民国二十二年间，他除担任交行常董外，又是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四行储蓄会的经理，兼四行准备库主任，身为南北金融势力的沟通者，他曾在国民政府任过财政部次长，浙江财政厅长，又曾奉派为驻法大使，后来因故没有履新。
钱永铭想了一想，他说：
「眼前只有一个人可找，也许他能从紧急之中替你想个转圜的办法。」
「谁？」
「杜月笙。」
「可是，」唐寿民很为难的说：「我跟他素不相识，而毫且无来往呀。」
「那么，」钱永铭慨然的说：「我代你去托托他看。」
华格臬路杜公馆里，杜月笙正和吴醒亚、杨管北在聊天，吴醒亚是新任的上海市社会局长，跟杜月笙私交弥笃，合作无间。三人正谈着，听差送上「钱永铭」的名片，杜月笙一看，怔了怔说：
「钱先生我们不大来往的呀，他突然之间来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想了想，杨管北讲：
「可能是为了国华银行的事。」
一回头，吩咐听差：
「请到古董间。」然后再向吴醒亚和杨管北说：「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
过不了多久，杜月笙回来了，手一招，把杨管北喊出去说：
「管北，你猜对了，果然是为了国华银行的事。依你看，这桩事体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