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派杨管北去经营华丰面粉厂，第一步，他们在使华丰由小蚀进而大赚，然后利用银行押款和赚来的钱，全力扩充设备，接下来便运用灵活的手腕：「闲话一句」的服务帮忙，针对绝大多数同业处在「面粉大王」巨大压力下的苦闷彷徨心理，广结人缘，渐渐汇集一股新兴的力量，他们不但要抗拒及解除荣家的重大压力，而且，还要向面粉交易所进军，将荣宗敬、王一亭等大亨的把持局面，打得粉碎。
抓住两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开始下手。
在上海一地，设有两个面粉业同业公会，一个属于上海市，一个名为「苏浙皖三省」，前者当然也落入荣宗敬、王一亭的掌握，后者早有杨管北的一席地，因为杨家在扬州、高邮等处都开设得有面粉厂。
上海面粉同业公会和三省同业公会一向对立，双方矛盾极为尖锐，种因则在于荣宗敬等操纵交易所，内地厂商制造的面粉，多花一笔运费、运到上海，反而要被交易所硬挜下去每袋两三角钱的价格。
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施行「裁厘加税」政策，把前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军攻陷南京，军事紧急，饷源枯竭，乃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税捐的「厘金制度」取销。此一害商苛民，施行已达七十八年的制度一旦裁销可以说是国民政府的一大德政，可是，却给内地面粉厂商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使上海面粉厂商又蒙利益。
因为，在没有「裁厘加税」之前，内地厂商就地采办制面粉的原料──小麦他们并无厘金的负担，而上海厂商到小麦产地采购，沿途都要付出厘金。每一百斤小麦可制面粉两包，如在山东、湖北两省买小麦运上海，即需负担厘金每百斤一元，再经过苏北或江西、安徽江南运到上海各厂，通常每包面粉得付八角到一元的厘金，相反的，内地厂商（指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运面粉到上海每包只需厘金一角内地厂商多花了运费，却减少了厘金八九毛，勉强能够和上海厂商竞争。
如今厘金取销，上海厂商到内地去采办小麦，沿途不需报缴，小麦运到上海制成面粉每包只要缴特税四角；因此，「裁厘加税」，使上海厂商减低了每包四角到六角的成本。
内地厂商就糟糕了，从前他们将制成的面粉运到上海，每包只要缴一角钱的厘金，「裁厘加税」以后，他们只减了厘金一角，却反而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特税四毛，一出一进他们便需多付三角的特税，跟上海厂商一比，他们要多出每包七角到九角的成本，再加上运费再加上被上海厂商硬压下每包两三角的售价，两者的成本相差到一元以上，不要说跟上海厂商竞争，内地厂商简直就要被迫关门。
杜月笙的华丰面粉厂设在上海市，在「裁厘加税」新税制下他是受益者，内地厂商全部
倒掉，对他只有更好，以他自设的银行，以及银行界对他的全力支持，他正可以跟荣宗敬兄弟日俄开成那年一样，利用银行资金开设一串的厂，迅速建立他的「面粉王国」，把纷纷倒闭的内地厂商销场，一鼓作气接收了。──但是杜月笙做起生意来，也是另有一功，他不但不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反而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跑到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里去，告诉那些神情沮丧，急如热锅蚂蚁的内地厂商说：
「你们各位不要着急，让我们大家一道来想个办法。」
就凭这两句话，杜月笙人溺己溺，见义忘利的侠骨仁心，立刻便赢得了公会全体衷心的敬服和感激。
「闲话」由杜月笙拿出去，办法却要他的「智囊团」来想，杜月笙的朋友之中，有陈群、杨管北灵活脑筋，会写文章，三个人一商量，由陈群执笔，写出来一篇理由堂堂正正的好文章，根据国父遗教，建国大纲提倡内地实业这一条，由上海厂商杜月笙领导三省面粉厂商全体，呈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声明拥护「裁厘加税」政策，不过，内地厂商确有面临倒闭的危机，因而要求中央特准「补助内地实业」，硬性规定上海厂商应纳面粉特税一角，内地厂商则仅缴纳特税五分。
文章盖好大家的图章，成为正式呈文，一路呈上去，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是张寿镛，──杜月笙的好朋友省主席是叶楚伧，──真正熟得很中央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实业部长是孔祥熙，──虽然是新近攀交却是交情很好。首先，江苏省财政厅、省政府便顺利通过此一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