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日本每日新闻特别强调杜祠图书馆之设，认为「将来完成，益足以增江南之名胜」云云。严格说来，杜月笙开祠堂，「自国府主席以至庶民，无不备礼申贺」，诚然是他一生之中，最绚烂光辉的一笔同样的也是他置于平生最高巅峯状态，不过，开祠堂仅祇是一家姓之事，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究竟不大。杜月笙能花五十万元建立家祠，而他的朋友和门人弟子，也能醵资十万，在祠堂旁边建立一座「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这才是真正的「锦上添花」，不但开风气之先，而且做了一件极有意义，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事
建立这所藏书楼，当时曾有一篇序，指出在杜氏家祠之侧「经始立学，并建藏书楼」，完全是出自杜月笙的一番宏愿，杜月笙的一百二十五位朋友、门人和学生，则是「公赠图书若干万卷，以成月笙先生之志，抑亦东南文献之盛事也」。由此可见，学塾和藏书楼是因杜月笙的一腔愿望而筹设的。
一百二十五位赞助人中，包括王伯群、吴铁城、杨虎、杨杰、刘芦隐、汤漪、陈群、张翼枢、张颂椒、苏嘉善、杨志雄、刘志陆、吴醒亚、汪啸崖、李应生、王仲奇、张澹如、传品圭、孙祥簋、朱如山、谢葆生、杨管北、赵君豪、唐世昌等，可以说都是跟他平素比较接近的一群，他们帮助杜月笙完成了一项盛举。在民国二十年，拿十万大洋去建一个图书馆和一所学塾，其规模自非小可。
因此，当杜祠落成，前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曾于落成典礼后四个月，亲自执管，「因略抒所怀以遗之」，为杜月笙写了一篇：「高桥杜氏家祠记」，凡一千三百余字，他请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刘芦隐工楷书就，制了一块匾额，送给杜月笙。在这篇文章里，胡汉民也是别具慧眼，特别赞扬杜月笙兴学建馆这一点，他说：
「……杜月墅先生，今之任侠人也，信言果行，重取与然诺，好急人之难，捐躯命以赴困阨，怡如也。大江南北，识与不识，咸重其义而慕其风。辛未（民国二十年）之夏，先生建家祠于海上浦东之高桥乡，并附设学校及图书馆，上以崇先祖，下以启后贤，不以远遗，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于族人者甚巨且远。诗曰：『岂无它人，莫如我同姓！』以余观杜君之所为，盖侠而儒者，其贤于朱家、郭解远矣！果能秉此旨以逞国族基础之确立与巩固，固当在此！而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三端，或将尤有赖焉！祠成先生嘱为之记，余喜其能符于我党总理之遗旨，且有裨于人心世道也，因略抒所怀以遗之。」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粤变和平解决，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汪精卫等自粤抵沪，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恢复汪精卫、陈公博、兪作柏等三十四人的党籍。十一月二十六日，汪精卫一时兴起，援笔为杜月笙「谨撰」了一篇「高桥杜氏家祠记」，他在这篇亲笔写就的文章里面也是这么说：
「……中国数千年来，有一种民族精神随时随地，可以表现者，厥为报本，其大者祭祀天地，以其覆育万物也，乃至一羹一饭之微亦必先祭，始为饮食之人，此种风尚，穷乡僻壤，野老耆旧间，犹往往遇之。夫人类之智能与能力，乃无数心血所积累而成，故报本之义，不仅继往，尤在开来。文化之日进有赖于是，而亲之则报本之尤著者，庸可以宗法社会之观念囿之欤？
「或又以为家族思想其量不弘，不知忠恕之道，在推己及人，惟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乃能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
「杜君月笙，今之任侠人也，平日见义勇，能急人之所急，重然诺，轻施与，于慈善教育多端，尤多所致力，声名藉甚大江南北。二十年夏建家祠于黄浦江东之高桥乡，附设家塾及图书馆，盖于报本反始之中，仍不忘乐育人才之意焉，此能以亲亲为基点，扩而充之，以及于仁民爱物者也，是可以风矣！愚旣略知其始末，乃乐而为之记。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汪兆铭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