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晨，他便开始奔走，纠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予以扩大，迅卽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他推举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表示这一个民间团体地位超然，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体老百姓的组合。筹备会议席上，杜月笙除了坚持这一主张，他并且拒绝担任副会长的职务，声称不论办任何事他负责跑在前面，担任名义，则任何人都应该比他优先。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杜月笙的答复很简单：
「我只晓得我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办事，担不担任名义，没有关系。而我把名义给别人，别人要想不做事体，就不行了。」
但是，会场中几乎人人都认为杜先生必须名义实际一道来，一致公推他为副会长，他无法推卸，只好应允，却又提议增设副会长一名，─—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充任
全上海市民对于十九路军奋勇抵抗日军，
「拿血肉和敌人的枪炮拚」，由而所激发的爱国热忱，乃已臻及疯狂的程度，杜月笙乃对这种心理，通过其服务新闻界的门人，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竞以最大的篇幅，最长的时间，全面报导十九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报纸长篇累牍，电台日夜不休，宣扬十九路军的壮烈事迹，英勇表现，全上海大众传播事业同心齐力从事抗日宣传，歌颂赞美十九路军，于是，当报纸或电台提出劳军的呼吁，要求后方同胞支持前线，上海人作了空前热烈的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捐钱的捐钱，捐献实物的捐献实物，大众传播工具使前方后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抗敌后援会沟通前方和后方，使之结为一体，前方将士视大后方为自己的家庭，后方同胞把前方将士当作家人父子，前方需要什么？自医药、寝具、食物、交通器材及至于砂包麻袋、砖瓦木石，只要报上登载，电台广播出来，听到消息的人，会罄其所有，争先恐后的往「抗敌后援会」送；「抗敌后援会」在街头巷尾劝募，─—正确点说，应该谓为收取劳军捐款，娘姨大姐会脱下唯一的财产，金镯金戒，黄色车夫、码头苦工往往忘记了一家大小在等他回去买米下锅，慨然的将一日所得全部献出，集腋成裘，聚沙为塔，上海市民捐献的劳军存款多得用不完，各式各样的物品堆积如山，抗敌后援会借用的仓库实在装不下了，报纸电台经常代替该会发出吁请：
「作天本报（或电台）说十九路军需要
，顷据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郑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当一二八战役序幕揭开立卽联合上海工界成立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团」的编制，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一千余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则为对杜月笙素极景仰的周学湘。
十九路军在前线杀敌致果，战地服务团则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两者的任务同样艰巨辛劳，冒险犯难，但是十九路军持有武器，战地服务团赤手空拳，他们所凭恃的仅祇是爱国热忱，血气之勇，经常穿越枪林弹雨之间，他们负责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战区扩大，他们更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难胞，护送灾民，他们竭尽所能的为前方将士服务，并且分劳任事，以使将士们能够专心一志，努力杀敌贼。
战地服务第一、二两团有一个特殊作风：不分团长团员，一概卷起衣袖上最前方从事务工作，任劳任怨，蹈险履危，他们之中因为中流弹，被俘杀，慷慨捐躯的日有所闻，但是上海有八十多万工人，志愿参加而挨不上的人多得很，所以团员补充不虞匮乏，成仁取义，前仆后继，一立二八事变停战以后，抗敌后援会曾在上海北站碑，镌刻殉难员工名单，那便是他们所获得的唯一报酬。
爱国热潮在黄浦滩上泛滥，几乎每一位市民，每一位劳工大众都贡献了或多或少的力量，上海劳工在支持抗日御侮的战火中，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民国二十六年抗战之前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上都有如下的一篇课文：一位上海货车司机胡阿毛，在外滩被日本军队拉差，载运满车日军驰援闸北前线，他默默无语的驾驶汽车，临到黄浦江畔，他突的开足马力，向前猛冲，于是，那满车日军和他自己，一齐沉于江底，永为波臣。─—全国一致推胡阿毛是民族英雄。
杜月笙忙碌紧张，风尘仆仆的领头干，抗敌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对于一二八之战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同时它们的许多表现，尤能激发全国同胞的爱国情绪，一二八淞沪之役不是上海一地的战事，全中国人都觉醒了，淞沪之役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续绝。
十九路军和中央第五军的力御强侮，鼓舞了全国军队的士气，使全国将士如梦初醒，没有飞机兵舰和重武器，中国军队照样打得过日本人，此一鼓舞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全面抗战产生了无法估计的重大作用。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表现，则为军民合作，后方支
持前方，御侮战争人人有责开了先河和范例，五年后的「七七」、「八一三」于是加以翻版，改进，获致了莫大的功能。日本倘若有高瞻远瞩、目光远大的政治家或军事家，他们自会发现「一二八」的无目的侵略，将是何等的愚不可及。国际交涉捱上一角和杜月笙同庚的党国元老吴铁城，从民国二十一年元月七日，到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当了五年半又二十天的上海市长。由于他和杜月笙声应气求，通力合作，应付国际战争，从事大上海建设，推行政府设施，维持地方治安，五年多的时间里，吴、杜敬爱旣同，情理兼到，使吴铁城对于杜月笙的性格和为人，益增了解，倍感钦敬。因此，他一向对杜月笙交口赞誉，推崇备至。他曾说杜月笙这个人「独有其至性至德，良知良能」、「品德自高，声望持重」、「实驾古之人而上之」、「超伦逸群，非常人所可及」！
吴铁城当上海市长，市政府秘书长是往后做到行政院长的兪鸿钧，吴铁城手下另有四位秘书：那便是追随吴氏甚久，卓著劳绩的耿嘉基、黄剑芬、王长春与王绍斋。这四大秘，为便于联系，经常身为杜门座中客。
民国二十年以后的上海市政府，设在沪西枫林桥，旧沪海道尹衙门，跟法租界仅仅隔着一条界浜小河。而吴市长的私宅，尤在法租界海格路上，因此，遇有紧急重要的事情，双方必须直接联系，也是非常的方便。
一二八事变的当天。下午两三点钟，上海时报「中日交涉解决，战祸可望避免」的号外发出，成千成万逃到租界的难民，欢天喜地，放心大胆的回返虹口、闸北家中。但是当天夜晚战事一起，火线附近居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在心摧胆裂之余。又复汇成人潮，拚命的再逃回租界来。当其时，他们冒着风雪，露宿街头，在饥寒交迫中，处境极为险恶。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为难民请命，到华格臬路专诚拜访杜月笙，希望他攘臂一呼。邀集上海慈善人士成立组织募款救济。杜月笙当时正为「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日夜奔走，席不暇暖，但他仍然一口答应，而且以最快速度，成立「上海各慈善团体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亲自担任职责最艰巨的筹募组长。
自从这个组织展开工作，广集租界街头的难民衣食供应，和战区灾民的抢救疏运，便得到顺利解决；总计在一二八之役前后三十五天中，战区难民经由该会救济，得免于炮火轰击或辗转沟渠的；共达四十万人。三月二十四日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到了上海，他检视「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图册，发现淞沪之役上海市民受战争损失的计为十六万户，经「难委会」救济安置的卽逾四十万人时，他不禁矍然而起的说：
「试看上海民间捍患救灾，工作进展如此神速，日本怎可以诬指中国是无组织的国家！」
前上海市长吴铁城撰文，揭露一二八事件的停战协议，也曾得过杜月笙的助力，那是因为淞沪之战虽已爆发，中日之间的外交谈判之门并未关闭。战事开端，吴铁城便向上海领事团提出抗议，领事团乃推由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出面调停。
有一项鲜少为外间所知的秘密，一二八之战初起，日本海军陆战队遭我十九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牺牲惨重。当时，亟于停火休战的，不是毫无抗御外侮准备的我方，而竟是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
野村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亟欲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微将寡，经过连日苦战，迭遭败绩，再打下去，唯恐兵力不继，因而他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而请国内陆军增援。第二则系一二八夜袭，原系恫吓性质，妄想不战而屈我之兵，以与关东军兵不血刄，垂手而攫东北相媲「美」，日本驻沪海军，实际上并不曾获得日本大本营在上海燃起大战的训令。而当时「一二八」之役关东军擅自攻击北大营，业已备受国内指责，野村一举不获得逞，便色厉内荏，心里发慌，生怕重蹈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覆辙。
另一方面，虽然英美两国，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外交惯伎，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同时野村更恐当众「示弱」（强横不起来），有失日本海军颜面，画虎不成反类犬。故所以，他宁愿采取秘密途径，透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我方的「和平意愿」。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选，一则，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战最有力量的社会袖，其次，则杜月笙和我方在上海的军政领袖吴铁城、俞鸿钧、蔡廷锴等都很熟悉。同时，他在中央处理沪局的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面前，也有说话的资格。
还有第三层原因，日本人对于杜月笙崛起市井，显赫沪滨，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清党之役后，日人卽已千方百计，企图拉拢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围，做好手脚，下过功夫，他们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跟他接近。
于是，在杜月笙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便常时会有鲜衣怒马，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如名气响亮，曾为民初政坛活跃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阁，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爱打大麻将，一输十万六万，了无吝色的李泽一。这位李泽一便与日本特务开祖师土肥原密切相关。
在杜月笙的印象之中，李泽一豪于赌，为人四海，性格朗爽，不管什么吃喝玩乐的场合，他都是理想的搭挡。他晓得李泽一很有钱。却也不甚追究他钱从何来？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搜刮得来的家财，动辄百万千万，根本不算稀奇。民国十二年直皖之战，奉军查抄安福系人物的财产，杜月笙的北洋朋友之中，当过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便被抄出了一千万元，曾毓隽亦达三百三十多万。军阀羽翼之下的北洋官僚，其财产之多之钜，令人咋舌。
杜月笙把李泽一当酒肉朋友，长期赌伴，李泽一却是奉了土肥原之命，充了排场，落了财香，他争取杜月笙的友谊，无异是在「长江放远钓」。
北洋军阀中，杜月笙跟各派各系都有交情，比较接近，而且接触频繁的，当首推安福系，亦卽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人物。杜月笙和皖系接近的原因，一则卢永祥、何丰林当道的时候，正是杜月笙以黑牢公司崛起沪滨的初期，「阀」商合作，获利倍蓰。二来如所周知，皖系为了筹幕军费、收买政客，所需的庞大经费，不是大举外债，卽为转卖鸦片，他们曾以公债券收购存土，公私两「便」，大赚其钱。因此，李立阁和李泽一两兄弟，早先是皖系派在杜月笙这边的代表，往后便成了吃喝嫖赌的好朋友，李泽一尤且兼充日方特务。
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氏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民国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交，姚氏夫人的香闺非常热闹，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边，最低限度有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姚氏大人曾说：
「就算夜里戒严，上我们那儿赌钱的朋友都没人需要通行证；因为，每天赌完散场，准定是天亮以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