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一场风波敉平，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他是否有背景，受人指使？在作他人的工具？然而，他所得的结论，则是吴绍澍自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黄浦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当时正由于做了八年的「日本顺民」，而普遍存有疑惧不安，瑟缩惶悚的心理，这般人一时无从发挥其力量，因为他们已自「顺民」一变而为「柔民」。吴绍澍掌握了黄浦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以他的为人和性格，理该趾高气扬，君临一切，而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此之所以杜月笙要成为他第一个该打倒的对象。
基于对吴绍澍的深刻认识，杜月笙乃决定其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黄浦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顾家门庭因杜月笙而来的热闹风光，他尽可能的减少避免。不仅如此，杜月笙尤能做到公开场合，决不拋头露面，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尤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惜将自己在抗战八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无役不从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的说：
「天河洗甲，故土遄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用这种深切「自责」的语句，卽令是共产党的「坦白」、「交心」，只怕也通得过了。退一步说，设若吴绍澍一定要故入「师」罪，何患无词，诬陷杜月笙是所谓的恶势力，那么有他自甘入罪的这几句话，不也可以当作吴绍澍的「最佳注脚」？
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不问世事，其程度的澈底，连上海市商会呒啥介事的聚餐，他也逊谢不遑，托故避过。尤且，不论何等人物，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依他想来，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黄浦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含餔鼓腹之民，歌功颂德，掬乎至诚，难道说你吴绍澍还有不尽满意我杜月笙之处吗？堂堂杜月笙已经「心悦诚服」，伏下来当你吴绍澍平步青云的垫脚石了，以至诚对至佞，杜月笙认为他自己的做法无懈可击。
然而不然，吴绍澍妄想一把抓牢黄浦滩，诚如张九龄的感遇诗：「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吴绍澍金丸之发，唯有珍木之巅的珍禽，方可列为射击目标。杜月笙是五百万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偶像，的领袖，的抗日战争英雄人物，尽管他朴质无文，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同时他患有喘疾，体质素弱，但在外国人的观感之中，约翰根室称他为：「有把日本人当早餐吃掉的名气」，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中将也说：「在上海的外国人，听到杜月笙的名字便会不寒而栗」。杜月笙名气这样响，地位如此高，吴绍澍对杜月笙的打击越多，越重，便越足以显示吴绍澍的人高马大，身手不凡，有杜月笙这么一个好靶子，光挨打，不还击，吴绍澍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犹不足，吴绍澍更进一步，他揷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此大众传播工具，发为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厉的攻讦，刺激。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彷佛抱定了决心，每打杜月笙一记，便水涨船高，使自己的地位更增一级。
是可忍，孰不能忍？此一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争论杜美路作戴笠总部
继吴开先之后出任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王新衡，膺命担任军统局上海区长，上海市调查室主任，上海市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搭乘第一架由重庆直航上海的飞机，抵达上海。
杜月笙几乎已经忘记了，他还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说起来，倒是唯有他这个职位纔能君临黄浦滩，而把党团政军大权一把抓。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长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兼任，民国三十三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王新衡自香港撤回重庆，他常到重庆汪山杜公馆，参与杜月笙的午餐晤谈，不久吴开先在上
海以被捕闻，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书长一席遂告虚悬王新衡问戴笠，可否向杜月笙自告奋勇，讨这个差使做，以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这个重要机构不致形同虚设，渐趋瓦解。当时戴笠对杜月笙难有把握，他迟疑不决的说：
「恐怕杜先生不肯给你做啊，他手底下陆京士、朱学范，……都是这个秘书长的候补人选。」
其实王新衡早已心有成竹，他当时便说：
「试试看嘛。」
其结果，是杜月笙欣然应允，请王新衡担任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有此因缘，王新衡和东南方面普遍建立关系，因而膺选胜利后在上海权倾一时，职责无比重大的新职。
王新衡往见杜月笙，杜月笙十分之喜，寒暄过后，第一句话便问：
「新衡兄，你准备住在那里？」
「我刚刚到。」王新衡坦然回答：「先来拜望杜先生，住的地方还不曾安排好。」
于是，杜月笙便请王新衡住到杜美路，早年金廷荪为他建造的那一幢华丽宅第，五开间的门面，三层楼。杜月笙告诉王新衡说：他原打算五幢三层楼房子分三幢给他的三位太太，子女占两幢。那五幢华厦美仑美奂，每一间房都是套房，内里的卫生设备尤且五彩缤纷，各间不同。房子是金廷荪替他造的，设备则由美国成套的买来，抗战前固属华贵无比，抗战后还是精美绝伦。
但是，王新衡只需要几间房子，还包括办公室在内，不久后戴笠戴老板也到上海，急切间找不到合适的办公住宿场合，这是因为戴笠以身作则，避免物议，敌伪财产他有处理之权，却是沾也不沾。戴笠见王新衡的住处相当不错，而且空屋还多，问明白了是杜月笙的私产，他便请王新衡去跟杜月笙商量，也借住他几间，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他慨然的说：
「雨农兄弟，尽管用好了。」
因此，进驻上海的军统局本部、中美合作所，和王新衡所管辖的各单位，从此统统设在杜美路杜氏大厦，杜月笙除了房屋，尤且供给得力人员，他派得意门生陈默，和他的亲信总管万墨林，双双到杜氏大厦去，担任戴笠总部的总务。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亲眷，又复是追随了三十年来的心腹亲信，杜月笙和各方面的关系，他事事留心，了然于胸，跑出去传话递信，俨然便是杜月笙的代表。抗战八年期间，他奉杜月笙之命留在上海，看家守宅，照应一切。后来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等先后潜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又遵照杜月笙的指示，多方掩护，联络奔走，其间尤曾两度被捕入狱，迭遭酷刑一字不吐，立下很大的功劳。杜月笙在梵皇渡车站下车，他到站迎接，见到一别八年的「爷叔」，当时喜极而泣。杜月笙住进顾嘉棠家，他立刻赶去照旧执役如故，并不以功在国家，地位增高而有所不屑。有一天晚上杜月笙和他单独相处，曾经试探的问：
「墨林，抗战胜利，敌伪倒台，以你当时的地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阿曾搞到铜钿？」
万墨林则大摇其头，断然否认，说是：
「呒没。」
于是杜月笙又好奇的再问一句：
「侬那能肯放弃这个大好机会的哩？」
「这是爷叔从前交代我的嘛，」万墨林脱口而出的回答：「铜钿用得光的，做人（口么）一直要做到咽气为止，不义之财，决不可取。」
「很好，」杜月笙很满意，欣然的说：
「侬能够一生一世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决不吃亏，慢慢交，我弄一丬厂拨侬。」
因此，戴笠抵达上海，建立总部，问杜月笙要两个得力的人，杜月笙经过考虑，首先便把万墨林荐过去。他这么做，有其深意。第一，万墨林人头熟，地头更熟，又有杜月笙总管的身份，他确实可以为戴笠出力跑腿，第二，万墨林有功国家，做过长时期的地下工作，却是一清二白，并无贪赃枉法的纪录，第三一层原因，万墨林是杜月笙倚之为左右手的活电话簿，最佳联络奔走者，如今他把万墨林都推荐给了戴老板，正好向吴绍澍表明：他确有退隐决心，无意再作出岫之云。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硬而狠的脚色，人却老实。抗战八年，戴笠借将，派陈默、于松乔等担任行动工作，铁血锄奸，把斧头手枪机关枪当成家常便饭，历尽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的惊险场面，上海锄奸行动向由戴笠亲自主持，行动之先他很少和杜月笙商量，因此陈默和万墨林不同，他等于是由戴笠直接指挥。民国三十年底太平洋变作，日军进入租界，陈默的行动工作失却地利人和的掩护，戴笠命令他撤退，回大后方，工作安排便由戴笠一手包办，所以他正式列入军统局编制之内，担任过军统西安和成都检查所所长，但是他觉得大后方静态的工作不够刺激，因为他也是浦东人，曾经拟了一个再进浦东打游击的计划，送请夫子大人杜月笙转交戴笠，戴笠表示同意，陈默便又到上海附近。可是他到达不久抗战便告胜利，陈默一马当先，进了上海。他本来就是军统人员，戴笠抵沪杜月笙叫他也跟过去，算是纳入军统局的原建制。陈陶遗杜门受冷落
陈陶遗的确是上海大老之一，他是江苏金山人，原名公瑶，字陶怡、陶遗、又号道一剑虹。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诞生于金山松隐里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比杜月笙大七岁二十一岁入庠，卽以金石书画名于世，二十五岁入中国公学，倡呼革命，交游文士，二十六岁在上海西门剏办健行公学，加入同盟会，东渡日本，接办醒狮月刊，担任暗杀部副部长，并且师事章太炎。翌年回国被推为同盟会江苏支部长，不料刚到上海，便被革命叛徒刘师培出卖，由满清两江总督端方系之于狱。一年后幸而获释，但他仍然奔走革命如故。前后四年间，陈陶遗曾与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发起「南社」，为当年最重要的革命文字宣传机构。又赴南洋筹款，参与黄花岗之役，辛亥起义，上海光复，陈陶遗从南洋携款来助，曾与马君武代表沪军，到武昌联络。江苏各地先后反正，陈陶遗和章梓的游说疏通，厥功甚伟。
陈陶遗醉心革命，却并不热中于官场，他的勋绩、人望和资格，乃至道德文章，和杜月笙可说是截然相反而在两条路上。民前一年他便是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议长林森），选举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他薄官不为，远赴东北开荒，民国十五年他被孙传芳拖出来当了一任江苏省长，后来他便杜门谢客，日以读书写字为娱，直到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上海第一届临时市参议会成立，史量才、杜月笙担任正副议长，陈陶遗则应聘担任秘书长。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留在上海，也曾为敌伪利诱威胁，请他出山，陈陶遗不胜其烦，便由杜月笙设法接到香港，住过一段时期，不久风声稍缓，他又潜回上海，直到抗战胜利他六十五岁，其间迭经敌伪强逼，陈陶遗稳如泰山，乃能保全黄花晚节。
陈陶遗腹笥极广，颇有幽默感，他有几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传诵一时。其一是民国二十九年汪精卫粉墨登场，一再派人逼他同流合污，某次请陈陶遗的朋友赵正平往说，当时陈陶遗便拉下脸来，厉声叱道：
「做人时短，做鬼时长！」
义正词严，骂得赵正平狼狈辞去。其次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上海，陈陶遗骤闻佳音，喜形于色，当下对他家人说：
「『家祭毋忘告乃翁』，此刻用不着咧！快去备几只小菜，一家团宴，就算你们当面祭告我吧！」
钱大钧奉到中央电令，为尊老敬贤，亲自登门拜访，劝请陈陶遗担任临时参议会议长，陈陶遗以年老多病为词，（他也气喘，还有左肺扩张，循环障碍与结核诸症。）婉言逊谢；与此同时，黄浦滩上的环境复杂，越演越烈，他当然也耳熟能详，殊不愿以风烛残年，卷入漩涡，跳进火坑，他辞意极坚，钱大钧劝他不动，就说为便于向上级有所交待，请陈陶遗荐贤自代，这时陈陶遗殊不便强人之难，随口漫道：
「钱市长看徐寄庼这人如何？」
斯语一出，便成定局，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的议长由陈陶遗保举了徐寄庼。徐寄庼和杜月笙素称知己，交情极够，照说徐寄庼当议长杜月笙是蛮欢喜的，然而，当时情况，对杜月笙来说无异陈陶遗「一丧邦」，因为吴绍澍以杜月笙为敌，正把杜月笙逼得透不过气来，如果当时陈陶遗荐贤自代属意杜月笙，他跃登议长宝座，就可以和钱市长钱大钧分庭抗礼，吴绍澍见他还得矮上一截，纵使他不掌握议坛，展开反击，至少他也有了和吴绍澍握手言和化除敌意的立足地。这一个上海临参会议长对于杜月笙实在太重要了，可惜「徐寄庼」三字从陈陶遗口中轻轻吐出。还有一层，不论从何种角度说，杜月笙实在比徐寄庼更具有当议长的资格。
跌足太息，懊恼不已，杜月笙不知不觉，又犯了二三十年前黄金荣黄老板说他的「小囝脾气」，他要向陈陶遗表露他心中的闷悒与憾意，他假顾嘉棠宅请陈陶遗餐叙。六十四岁的陈陶遗准时赴席，但是座中不见主人，而且从开席一直到宴毕祇由顾嘉棠、徐采丞等杜氏亲信奉陪，杜月笙始终不曾露面，陪宴诸人明知底蕴，见陈陶老谈笑风生，坦然自若，未免有点踧踖与愧疚，席终乃由徐采丞善为说词，编了个理由，一再的为杜月笙失仪而道歉，讵料陈陶遗早已了然心胸，全不在意，他打个哈哈向徐采丞等说：
「何必道什么歉呢？这明明是月笙懊恼不过，有意拨点颜色给我看呵！」
于是，大笑而去。半年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陈陶遗六十五岁，也是应友人之招参与一次午宴，席未终，喘大发，遍体汗出如浆，急车送归，卧床两周，终以心脏衰竭而告不治。这东南一代物望死于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半杜月笙闻讯至为震悼，曾经亲往吊唁。万墨林三度入牢监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旣然「爷叔」这么说了，他只好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到。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当然，中国同胞不会像东洋人那般对他滥施毒刑。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五百万市民骇然惊异，竞相走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颁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谓为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祇为了恪遵「爷叔」之命，不惜老老面皮，甘愿投到。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五百万市民的怨怼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业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圄。宣铁吾宣司令的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和万墨林的守法精神，坦白态度，为大上海五百万市民带来新希望与新观念。
上海在蜕变，在一团乱麻中，万墨林三度下狱也是一个转折点。乍看起来彷佛是杜月笙在向民主、法治投降，实则是他在为民主、法治树立一个好榜样。──杜月笙又结交了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无实据，抽丝剥茧般弄清楚了事实眞象，万墨林很快的获得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帧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讙，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庆，杜月笙又顺利渡过一道难关。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雷声大，雨点小，于是让他保全了上海党、团主管，以及国大代表和正言报董事长的职位。由于他受过打击，身上所系的罪案犹未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恺切陈词，苦口婆心的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概彷佛很盛，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以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挫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嗒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复以戴笠之死椎心刺骨，哭出一场大病，然而以他当时的交游之广，物望之隆，社会国家，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子弟，多的是社会中坚，出类拔萃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便在三十五年春夏之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早年在重庆，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面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够，面粉大王荣德产曾经开顽笑的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由此可知袁国梁办事业和做生意，自有其刺激紧张之处，民国三十五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甚多，预定当年七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因而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揷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唯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兼以公司股东，群起反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他无可奈何，只好拖牢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青，到十八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认为，必须如此事体才能摆平。继之以朱学范事件继吴绍澍之叛，又有朱学范之变，这是杜月笙在抗战胜利以后的两大憾事。比较起来，朱学范之投共，对于杜月笙心理的打击，较吴绍澍尤甚。因为，后者发生在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当时恰值杜月笙挣破吴绍澍的困扰，战战兢兢，经之营之，开始为重建声势而努力，朱学范事件，对他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尤且，回想当年朱学范拜门，年方二十四岁，还在上海邮局当一名邮务生，自民国十七年到三十五年，前后十八年间，师生之谊，几如家人父子。朱学范一面协助陆京士，从事工运，另一方面也和杨管北、陆京士、骆清华等同样的是杜月笙智囊之一，参与密勿，朝夕与共，在个人感情份量上，朱学范要比吴绍澍重得多了。
朱学范一双浓眉，满面春风，能言善道，中英文都有点根柢，为人则慷慨大方，罕见疾颜厉色。因此，照杜月笙衡量人才的标准来看，他是有本领，呒没脾气的第一等人才，他投身杜门十八年，杜月笙大力提拔，一手扶植，朱学范在黄浦滩窜头势之快，卽可作为明证。
籍隶浙江嘉善，民前七年（公元一九○四）出生，朱学范在民国十年以后，在上海读教会学堂圣芳济学院，毕业了投考邮务生，幸获录取。以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十里洋场得了个待遇优厚的铁饭碗，血气方刚，难免浪漫荒唐，于是有一段时期，他生活过得很不正常。不过他这个人还算有作为，能够迷途知返，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飘扬上海，朱学范眼见陆京士、钱丽生、黄小村、张克昌、于松乔等奋起清共，改组邮务工会，这一股革命的浪潮，使朱学范跃跃欲试，自此他扬弃了吊儿啷当的生活，渐渐的和陆京士等接近。由于他个人的才华能力，不在众人之下，很快的便成为陆京士左右手，两人不分彼此，并肩作战，他们双双膺选上海邮务工会常务理事，又双双的投入杜门，成为杜月笙的学生。从此陆、朱并驾齐驱，扶摇直上，得到杜月笙的全力支持，数年之间，朱学范卽因师门拔擢，当选了上海总工会常务理事。尤其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工潮频仍，陆京士席不暇暖时期，世界第二十届国际劳工会议在日内瓦举行，陆京士无法分身，推荐朱学范担任我国代表。自此以后，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朱学范一连六次代表我国出席参加该会，使他一跃而为国际知名的工运领导人物。
若干年来，提起我国工运领袖，每以陆、朱并称，而论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亦多称陆（京士）、朱（学范），与吴（绍澍），其实这三个人脾气性格，大不相同。前文所述，戴笠批评朱学范「浮而不实，弊过于诡」，可谓一针见血。卽以陆、朱二人作一比较，陆京士实事求是，淡于名利，朱学范则轻于利而热中于名；陆京士家庭和乐，夫妻情笃，朱学范则家里勃溪时起，两夫妻闹得势同水火。旣好名又不得家庭温暖，于是给了中共可趁之机。
还有一层，朱学范组织力强，因而野心勃勃，在杜月笙的恒社弟子之中，唯独朱学范另外创立「毅社」，「毅社」所吸收的门生弟子，居然多达千人，声势颇为浩荡。像这样的事，也唯有杜月笙「宰相肚里好撑船」，让他放手做去。
抗战时期，朱学范先随杜月笙到香港，后亦在渝，当立法委员，兼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中国劳动协会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会址设于上海。民国二十六年底中国劳动协会自上海撤退到汉口，曾经参与「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二十七年七月，该会迁重庆，设址于九道门，旋不久，便呈准社会部，特准「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为会员，遂使该会不仅成为全国性劳工团体，尤且为国际性劳工团体之一。
当时社会部作此决定，可能由于并无全国性的总工会，因而为一时权宜瓜代之计。不久后，「中国劳动协会」便获得国际劳工团体的经济支持，名利兼得，业务迅速发展，任何人再要想组织个纯劳工团体，与之分庭抗礼，也就很困难了。
「中国劳动协会」得到了国际支持，合法地位，因而也引起了中共攫夺的野心，同时种下朱学范个人悲剧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