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这一件事，杜维藩心中犹有余悸，所以他当时一声苦笑的回答
「那是中汇银行全体职工鬪争我，而我又鬪不过他们的结果。」
「鬪争？鬪你？」
连同杜月笙在内，在座的几位长辈和师兄弟徐懋棠，全都给杜维藩吓了一跳，因此，他们异口同声的惊问，而且一迭声的催他：
「快点把经过情形从详道来。」
「在我们中汇银行里，实际掌权的是共产党干部，顶顶神气的是各级职工，」杜维藩一脸无可奈何的笑，娓娓说道：「最伤脑筋的是总经理、副总经理，夹在他们中间，眞正连头也给轧扁掉。」
说得大家都失声笑了起来，顿一顿，杜维藩继续往下说道：
「各级职工都有一张红派司，共产党干部就不用说了，我们当总经理、副总经理的呢，他们还特地给我们想个称呼，叫『 』！」
杜月笙眉头一皱的问：
「为啥要叫你们『糟』呢？」
「不是那个糟糕的『糟』，」杜维藩摇摇头道，「而是他们共产党新造的一个字，读音是『糟』罢了，喏，那个『 』字是这样写的……」
说时，他取过纸笔，写下了一个「 」字，先递给他父亲看
杜月笙一看那个怪字，不但不认得，而且从来不曾见过，于是他猛搔头问：
「这是啥个字呀？」
「读就读『糟』嘛！」杜维藩应声而答，又解释说：「这个『 』字是「资」跟「劳」二字拚起来的，意思是我们算资方，但是已经没有钱了，算劳方呢，连个头都不见。因此变了资不资、劳不劳的『 』，岂不是糟糕透顶了吗？」
在场的诸人听了，唯有摇头苦笑，说不出话不出的啼笑皆非。
把「资方」地位的尴尬交代明白，杜维藩方再说起「旧历年红利事件」的经过，当时，全中汇银行的职工，联合起来要求发放三个月薪水的红利，「 方」杜维藩的答复是：
「行里没有赚到钱，又那来的三个月红利好发？」
然而职工们却振振有词的说：
「行里的存款直线上升，你怎么反而说是行里不曾赚到钱呢？」
照理说，吃银行饭的人，就不该说出这种外行话来，不过，杜维藩「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不敢得罪有红派司的职工，祇好委婉的说明：
「行里存款逐渐增加，放款放不出去，这等于是增加负债。负担一天天的加重，收入全无，再拿存款来发放红利，那岂不是债上加债？」
职工们不理杜维藩的这一套，于是热烈的展开了鬪争「 方」运动，他们每日开会，请杜维藩到场，向他反复要求，辩论，闹得杜维藩头晕脑胀，提心吊胆，后来想想单枪匹马，怎么鬪得过这许多有红派司的人呢？因此祇好照数发给三个月红利了事。
杜维藩又说，他在上海一住半年，照共产党的意思，顶好他能有三头六臂，而将杜月笙在上海所有的相关事业，统统接收过去，「主持」、「经营」。这所谓的相关事业祇包括工商方面，譬如华丰面粉厂、民丰造纸厂、华商电气公司等等，说得好听些是杜维藩以长子身份接管他父亲的财产，实际上呢，那正是他们做好了圈套，叫他去充「 」，假使他一不小心被他们套牢，其后果之严重简直难以想象。共产党在事实上等于已经籍没了所有的公私事业机构，但是他们不愿垫付资金，打算以「民族资本家」为饵，用收回所业当陷阱，把逃开了，躱起来的大老板们套住，然后再想尽方法压榨，攫夺，直到他们连活命之资都榨光了为止。
由身历其境，在陷区上海住过了半年的杜维藩，备述中共的阴险毒辣，直听得杜月笙等人满腔悲愤，毛骨悚然，顾嘉棠又破口大骂共产党，余廷荪频频跌足叹息，杜月笙一语不发，因为他正椎心刺骨的难受。这中汇银行最后一次的股东大会不曾作任何结论大家心中都有所默契，杜月笙经营了大半辈子的这一片银行，唯有让它不了自了，让共产党霸占去拉倒。
果然，便在民国三十九年的九、十月间，共产党开始伸出攫夺工商业的魔掌，公司行号以至银行，一概改为「联营」，「联营」者，充公没收的另一名词也，中汇银行自此不再是杜月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