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 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握大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倘祥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
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 月。她们在波多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 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