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陈词滥调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史蒂夫是天才与混蛋的结合体，这句陈词滥调主要基于他在苹果的第一个9年里表现出来的行为。那段时间，他的成就光芒万丈，他的某些行为却粗鄙不堪；他十分享受在聚光灯下的感觉，行为却常常失控；他有大批粉丝，却也树敌众多。史蒂夫的矛盾个性在这几年里显露无遗，让公司和自己都无所适从。然而，这几年也为他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和大部分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史蒂夫的私生活比较混乱，更何况他是那种为了创业可以不睡觉、不社交，甚至不要家庭的年轻人。1978年，他的私生活失控了，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克里斯安·布伦南（Chrisann Brennan）和史蒂夫恋爱已经有段时间了，她于1978年5月在罗伯特·弗里德兰的苹果园里生下了他们的女儿丽萨。女儿出生三天后，史蒂夫飞往俄勒冈州与她和克里斯安团聚。但之后的几个月，他却拒不承认自己是丽萨的父亲，也拒绝支付抚养费。法院下令让他和丽萨去做亲子鉴定，根据亲子鉴定的结果，史蒂夫是丽萨父亲的可能性高达94.4%，他却依然拒不承认，仿佛只要自己拒不承认，就没有女儿这回事了。后来，他终于开始支付每月385美元的抚养费，但依然认为自己有可能不是丽萨的父亲。他很少探望女儿，克里斯安只能住在门洛帕克的一幢小房子里，独自一人抚养女儿。
史蒂夫真正接受丽萨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后来他一直对自己当初的行为深感懊悔。他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丽萨曾经说过，感觉自己跟父亲的距离很遥远，小时候总有不安全感，觉得很困惑。克里斯安也谈过，甚至写过这件事，把史蒂夫描绘成一位粗心、冷漠又残忍的情人和父亲，当然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当人们争论史蒂夫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的时候，这件事是“坏人”的最佳论据。丽萨出生时，史蒂夫23岁，女儿的出生无疑是一个号召，让他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但他却拒绝了这个号召，也拒不承认女儿。
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知道丽萨，也听说他拒绝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对克里斯安的纠缠感到不胜其烦。亚瑟·罗克把他的行为描述为“妄想症”，对罗克这样头脑冷静、不动感情的人来说，史蒂夫的行为就是不负责任，在苹果公司的一举一动也是如此。无论是跟罗克等名义上的上司打交道，还是跟下属打交道，史蒂夫似乎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决定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他缺乏同理心。
1979年，史蒂夫造访了“安拉的花园”；1980年，苹果公司上市了，轰动一时。然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糟糕的行为却愈演愈烈。史蒂夫曾对苹果和NeXT的财务经理苏珊·巴恩斯（Susan Barnes）说，1980年12月12日（苹果公司的上市之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因为上市为苹果公司的元老们带去了真正的财富。但他却把一些元老排除在期权计划之外，比如比尔·费尔南德斯，又如他在里德学院认识的工程师丹尼尔·科特克（Daniel Kottke），尽管这两人在1976年夏天为苹果公司在车库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之所以把他们排除在外，史蒂夫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是小时工，不是全职员工，因此拿不到“创始人”股票，“创始人”股票帮助300位长期全职员工跻身百万富翁之列。史蒂夫的吝啬也反映出他的另一个性格特点。
李·克劳是Chiat/Day广告公司的总监，于1984年为苹果拍摄了著名的“1984”广告，之后与史蒂夫成了好友，他说：“尽管史蒂夫精力充沛、视野开阔，但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在安排事情的轻重缓急时，工作总是排在第一位，更何况当时他还是个不成熟的年轻人，因此绝大部分人在他生命中都是可有可无的。比如费尔南德斯和科特克，这两个人在3年前对他很重要，但按照史蒂夫的思维，他们现在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当务之急是要奖励目前对苹果有重大贡献的员工。由于工作的繁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史蒂夫的预期，他只能用非常冷血的思维去衡量别人的价值，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冷血让他付出了沉重的情感代价，诸如费尔南德斯和科特克这样的人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史蒂夫的行为让他在公司成了孤家寡人，他尚未意识到在公司有真正的盟友是多么重要。这个盲点终有一天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苹果公司上市后，史蒂夫的身价高达2.56亿美元，媒体大肆报道这个数字，再加上苹果公司停车场里新出现的奢华跑车、无意中聊起的乡村别墅和昂贵的度假计划，无不让人感到上市成了一道分水岭，一些人混得风生水起，另一些人却依然灰头土脸。从1977年寥寥数人的小公司成长为1981年夏天2 900人的大公司，苹果公司其实隐患重重，布满裂痕。1980年秋天，员工人数在3个月内翻了一倍。苹果的“老前辈”们看不起新来的人，喜欢把这3个月称为“愚蠢的扩张期”。
史蒂夫不会故意炫富，但他却在其他方面加剧了公司的分裂。简单来说，苹果的员工分成了两拨，一拨人主要负责继续打磨Apple II，让Apple II源源不断地产生收入；另一拨人则负责研发新产品。Apple II是公司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负责Apple II的团队不断改善机器的性能、增加其功能；不断铺设、扩展零售渠道，建立起多达几百人的经销商队伍；与软件开发商合作，让他们编写更多实用的软件，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着手开发后续机型，比如Apple IIe和Apple II GS。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Apple II风靡市场十几年，直到1993年才退出市场，各种机型的销量加在一起将近600万台。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公司靠着沃兹设计的这台机器实现了高速增长。直到1988年，麦金塔的销售收入才第一次超过Apple II。
史蒂夫的官方职责是带领产品开发团队，没过多久，他就不再关心Apple II了。他从骨子里觉得，苹果急需新的产品，因为电脑产业变化如此之快，如果公司不能够与时俱进，只是对Apple II修修补补的话，很快就会被行业淘汰。他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任何称职的工程师和销售都应该跟着他干，创造下一代一鸣惊人的产品。史蒂夫狭隘的看法并没有给予硬件和软件工程师足够的尊重，对沃兹来说更是莫大的侮辱，最终沃兹选择继续留在Apple II团队，没有去麦金塔团队。沃兹回忆道，“有些Apple II的工程师在他眼里就好像不存在一样。”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史蒂夫和沃兹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
从宏观来看，史蒂夫的想法是对的，公司的确急需新产品。在电脑硬件行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办法就是，在上一个产品到达巅峰的同时，下一个产品已经蓄势待发。马库拉、斯科特和董事会都同意公司急需新产品，最好是为公司白领量身定制的产品。沉睡的巨人IBM也正在研发个人电脑。（IBM的个人电脑1981年夏天才最终问世。）1978年，董事会拨给史蒂夫一笔资金，并配备了一支工程师团队，让他们着手开发Apple II的继任产品。
个人电脑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家都没什么头绪，史蒂夫也不例外。当时他还不明白：伟大的产品都是不断试错的结果，需要不断积累经验、融合各种技术。而他和沃兹的经历却恰恰相反，他们在埋头苦干一段时间后，第一次出击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推出了电脑产业史无前例的杰出产品。因此史蒂夫想当然地认为产品开发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过他马上就会发现，在公司的体制下，产品开发并非如此。
公司将下一代产品定名为Apple III，并制定了具体的目标：既能用作办公电脑，也能用于家用，支持彩色屏幕每行显示80个字符，而Apple II每行只能显示40个字符。一般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每行都有80个字符，如果Apple III也能显示80个字符，就能和王安电脑公司的文字处理机竞争。王安电脑在过去两年已经逐渐占领了美国和欧洲的办公室，其销量甚至超过了Apple II。如果策略得当的话，Apple III将成为苹果进入办公用个人电脑市场的切入点。
Apple I和Apple II的成功让史蒂夫对于自己的技术判断能力过于自信。他做了一系列无法挽回的错误决定，最严重的一个错误是：他坚持要让Apple III的尺寸足够小，不能占用办公桌太多的空间，而且不能发出任何噪声，这就意味着不能为电脑安装散热风扇。这个要求让开发的过程举步维艰，工程师得创造对流来给主板和电源散热。没有风扇的话，电子元件工作时散发的热量会把电脑内部变得像比萨烤箱一样烫。最后工程师想出的办法是把电脑外壳变成散热器，这就意味着外壳必须用铸铝材料来制造，铸铝是导热能力较强的热导体，但会大大增加成本和工艺难度。
不仅是史蒂夫苛刻的要求减缓了Apple III的开发进程。苹果想把Apple II的潜在客户吸引过来购买Apple III，因此必须确保Apple III能兼容专为Apple II开发的软件。这种“向后兼容”比史蒂夫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了满足史蒂夫对硬件的那些变态要求，工程师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向后兼容”问题更是延缓了开发的进程。史蒂夫也不管那些问题有多难解决，只是不断鞭策工程师加快进程。沃兹似乎总能轻松地解决各种技术问题、消除各种障碍，史蒂夫习惯了和沃兹的合作模式，希望新的硬件和软件工程师也能与沃兹一样，但是他们缺乏沃兹的能力。
史蒂夫对公司体制的不耐烦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是一位梦想家，尽管如今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特别是在硅谷，但用在他身上却是实至名归。史蒂夫从小就是梦想家，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让各种想法碰撞出惊人的火花。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梦想转化为产品，唯有如此才能改变世界。
就在造访“安拉的花园”的几周之前，在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杰夫·拉斯金（Jef Raskin）和其他几位苹果工程师的催促下，史蒂夫决定去拜访施乐公司的著名电脑工程师艾伦·凯（Alan Kay）。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距苹果总部只有10分钟车程，很多重要技术的最初想法均来自这个研究中心，包括以太网、高清显示器、激光打印和面向对象编程。那年夏天，施乐公司和几家风投公司一起参与了苹果的第二轮融资，总投资额达700万美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史蒂夫将自己名下的100万美元股票卖给了投资者），作为回报，施乐同意向苹果展示其先进的技术成果，硅谷把这一行为称为“打开和服”。这次拜访让史蒂夫感到醍醐灌顶，施乐的技术实现了他对电脑的所有设想。
丽萨电脑、麦金塔电脑和其他所有个人电脑所展现出的特征都要归功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在施乐公司首次看到的新兴技术。施乐公司的电脑屏幕不是黑的，而是像白纸一样白，大小就和普通的打印纸一样，长11英寸、宽8.5英寸。白色屏幕上显示的黑色字符美观、清晰，就如同打印在纸上的文字。字符采用“位图显示”技术，也就是说，屏幕上的每个像素都对应着电脑不同的指令，这是一项颠覆性的新技术，意味着开发者可以完全掌控显示器上的图像显示。（过去，他们只能在黑色的屏幕上打出白色、绿色或橙色的字符，除了一些标准字符，其他图形图像都无法显示。）位图显示还不算什么，施乐的电脑还有更多创新之处：用“图标”来显示和管理储存在电脑里的电子数据，“图标”是象征性的图像，比邮票的面积稍小，只要用一个特殊的设备，就能把文件放到文件夹图标“里面”，研究中心的极客把这个设备称为“鼠标”。在屏幕上编辑文件时，还能直接用鼠标移动光标。要删除某个文件或文件夹时，只要用鼠标把想删除的文件图标“拖”到一个长得像垃圾桶的图标那里，然后“扔”进去就可以了。比起以前黑色屏幕上显示的绿色字符，这种“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无疑是颠覆性的创举，不亚于电影从无声走向有声。
施乐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对公司的决定非常不满，施乐高层居然同意让史蒂夫和苹果公司员工来参观如此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研究员发现，在美国东部的施乐高层对于生产电脑并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生产复印机以及与王安公司竞争的文字处理机。直到1981年，施乐才推出第一台使用了新技术的电脑“施乐之星”（Xerox Star），不是卖给个人的，而是卖给企业的，每台售价为1.6万美元，至少要买3台才能搭建起网络系统，因此企业至少要掏将近5万美元，才能让电脑在办公室运转起来。最终这款电脑的市场反应平平。
史蒂夫意识到，施乐的图形用户界面为电脑进一步的个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屏幕上的图标能让电脑操作变得易如反掌。以前的电脑屏幕上满是晦涩深奥的指令，用户要跨越层层障碍才能获得想要的运算结果。如果用图标来取代指令，用户只需滑动鼠标就能轻松操控图标，运用电脑的数据处理能力将变得易如反掌，就如同从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或者与一位智者聊天。如此轻松的交互方式让史蒂夫的终极梦想成为可能，那就是为普通人打造一台真正的个人电脑，史蒂夫把这样的电脑比喻为“大脑骑的自行车”。拜访了施乐后，史蒂夫仿佛获得了重生，他要把这项技术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史蒂夫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才能在苹果公司体制的条条框框下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项目野心勃勃，除了史蒂夫，苹果公司没有其他人能想出如此宏伟的计划，也没有人会把这个项目搞得如此复杂。这条漫漫长路充满了崎岖坎坷，沿途还有很多牺牲品，路的终点是1984年麦金塔电脑的问世。
拜访了施乐公司后，史蒂夫彻底放弃了Apple III的开发。他逐渐意识到，Apple III不过是对Apple II的改良，因此渐渐失去了兴趣，把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拜访了施乐后，他下定决心要把施乐的技术应用到一台已经在开发中的电脑上去。这台机器是为财富500强公司量身定制的，能满足500强公司的大负荷联网运算需求，Apple II和Apple III都无法处理如此密集的数据量。
这台机器叫丽萨，从1978年年中就开始酝酿了，不过进展一直不明显。1980年年初，史蒂夫获得了丽萨项目的绝对控制权，丽萨团队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史蒂夫告诉团队成员，丽萨将成为第一台使用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他们有机会创造历史。比尔·阿特金森是丽萨项目的主要软件架构师，史蒂夫问阿特金森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施乐的技术转化为丽萨能用的软件，他回答半年时间就够了，然而实际开发却用了将近3年时间。显然，史蒂夫不是苹果公司唯一一个高估开发实力的人。
史蒂夫领导丽萨项目的时间不长，却暴露了他所有的缺点，他无法调和公司的要求与自己野心之间的矛盾。苹果为丽萨选定的目标客户群体是企业，史蒂夫却只关注个人用户的使用体验。从长期来看，斯蒂夫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几年以后，操作简便的个人电脑迅速占领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市场，然而短期来看，情况却并不乐观。他对于企业和机构的特殊需求视而不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丽萨“桌面”界面的图标上。
阿特金森和他带领的团队对施乐的技术做了重大改进，实现了窗口的重叠，让页面可以平滑地滚动，也改善了鼠标的性能。但史蒂夫却管理不善，主要是因为他没能为团队建立一个统一的目标，他的关注点完全不在企业用户上。当项目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时，史蒂夫总是暴跳如雷，大声斥责团队成员，威胁要让沃兹加入这个团队，因为沃兹总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斯科特试图帮史蒂夫一把，他请来了施乐的骨干研究员拉里·泰斯勒（Larry Tesler）及其团队，希望把丽萨项目拉回正轨。斯科特对丽萨电脑寄予了厚望，希望苹果能凭借丽萨打入至关重要的企业市场，然而，在泰斯勒入职两个月后，斯科特却发现项目依然进展缓慢、混乱不堪，而且成本高昂。
1980年秋天，在执掌丽萨团队9个月后，史蒂夫被斯科特踢出了团队，斯科特把管理权交给了前惠普高级工程师约翰·库奇（John Couch）。在带领团队向企业市场进发的路上，史蒂夫已经连续两次败下阵来，尽管越来越多的电脑公司对企业市场趋之若鹜，史蒂夫却不为所动。
史蒂夫一直处理不好与权威之间的关系，管理不好大型团队，无法适应实力不如自己的老板，这一切导致了项目的失败。Apple III就是一场灾难，它直到1980年5月才问世，比预想的晚了一年；其售价为4 340美元，比预想的贵了一倍。很多客户用了几周后，发现机器由于过热导致无法正常运转，纷纷要求退货。有些情况下，主板的温度过高甚至使焊接材料融化了，导致芯片移位。（其实，铝制底盘的散热效果还不错，主要问题在于主板上的元件靠得太近了。）“向后兼容”问题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能在Apple III上应用的软件很少，就算机器没有因为过热而出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Apple III在商业上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1984年退市前，一共只卖出12万台，而这段时间里，Apple II的销量将近200万台。
让公司回到正轨的压力都落在了斯科特身上，苹果的上市更加剧了他的压力。史蒂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触怒老板，他出言羞辱斯科特试图拉拢的供应商；无休无止地在公共场合抱怨一些小事，比如工作台的颜色；总是因为一些吹毛求疵的细节而扰乱斯科特制订的生产计划。两次失败并没有让史蒂夫有所收敛，反而让他对斯科特更加反感，斯科特需要平衡公司几千名员工的利益和诉求，但史蒂夫不愿意妥协，一旦斯科特做出的最终决定不是他想要的，他必然会跟斯科特翻脸。公司员工把两人之间的争吵戏称为“斯科特的战争”。
难搞的史蒂夫只是斯科特面临的众多难题之一，公司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斯科特却在重压之下逐渐感到力不从心，而且身体状况欠佳。终于他在1981年3月的一次全员大会上宣布了裁员的决定，以消除盲目扩张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次会议上，他还当众承认当苹果的老板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次会议后不久，董事会决定让斯科特离职。走之前，斯科特写了一封信攻击公司的企业文化，称公司里充斥着伪君子、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和谋求扩张的“帝国缔造者”，当然他自己也要为如此分裂的企业文化承担一定的责任。史蒂夫知道，在苹果从新创企业向成熟公司转变的过程中，斯科特肩上的担子最为沉重。斯科特离职后，据说史蒂夫感到十分内疚，他曾说，“我很害怕接到电话，说斯科特自杀了。”
1981年9月，也就是斯科特离职几个月后的一天，比尔·盖茨到访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26岁的微软公司CEO经常来苹果，因为两家公司正合作开发软件编程语言。虽然史蒂夫比盖茨更富有、更声名显赫，盖茨却比史蒂夫更少年老成、更有商业头脑。
从哈佛退学后，盖茨于1975年与中学好友保罗·艾伦（Paul Allen）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创建了微软公司。设计出“牛郎星”电脑的MITS公司就在阿尔伯克基市，“牛郎星”电脑曾经让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激动不已。盖茨和艾伦合作编写了一款名为“解译器”的软件，让业余爱好者能用简单又大众的BASIC编程语言为“牛郎星”电脑编写程序。MITS公司把这款软件和“牛郎星”电脑捆绑在一起销售，微软就是从这笔生意起步的。
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一位著名的律师，母亲是成功的商界人士，盖茨涉足商业显得水到渠成。他和艾伦发现他们为“牛郎星”开发的BASIC解译器软件出现了盗版，业余爱好者们把盗版的软件随意送人，于是盖茨发了份声明，宣称软件开发者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根据盖茨的预测，如果此事成真，一个全新的软件行业将会兴起，无论对软件开发者、硬件制造商，还是对用户都是有利的。这也意味着一个重大变化：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软件的开发都是由硬件生产商完成的，硬件生产商把软件开发的成本加到了硬件里。盖茨相信，如果开发软件也能赚钱，一定能激发创新活力，也能让硬件制造商集中精力，按照摩尔定律的预测充分利用集成电路技术的突飞猛进。
盖茨的声明与摩尔定律同样重要，共同引爆了个人电脑产业的发展。软件开发所需的资本投入很少，是纯脑力劳动，需要依靠智慧用特定的语言写出机器能明白的指令。软件开发的主要成本在于开发和测试的劳动力成本，并不需要建工厂，也不需要购买生产设备，理论上可以零成本无限复制。另外，潜在的客户可能有成千上万，软件的定价不需要很高。
盖茨的想法是正确的，的确促成了一个新兴行业的蓬勃发展。甚至可以这么说：盖茨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微软，不是MS-DOS操作系统或Windows操作系统，不是上亿人都在使用的Office办公软件，而是他的那份声明，他率先提出软件本身是有价值的。拥有如此敏锐的商业头脑的人必然能管理好一家复杂的企业，微软不像苹果，并不缺乏拥有远见卓识的领袖。
1981年9月的一个上午，IBM推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史蒂夫一直觉得IBM就是个沉睡的庞然大物，有眼光的用户肯定更喜欢苹果的机器，而不是IBM的。盖茨却从中嗅到了商机。每台IBM个人电脑上都安装了MS-DOS操作系统，盖茨还发现在唐·埃斯特利奇（Don Estridge）和比尔·劳（Bill Lowe）的带领下，个人电脑项目得跨越IBM官僚体制的重重障碍，进展十分缓慢。正因为个人电脑的问世过于匆忙，IBM答应了盖茨的要求，允许盖茨把MSDOS操作系统的使用许可卖给其他电脑生产商。这个决定让IBM后悔不已，电脑产业的大权从此旁落，从硬件生产商手里转移到了微软手里，这也证明了盖茨的声明是多么有价值。MS-DOS的时代即将到来，整个微机产业都将把MSDOS作为标准的操作系统，苹果也将被边缘化，因为苹果不卖操作系统的使用许可。不过，在198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盖茨会见的所有苹果员工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也没有人为此担忧。几年后，盖茨回忆道，“我一直走来走去，问他们，‘这难道不是了不起的事么？’但是没人在意。”
斯科特走后，迈克·马库拉成为总裁，史蒂夫被提拔为董事长。IBM放出大招攻其不备，像康柏这样的“克隆”电脑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苹果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选了两位无心担此重任，也不适合担此重任的领袖。史蒂夫的极度不成熟以及和权威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司变成了无舵小舟，马库拉根本无心担此重任，因此也没有给公司指明方向。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几个月后，苹果终于决定要物色一位新的CEO，于是公司找来了著名猎头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的董事长杰里·罗奇（Gerry Roche），让他帮苹果物色个新老板。正是罗奇把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介绍给了史蒂夫。
斯卡利是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史蒂夫向斯卡利示好的过程有非常详尽的记载。最初，两人只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一面，梦想着双方联手共同有一番作为，但最终双方都大失所望。
斯卡利当年43岁，纽约人，上的是最好的高中，本科毕业于常春藤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在沃顿商学院念了MBA（工商管理学硕士），目前是汽水和食品公司的总裁。他策划了“百事挑战”推广活动，让消费者品尝没有品牌标志的汽水，然后说出哪种口感最好，还在超市货架的摆放和产品包装方面推陈出新，一系列营销活动的成功让他声名鹊起。他是消费者调查方面的专家，知道如何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来调整产品。
尽管史蒂夫没有把斯科特和马库拉放在眼里，但他深知自己还有很多商业知识需要学习。史蒂夫认为，斯卡利是500强公司思想开明的总裁，可以给予自己指导，并带领企业走向辉煌。在史蒂夫描绘苹果的前景时，斯卡利表达了很多想法，认为自己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一定能帮助苹果实现史蒂夫的愿景。斯卡利的欲迎还拒更是让史蒂夫穷追不舍。斯卡利拒绝了苹果的第一次出价：年薪30万美元，再加上50万苹果公司股票期权，50万期权的价值大约为1 800万美元。1982年3月20日，双方在卡莱尔酒店（Carlyle Hotel）见面，将这段求爱推向了高潮。两人先是在中央公园和大都会博物馆闲逛了一会儿，然后走进了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的圣雷莫公寓大楼。大楼顶层的一套复式公寓正在出售，史蒂夫正考虑买下这套公寓。站在30层的阳台上，斯卡利告诉史蒂夫，除非苹果同意支付他100万美元年薪，再加上100万美元签约奖金，如果事情的发展不如预期，还得支付100万美元离职费，否则他不会考虑来苹果。斯卡利报出的数字在当时看来高得离谱儿，不过史蒂夫没有退缩，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愿意自己掏这笔钱。
为了让斯卡利下定决心来苹果，史蒂夫说出了那句众人皆知的名言：“你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希望有机会改变世界？”
两天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佩利（William S. Paley）也来劝斯卡利，说如果自己还年轻的话，一定会去硅谷，因为未来是属于硅谷的。斯卡利于1983年4月8日正式履职，他的薪水创造了当时电脑公司高管的最高纪录。
对史蒂夫来说，选择斯卡利又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他当时急于想找一位能力与自己相匹配的领袖，却忽视了斯卡利身上很多明显的弱点。尽管斯卡利在传统营销方面成绩显著，尽管他念了MBA，也在百事公司待过很多年，但是对于公司运作的其他方面却并不熟悉。他几乎和史蒂夫一样不靠谱儿，虽然两人不靠谱儿的方面并不相同。斯卡利急于想向苹果公司的技术天才们证明自己的实力，吹嘘自己小时候就做过无线电，还发明了彩色电视显像管，但事实上，他对电脑知之甚少。来到库比蒂诺后，他招聘的第一批员工里就有一位技术助理，专门帮他突击电子技术，在办公室教他怎么使用Apple II。
尽管史蒂夫非常聪明，但他在招聘人才方面经常看走眼，通常是因为在匆忙中误认为某位候选人比现有员工优秀。后来，史蒂夫逐渐学会了如何快速应对错误，如何收拾残局，因此并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招聘斯卡利这件事却让史蒂夫祸不单行。史蒂夫不仅没有从斯卡利身上得到任何商业指导，而且斯卡利是玩公司政治的好手，比史蒂夫强得多。一段时间后，史蒂夫终于意识到斯卡利带给公司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他并不知道如何才能赢得即将到来的那场斗争。
尽管苹果的管理层混乱不堪，但老员工依然认为苹果有着独特的灵魂，史蒂夫就是灵感的源泉。对于苹果公司管理的混乱局面，史蒂夫难辞其咎，那为什么他还能如此受人敬仰呢？麦金塔电脑漫长而又曲折的开发进程就是最好的说明。
要了解麦金塔的来龙去脉，时间必须倒回1980年秋天，斯科特把史蒂夫赶出了丽萨团队，他建议史蒂夫去看看杰夫·拉斯金正在做的一个有意思的小项目。拉斯金非常聪明，也比较有个性，以前是大学教授，比较偏重理论，来苹果后主要负责Apple II的用户手册和产品文档。在史蒂夫眼里，拉斯金就是个迂腐的书呆子，不过拉斯金负责的这个项目还是让史蒂夫很感兴趣：设计一台售价仅1 000美元的个人电脑。拉斯金打算把这台电脑称为麦金塔。
史蒂夫决定把麦金塔占为己有，于是他决定迅速出击，除掉拉斯金。史蒂夫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众场合反对拉斯金，破坏他的工作进度，把他的工程师派到别的不相干的项目组去。史蒂夫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拉斯金的产品远远达不到卓越的标准。最终，史蒂夫强迫斯科特和拉斯金一起开了个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请求斯科特把麦金塔的所有权给他。斯科特同意了史蒂夫的请求，不久以后，拉斯金悻悻辞职了，走之前，他给老板写了张便条，控诉了史蒂夫的种种缺点。“乔布斯先生嘴上谈的那些管理技巧看似言之凿凿，实际上他是位非常可怕的经理……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制定非常乐观的时间进度表，如果工程师完不成，就开始骂人，”他写道，“他还经常放别人鸽子……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偏爱某几个人……不信守承诺。”
所有的指控都是对的，不过史蒂夫炒掉拉斯金的做法也是对的。拉斯金设想中的麦金塔电脑太过普通，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突破。要想真正打开个人电脑市场，就必须有所变革，这也就意味着要把在施乐看到的图形用户界面技术用到麦金塔上。史蒂夫非常确信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他同时也很确信拉斯金做不到这一点。史蒂夫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他自私，或是为人太过刻薄尖锐。为了实现目标，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他还尽一切努力把“麦金塔”和“苹果”割裂开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麦金塔，却能自由使用公司的所有资金。他花100万美元在与苹果总部一街之隔的班德利三号楼（Bandley Three）给麦金塔团队安了新家。搬进去不久后，一个叫史蒂夫·卡普斯（Steve Capps）的程序员在楼顶升起了一面海盗旗。对麦金塔团队来说，这面旗帜是凝聚力的象征，但是对公司其他员工来说，无疑表明了麦金塔和苹果的分裂。不久以后，丽萨同Apple III一样也宣告失败，而IBM成功打入了个人电脑市场，Apple II受到了IBM的严峻挑战，苹果急需一个突破性的产品。史蒂夫即将带领一群才华横溢的工程师走向成功的巅峰，工程师们最后到达的高度是他们之前从未想象过的。
拉斯金本来想用廉价的摩托罗拉6809e微处理芯片，这种芯片没有足够的处理能力，无法支持鼠标和位图显示技术。负责这个项目的硬件工程师是24岁的布瑞尔·史密斯（Burrell Smith），他和沃兹一样拥有卓越的技术实力。史蒂夫给史密斯出了个难题，让他在不大幅提高成本的情况下，使用丽萨更强大的摩托罗拉68000芯片。这个目标令人望而生畏：68000芯片的价格是6809e芯片的20倍。
和沃兹一样，史密斯从不会对一项工程挑战说“不”。他找到了一种方法，能通过电路结构增加68000芯片的数据流，如此一来，电脑就能在不额外增加支持芯片或电路的情况下充分利用68000芯片的处理性能。最终结果就是获得了细节清晰、具有响应能力的图像，对于使用鼠标和位图技术的电脑来说，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史密斯在实验室待了整整一个月，别人去庆祝感恩节和圣诞节时，他依然待在实验室里，12月19日那天，也没有去庆祝自己的25岁生日。他终于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鞭策史密斯发挥自己的才能只是一个开始。麦金塔项目就是当初车库创业的放大版，史蒂夫集结了一小群极其富有创意的人，不断赋予他们灵感与动力。他无视公司的规定，利用各种手段大胆地从丽萨团队和苹果其他项目那里挖来最优秀的程序员。一次，他想把安迪·赫兹菲尔德（Andy Hertzfeld）挖过来，但赫兹菲尔德手上Apple II的工作还要几天才能完成，史蒂夫等不及了，他直接拔掉了赫兹菲尔德电脑的电源（他正在写的代码全都没有了），开车把赫兹菲尔德和电脑直接载到了麦金塔团队所在的大楼。在其他地方让史蒂夫屡屡受挫的个性特点在这里却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蒂夫一如既往地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但与这群杰出的工程师在一起干活儿时，史蒂夫显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如果你能忍受史蒂夫，他一定会让你变得更优秀，”李·克劳说道，“他总是会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向你提出要求，脸皮薄的人都逃走了。但我想向大家证明我能做到，我正是那种在他的鞭策下变得更优秀的人。”麦金塔团队里的很多明星成员同样在他的鞭策下越战越勇。
每隔一段时间，史蒂夫都会带领团队去一处度假胜地，此时整个团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不会受到苹果公司的干扰。他的演讲总是振奋人心。“我们50人做的工作，”他告诉团队成员，“将在整个宇宙激起巨大涟漪。”毫不意外，项目的进展比计划的要慢，史蒂夫的说辞也随之而变。“过程就是奖励”，“情愿错过截止日期，也不能粗制滥造”，后来又变成了“真正的艺术家必须要让产品上市”。无论他的说辞怎么变，都能给团队成员一种感觉，仿佛在史蒂夫眼里，他们真的是艺术家，是创新者。“他非常维护我们的利益，”其中一位成员接受《财富》杂志的采访时说，“只要我们对其他团队的人稍有抱怨，就如同放出了一条猎犬。史蒂夫立马会给那个人打电话把他骂一顿，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最优秀的团队成员会用事实和能力说话，不断挑战史蒂夫，让他改变想法，最终也会赢得史蒂夫的尊重。有时候，他们会直接忽略史蒂夫。鲍勃·贝尔维尔（Bob Belleville）是团队的硬件工程师，他和索尼合作为麦金塔开发了一个尺寸更小的磁盘驱动器，尽管史蒂夫命令他不要和索尼合作。最终，麦金塔采用了索尼开发的驱动器，避免了进一步拖延项目进程。史蒂夫表扬了贝尔维尔的坚持己见。
“你看了关于他的书后，可能会疑惑，‘既然他是个如此难以相处的人，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为他工作呢？’”麦金塔团队的总经理苏珊·巴恩斯（Susan Barnes）说道。巴恩斯是一位实干的财务专家，尽管身材瘦小，却备受尊重，不仅能管理好下属，也能妥善地处理与上级的关系，她就像是史蒂夫的陀螺仪。“如果你的工作经验足够多，肯定能理解一点就通的老板和怎么讲都讲不明白的老板是不同的。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老板一点就通，你就会在心里暗自高兴，‘上帝啊，真是太棒了，省了我很多功夫’，史蒂夫就是这样的老板。他在智力上总能和你保持同步，因此不用多费口舌去解释，而且他总是对工作充满了激情。”
两年的时间里，麦金塔团队谱写了一曲英雄史诗。史蒂夫不遗余力地鞭策团队，也鞭策着自己。他时常提醒团队成员，公司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团队成员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或做出来的产品不够完美时，他总是会大声训斥。
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也与日俱增，迅速消耗着团队成员的体力和脑力。一些成员在这个项目上耗尽了全部的精力，之后再也没办法在高科技行业工作。另一些成员尽管乐在其中，但并不想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因此他们离开了苹果，去了压力比较小的公司。有一小部分人因为执着的热爱而选择留下，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只是为了在史蒂夫手下工作，享受高压环境里的酣畅淋漓。项目结束后，史蒂夫将46位关键成员的签名刻在了每台麦金塔机箱的内部。即使是Apple II项目的员工也认为史蒂夫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一位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常说，麦金塔团队似乎得到了上帝的帮助。”
麦金塔的登场过程充分展现了史蒂夫的表演才能。1984年1月22日，在“超级杯”比赛的直播过程中，著名的“1984”广告首次播出，并且只播了一次。麦金塔的正式问世是在1984年1月24日，苹果在位于库比蒂诺的迪安萨学院（DeAnza College）礼堂里举行了正式的发布会，在这短短三天里，史蒂夫彻底颠覆了对新产品的介绍方式。“他就如同是马戏团老板巴纳姆（P.T. Barnum）转世，”李·克劳说，克劳留着长胡子和蓬松的白发，说话直言不讳，“他渴望给观众带去惊喜，仿佛在对观众说，‘快看！世界上最小的侏儒！’他非常享受把罩在新产品上的黑天鹅绒布扯下来的那一瞬间，他热爱娱乐表演，热爱市场营销，热爱沟通交流。”
上台前，史蒂夫会和营销以及公关团队一遍又一遍地排练，精益求精。比尔·盖茨参加过几次苹果的发布会，他还记得和史蒂夫一起在后台的情形。“我从来没有他这样的经历，”盖茨回忆起史蒂夫的表演时说，“上台前，如果其他人还没把支持性的工作做好，他会朝那个人发火。他还会有些紧张，毕竟这是场重要表演。然而一上场，他瞬间就进入了状态，非常神奇。”
“他的台词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但在台上却让观众觉得是即兴发挥……”盖茨笑道。
“1984”广告由Chiat/Day广告公司的总监李·克劳负责，艺术指导由布伦顿·托马斯（Brenton Thomas）担任，文案是史蒂夫·海登写的。直到“超级杯”比赛的几天前，史蒂夫才让董事会看了这个广告，董事们都吓坏了。这则60秒长的广告由科幻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描绘了如下场景：一排排面无表情的男男女女坐在一个巨大的屏幕前，安静地聆听屏幕上“老大哥”的训话，“老大哥”让他们要绝对服从。在广告快结束时，一位女子跑过人群，突然将随身带的大铁锤砸向屏幕，将屏幕砸得粉碎。接着打出一行字：“1月24日，苹果公司将推出麦金塔电脑，你会知道为什么1984年不会变成小说《1984》中那样”。斯卡利想临阵脱逃，让Chiat/Day广告公司赶紧把“超级杯”比赛的广告时段给卖了。Chiat/Day卖掉了30秒的广告时段，但是没有卖60秒的，向斯卡利谎称卖不掉。负责市场营销的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决定不理斯卡利和董事会的担忧，按原计划播出广告。海登和克劳一样才华横溢，后来他画了幅卡通漫画来总结他对斯卡利的看法。漫画上，斯卡利和史蒂夫正在公园散步，史蒂夫告诉斯卡利，“你知道吗，我觉得技术能让人类生活得更好”，斯卡利头上的对话框里写着他脑子里正在想的事：“我就要赢得董事会的支持了，这小子6个月之后就滚蛋了。”
和预想中的一样，这则不同凡响的广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让大家对史蒂夫在迪安萨学院的表演更加期待。发布会当天，史蒂夫真的如同巴纳姆附身。他充满自信地在舞台上踱步，引用了鲍勃·迪伦的歌曲《变革的时代》（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里的一段歌词，将麦金塔描绘为大胆、反叛、充满创意的产品。IBM被当成了靶子。他把电脑屏幕上的内容投影到了舞台上方的巨大幕布上，“酷毙了”（Insanely Great）的字样在幕布上出现。这台机器用机械声开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麦金塔，终于能从包里出来了。”之前电脑被放在一个帆布手提袋里，史蒂夫把它拿了出来，插上了电源。观众们疯狂了，史蒂夫似乎一时语塞，沉浸在他们崇拜的目光中。他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台理想中的机器，媒体也接受了这一看法。麦金塔正式亮相前，麦肯纳已经打了一场漂亮的媒体攻坚战，从《电脑世界》（Computerworld）到《财富》（Fortune）、《时尚先生》（Esquire），各大行业刊物和主流杂志都为之疯狂，极尽溢美之词，《金钱》（Money）杂志把它称为“这个价格能买到的最好的硬件，唾手可得”。《滚石》杂志向苹果掀起的文化潮流致敬。《冒险》（Venture）杂志甚至赞美了史蒂夫“特立独行”的管理方式。
机身装在了一个象牙白的漂亮机箱里，大小和微型冰箱差不多，设计简洁，让人赏心悦目，“电脑”一词可能会引发的高深艰涩的联想在这台机器上都不复存在。不过，这台机器最大的突破点在于用户界面。史上第一次，用户可以像制作纸质文档那样创建电子文档，可以用鼠标控制光标把文件拖到文件夹里。如果想要删除文件，只要把文件拖到垃圾箱里就行。这些技术施乐电脑已经实现了，但是不像麦金塔这样操作简单。苹果与一些顶尖大学签订了销售协议，再加上媒体的赞誉与人们的好奇，麦金塔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销量爆棚。然而不久以后，随着人们好奇心的消失，销量开始直线下降。
事实上，史蒂夫设计的麦金塔存在致命的缺陷。尽管麦金塔的工程设计代表了未来电脑发展的趋势，但是其处理能力不够强大，对用户来说并不实用。为了控制成本，让零售价不高于1 995美元，电脑的内存只有128K，只有丽萨电脑内存的1/10，当然，丽萨电脑的价格要贵得多。位图显示技术消耗了太多处理能力，屏幕上显示的线条和字体的确很漂亮，但速度实在太慢，有时候根本显示不出来。事实上，在麦金塔上无论干什么都很慢。麦金塔用的是软驱而不是硬驱，把一张软盘上的文件拷贝到另一张软盘上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用户得把两张软盘插进去、拔出来好多次才能成功。更糟糕的是，麦金塔刚问世时，几乎没有与之配套的软件，因为操作系统直到发布当天依然在调试中。毫不意外，销量开始锐减。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史蒂夫牺牲了机器的实用性。
照理说，史蒂夫应该带领团队解决麦金塔的技术缺陷。要做的事很多，比如为机器开发一个硬驱，增加内存，与软件开发商合作开发更多软件应用，以充分利用位图显示技术。事实上，麦金塔上市不久以后，史蒂夫被任命为丽萨和麦金塔项目的负责人，但他对于两台机器的小修小补并不感兴趣。到目前为止，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经历了两次失败——Apple III和丽萨，也推出了几件一鸣惊人的产品。开创了个人电脑产业后，他又用一个变革性的产品震惊了世界，但如今他根本无心继续打磨麦金塔、让麦金塔持续发展。
麦金塔盛大的首秀将史蒂夫的名声推向了新的高峰，让他飘飘然地认为自己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把麦金塔送给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约翰·列侬的儿子肖恩·列侬（Sean Lennon）和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30岁生日时，他在旧金山的圣弗朗西斯酒店举办了派对，邀请了1 000多位宾客，还请来了爵士乐歌手艾拉·菲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为大家助兴。史蒂夫的目空一切让他付出了代价，在开发麦金塔的过程中，他把几家重要的软件开发商都得罪了，因为他傲慢的表现仿佛在告诉软件开发商：有机会来为我的宝贝机器开发软件是你们莫大的荣耀。“我们去了库比蒂诺，”比尔·盖茨回忆道，“史蒂夫总是这样一副表现：‘这玩意儿真是太酷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这群家伙能来干什么，你们这群白痴怎么会懂，这台售价999美元的宝贝还有9个月就要上市了。’”有些时候，史蒂夫又显得心神不定，毫无把握。“第二天，我们开另一个会时，”盖茨回忆道，“史蒂夫又变成了这样：‘天哪，这玩意儿到底好使吗？上帝啊，帮帮我们吧。’”不管是哪种表现，史蒂夫在工作中都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麦金塔不尽如人意的销量也没让史蒂夫的傲慢有所收敛。麦克·斯莱德（Mike Slade）原本在微软做营销工作，后来跳槽到了苹果，成为史蒂夫的好友。斯莱德回忆起1984年秋的一天，他陪盖茨去希尔顿夏威夷村参加苹果销售会议，那次，史蒂夫将自己的傲慢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为麦金塔开发图形应用软件是微软的一项重要工作，大量微软开发人员正在为之奋斗，最终微软也成了麦金塔最主要的软件供应商。不过当时，微软正在和莲花软件公司（Lotus）竞争，莲花已经为麦金塔开发了一款名为Jazz的电子表格软件。“吉姆·曼齐（Jim Manzi，莲花CEO）和埃里克·比德尔（Eric Bedel，Jazz产品经理）就像兄弟会新来的女孩儿，很受欢迎，”麦克·斯莱德回忆道，斯莱德说话逻辑清晰，又不失诙谐幽默，盖茨和史蒂夫都很喜欢他，“史蒂夫和他的团队都在，他们不仅无视我的存在，也无视比尔的存在，仿佛比尔就是个看门的，吃饭的时候也不让我们坐主桌。”那天晚上，斯莱德和盖茨去海滩边散步，“比尔满腹心事，那天他穿了一双Bass乐福鞋，回去的时候完全被海水打湿了，他却浑然不觉。”
3个月后，斯莱德和盖茨准备向史蒂夫、斯卡利和其他苹果员工展示办公软件Excel，情况也没什么好转。“我们开始展示Excel，不过展示的效果不是很好，30秒后，史蒂夫完全失去了兴趣。斯卡利听懂了我们的大致想法，便和我讨论如何才能进一步改进Excel。史蒂夫完全没参与讨论，他跑到了桌子另一边，开始和比尔以及安迪·赫兹菲尔德激烈地争论关于BASIC语言的问题，没人能控制住他。我自己的家庭不是很和睦，吵架见得多了，不过他们吵架的激烈程度还是让我难以置信。最后，史蒂夫走了，他走了以后，会议进行得顺利多了。”史蒂夫去世后，盖茨告诉我，“史蒂夫脾气不好，不过不会经常对我发火。”（和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人一样，一谈起史蒂夫，盖茨所使用的时态就从过去式变成了现在式，仿佛史蒂夫还在世。）我问他史蒂夫有没有什么不擅长的事，他笑道：“开会时，如果他不是主讲人，会议的主题又很无聊，他会疯的。”
1984年下半年，麦金塔的销量急速下降，Apple II的销售额依然占到了公司收入的70%。IBM的个人计算机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到了1985年，情况也没有好转，麦金塔销售业绩惨淡，看上去马上就要步Apple III和丽萨的后尘了。董事会一直相信麦金塔是Apple II的替代品，一定能打败IBM，然而现实并不乐观，CEO斯卡利和产品负责人史蒂夫似乎对此都拿不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随着压力越来越大，史蒂夫和斯卡利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也不再互相吹捧。这给史蒂夫带来了麻烦。
1985年3月，斯卡利要撤掉史蒂夫产品负责人的职务。史蒂夫为此劝了斯卡利好几周，用尽了威逼利诱的招数，这些招数以前对他的下属很管用。不过，斯卡利依然坚持要解雇史蒂夫，还把这件事在4月11日提交给了董事会。董事们无一例外全部站在了斯卡利一边，包括马库拉、罗克以及其他几位在史蒂夫身上投资颇多的人。史蒂夫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家他一手创建的公司，而且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如此降职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几周后，史蒂夫决定不接受降职，他想反过来把斯卡利解雇。他告诉几个心腹，打算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把CEO解雇，因为那个周末斯卡利要去北京签协议，让苹果电脑进入中国市场。史蒂夫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还天真地把计划告诉了让–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ee），卡西是负责欧洲业务的高管，之所以会来库比蒂诺，是因为斯卡利想让他取代史蒂夫。“我做了选择，”卡西回忆道，“当时我情愿和斯卡利共事，也不想和史蒂夫共事，史蒂夫完全不受控制。”卡西向斯卡利告了密，“如果你去中国，你就完蛋了。”斯卡利取消了中国之行，第二天开高管会议时，直接跟史蒂夫对峙。他让在场的高管做出选择，要么支持他，要么支持史蒂夫。在场的高管逐一解释为什么支持斯卡利。史蒂夫在一边看着，期待着有人支持他，结果希望却落空了。会议结束后，还处于震惊中的史蒂夫给他那几个心腹和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他输了。“我的算盘打错了。”那天下午，他给拉里·布里安特打电话，哭着向他讲述了高管团队是如何一个一个背弃他的。周末，斯卡利又给董事逐一打电话，董事同样不支持史蒂夫。到了周二，史蒂夫知道他在苹果的职业生涯算是结束了。到了周五，也就是5月31日，史蒂夫坐在公司礼堂的后排，看着斯卡利宣布公司管理层调整，卡西得到了提拔，而史蒂夫只保留一个董事长的虚职，没有任何实权，没有人向他汇报工作。这是史蒂夫的第二次降职，这一次已经无法挽回了。“斯蒂夫身体里住着头野兽，”卡西说道，“80年代初，这头野兽把他给打倒了。”
史蒂夫的出局非常彻底，而且带有侮辱性。他的办公室被搬到了另一幢楼里，远离斯卡利、卡西和其他掌权的高管。他被派去俄罗斯推销Apple II，又以处理公司事务的名义被派去意大利、法国、瑞士。回到加州后，他去拜访了卢卡斯影业的制图小组（Graphics Group），制图小组的成员都是掌握了前沿技术的制图技术员，他们正在为《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工作。史蒂夫想到了高端3D图像的无限潜力，他向董事会提议从卢卡斯影业手里买下制图小组。“这群人的制图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史蒂夫事后回忆道，“他们遥遥领先，我从骨子里知道制图技术至关重要。”不过董事会根本不关心史蒂夫的想法，也就错过了收购制图小组的机会，制图小组就是后来的皮克斯（Pixar）动画工作室。史蒂夫虽然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但董事会和高管做重大决定时，根本不再征求他的意见。
斯卡利想让公司朝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史蒂夫一直想让公司来决定市场的走向，但在斯卡利的领导下，公司逐渐开始屈从于客户的需求，产品性能的决定权从工程师手里转到了销售和营销人员手里。站在CEO的立场上，这个决定是可以理解的，之前公司的管理混乱不堪，想让公司运转得更为顺利，就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如此一来，就无法实现苹果最初的梦想，那么多员工慕名而来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老员工更是无法接受战略的转变，特别是那些曾经经历过麦金塔开发过程中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的员工。一位员工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他们把苹果的心脏挖了出来，换上了一颗人工心脏。”苏珊·巴恩斯也感觉到公司变得越来越平庸，失去了竞争力。“我们误入歧途，”巴恩斯回忆道，“苹果的架构经历了重大调整，你得经过七层管理层才能找到工程师。一家技术公司变成这样是很危险的。”
史蒂夫开始考虑离开苹果。他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丽萨，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丽萨更好地融入他的生活。他在伍德赛德有套大房子，并亲手在院子里种植有机植物，还在考虑要不要去竞选公职，甚至想去报名参加太空之旅。他看上去更像是退休工人，而不是野心勃勃的30岁年轻人。巴恩斯回忆道，“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本来约好了下周吃饭，但我得去欧洲，可能会在那儿待12个月。我说，不错啊，不过我今天工作不顺，没心情听你在巴黎和意大利的故事。”
他去欧洲处理了一些公司事务，顺便也参观了博物馆，享受了一把游客的乐趣。很多时候他都独自一人，或是带着女朋友。“创建苹果时，他才21岁，”巴恩斯说，“根本没时间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现在，他有时间好好反思在苹果获得的经验教训，想想哪里做错了，为什么会让自己和公司陷入困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蒂夫及其追随者的看法是对的：史蒂夫就是苹果的心脏，没有他，公司只能在平庸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什么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控制的地步呢？
对于30岁的年轻人来说，进行反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欧洲，他依然被视为主导了伟大变革的商业奇才，在拜访国家领导人、大学校长和艺术家的过程中，他更加觉得自己就是一位被官僚体制毁掉的杰出人才。这种自我膨胀同时又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安全感，因为他被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赶了出来。那年夏末，他从意大利给巴恩斯打电话，语气中带有严重的抑郁情绪，巴恩斯甚至担心他会自杀。
但他回到美国后，立刻把注意力转到了一直擅长的事情上：设计下一个一鸣惊人的产品。9月初，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伯格（Paul Berg）见了面，伯格认为电脑的发展并没有推动科研进程，对此他很失望。麦金塔和IBM的个人计算机处理能力不足，无法完成他所需要的建模处理，大型机和小型机又太贵、太笨重，不适合实验室用。伯格的话让史蒂夫萌生了一个想法，电脑下一步的发展应该要满足像伯格这类客户的需求。巴恩斯和其他苹果员工一直在向他抱怨斯卡利的一意孤行，史蒂夫由此想到可以从苹果挖一些盟友过来成立一家新公司。在9月13日的董事会上，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斯卡利和董事会成员。
史蒂夫告诉他们，他要成立一家新公司，并带走一些“低级别”的苹果员工，新公司的目标是为高等教育市场设计一种全新的高端电脑“工作站”。他向董事会保证，新产品不会和苹果竞争。事实上，他还希望苹果能成为新公司的第一个投资者。
接下来一段时间，史蒂夫和苹果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斯卡利认为他想带走的员工绝对不是“低级别”的，董事会成员当着媒体的面骂他是骗子。很多全国性期刊比如《新闻周刊》又一次把史蒂夫当作封面人物。史蒂夫辞职了。苹果要起诉史蒂夫。
不过，这些闹剧都不重要。史蒂夫终究还是走了，他即将再次启程，再次着手设计下一代一鸣惊人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