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玩具总动员》的成功和皮克斯的上市，史蒂夫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他不是唯一的功臣，媒体的焦点却都在他身上，当然，卡特穆尔和拉塞特并不在乎这些，现在皮克斯有钱了，卡特穆尔和拉塞特正准备拍摄下一部电影《虫虫危机》，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公司的命运了。在外界看来，史蒂夫又重新找回了他的魔法，《玩具总动员》的成功又为史蒂夫的传奇故事增色不少。
现在的问题是史蒂夫在皮克斯创造的辉煌究竟是一时的还是持续的。虽然之后史蒂夫上演了精彩的王者归来，但在1996年，他所谱写的续集都不怎么精彩。Apple II名噪一时后，Apple III和丽萨都铩羽而归，麦金塔也是经过约翰·斯卡利改良后才算得上成功。最盛大的续集无疑是NeXT，史蒂夫想把NeXT打造成理想版本的苹果，结果却是虎头蛇尾。
皮克斯让史蒂夫得到了救赎。不过史蒂夫以前就达到过世界的巅峰，问题是这一次他能比以前处理得更好吗？他会不会重蹈覆辙？用皮克斯电影中的语言来说，他是否能像《玩具总动员》中的胡迪一样，将放逐过程中收获的经验教训牢记于心、融会贯通呢？他能否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与小伙伴合作打败敌人，成为真正的英雄呢？
从1992年与IBM的协议泡汤到1996年，NeXT喜忧参半。史蒂夫尝试了很多不同的战略，导致公司发展完全没了方向。他推出了一款外形像比萨盒的便宜机型NeXTstation，不过反响平平。团队又打算设计另一种机型，基于一款叫作PowerPC的微处理芯片，苹果推出的改良版麦金塔用的就是这种芯片。不过，最终一台都没有生产出来，因为团队没找到真正的市场。
市场营销负责人麦克·斯莱德时不时会怀念自己的老东家微软，“微软就像常胜将军洋基队，”他回忆道，“在NeXT工作就如同从1998年开始为佛罗里达马林鱼队效力，虽然1997年马林鱼拿到了冠军，但1998年却战绩惨淡。那些日子里，史蒂夫已经被公众遗忘了，他就像从摇滚乐团“海滩男孩”（Beach Boy）单飞后的布莱恩·威尔逊（Brian Wilson），逐渐从观众的视野中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曾经的辉煌。史蒂夫之所以在高科技领域变得无足轻重，主要是因为他选错了目标受众，他是为消费者市场而生的，却陷在了企业市场里。”
虽然史蒂夫拥有卓越的营销才能，但是公司缺乏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他的才华无用武之地。某天，他告诉斯莱德要和太阳公司“大干一仗”。他让斯莱德找来两位程序员，编写一个基础数据库应用，其中一位用的是NeXT的电脑和软件，另一位用的是太阳的工作站和Solaris操作系统，Solaris是太阳开发的Unix操作系统衍生版本。斯莱德拍下了两位程序员的开发过程，结果使用NeXT电脑的那位完胜，开发速度比另一位快得多，甚至还有时间打几局游戏。从NeXT放出的视频看，使用太阳工作站的那位程序员嘴里不停嘟哝着“就快要做完了，任务不多了”。除了放出视频，NeXT还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8次广告，将全年的营销预算一下子全部用完了。结果呢？“正如史蒂夫所预料，引来了媒体的争相大肆报道。”斯莱德回忆道，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太阳CEO斯科特·麦克尼利向媒体抱怨NeXT“不成熟”的营销方式。“人们并不了解，”斯莱德说道，“史蒂夫在策划一些小事时同样有先见之明。当初我提出这个营销策略时，他对我说，‘要搞就搞大一点，跟太阳公司大干一仗。’他的看法是对的。”
在某些时刻，史蒂夫的聪明才智显露无遗，但在公司管理方面，他依然没找到头绪。他在管理上犯过很多错误，最严重的错误是找来了英国人彼得·范·凯伦伯格（Peter van Cuylenbery）来管理公司的日常运作，这个决策反映出史蒂夫对于公司发展的茫然。他突然一拍脑袋，决定要再聘请一个总裁，于是就去找了几个候选人，也没怎么做候选人的背景调查，最后找到了凯伦伯格。凯伦伯格以前是施乐公司和德州仪器的高管，他已经通过传真拒绝了史蒂夫的工作邀请。史蒂夫通过媒体表达了对凯伦伯格的崇敬之情。“如果我在路上被车撞倒，”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如果有彼得掌管NeXT的话，我会觉得很放心。”
最后被撞倒的却是凯伦伯格，他接受了史蒂夫的邀请，并承诺为NeXT制定清晰的战略，可惜最后只是一句空谈。当推动细节的实施时，凯伦伯格发现来自员工的阻力很大，因为员工认为他更关心流程，毫不在意产品。更糟糕的是，凯伦伯格经常和史蒂夫意见相左。包括佳能（1989年投资了1亿美元）在内的投资者对此抱怨诸多，他们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管理公司，到底是史蒂夫还是凯伦伯格。员工也摸不着头脑，有好几个高管甚至认为凯伦伯格想瞒着史蒂夫把公司偷偷卖给太阳公司。凯伦伯格否认了这一点，太阳公司当时的CEO斯科特·麦克尼利也否认两家公司曾达成过任何协议。但无论如何，凯伦伯格和史蒂夫组成的管理团队运作不畅，没过多久，凯伦伯格就离开了NeXT。
凯伦伯格走后不久，史蒂夫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终止NeXT电脑的生产。史蒂夫一直热衷于电脑硬件的设计，公司所打造的那些外形精美、功能齐全的电脑让他感到无比自豪。但是NeXT电脑的销量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史蒂夫不得不关掉整个硬件部门，裁掉一半员工，在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的协调下将剩余的硬件和工厂设备卖给了佳能。位于弗里蒙特的工厂又恢复了最初仓库的功能，在市场上或卖或租。生产出下一代伟大电脑的梦想彻底破灭了。“我们迷失在技术的世界中。”史蒂夫后来告诉我。
毫无疑问，NeXT失败了；毫无疑问，NeXT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史蒂夫。
NeXT是史蒂夫事业的低谷，他对于自己的失败感到心烦意乱，居然公开表现出了自己的失望，这一点不同寻常。卡特穆尔回忆道，某天他在一篇NeXT的新闻稿中看到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是NeXT非常荣幸能将软件卖给政府，服务于政府部门的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看了这段话后，我想，天哪，史蒂夫肯定很痛苦。因此我给他打了电话，约他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日本餐厅吃饭，我对他说，‘史蒂夫，这不是你。’他回道，‘啊啊啊啊，我知道！我也讨厌这种情况。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实还不错，但卖软件给他们实在是太糟糕了！’”
在公众场合，史蒂夫试图将战略的转变描绘为一个大胆的赌局，把赌注都押在了软件上，特别是NeXTSTEP操作系统，他认为NeXTSTEP“没有竞争对手”。不过这一次，媒体接受了他的诡辩，那些在他眼中根本不存在的竞争对手，比如微软，也认可了他的说法。
史蒂夫没有关掉整个公司，他从没有真正放弃过皮克斯，也没有真正放弃过NeXT。与在皮克斯的做法一样，史蒂夫决定做两手准备，实施两种不同的战略。他一边心不在焉地寻找着潜在买家，比如太阳（又一次）、惠普，甚至是拉里·埃里森的Oracle，但都没有谈成。同时，他不断敦促阿瓦·特凡尼安和他带领的软件团队更努力地进行开发。史蒂夫坚信他拥有最优秀的操作系统软件团队，他希望其他品牌的工作站也能使用NeXTSTEP操作系统。软件工程师一直在努力修复操作系统的漏洞，让操作系统能与其他微处理器架构兼容，比如英特尔奔腾处理器以及IBM和摩托罗拉的PowerPC芯片。史蒂夫非常担心无法给予投资者足够的回报，投资者已经投了将近3.5亿美元。如果NeXT无法让投资者获得回报，那么他作为企业家的信誉将受到极大的损害，以后如果再创立其他电脑公司，将面临无人愿意投资的窘境。因此史蒂夫决定再等一等，看看阿瓦的天才团队究竟能打造出什么产品，NeXTSTEP的前景究竟如何。
到1996年，他们的努力似乎有了些许回报。阿瓦的团队又开发出另一款备受推崇的软件产品WebObjects。WebObjects预设了被称为“对象”的模块代码，主要用于商业网站和在线应用的开发，能加快开发的进程，并重复利用标准化元件。这一工具对开发网上商店帮助很大，万维网也在与第三方软件开发商和程序员合作，开发交互式、有商业价值的网站。业务量飞速增长，来自WebObjects的销售收入很快超过了NeXTSTEP。终于，NeXT有底气宣称产生了营业利润。史蒂夫甚至与美林证券公司进行了接洽，试图推动NeXT的上市。又一次，史蒂夫的公司终于站稳了脚跟，不过公司赖以生存的基础与他当初所设想的完全不同。
就在那段时间，具体说是1996年4月1日，一位空军退役上尉弗雷德·安德森（Fred Anderson）出现在库比蒂诺苹果总部，作为首席财务官正式走马上任。他发现公司真的是一团糟。
“苹果就像一座正在燃烧的房子。”他回忆道。
安德森当时52岁，来苹果之前在位于新泽西州罗斯兰德的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简称ADP）担任类似的职务。ADP业务运作良好，主要为大公司提供数据管理服务，在精彩的高科技世界里，ADP的主营业务显得有些乏味。安德森在ADP干了4年，已经利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公司解决了能力范围内的所有问题。虽然ADP的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没多大挑战了，但他并不想换工作。他和妻子玛里琳把家安在了新泽西州埃塞克斯，他们花了多年时间改造、扩建那幢传统的都铎式建筑，安德森也习惯了郊区生活，这种生活似乎是东海岸商业大亨的标配。而他却突然接到了苹果总部打来的电话，苹果正在寻找高管。苹果CEO迈克尔·斯宾德勒（Michael Spindler）突然在1995年11月炒掉了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公司试图把安德森挖过去顶替。
对于安德森和他妻子来说，苹果的意义不同寻常。从外表判断，安德森不像现在人们所谓的“果粉”。他性情温和，头发经过精心打理，喜欢穿宽松长裤和印花衬衫，有时也会穿卡其裤和Polo衫（高尔夫球衫），一看就是大企业的CFO。但他和妻子的确是麦金塔的忠实用户，从苹果公司成立伊始就对这家公司有着特殊的感情。安德森生于南加州，玛里琳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们一直梦想着能回西海岸生活。
因此安德森认真听完了苹果打来的电话。当时的苹果就是一团糟，聘请安德森的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苹果公司并没有告诉安德森他们正在与太阳公司洽谈合并事宜。安德森应该已经觉察到不太对劲，有一次和斯宾德勒打电话时，这位来自德国、绰号“柴油机”的CEO由于压力太大而身体抱恙，正在医院静养。几周以后，斯宾德勒就被解雇了，下一任CEO是吉尔·阿梅里奥（Gil Amelio），他以前是一家半导体公司的高管，担任苹果董事还不到一年时间。安德森成了阿梅里奥走马上任后新雇用的第一位高管。
事实上，并不是斯宾德勒或阿梅里奥的说辞打动了安德森，是他自己心甘情愿接受了苹果抛出的橄榄枝，安德森的思考逻辑和史蒂夫当年劝说约翰·斯卡利的著名桥段类似，“你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希望有机会改变世界？”拯救苹果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对自己说，‘我不想眼睁睁看着这家公司倒闭，’”他回忆道，“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我和妻子都疯狂地热爱着苹果的产品，我相信苹果一定有一群忠实、热情的用户，他们也不希望公司倒闭。我希望忠实、热情的用户能转化为忠实、热情的员工，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苹果。但说实话，这只是我的希望而已。当我告诉妻子要去苹果工作时，她看着我说，‘你疯了吗！你现在的工作已经很好啦。’”
苹果的确问题多多，而且越来越严重。约翰·斯卡利的“市场驱动”战略没有带来任何技术上的突破，斯卡利总是想证明自己和史蒂夫一样充满创意，结果却让苹果的创新步伐更加凌乱。他试图打造掌上个人电脑Newton，最大的卖点是手写识别，但识别的结果却惨不忍睹，最终贻笑大方，不菲的开发成本全都付之东流。斯卡利居然还决定开几家零售店，专门销售此类掌上电脑，进一步抬升了公司的成本。虽然改良版的麦金塔为公司带来了部分收入，但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所占的份额却在逐步被Windows侵蚀。
苹果董事会渐渐对斯卡利失去了信心，在1993年突然解雇了他，让德国销售主管斯宾德勒来担任CEO。斯宾德勒为苹果制定的战略是模仿比尔·盖茨，把麦金塔操作系统的使用许可卖给其他电脑生产商，以此来防御Windows的侵蚀。这个战略也失败了，便宜的克隆机让苹果的高价设备失去了竞争力。在产品开发方面，斯宾德勒保留了斯卡利的“市场驱动”策略，苹果的产品线不断地无序膨胀，为了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工程师们各自为政，不断地为机器添加各种附加功能。
苹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还是微软。比尔·盖茨的公司是毫无争议的霸主，随着微软Windows95操作系统的推出，微软正式从苹果手里夺走了个人计算机创新的主动权。甚至在市场营销方面，微软的表现都比苹果出色。精心安排的Windows95发布会在微软园区一顶巨大的白色帐篷里举行，由脱口秀主持人杰·雷诺（Jay Leno）主持，全球43个城市通过卫星观看了发布会的直播。8月24日午夜，Windows95正式发售，几千万粉丝彻夜排队抢购。滚石乐队的名曲《从我开始》（Start Me Up）是这次发布会的官方主题曲。
过去8年里，苹果一直在尝试改进其操作系统的架构，却都以失败而告终。代号为“平克”、“格什温”和“科普兰”的项目全都半途而废，与其他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也毫无进展，包括与IBM组建的合资企业爱国者合伙企业（Patriot Partners）。
陈旧的麦金塔操作系统7根本无法与Windows95相匹敌，Windows95有非常多新功能，包括听上去很炫酷的多任务处理功能，允许多个应用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同时运行，还有文件自动保存功能，最重要的是，这套操作系统速度更快，性能更加稳定。微软甚至找来了当初为麦金塔设计图标的设计师，让他进一步美化Windows界面。Windows95还引入了“开始”按钮，让用户能够更为便捷地打开应用程序、管理电脑文档。似乎在一夜之间，苹果的销量急剧下降，卖不掉的电脑存货和零部件堆积如山。更糟糕的是，苹果似乎已经失去了过去20年所拥有的非凡魔力。Windows95的推出终结了苹果连续多年的销售增长，这一窘境直到2002年才结束。
1996年春天，阿梅里奥取代斯宾德勒成为CEO时，苹果公司各方面都是一团糟，毫无秩序可言，销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苹果停止了发展的步伐，逐渐变得囊中羞涩，无力承担生产设备、大量存货和员工工资造成的庞大开销，公司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新产品，正在研发的产品也都乏善可陈。难怪斯宾德勒压力如此之大，不堪重负；难怪他会被解雇；难怪阿梅里奥和迈克·马库拉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买家，比如太阳公司、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甚至是IBM；难怪公司会考虑申请破产；难怪他们急需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CEO。
安德森在3月向ADP递交了辞职报告，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担任苹果的咨询顾问，之后才和妻子一起搬到西部。去之前他有心理准备，知道情况肯定不妙，但直到踏进公司的大门，他才真正意识到库比蒂诺的情况究竟有多糟糕。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糟糕的公司。ADP公司已经连续35年收入增长达到两位数，再之前的雇主是一家名为MAI Basic Four的小型机生产商，虽然也经历了一段发展困难期，但和苹果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过去6个月里，苹果从勉强盈利变成巨亏，1996年第一季度亏损将近7.5亿美元，公司马上就会面临债务违约的窘境，无力偿还几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到任的第一天，安德森震惊地得知，阿梅里奥已经聘请了破产顾问，让他们随时待命。哪一位500强公司的CFO愿意蹚这摊浑水？
史蒂夫在安全地带默默观察着苹果的没落，就像一位与孩子关系不和却又恨铁不成钢的父亲，暗暗担心这家他一手创立的著名公司真的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尽管已经被放逐了10年，但他依然对苹果和苹果员工有着无法割舍的强烈感情。“他爱苹果，”拉塞特说，“他一直都爱苹果，看着苹果的遭遇他很痛苦。”事实上，史蒂夫之所以一直保留一股苹果股票，就是不想完全割断与苹果的联系，只要还有一股股票，他就能收到公司发给股东的资料，如果愿意的话还能参加每年的股东大会。
1995年，史蒂夫那位有钱的朋友拉里·埃里森建议他开展恶意收购，直接买下苹果，让苹果退市，由史蒂夫来管理。埃里森甚至自告奋勇要帮史蒂夫筹集资金，史蒂夫就不用拿自己的钱冒险了（当时皮克斯还没上市）。“史蒂夫是唯一能拯救苹果的人，”他告诉我，“我们俩非常严肃地谈过很多次，只要他点头，我肯定帮他。我在一周之内就能筹到收购所需要的资金。”但史蒂夫并没有点头。尽管苹果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史蒂夫还有很多现实的因素需要考虑。皮克斯正经历《玩具总动员》上映和公司上市的关键时期，他还要挽救NeXT，劳伦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无暇去收拾苹果的烂摊子。
现在回过去看，拒绝埃里森的提议是史蒂夫回归苹果路上所做的第一个考虑周全的成熟决定。史蒂夫与生俱来的乐观、直觉与掌控力将帮助他走通回归之路，但他慢慢培养出来的耐心与成熟将使他成为一名更出色的商业领袖。
弗雷德·安德森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宣布苹果在第一季度亏损7.5亿美元，也就是他到任前的那个季度。他的确走进了一幢着了火的房子。
巨额亏损触发了贷款协议的某些约束性条款，银行纷纷要求苹果立即还钱。如果苹果真的立即还钱，那么马上就会陷入所谓的“流动性危机”，流动性危机是比较委婉的说法，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手头或银行里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应对必要的开支，也没法支付账单和员工工资。因此安德森知道，他需要立即行动，说服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银行短时间内别来要债。接着，他必须着手完成两件事，让银行放心：一是制定资本重组方案，在债市筹集更多资金；二是调整公司架构，大幅降低公司的运营开支。调整公司架构当然也是委婉的说法，快速降低开支的最佳方式就是裁员，大量裁员。
4月，安德森亲自拜访了苹果主要的债权银行，请求他们放宽还款期限，并向他们表达了资本重组和架构调整的意图。他还拜访了几家投行，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商讨发行“商业票据”的计划，以筹集6.61亿美元资金，部分用来偿还银行贷款，部分作为运营开支。商业票据是另一种形式的贷款，只不过不是从银行，而是从投资者那里借钱，利率也更高，但能为苹果争取到足够的整顿时间，让苹果完成裁员。苹果有1.1万名正式员工，要裁掉一半才能达到收支平衡，苹果当年的销售收入为55亿美元，只有1985年销售额的一半。也就是说，安德森认为只有让公司一半的员工消失才能挽救公司，裁员将分三批在未来两年内完成。
资本重组和裁员给了CEO吉尔·阿梅里奥更多时间和灵活度来解决苹果的另一大难题：技术的停滞。他需要购买市场上现有的能与麦金塔兼容的先进操作系统，以抗衡微软新推出的Windows95操作系统。这么做相当于公开承认苹果没有技术能力自己开发操作系统，但至少能给公司带来一丝希望：除了被收购或申请破产外，可能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为了找到开发麦金塔操作系统（Mac OS）的捷径，阿梅里奥将目光投向了IBM、阿波罗、NeXT和另一家不太有名的硅谷创业企业Be Inc.。伯克利软件套件（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BSD）版本的Unix最初是由太阳的联合创始人比尔·乔伊（Bill Joy）开发的，这4家公司都开发了各自的BSD Unix衍生版本，并且能与丽萨和麦金塔所使用的微处理器兼容。比起软硬件都做的公司，纯软件公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价钱便宜，而且公司规模小，容易收购。NeXT是其中一个选择，但NeXT的老板是史蒂夫·乔布斯，苹果董事会的很多成员依然不喜欢他。Be公司（Be Inc.）看似是个不错的选择，Be公司的老板是路易斯·卡西，以前负责苹果的产品开发，1990年年末由于与斯卡利意见不合而离职。
路易斯·卡西就是那个告密的人，他在1985年春天把史蒂夫想发动政变的计划告诉了当时的CEO约翰·斯卡利，斯卡利取消了原定赴中国的行程，开展了管理层调整，这位年轻的联合创始人被进一步边缘化。史蒂夫当然不喜欢卡西这个家伙，从那时起，他就把卡西看成是背后捅刀子的小人。他们对彼此有敌意毫不奇怪。卡西在某些方面和史蒂夫很像：伶牙俐齿，富有人格魅力，擅长夸夸其谈，敢把自己吹成技术专家，其实他和史蒂夫一样，在软硬件方面都没有过硬的技术背景。和史蒂夫一样，他也会激起别人强烈的感情。“如果世界上本来有个混蛋，又出现一个能与他匹敌的混蛋，”一位与史蒂夫和卡西都合作过的行业专家说，“后一位多半是前一位调教出来的。”
他们还有其他相同点。离开苹果后，卡西带走了几位苹果骨干员工，迅速创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他的商业战略与史蒂夫对NeXT的定位类似。Be公司的目标是为一台叫作BeBox的电脑设计全新的软硬件架构，BeBox使用的操作系统叫作BeOS，与Unix操作系统的很多关键性能类似。BeBox电脑的特别之处在于也能使用现有的麦金塔操作系统，就如同麦金塔的克隆机。公司的终极目标是设计出一台电脑，将BeBox和麦金塔合二为一。
与NeXT一样，Be公司制造的硬件也没什么市场，一共只卖出了2 000台。1996年，卡西关停了硬件生产部门，专注于软件销售，为麦金塔和其他电脑生产商提供另一种操作系统。卡西觉得，纯软件公司很有可能成为硬件生产商的收购目标。有7家生产麦金塔克隆机的公司表达了收购意愿，包括摩托罗拉和PowerHouse公司，NeXT前硬件工程师乔恩·鲁宾斯坦也是PowerHouse的员工。
当卡西得知阿梅里奥想购买操作系统时，他非常震惊。尽管要跟他谈判的苹果高管是几张新面孔，但他依然占尽了天时地利。“我正在寻找卖掉公司的机会，”卡西回忆道，“阿梅里奥就找上门了。”但卡西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阿梅里奥开价1亿美元，对Be这家业绩并不突出的公司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但卡西不同意，一定要卖1.2亿美元。
1996年10月的一个工作日晚上，我碰巧在一家牛排店遇到了卡西。那家牛排店在帕洛阿尔托以北15英里圣马特奥市的一家购物中心里。这个地方交通并不便利，一般硅谷的大佬也不会去这种餐厅吃饭，这就是为什么卡西要选这家餐厅。
我和妻子在一起，我让她先去找位子坐下，而我去跟卡西打个招呼。我女儿和卡西的女儿在帕洛阿尔托的同一所学校上学，因此我不仅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他，私下也有来往。他正沉浸在一场严肃的谈话中，没有注意到我，我拍了拍他的背，随口问了句，“你怎么在这儿吃饭啊？帕洛阿尔托没有好饭店了吗？”卡西看我的神情就像是见到了鬼。这时，我环顾四周，才发现周围坐的是谁：艾伦·汉考克（Ellen Hancock），前IBM员工，现在是苹果的执行副总裁和首席技术官；道格拉斯·索罗门（Douglas Solomon），苹果高级执行副总裁，负责战略规划和企业发展；风险投资家戴维·马奎特（David Marquardt，马奎特也是微软的董事）。我知道马奎特是Be公司的主要财务顾问，也是Be公司的最大投资者。我意识到这群人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被一位商业记者发现。我从没见过口齿伶俐的卡西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回到妻子罗娜坐的那张桌子后，告诉了她刚才发生的无比尴尬的事。我的第一反应是苹果管理层想让卡西重回苹果工作。但为什么正在谈话的是艾伦·汉考克而不是吉尔·阿梅里奥呢，艾伦·汉考克才加入苹果没多久。“你觉得史蒂夫会怎么想呢？”罗娜问道。我到家后，就给史蒂夫打了电话。
通话时间很短，我问史蒂夫关于这件事的看法时，他的语气立刻变得很不友好。“路易斯·卡西是个邪恶的家伙，”他厉声说道，“我很少说别人邪恶，但卡西的确很邪恶。”史蒂夫还在电话里谈到，无论苹果有什么打算，都不应该和卡西或他的公司发生任何关系。“NeXT发展已经有10年了，BeOS多媒体操作系统就是一坨屎，操作系统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打磨才行，BeOS应用的时间太短，根本没经受过什么考验。”史蒂夫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不过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愤怒。我告诉史蒂夫，如果他那里有什么新消息的话，务必要告诉我。毫不意外，他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新消息，直到12月，我俩都没有联系。12月的时候，苹果斥资4.29亿美元（包括现金和股票）买下了NeXT，我才给他打电话听听他的看法。
其实早在我给史蒂夫打电话前，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那年秋天，阿瓦·特凡尼安告诉史蒂夫，苹果想要购买操作系统，史蒂夫立刻和几家投行商议，把NeXT卖给苹果是否可行。“我们认为我们的操作系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现在我们有机会让大众市场也接受这套操作系统。”特凡尼安说道。公众都知道NeXTSTEP OS操作系统与英特尔的微处理器是兼容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套操作系统与PowerPC芯片也是兼容的。阿瓦和他的团队有能力让OS操作系统与几乎所有非专有微处理器兼容，Be公司的程序员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几个月前，史蒂夫让阿瓦停止研究OS操作系统与PowerPC兼容的问题，现在阿瓦和他的团队又重新开工，为了将OS操作系统更好地呈现给苹果。
史蒂夫跟苹果接洽时有三个目的。第一，打败卡西。“我选择站在斯卡利这边时，史蒂夫觉得很受伤，”卡西回忆道，“他觉得我在他背后捅了一刀。”一天晚上，史蒂夫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餐厅吃完晚饭正要离开时，卡西和一群软件高管也在那家餐厅吃饭，史蒂夫经过卡西的桌子时，停下来说了一句，“路易斯，听说你要拯救苹果。”说完史蒂夫就走了出去。卡西当时并不知道NeXT也是苹果的考虑收购对象之一，他认为自己和苹果的协议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第二，史蒂夫想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给他们足够的回报。第三，他要给陪他耗在NeXT的骨干员工找一条合适的出路。苏珊·巴恩斯有一次告诉我，“对于工作表现不佳的人，史蒂夫觉得团队的其他成员有义务把他开掉。对于工作表现出色的人，史蒂夫觉得自己有义务对他忠诚。”收购价格当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苹果将如何对待NeXT的技术和技术人员。史蒂夫要说服阿梅里奥，让他相信NeXT的人最值钱的是员工。
史蒂夫知道阿梅里奥不难说服。在史蒂夫眼里，阿梅里奥就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享受着CEO的崇高地位，但对于如何卖个人电脑却知之甚少，因此史蒂夫尽其所能讨好阿梅里奥。12月2日，史蒂夫向阿梅里奥和艾伦·汉考克做汇报时，他说只要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做任何事，他相信凭借苹果良好的判断力，最终一定会选择NeXT。12月10日，史蒂夫和阿瓦在帕洛阿尔托的花园宫殿酒店介绍NeXT操作系统，用阿梅里奥的话来说，这次演讲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10天后，史蒂夫在自家的厨房签下了协议，他的收获比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阿瓦将成为推动苹果软件战略发展的核心人物，在阿梅里奥的高管团队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得益于WebObjects取得的成功，阿梅里奥开给史蒂夫的价格比开给卡西的要高得多：史蒂夫和他的投资者能获得4.29亿美元的现金和苹果股票。“重要的不是钱，”卡西说道，他承认自己要价太高，“重要的是史蒂夫的回归。阿梅里奥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让史蒂夫回归，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能完成我们无法完成的事。”
苹果的大部分股票都给了史蒂夫，史蒂夫同意成为阿梅里奥的特别顾问。再过几周，麦金塔展会就要在旧金山举行了，史蒂夫提议在阿梅里奥做完主旨演讲后，由他来做一次演讲，正式向公众宣布他的“回归”。
12月末的一个周六，史蒂夫邀请我去他家。他正在为麦金塔展会上的演讲写演讲稿，想和我探讨一下哪些话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也想和我谈谈阿梅里奥。“你无法想象阿梅里奥有多蠢。”他鄙夷地说道。史蒂夫最不满意的一点是阿梅里奥完全不懂怎么跟活生生的人做生意。“他只懂芯片行业，芯片行业全靠几家大客户，”史蒂夫抱怨道，“客户不是个人，是公司，一买就是几万块芯片。”
我提醒史蒂夫，就在几个月以前，阿梅里奥告诉我他曾和拉里·布里安特谈过恶意收购苹果的事。“如果阿梅里奥是个蠢货，你为什么还要跟他纠缠呢？拿钱走人不就完了吗？”
“我不能就这样扔下阿瓦和其他同事，不痛不痒地说一句‘很高兴跟你们共事那么久’，”他继续说道，“我知道苹果还有很多优秀员工，只不过阿梅里奥不适合当他们的领导。”
“那你呢？”我问了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史蒂夫犹豫了，他对自己毫无信心，这是我见过的他最没有信心的一刻。
有些人认为史蒂夫一直在尽全力为自己重掌苹果铺路，他早就有了行动计划。吉尔·阿梅里奥是其中一位，比尔·盖茨是另一位。
事实其实更加微妙。在过去的10年中，史蒂夫逐渐学会了抑制自己的冲动。以前他常常会过于急躁、用力过猛，如今却愿意沿着一条路慢慢地走下去，如果直觉把他带到了比他原本设想中更好的地方，他会跟着直觉继续走下去。
在把NeXT卖掉后的几个月内，他一直在观察阿梅里奥，对苹果的现状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的每一步行动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这段时间里，史蒂夫最信任的两个人是阿瓦·特凡尼安和乔恩·鲁宾斯坦，他们都认同史蒂夫并无当CEO的野心。特凡尼安分管软件，鲁宾斯坦分管硬件，鲁宾斯坦是史蒂夫引荐的。“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去为史蒂夫工作的，”特凡尼安说道，“他看上去对CEO的职位并不感兴趣。”史蒂夫反复告诉他们，他不愿担此重任，更不要说为了这一职位而奔走了。
对特凡尼安和鲁宾斯坦来说，去苹果工作算不上美梦成真。NeXT被收购几周后，特凡尼安和鲁宾斯坦尚在适应新工作的阶段，苹果公布了1996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亏损1.2亿美元。“我问史蒂夫，‘我们到底掉进了个什么泥潭？’”特凡尼安回忆道，“看上去要破产的是苹果，而不是NeXT。史蒂夫愿意把自己的人带进苹果，包括我们俩，因为他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他认识苹果的其他员工，他知道某些员工是造成苹果没落的罪魁祸首。”
鲁宾斯坦是纽约人，身材消瘦，看上去像长跑运动员。“我不相信关于史蒂夫的那些权术阴谋论，”他说，“我到苹果后的第一个想法是，天哪，我到了什么鬼地方。”
12月那次会面后，我和史蒂夫在他家厨房又聊过几次，他向我描述了苹果糟糕的状况，希望我写一篇相关的报道。他讲话非常坦率，尽管他希望我不要在报道中直接引用他的话。聊到一半时，他突然问我：“为什么我觉得出一篇关于我自己公司的负面报道似乎是我的责任？”
随着他对阿梅里奥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更加确信在阿梅里奥的领导下，苹果永远不可能重回巅峰。史蒂夫对于公司的很多方面都极其失望，他觉得阿梅里奥和董事会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无法相信董事会居然会认为迈克尔·斯宾德勒是一位卓越的领袖，也无法理解董事会居然会选择阿梅里奥这样的人担任CEO。阿梅里奥在董事会只做了一年就当上了CEO，史蒂夫认为主要是因为阿梅里奥把自己描绘成了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他如何能扭转乾坤呢，”史蒂夫问我，“他一个人在自己办公室吃饭时，要手下的人把食物都装在瓷器里给他端过去，就好像是从凡尔赛宫送来的。”
阿梅里奥的表现的确不尽如人意。他并没有尝试去适应苹果的文化，而是想把自己的个性特点强加给苹果。他的高管团队大部分来自他所熟悉的半导体行业，在公众场合，阿梅里奥同样表现不佳。在某次晚宴派对上，阿梅里奥试图向在座的客人描述苹果的问题，拉里·埃里森也参加了那次晚宴。“苹果就像一条船，”他说道，“船上破了个洞，水正在往里灌，但船上仍然有珍宝。现在的问题是，船上的人都在往不同的方向划，因此船只能在原地打转。我的工作就是要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阿梅里奥走后，埃里森问旁边的人，“那个洞怎么办呢？”史蒂夫一直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到处说。
其实，史蒂夫对阿梅里奥的某些评价有失偏颇。史蒂夫认为，阿梅里奥除了促成6.61亿美元融资，其他方面一无是处。其实，安德森负责的公司关键架构调整也是由阿梅里奥促成的，而且公司的运作的确有一些改善，不过史蒂夫认为公司的改善主要归功于那些拥有真正的“苹果精神”的员工，“苹果精神”是他和沃兹在多年前缔造的，跟阿梅里奥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1997年年初为《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苹果的报道，我发现史蒂夫对于阿梅里奥的某些看法是正确的。苹果目前急需一位领袖，现任CEO完全无法担此重任。苹果有20多个独立的营销团队，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产品线分崩离析，将操作系统的使用许可卖给麦金塔克隆机的项目也没有任何意义。在阿梅里奥的掌管下，很多问题几乎要失控了。
1997年1月7日，在旧金山举办的麦金塔展会上，阿梅里奥更是将自己缺乏领导才能的缺点暴露无遗。苹果一年要举办4次麦金塔展会，一次在旧金山，另外三次分别在东京、巴黎和波士顿。展会上的主旨演讲对苹果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展示新产品、吸引软件开发商和客户。阿梅里奥个性比较古板、内敛，为了显得自己更时髦一点，他没有穿平时经常穿的条纹西装，而是穿了一件褐色立领衬衫、一件运动夹克和一双乐福鞋。他演讲的重点应该是宣布收购NeXT，宣布史蒂夫作为咨询顾问回归苹果。史蒂夫比平时穿得正式，穿了一条打褶的黑裤子，上身是和裤子配套的短夹克，里面穿的是白衬衫，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他在台下等着阿梅里奥把话讲完，但阿梅里奥却滔滔不绝，没完没了。阿梅里奥以一种奇怪的角度站在演讲台前，唠唠叨叨念了一个多小时稿子，基本没提及公司遇到的财务困境。尽管有讲稿提示器，他还是会忘词。讲到一半时，为了显得自己非常轻松随意，他脱掉了外套，观众能看到衬衫腋窝部位有大片的汗渍，就像电影《广播新闻》里艾伯特·布鲁克斯（Albert Brooks）演的那个经典场景。
阿梅里奥终于讲完了，史蒂夫出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上一次向大批观众讲述公司发展战略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史蒂夫的风格与阿梅里奥完全不同，他的演讲简短、有力，他承诺会“不遗余力地帮助阿梅里奥”，并发誓会让苹果的产品重新变得有意思。史蒂夫演讲时完全不看提示器，在舞台前方来回走动，让观众可以看清他。他的话简短有力、鼓舞人心，但也非常模糊空洞，史蒂夫故意不谈具体的细节，毕竟他还没有决定究竟要在苹果扮演什么角色。
“最初，史蒂夫几乎不参与公司管理，”安德森回忆道，“阿梅里奥经常会召开正式的员工会议，在那次麦金塔展会后，史蒂夫参加过一次员工会议，会议很无聊，史蒂夫显然不喜欢。会开到一半，史蒂夫起身径直走了出去。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家伙就是个蠢货。”
麦金塔展会的几周后，史蒂夫的确对我说了类似的话。“我知道我以前已经说过了，但阿梅里奥真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他说道，“绝对不应该让他来领导苹果。我不知道应该由谁来领导，但绝对不能是他。”
与特凡尼安和鲁宾斯坦一样，拉塞特和卡特穆尔对史蒂夫来说也是“守护者”。1997年年初，也就是史蒂夫正在观察阿梅里奥的那段时间，史蒂夫决定与迪士尼的CEO迈克尔·艾斯纳重谈分润合约。除了卡西以外，史蒂夫曾把另一个人也描绘为“邪恶”之人，那人就是艾斯纳。（那是几年后，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关系正处于低谷期。）
《玩具总动员》是1995~1996年假期档最火爆的电影，全球票房3.61亿美元。皮克斯拿到了4 500万美元，对于一家只制作了一部电影的公司来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但跟迪士尼拿到的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况且，皮克斯无法从视频播放中分润，对于《玩具总动员》这样一部深受家庭喜爱的电影，视频播放的利润显然非常可观。
皮克斯正在着手制作第二部电影《虫虫危机》，史蒂夫决定重谈合约。上市让皮克斯获得了1.3亿美元现金，皮克斯不再需要迪士尼提供资金。如果皮克斯可以自给自足，为什么只能分到12.5%的票房呢？史蒂夫决定撕毁合约，尽管正是这份合约在5年前救了皮克斯。
“好莱坞的人都不想冒险。”他一年后告诉我。他和劳伦斯·莱维曾对好莱坞做过全面的研究，了解了皮克斯该如何从那些追星的外行手里赚到所谓的“愚蠢的钱”，为此史蒂夫深感自豪。“你去图书馆不可能找到类似《动画商业模式》的书，”史蒂夫解释道，“因为只有一家公司（迪士尼）知道如何靠动画赚钱，他们可不想告诉外界动画行业的利润究竟有多高。”
史蒂夫给艾斯纳打过电话后，出发去好莱坞跟他重新谈判。“我们想要达成的新条款比其他公司（除迪士尼外）都要激进，”他说道，“也更复杂，因为在好莱坞，同类公司之间几乎没有合作。大公司和个人之间会有合作，比如一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会与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合作，或是小型电影制作公司比如安培林和大型制片厂合作，但是同类公司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合作。这正是我们的目标所在，我们希望在动画制作方面能成为与迪士尼比肩的同类公司。”
从表面上看，史蒂夫的要求不自量力、毫无感恩之心。《玩具总动员》上映才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迪士尼这家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画公司的赞助与支持，就不会有《玩具总动员》。但事实上，史蒂夫看似大胆的要求背后蕴含着对形势的精准判断。6年前，卡森伯格掌管迪士尼动画部门，那时的迪士尼如日中天，史蒂夫很快就接受了迪士尼的条款。现在，卡森伯格创建了梦工厂，希望能打败迪士尼。梦工厂的创建打响了一场挖人大战，拉塞特就曾收到过这两家公司抛出的橄榄枝。
史蒂夫试图充分利用迪士尼和梦工厂之间的竞争。皮克斯的上市和《玩具总动员》的热映改变了皮克斯的地位：谈判的天平已经开始向皮克斯倾斜，艾斯纳对此无能为力。史蒂夫对艾斯纳的潜在威胁清晰明了：与皮克斯重签协议，否则完成现有协议规定的3部影片后，皮克斯将终止与迪士尼的合作。拉塞特和皮克斯可能会与梦工厂或者其他制片厂合作，这无疑会让迪士尼损失惨重。最终，谈判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一走进会议室，我们就提出负担一半电影成本，他们很少听到合作伙伴提这样的条件，”史蒂夫告诉我，“迈克尔·艾斯纳接受了这个条件，皮克斯瞬间就变成了电影的联合投资方，不再仅仅是一个制作公司了。”史蒂夫的大胆让艾斯纳非常气愤，但新协议的条款是公平的，利润对半分。1997年2月24日，双方签署了合作拍摄5部影片的新协议。史蒂夫正在一步一步解决被放逐的10年里所遗留的最后问题。
1997年3月，我在《财富》杂志撰写的报道几乎激怒了苹果的每一位员工。报道的标题是“库比蒂诺正在腐烂”，描绘了公司的杂乱无章。报道里提到了几件关于阿梅里奥不太光彩的逸事，对他的两位前任斯卡利和斯宾德勒以及董事会的成员评价也不高。阿梅里奥在他的回忆录《穿越火线：我在苹果的500天》（On the Firing Line: My 500 Days at Apple）中把我描绘为“文字杀人犯”。
麦金塔展会后，阿梅里奥的形象一落千丈，《财富》和其他杂志刊登的负面报道更是雪上加霜。负面报道让董事会成员压力剧增，当时董事会成员中最有威严和信誉的是董事长埃德加·伍拉德（Edgar S. Woolard Jr.），他是化工巨头杜邦公司的CEO。伍拉德目睹了苹果越来越多的困境，他越来越觉得阿梅里奥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无法拯救公司。“伍拉德会问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公司士气如何，弗雷德？’，”安德森回忆道，“我回答，‘士气低落。’”安德森向董事长汇报工作时非常坦率。公司战略不明，无法完成目标，如果阿梅里奥继续担任CEO的话，安德森就打算辞职。
同时，史蒂夫也做了一件对阿梅里奥不利的事：在6个月禁售期过后（禁售期是阿梅里奥要求的），也就是6月26日，史蒂夫在没有通知苹果任何一位员工的情况下，抛掉了出售NeXT所获得的所有苹果股票，只留了一股。与上次一样，留一股是为了有资格参加苹果的股东大会。卖掉股票不是为了赚钱，史蒂夫所拥有的150万股股票在6个月禁售期内价值下跌了1 300万美元。但这次抛售无疑对公司投了不信任票，阿梅里奥觉得自己背后被捅了一刀，事实也的确如此。7月4日，埃德加·伍拉德把阿梅里奥叫到了自己位于太浩湖的度假小屋，通知他被解雇了。接着，董事长给史蒂夫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回来当CEO。
史蒂夫给了阿梅里奥致命一击，自从史蒂夫断定阿梅里奥是个蠢货后，他没有任何犹豫与良心不安。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蒂夫已经准备好当CEO了。根据他妻子劳伦的说法，史蒂夫依然在犹豫。两人为此讨论过很多次，劳伦觉得史蒂夫是唯一一个能拯救苹果的人，她知道史蒂夫仍然深爱苹果，而且她也知道自己的丈夫只有在处理最棘手、最重大的事件时，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感。但史蒂夫并不确信。拯救NeXT和皮克斯的漫长过程让史蒂夫得到了历练，皮克斯蒸蒸日上，NeXT惨淡的过去也已经成为历史。但他真的想要拯救苹果吗？现在的苹果与刚创建时的苹果已经南辕北辙。他真的确信苹果有合适的人才和资源东山再起吗？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真的还要像过去那样拼搏吗？他真的愿意再一次以自己的名誉为赌注去冒险吗？这些问题在他脑海中盘旋。他必须要确认“真正”的苹果依然存在，才会考虑担起重任。
当时他并不确信，但事实上他的犹豫不决对他个人来说是一种突破。他在做决定时，思虑更加周全，更愿意等待，静观事态的发展，而不是怀揣着震惊世界的梦想冲动地一头扎进一家新公司。一旦下定决心，他会迅速行动，比如把NeXT卖给苹果。今后，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会经过一番权衡，但又不失时机。
他告诉伍拉德自己不想当CEO，至少现在不想当，他承诺会帮苹果找一位新CEO。那天晚上，史蒂夫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在凌晨两点给好友安迪·葛洛夫打电话，说自己仍然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回苹果当CEO，他也跟葛洛夫诉说了自己的很多考虑。史蒂夫不停地说，葛洛夫却只想回去睡觉，于是他打断史蒂夫的话，咆哮道，“史蒂夫，听着，我对苹果毫无兴趣，你自己看着办吧。”
斯蒂夫拒绝了伍拉德后，董事会宣布让弗雷德·安德森管理公司运营事务，相当于任命他为代理CEO。安德森也不想当CEO，但与史蒂夫不同的是，他很确信苹果公司还是值得去拯救的。他已经帮公司渡过了财务危机，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15个月里，他认识了苹果公司的很多骨干，有些骨干不介意当着他的面抱怨阿梅里奥。其中一位是苹果年轻的设计骨干，一位叫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的英国人，他认为自己待在苹果简直是浪费才华。他邀请安德森去设计实验室看看，阿梅里奥从来不会去那儿。“实验室的进展激动人心，”安德森回忆道，“看到实验室的进展，我越发担心阿梅里奥无法承担起管理公司的重任。”
安德森知道自己不是CEO的合适人选。“我对于财务和运营比较在行，但对产品知之甚少，我不是工程师。”他说道。安德森和伍拉德一样，很享受与史蒂夫的交锋，尽管一开始安德森就领教了史蒂夫的个性。“我们着手收购NeXT时，我和史蒂夫就有接触，”安德森说道，“在谈判阶段的某个晚上，他在半夜一点打我家电话，语气愤怒，不停地诅咒、咆哮。我和妻子已经睡了，我心里想他是疯了吧。既然他无法平静下来，我对他说，‘对不起，史蒂夫，现在是凌晨一点，我要挂了。’于是我就挂了电话。”与往常一样，史蒂夫接受了安德森的回击。两人之间建立了对彼此的尊重，安德森也成为拯救苹果的关键人物。“虽然史蒂夫不是工程师，”安德森回忆道，“却有非凡的审美品位和远见，而且还有召集团队的人格魅力。我得出一个结论：唯一能让苹果东山再起的人只有史蒂夫，因为他理解苹果的灵魂，我们需要一位精神领袖，让苹果重新成为一家伟大的产品与营销公司。那些管理经验丰富的人那个时候都不愿意碰苹果，因此只有史蒂夫了。”
伍拉德宣布了对安德森的任命，同时也宣布史蒂夫将成为“带领团队的顾问”，这个称呼有点奇怪，但其实是准确的。“现在他已经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了。”安德森说。苹果公司新的核心团队包括安德森、特凡尼安、鲁宾斯坦、乔布斯和伍拉德，伍拉德正在寻找新任CEO。核心团队压力重重，因为波士顿麦金塔展会8月6日就要举办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展会上，公司必须要展现清晰的发展战略，否则史蒂夫回归的利好很快就会消耗殆尽，软件开发商会认为苹果真的没救了。考虑到史蒂夫的前科，夸夸其谈的空洞承诺是没用的，由于过去几年NeXT一再让公众失望，史蒂夫的公信力已经所剩无几。这一次，他必须展现出明智决策、迅速行动的能力，否则市场、媒体、开发商和客户都不会买账，只会觉得史蒂夫又在重蹈NeXT的覆辙。
史蒂夫理解这一点。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阿梅里奥离职消息被公布的当天，让董事会将员工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下调到13.81美元，也就是7月7日的收盘价。在行权价格调整文件上签字的是史蒂夫而不是安德森。这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变化，因为苹果的股价下跌太多，远远低于原本的行权价格，员工手里的期权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一夜之间，8 000位在前两轮裁员中生存下来的员工又燃起了希望，未来有可能依靠期权来获取财富。（这一行动对史蒂夫本人来说没有影响，他手里没有期权。）
史蒂夫采取的第二项行动是说服伍拉德，让伍拉德允许他更换几乎所有董事会成员，正是这些董事会成员赶走了阿梅里奥，让史蒂夫担任要职，史蒂夫对此却毫不感激。史蒂夫认为苹果之所以会失败，董事会和阿梅里奥一样难辞其咎。他需要一个新的董事会，能够支持他对苹果进行真正的变革。最初，史蒂夫希望除了伍拉德以外的所有董事会成员全部辞职，但伍拉德劝他留下休斯电子（Hughes Electronics）的CEO加雷思·常（Gareth Chang）。董事会的新成员有Oracle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前IBM和克莱斯勒CFO杰瑞·约克（Jerry York）、财捷（Intuit）软件公司CEO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和史蒂夫自己。这些变化并没有向公众宣布，他希望在波士顿麦金塔展会的主旨演讲中宣布这一消息，如此一来，就能让新闻带有倾向性。
史蒂夫参与了新产品的规划和下一轮架构调整，安德森还给了他一项新任务：说服比尔·盖茨继续支持麦金塔，给麦金塔开发办公软件的新版本，比如Excel和Word。微软马上就会把这些软件捆绑成Office来销售。
1997年年初，盖茨说他无法保证微软会为麦金塔开发新版Office。他的犹豫是有原因的。Windows95操作系统推出后，麦金塔的销量急速下跌，为麦金塔开发新版本看似得不偿失。虽然微软为麦金塔开发的软件曾为微软带来不少利润，但麦金塔的销量如此之差，盖茨对苹果的热情也所剩无几。
“与微软达成协议绝对是苹果走上复苏之路的关键一步，”安德森回忆道，“但阿梅里奥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盖茨拒绝了史蒂夫，苹果的处境就会与1988年的NeXT一样。微软开发的软件已经成为行业标准，各行各业都在使用，如果微软不愿意给苹果开发软件，苹果就会与NeXT一样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苹果在谈判中有一个优势：苹果在多年前向微软提起专利诉讼，控告微软的图形界面抄袭苹果，侵犯了苹果的专利。很多人认为苹果的胜算很大，盖茨希望能尽快和解。但阿梅里奥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条件，始终无法与微软达成和解。
史蒂夫给盖茨打电话时，言简意赅。他说苹果愿意放弃诉讼，但有个条件：微软向公众宣布与苹果达成5年的协议，为麦金塔开发Office软件。他还要求盖茨向公众宣布购买1.5亿美元无投票权的苹果股票，作为支持苹果发展的证明。也就是说，史蒂夫不是让盖茨提供贷款，而是要让比尔用实际行动支持苹果。
“这就是史蒂夫，”盖茨回忆道，“我和阿梅里奥也谈过这件事，阿梅里奥提了6个要求，大部分都无关紧要。阿梅里奥想法很复杂，我不仅要给他打电话，还得在假期给他发传真。史蒂夫接手后，他看了看协议，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这两个条件，你要的条件我也很清楚。’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协议在波士顿麦金塔展会主旨演讲的前一天晚上11点达成，展会的举办地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一家剧院里。以史蒂夫的标准来看，这次主旨演讲很短，大约30分钟，史蒂夫没有要展示的产品，他要做的是一场相当于国情咨文的演讲。史蒂夫在台上踱着步，就如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困兽，看上去很紧张。他穿了一件白色长袖T恤，外面套着黑色毛背心，而且扣子扣得错位了，背心的一边长、一边短。有好几次，史蒂夫手里的遥控器出了问题，无法切换背后屏幕上的幻灯片。不过，史蒂夫渐渐进入了状态，这次演讲非常简短，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苹果将会变得更好。
史蒂夫的演讲更像是在给观众上课，告诉观众如何才能让苹果东山再起。他澄清了对于苹果的诸多批评，比如，苹果的技术已经过时了、苹果的执行力太差，以及苹果公司已经混乱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苹果的执行力很强，只不过选错了目标。”他自嘲道。公司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混乱，是因为多年来都没找到一位真正的领袖。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销量的持续萎缩，要解决这个问题，苹果必须要明确营销目标、重塑品牌形象、建立合作关系。“首先要从高层开始。”说到这里，他引出了新的董事会，介绍了每一位新董事的优点后，他才提到自己也加入了董事会。他说董事长一职暂时空缺，在找到新任CEO之后才会任命董事长。
讲了大约20分钟后，他又回到了合作伙伴这一话题上，实际上他想说的是与微软的合作。他刚提到比尔·盖茨的公司时，台下的掌声稀稀拉拉，还伴随着几声嘘声。史蒂夫又谈到，与微软签订的协议向世界证明了“微软将与我们并肩作战”，之后又补充道，“我们必须要摒弃苹果与微软只能有一个赢家的想法。”听完这段话后，观众渐渐有了热情，不过IE浏览器将成为麦金塔默认浏览器的事实还是引来一片嘘声。接着，史蒂夫介绍比尔出场，在西雅图的比尔通过视频直播出现在史蒂夫身后的大屏幕上，观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等掌声平息后，比尔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这一刻是史蒂夫在舞台管理方面做得最失败的一次。比尔的脸出现在史蒂夫身后巨大的屏幕上，有6英尺那么高，脸上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分不清是真笑还是假笑。他俯视着史蒂夫，仿佛在说，“抱歉，小矮人，我可没空专程飞来参加你的篝火晚会，不过我的出现让你这儿蓬荜生辉。”这一场景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苹果1984年广告里的那个“老大哥”。
演讲临近尾声时，史蒂夫公布了公司的新口号，不过，之后的新闻报道里很少提到这一点。史蒂夫在演讲中反复提及要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事物，不要事事想当然，也就是所谓的“非同凡想”。苹果几个月后才推出以“非同凡想”为口号的广告，不过在演讲的时候，史蒂夫就已经把这句口号作为苹果改头换面的战斗口号了。事实上，他已经决定成为苹果的全职员工。
“我听着鲍勃·迪伦的歌长大，鲍勃·迪伦从来不会停滞不前，”一年后，史蒂夫用迂回的方式向我解释为什么决定回苹果，“那些真正的艺术家穷尽自己的一生去从事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在外界看来他们已经非常成功，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还不够。只有那些愿意冒着失败的风险不断尝试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家。迪伦和毕加索一直勇往直前，即使失败也在所不惜。”
“苹果就是我所擅长的领域。我当然不想失败，再次踏进苹果时，尽管并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糟糕，但我仍然有很多顾虑。我必须要考虑如果失败了，对皮克斯有什么影响，对我的家庭有什么影响，对我的名誉有什么影响。但我最终决定放手一搏。如果我竭尽所能依然失败了，至少我已经尽力了。”
史蒂夫一直等到9月才宣布自己重掌苹果，但他只同意担任苹果的“临时”CEO，也就是他所说的“iCEO”（Interim CEO），因为他仍然不确定未来的命运究竟会如何演变。“这真的太神奇了，”盖茨回忆道，“NeXT作为硬件公司已经不复存在，作为软件公司同样前途堪忧。苹果的董事会居然决定把大权交给史蒂夫，他们心里可能在想，‘拯救公司的正常途径都不起作用，怎么办呢？天啊，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史蒂夫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就这么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