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生之日起，我便被充满好奇心、不明真相不罢休的人包围着，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是一件幸事。直到有一天，我生命中出现了许多敌人，他们因我对真相的执着求索而恨我入骨。漫天的辱骂声会让人迷失自我，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幸好我仍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还能向世人讲述我自己的故事。我的名字是朱利安·阿桑奇。有一天，伦敦警察突然将我当成通缉犯。如果不是这其中涉及到错综复杂的事件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到那天也就戛然而止了。时过境迁，逝者如斯，若人不去主动改变这一切，未来就会从指缝间溜走：当你坐在英国警车后座，在熙攘的街道上呼啸而过时，难免会睁开眼睛，对这个世界产生新的了解。
车外的人群叫着我的名字，呼喊着各种口号。摄影记者像水桶中乱爬的螃蟹一样在车窗外拥挤推搡。媒体为了抢拍照片，争先恐后扑到车上，警车剧烈晃动，似乎要被推翻。我弯下身子，将头埋在膝盖之间，不愿被媒体刻画成罪犯。偶尔抬起头，却发现车窗外挤满了摄像头，倾斜成各种角度，就为能拍到我的脸，我不禁用双臂护住了头。终于，警车速度加快，脱离了人群。看到警车被砸，一些不明就里的囚犯在自己的牢房中大呼小叫，还有人纯粹是看热闹瞎起哄。总之，好戏落幕了。警车用了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抵达旺兹沃思监狱的大门。那一天是2010年12月7日。
奇怪的是，进入监狱时，我竟感觉自信满满。也许，这是因为我很清楚自己锒铛入狱的新闻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我，因此，即使身陷囹圄也是值得的：对我的责难越是高调，就越能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我心中也有些担忧，生怕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被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我知道他们越是这样做，就越能唤醒人民心中的正义。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自己勇敢，而是策略上很明智。当时我身上只带了一支圆珠笔和250英镑的钞票，监狱按规定将这些随身物品收走保管，随后又要我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狱服，套上灰色的套头衫和灰裤子。1895年当奥斯卡·王尔德被转到这所监狱时，因为监狱将自己的马甲弄丢，便对狱吏说了一句话： “请务必原谅我感情的迸发！”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我无意将自己与王尔德相提并论，我的那些马甲也根本不值一提，但身处这座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恶臭监狱，难免会联想起王尔德曾经遭受的苦难。后来律师告诉我，我的牢房就是当年关押王尔德的牢房，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王尔德在反对不公的斗争中表现出的精神却是长存的。他当年在狱中受尽百般虐待，非人的境遇让世人心碎。在旺兹沃思监狱的这段时间，我心中最挂念的，并非自己，而是那些过去和现在同样遭受牢狱之灾的人们。
我想到了那位年轻的美国士兵布拉德利，因为向世人敲响警钟，将非法战争的罪行昭告天下，就被美国军方关进大牢，受到非人的对待。身陷囹圄的这些日子中，我一直惦记着他的安危。
关进牢房后，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很多习惯。其中一个就是开始来回踱步，像被关进笼子的豹子一样，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活动身体，发泄能量。我在房间中走来走去，心不在焉地盘算着，同时尝试在生理上适应这狭小的空间。我很清楚，此处虽条件恶劣，但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我反复这样慰勉自己，以集中精力思考正事。在狱外那个 “外面的世界”中，我的律师们正加班加点地工作，努力将我解放出去，但他们的世界对关押在小小牢房里的我来讲过于遥远，我只能每天在牢房中绕来绕去，第一次真正体会到 “禁闭”这个词的滋味。
也许是为了降低噪声或提高牢房温度，上一个关在我牢房中的囚徒将通风口用一张A4纸盖住。当晚，狱吏熄灯时，我意识到牢狱生活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与外界断了联系。我的一生都是为了传播事业而活，现在突然意识到在监狱中听不到别人、也无法被别人听到是多么痛苦。更何况，维基解密的工作就是与众多对手展开通讯战，需要随时随刻有人加以指导。翌日清晨灯亮了以后，我很清楚当务之急就是设法打电话。监狱总会手下留情，让犯人上上网吧？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我个性使然，总认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到最后一刻不轻易说不可能。所以我一直思考着，一直希望着，终于有一天按下了紧急按钮。
典狱长同意见我一面。他决定将我安排到翁斯洛区，与 “危险”犯人关在一起。翁斯洛区地上数层，地下数层，监狱内的小社会自成一体。典狱长似乎认为，我有被其他囚犯攻击的危险，所以才应关到翁斯洛，但在这点上他可弄错了，因为我遇到的囚徒很明显站在我这一边。翁斯洛区关满了强奸犯、恋童癖、黑社会头目，有时还有名人锒铛入狱。我被一个人关在牢房中，仍然不让打电话。没有电话，没有纸笔，完全没办法与同事联络。我虽然一直没有屈服，但也对现状无可奈何。
我的牢房位于地下，两米见宽，四米见长，有一张床、一个水池、一个马桶、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壁灰白。墙上各处包着灰色的塑料层，构成水管和通风管，从而接通水池和马桶。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囚犯自我伤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但也意味着一切都是那么无趣，都藏匿在平滑的表面之下。水池上没装水龙头，马桶连按钮和蓄水池都没有，已经全部自动化或设计成触摸式。床边的墙上安着一个紧急医护按钮，马桶的周围可以拉上帘子。一面墙的顶部有个小窗，安有间隔四厘米的道道铁栏。窗户外面是监狱操场，场地面积不大，四周的高墙上铁丝网层层密布。有时早上，我能透过窗户看到其他囚犯的腿走来走去，叫喊声、嬉笑声、对话声尽收入耳。房门的上面安装着一架面向屋内的红外线监控摄像头，摄像头上还有一排LED灯，夜间不停闪烁着暗淡的红光，时时刻刻监视着屋内的动静。房门倒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中间只有一个窥视孔，外面由金属盖盖上。
监狱中的其他囚犯对我很是好奇，总想过来看看我在干什么，弄得门外的金属盖不停地响。罗伯特·布雷松有部叫《死囚越狱》的电影，拍得很美，音效出神入化，连汤匙打击砖头的声音都处理得宛如管弦乐般华丽。旺兹沃思监狱中的声音也有同样的效果，各处充斥着空旷的回声。金属盖被掀起来时，会嚓嚓作响，随后一只眼睛便出现在窥视孔中。囚犯们都想看看我在牢房里是个什么样子，对我的举动充满了好奇。现如今这个社会，名人连在牢房里都躲不过大众的眼睛了啊。不久，他们就低声向我说话，比如： “留心点你接触的人”， “你会没事的”， “谁也不要相信”， “什么都别担心”等等。
我感觉自己就像出演着一部荒诞版的《太空英雌芭芭丽娜》。我想继续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从业，却被困在这里扮演着殉道者的角色，职业和性格使然，我对监狱的官僚主义和高压环境对人的折磨和羞辱实在是忍无可忍。监狱生活的每分每秒，都要在与官僚主义、繁文缛节的游击战中度过。哪怕是申请买张邮票，都要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压得喘不过气来。把我转到隔离区后，我仍然没有放弃要打电话。监狱的独裁程度令人窒息。我花了在狱中的大部分时间，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跟律师通次电话。要想打这通电话，首先要提交一份单子，上面列出你想打的号码，得到监狱批准后，才能拨打其中一个，同时还必须要有电话信用额才能通话。信用额分两种，国内和国外，分别要填写不同的表格。表格很难弄到手，交上去后还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看。相同的表格填了无数次，就好比 《荒凉山庄》中描写的 “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一样没完没了，永无止境。随后，我还要提供通话对象的姓名、电话号码、地址和出生日期，还要填表申请与国内电话账号挂钩的密码和与国外电话账号挂钩的密码。一开始这一切还滑稽如闹剧，慢慢地变成了噩梦，最后俨然就是精神酷刑。表格被踢来踢去，甚至还会被工作人员弄丢。终于能够通电话的时候，还仅能说十分钟，挂电话后五分钟之内还不许再拨别的电话。监狱会监听并记录所有通话，与律师的除外，但为了证明对方是律师，又要走一套额外程序。监狱的审核系统还只认可办公室号码，手机号不行，但律师一般都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只能通过手机联系。不断地阻挠、不断地刁难，卡夫卡式的梦魇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上演下去。
最终，我还是成功地与母亲和律师通了电话。我还给当年曾将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世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拨了电话。他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把自己拴在白宫外的铁栏上以示抗议（但手铐被夺走，没有拴成）。我在语音留言中说道： “丹，你好啊！我在维多利亚大牢的地下向你问好了！下面这句话是对其他某些人说的：‘希望你们也给关进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人开始陆陆续续将文档塞到我房门底下，有时候是晚上送过来的，一面送一面还对我窃窃私语。文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闻剪报，还有其他囚犯下载并加以注释的报刊文章，比如其中就有一篇题为《性别平等的瑞典强奸现象猖獗吗？》。封闭的监狱环境滋长着五花八门的阴谋论，但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同情之心：身为囚徒，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比别人丰富，很多人对自己和这个牢狱体系大加鞭挞，对监狱文化的剥削本性深信不疑。与我有来往 （即往我房门下塞东西）的人中，很多都对社会法律的不公深有体会，堪称该领域的专家。有时半夜难以入眠，不免想起这些人，聊以慰藉。当然了，没有人会固执到相信所有关进来的都无辜，但我们之中有些人的确是清白的，塞进我房间的文档和信件在我看来正是我们同仇敌忾的象征。身陷囹圄，愤怒在所难免，当我为了锻炼身体，在狭小的房间中像只神经错乱的蜜蜂一样顺着8字来回踱步时，我怒火中烧。
一天清晨，一个信封塞到了门底下，打开一看是空的。我站在窗前向外望去，正在下雪，那天应该是12月10日。后来我才得知，信封里原本装着一期 《时代》杂志。封面是我的大头像，嘴被美国国旗封住。封面文章将我称为 “极富天分的演员”。也许吧，但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读不了《时代》，只能在监狱中惶惶度日。为了让日子不那么无聊，我始终关注着门下通风处塞进来、送给A9379AY号囚犯的东西。监狱的本质就在于此，将人囚禁在寂静和黑暗之中，将人变成区区一个号码，逼迫人渴求门缝下、高墙外那似乎会传来的一丝光亮。
门缝塞进来的文章有不少非常精彩，其中一篇是一个叫肖恩·沙利文的囚犯送来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引渡条约》，2003年3月由戴维·布伦基特和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签署。第七条涉及死刑，当要求引渡的国家认为罪行严重到可以动用死刑，被要求引渡的国家可以拒绝引渡。美国政客早已要求英国将我引渡，以间谍罪名提出起诉。彼得·金议员在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信中称我为 “恐怖组织”头目，必须以相应罪名处置。而当年，正是这位彼得·金捧着小摇钱罐在纽约市大街上四处游荡，为爱尔兰共和军筹募捐款，还管自己叫作 “爱尔兰版的奥利·诺思[1]”。这些人嘴上指责别人 “犯罪”，自己的手却不干不净，真是让人咋舌。读完文件后，我不禁再次意识到，不管别人如何指责、如何栽赃，我只不过是大局中的一个小角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心平气和地看待对我人格、动机的抨击和嘲讽，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
信件我收到过不少，也回了一些，但因为官僚主义的阻挠，每次发信都困难重重。监狱就像一座岛屿，囚犯几乎与世隔绝；监狱也仿佛是不受束缚的权力活生生的具体化身，在旺兹沃思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正是这些信件让我切实体会到别人对自己的关心。这些信件让我看到，在这个肮脏污秽的监狱外还存在另外一个英格兰，在那里人们意识到必须以实际行动守卫自由。来自汉普郡的一封信写道： “亲爱的朱利安：你不会知道我是谁。我只是全世界数以百万计清醒的公民之一，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看清了使你沦为阶下囚的政治游戏的真面目。”来自图尔斯山的信写道： “请永远牢记，维基解密的成就对人类世界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另附上一幅拼图，别让脑子生锈哦。”来自贝辛斯托克的信写道： “我支持你的立场，你是强大势力迫害下的受害者。”来自约克郡的信写道： “你可听到砖石崩塌的轰隆声？请再接再厉！欢迎你随时来北约克郡！我们这里的宽带可快了。”来自埃塞克斯郡的信写道： “你的事业唤醒了世界上众多的人，让他们更深入思考权力、政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来自默西塞德郡的信写道： “我们昨晚谈到了你，希望你安全度过困境。出狱后，能否请你来一趟西北，为我们阐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重要性呢？”
有些信是以圣诞贺卡的形式发来的，只署了 “老太太”、 “你的朋友”等名字。但一起送来的，还有让人不太舒服的东西，一篇从 《华盛顿时报》剪下来的题为 《刺杀阿桑奇？》的文章。作者杰弗里·库那以其独树一帜的祝贺方式给我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写道： “阿桑奇不是新闻工作者，也不是出版人，而是敌方战斗人员，应以相应的措施处置他。”为避免有人还没弄清他的意思，他在文章最后一句总结道： “我们对待阿桑奇应该与对待其他重点恐怖分子目标一样：杀掉他。”
按理说，看到同行说出这种狠话，我本该感到震惊，但我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许多新闻工作者根本就是权势阶层的速记员。既然电视明星、 “假”州长萨拉·佩林早就将我称为 “双手沾满鲜血的反美特工”，杰弗里·库那想把我弄死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既然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认为我是 “美国的敌人”，福克斯新闻台的新保守主义分子查尔斯·克劳特哈默威胁说我走在大街上要步步留心又有什么可震惊的呢？前布什顾问杰克·戈德史密斯称美国媒体的 “爱国表现”让政府与媒体合作更加方便，他也许觉得自己是在表扬美国媒体，但如果是我接受这种 “表扬”，早就洗手不干了。
每次从操场或图书馆走回牢房时，我发现其他囚犯都一直盯着我看。当局有偏执狂，很怕囚犯用手机给我拍照。犯人是不能拥有手机的，但实际上很多都随身带着，有人很可能会拍张我的照片给报纸。因此典狱长派了个护卫四处跟着我。我对这名护卫说： “他们觉得所有人都想找我麻烦。”
“‘他们’是指谁？”
“当局。”
“哦。出钱合适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这些囚犯可是身无分文，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
有一天，在一间会议室中碰到了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没怎么给我精神引导，我本人也不怎么信，但他来自乌干达，这使我倍感亲切，和他谈笑风生。回牢房的路上，我在走廊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曾有人说，在非人的环境下，一本好书能够为人疗伤，于是我把书拿回了房间，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书中出现了一位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丈夫被关进劳改所后，她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孩子。 “她问道：‘真相之重能够将人沉至海底，对不对？真相之重能够压碎你的肋骨。要不然我不告诉他真相，让他被迫接受生活的现实？毕竟儿子可以用自己的双眼来看世界。’
“‘让他承担真相之重吧！’奥列格喊道。”
监狱之外，媒体报道铺天盖地。我的支持者向我通报了大量情况，这不禁让我停下脚步：我意识到电报门俨然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密文件泄露事件，同时也认真考虑了瑞典事件的起因和影响。是不是因为事后没有给那些女子打电话，结果造成她们对我怀恨在心？时间的发展有固定的前后顺序，但人类的经验有时却是跳跃性的。身陷监狱中，我不停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处境、机遇和危机，最后思绪又被带到了更高的层面。难道真的是我一时疏忽，判断错误？还是说为了实现远大的目标就必须要付出额外牺牲？我是否真的让美国佬太难堪了？尽管卷入其中的人会忍受各种苦难，但我想事情终归会过去的，我也会从这动荡的一年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肯定会的。尽管被关禁闭让我终日怒不可遏，但我的任务始终应该是将文件曝光工作继续开展下去，并看着全世界对此做出反应。
我的保释听证会于12月14日在霍斯费里路的威斯敏斯特市治安法庭召开。法庭内人满为患，押解我的警车驶向法庭途中，我发现外面的大街上也挤得水泄不通。当时有个人提到维多利亚区的道路很是折磨人，我笑了笑，心想： “我可知道折磨是什么滋味。这些道路我还是能忍的。”公诉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释，想把我描绘成007电影中的大坏蛋角色：机智多谋，计算机奇才，不管警方采用多么先进的监控手段也能逃脱。公诉方暗示说，我一旦被放出去就会成为破坏一切系统的危险黑客。我们的确是有这本事，不过公诉方和大多数媒体一样，都喜欢搞这些二流的噱头。他们想要打造出一个满头银发、怀里抱着猫的狂人，一心想要勾取世人魂魄，主宰全球。他们的正义感已在哗众取宠的报纸标题的狂轰滥炸下被打散，这种局面很有意思，但同时也不禁让人担忧。反对也是无效。这个形象已经被塑造起来，我既没本事也没意愿去打破。但我心里一直清楚，公诉方和媒体对待这个案子就像在看电影大片一样，根本忘记了这关系着一个人的余生，我的律师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面临着艰巨的困难。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严厉谴责旁听席上的听众使用推特。这顿呵斥很有象征意义，因为英国的法庭上，通常是因为法庭藐视民众，民众才会 “藐视法庭”[2]，而我这个案子由于有高科技的性质，会与老一辈人产生代沟。（最终，高等法院的一个咨询委员会裁决，以我们的案子为先例，可以在法庭中使用推特。）此外，保释金的问题也碰到了不小的麻烦。尽管我本人只是活动家出身，领导的也是非营利组织，但在媒体大洒狗血的影响下，法庭还是将保释金设为让人惊爆眼球的24万英镑。我当时仍然在对自己说： “我不要成为环境的受害者。我不是罪犯。”当天下午我坐警车到达时，这个想法依然十分坚定。有一次摄像头在车窗上敲打，我抬起头，做出了象征 “和平”的手势。这张照片瞬间登上各大报纸，但当时我只是一时冲动，试图向世界宣告： “绝不会让你将我变成懦弱的罪犯。”他们本想在狭小的牢房中将我打垮，但我在那天来到法庭时已非常确定，话语权不是他们决定的，而是被我的支持者和我自己牢牢握在手中。
然而，我依然身处险境。我开始意识到，也许从此以后危险就是我的家。话虽如此，但当我站在被告席上时，仍然以大义凛然的姿态直面对方；在我看来，这审判只不过是摆摆样子，既然对我们的辩护揪不出任何漏洞，他们就想方设法污蔑我的人格。到了现在，对于这场游戏的规则我也有了一定的摸索。站在被告席上时，我心里清楚对方对我其实并不了解。也许我只是他们在担惊受怕中想象出来的敌人；公诉人其实与世界各地的政客没什么不同，都将我视为威胁，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却将我的组织视为揭开黑幕的机遇。我将目光投向旁听席的支持者，挥了挥手。
14日我获得保释，但随即得知瑞典官方对此提出上诉，我又会被送回旺兹沃思监狱。又一次将朋友们和支持者抛在身后，又一次将谈判权交给律师处理，又一次乘坐警车挤出媒体包围，这一切真的让人很难承受。尤其是再一次走进牢房、听到牢门在身后紧锁的声音时，更是让人难受。但我在听证会之前就已经和母亲说过，我会始终坚持信念，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绝不动摇。
在监狱里睡了两晚后，我于12月16日重回法庭，这回是高等法院审理。两天的辩护中，讨论的重点是技术性的程序问题。我对法官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但他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有一名《泰晤士报》记者栖息在他肩膀上一样。如果不这样想，很难解释为什么他要把保释金设得那么高，并把我的罪行描绘得那么恶劣。在他看来，我仿佛是一名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那种幽灵般的犯罪头目，随时会召唤出一团烟雾、一架超级直升机或以枪林弹雨为掩护，瞬间消失。其实他根本想不到我当时的处境有多困难。我既没有家，也没有车，私人财产几乎荡然无存，只有一袋子手机而已。法官死活也看不明白，反而先发制人，想用条条框框将我牢牢束缚住。我身上没有任何指控，要把我抓去审讯的那个国家的政治动机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再简单不过。
我的支持者最终成功筹集全部保释金，瑞典官方的上诉也被驳回。我终于获得自由了。但自由之身能维持多久还是个问题，因为法院下令将我软禁在诺福克一位支持者的家中，等待二月的引渡听证会召开。先不管未来怎样，宣判的那一刻，高等法院法庭上顿时欢呼雀跃。对我个人来讲，狱中的日子虽然带来了极大痛苦，但磨炼了意志，也让我学会了很多；而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维基解密事业巨大的影响力。这段经历不但将我拉到旧日时光，同时也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已正式成为反抗旧秩序的新生力量，誓要打破其陈旧的思想，反抗其对人的压迫，消除其偏执的恐惧。
将近下午六点时，我出现在法庭门前的台阶上，正好赶上晚间新闻直播时间。身旁有律师的陪伴，我立刻听到台阶下传来一片欢呼声，记者们蜂拥而至。尽管当时天色已黑，现场却被闪光灯照得雪亮。人群簇拥着，因为天黑，又因为大雪下个不停，所以能见度不超过十英尺。我就这样站在那里，人群最终安静了下来，我也思考着应该说些什么。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尽管这是一个庆祝的时刻，但我心里却惦记着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人，那些被单独关禁闭的人，那些被媒体无视的人，以及那些没钱保释、无法逃脱监狱的人们。
不是说，雪能够使人心态平和，让人放缓脚步，淹没世间万物的声音吗？我静静地站立，心里这样想着。突然，明白了。大雪的彼方，是数百个摄像头的灯光在闪烁。我直面前方，看了几秒钟，忽然间，就在法庭的台阶上意识到，为了今天欣赏这场雪景，我已经走了好长的路。
[1]奥利·诺思：卷入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伊朗门”丑闻人士。
[2] 英国法庭上如果当事人和旁听者不尊敬法庭，会被判藐视法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