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颠覆者这个组织与其他黑客不同。有些黑客四处制造杂音，遍地留下痕迹。我们则行事安静，深谋远虑。我们就像鬼魂一样在权势的殿堂里游荡，如同灵的外质一般在钥匙孔和门底下穿梭。我一直觉得黑客行动就像是欣赏油画。面前是画布、画像、笔法、主题等。但我们这类人看的却是画中的缺陷。找到缺陷后进一步操作，将缺陷弄得越来越大，最后盖住整张画。曾几何时，我们希望就以这种方式攻占通讯的世界。这可不是什么科幻主题，也不是疯狂的漫画情节，而是一群少年的真实渴望，真是异想天开啊。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我们的确发现了进入庞大企业内部的钥匙孔，并随之安装了很多其他的钥匙孔，最后发现我们有能力控制整个系统。切断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万条电话线？没问题。无缘无故地让纽约人打一下午免费电话？小菜一碟。
话虽如此，但我们一直面临着很高风险。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黑客受审。新法律已经出台生效，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举措实施，屏住呼吸，自信满满，深知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我们将自己视为一群自由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敌人却连我们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而另一方面，美国公司和那些因打不过我们而气得发疯的特工人员对澳大利亚民众施加影响，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新型白领犯罪的急先锋。我们对此嗤之以鼻—年少轻狂，情有可原—不管是 “领子”还是项圈，不都是给狗戴的么，或是给那些自我窒息的人准备的。尽管如此，事态愈发严峻。 “王国的凤凰”这名同样住在墨尔本的黑客，我只听过名字，但当时还不是朋友。他从卧室的幽暗灯光下一下子被推到了法庭的聚光灯面前。
凤凰很自大，有一次给 《纽约时报》记者打电话，管自己叫 “戴夫”，吹嘘澳大利亚黑客对美国系统发动攻击。记者依此在头版发表文章，将 “戴夫”和其他黑客的行为公之于众。有很多黑客比较内敛，但凤凰就喜欢引人关注。结果引来的是当局的注意，在美国背后施压下对他提起刑事诉讼。那天我也去了法庭，低调坐在旁听席中，看着史密斯法官的表情，不但愈发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内心也有一股无上的荣耀感。我相信该案会成为我们这类探索者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一定要亲眼目睹。审判结果下来了，凤凰免于牢狱之灾。我终于放心地长出一口气，澳大利亚法庭上想长出一口气可不容易啊。凤凰离开被告席时，我走上前去表达祝贺。
“谢谢，”他回答， “我认识你吗？”
“就算认识吧。”我说， “我是门达克斯。我会重蹈你覆辙，而且更惨。”
黑客的人生处于日常朋友的生活上面、下面、里面或外面，总之是无法重合的。这不是在自夸，也不是说价值观的不同，而是现实如此。黑客的生活远离常规，不仅有笔名、化名，还戴着一层层面具，如果黑客真当得好，到最后，他的行动就代表着他的身份，他的知识就代表着他的面庞。和计算机长时间相处后，会产生一种疏离感，甚至在自己的家中也感觉无家可归，只有和与你趣味相投、取着卡通般名字的陌生人一起相处时，才能做真正的自己。
我大多数黑客朋友都像我一样住在墨尔本或郊区，但我通常只与他们在电子布告栏系统上（BBS，很像聊天室）见面，比如电之梦 （Electric Dreams）或超工 （Megaworks）等。我建立的第一个BBS叫可爱的偏执（A Cute Paranoia），很能体现我 “健全”的人格，邀请特拉克斯和头号嫌疑人一有时间就上去交流。1990年时我年方19岁，除了猫对猫的联络，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真人。没见过真人的情况下，你会自己构建对方的形象，不久后就会被偏执感、秘密感、疏远感扭曲。可以说，当时我觉得特拉克斯和头号嫌疑人很古怪。其实我也不能说就没有怪异之处，很多人也都当面跟我说过。但我很相信这两人的本能直觉。在澳大利亚各地多年的闯荡和教育经历让我与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但在特拉克斯身上我产生了共鸣。他和我一样都来自于一个贫困但受过教育的家庭，父母不久前才移民到澳大利亚，操着一口德国口音，让特拉克斯小时候在外人面前很难堪。而头号嫌疑人家境殷实，表面上是文法学校的学生，日后定会上大学深造，但他受过很大创伤。父母为了离婚吵得鸡犬不宁，直到他八岁时父亲因癌症去世后才消停了下来。母亲孤身一人带着两个小孩子，性格愈发乖戾。头号嫌疑人则退进了自己的卧室，终日与计算机为伴。
我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合群，但由于奇怪的黑客世界并不受个人性格的影响，我们的不同在这里实现了均等化。在自己的学习和互相指导下，我们从一群爱找乐子的小鬼进化为密码解译者。随着这类亚文化在全球的兴起，我们逐渐意识到密码学能够带来政治变革。我们因此变成了密码朋克。密码朋克运动始于1992年前后，通过邮件列表组织，大家聚到一起谈论计算机科技、政治、哲学、数学等话题。列表成员数量始终也没有超过1000，但正是这些人为未来密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现代网络隐私争议的先锋。
我们着手为因特网这个新的信息时代建立一套体系，允许个人也能像企业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我们编写程序，给大众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这场运动在我的思想甚至是心灵中产生了共鸣：我意识到，通过密码朋克运动，未来的正义可能会取决于我们能否通过因特网在企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事实上，在我们运用计算机工具前，对隐私的占有是企业、银行和政府的优势，但我们在这里开辟了新的战线，借助信息给予人民更大权力。
当时的因特网就像今天的某些国家一样，是精英审查制度下的产物，计算机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密码朋克撬开了对外紧锁的大门，因特网终于不再是商业投机主义者和政治压迫势力独有的武器，但这么大的功劳却被忽视了。媒体一天到晚老是念叨哪个哪个黑客就在眼皮底下溜走，或者哪个黑客高手摇身一变成为密码解译者，为保护信息自由而战，还自称媒体就是建立在信息自由的基础之上。从这里就能看出媒体的道德观是多么不堪一击：大部分情况下，媒体对当局赐予的权力心满意足，当因特网时代来临时，并没有为了建立信息自由和反对审查而奋斗。直到今天，媒体都以为科技的演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不去问是怎样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想当初，正是由于密码朋克或斯蒂芬·利维所谓的 “编码叛逆者”的努力，那些想将网络新技术仅仅变为监控民众、卖网赚钱的工具的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才没有得逞。没有他们的斗争，今天的计算机会预装各种广告，智能手机会嵌入各种监视装置，因特网会在很多方面高压独裁，电子邮件会很容易被拦截，没有隐私可言。大多数媒体评论员都没有看到，当年双方之间的地盘之争是多么激烈，今天很多方面的自由都是当年战役的胜利结果。今天的共识是（密码朋克经常提到），计算机科技在社会变革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工具。
各国政府曾经想将密码学非法化，只允许官方为了自己的活动从事密码研究。现在有些政府也就是这样看待维基解密的：他们希望牢牢掌控技术，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就误解了科技自身蕴含的自由价值观。我们为科技而战，为的是阻止权威势力只利用数据满足自己的需求。斗争的实质就在于此，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有些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斗争实质是将隐私作为资本主义自由对待，是保护反对 “大政府”的自由，是推崇数据个人拥有；但这是我的自传，我会解释这对我有何意味。
密码朋克的精神指导着我深深思考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反对政府、企业、监视机构等压迫性组织从弱势的个人身上榨取数据。政权的基础经常建立在控制数据上，通过此类控制可以害人，压迫人，或让人闭嘴。我对密码朋克精神的理解是，它能保护人民免遭以上侵害，能将人的知识转化为外人无法掠夺的财产，就像汤姆·潘恩所说的，将自由作为抵抗伤害和侵略的坚实堡垒，保护人民大众。我们的目标简单明了，即将压迫的工具变为自由的工具。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 1997年我开发出一个名为橡皮管的工具，将加密数据隐藏在层层假数据之下，只凭一个密码绝对无法进入个人敏感信息。除非数据内容中的那个人希望公开，否则数据本质上是无法获取的。不是仅仅通过加密来保护重要信息，还要将数据隐藏起来，这是博弈理论的应用。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我希望借此软件打垮审问官，让他们永远也无法确定某个密码破解后是否还有下一个存在。声明一下，维基解密的创立理念，就是源的存在应是可以无限否认的。我期待有一天，即使权贵势力威胁要惩罚所有张嘴说话的人，世人还是能够运用该技术大声说出来。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密码朋克从一开始就反对所有企图剥夺加密权的条约和法律。
上面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回到正题上，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连宪法也牵扯了进来。90年代初，美国政府有一段时间甚至想宣称包含编码的软盘可被视为军火。我们忙于改变世界时，却很少意识到不久后就会卷入言论自由的争议中。结果真的发生了。比如发送某些条形码，或者在身上文一些编码上飞机，政府都可以宣称你是军火商。每当有人努力推动社会更自由、更透明时，政府总会出台荒唐行为加以抵制。
身在墨尔本的我、头号嫌疑人和特拉克斯也对此深有体会。当我沉迷在网络世界中时，他们是与我最亲近的朋友，因为他们也同样沉迷其中。头号嫌疑人说，他13岁第一次得到Apple II计算机后，觉得计算机比家人和亲戚还亲。奇怪的是，比起教室来，我们在卧室里与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原因就是一个既重要又奇妙的东西：调制解调器。我们三个考试都没得过优秀，班上成绩也不拔尖，学术领域也没什么成就。天性与此格格不入，我们从心底反对死记硬背和应试教育。简而言之，我们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自己也有能力实现。从这里也可以得出计算机黑客的另一大特征：傲慢自大。与警察、律师、将军，当然还有政客相比，可以说计算机黑客是自卑的典范。但当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青春年少，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尽管自己很渺小，但我们的确非常肯定自己无所不能。年轻人的傲慢在心理上可以认为是自我防卫机制的萌芽期。
创立伊始，国际颠覆者就计划攻击军方系统。我开发了一套名为 “马屁精”的程序，能扫描计算机系统，收集密码。1991年的每个夏日夜晚，我们都在五角大楼美国空军第八组指挥总部的系统中游荡。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的摩托罗拉系统中漫游，在新泽西州的松下系统中散步，在帕洛阿图市的施乐系统中窥视，在美国海军海底战争工程站中畅游。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借助推特账户发动革命，轻松地运用技术发扬民主精神，而在当年，那屏幕上的光标仿佛闪烁着历史的脉动，给人一种全新的颠覆社会体验。这些年来的变化正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意义。
我朋友苏利特·德赖弗斯在所著《地下：电子前线的黑客、疯狂与痴迷的故事》中精确地描绘了我们这类新精英宅男的雄心大志。我们的组织 “国际颠覆者”走得比凤凰和 “王国”成员等澳大利亚的其他黑客都要远。等我到了20岁时，我们已经开始尝试侵入计算机网络的世外桃源：美国国防部的网络信息中心 （NIC）计算机。我用化名门达克斯，与头号嫌疑人紧密配合。苏利特这样写道：
某天晚上，当两名黑客在墨尔本大学一台计算机上亲切交谈时，头号嫌疑人正静悄悄地在另外一块屏幕上试图侵入一套与网络信息中心紧密相连的美国国防部系统ns.nic.ddn.mil。他相信该姊妹系统和网络信息中心彼此 “信任”，能利用这种信任关系进入网络信息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可谓万能。
网络信息中心负责为因特网所有邮箱地址后面分配.com或.net等域名，还控制着美国军方自己的内部防御数据网络，名为MILNET。
网络信息中心还为因特网发布传送协议标准。名为RFC（请求注解）的技术说明文件能够允许一台计算机在因特网上与其他计算机对话……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网络信息中心控制着因特网上的反向查找服务。每当有人跨越因特网连接至另一个网站时，通常会输入网站名，比如墨尔本大学的ariel.unimelb.edu。计算机随后将字母名称转译为数字地址，即IP地址。因特网上一切计算机都需要IP地址，才能将数据包转发至最终目的地的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决定着因特网上的计算机如何将字母名称转译成IP地址，反之亦然。
如果你控制了网络信息中心，就会在因特网上拥有大权。举例来说，你可以轻轻松松地让澳大利亚消失掉，或者可以将澳大利亚变为巴西。
我们成功进入网络信息中心，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就像扮演上帝一般。不能这样理解，因为上帝如果真存在的话，已经知道了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我们年方二十，有的正是那种冒险家冲破层层阻隔抵达新域后的喜悦。我在系统内造了一扇后门，方便以后侵入。系统本身让人称奇，广阔的空间和连接性能几乎让我五体投地：我看到了数学真理与道德需求之间的完美结合，这与我后来维基解密的工作有很大关系。即便在网络发展早期，我就意识到突破权力的大门并不仅仅是好玩而已。政府凭借的是机密和庇护关系网来巩固优势，而街头暴动、在野组织、人权领袖、选举改革一直艰难斗争的目标，我们现在运用科技就有可能实现。我们能在腐败的正中心搞破坏。正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我们这群网络高手的新型先锋尽管不为法律承认，却牢牢地抓住了现代权力的癌瘤，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肿瘤如何在普通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扩散。
我们的本事有很高的价值，有些人抵御不住恶魔的诱惑，转而与政府为伍。眼看有些黑客为政府卖命，其他人都很讶异，因为黑客行为在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但事实摆在眼前，我在美国国防部网络中也见到了这些人。他们侵入自己的机器练习，并代表自己所谓的美国利益侵入世界各地其他计算机。作为具有一颗道德心的寻宝猎人，我们卷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力、腐败与谎言的世界，深知我们一旦被抓，就会被反咬一口，安上腐败的罪名。头号嫌疑人、我和特拉克斯构成了核心三人组，特拉克斯是澳大利亚最强的偷打长途电话者，还写了本书介绍如何操纵电话通信。
我觉得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即使政治上不明显，起码在脾性上很有无政府主义的劲头。我们一开始是为了找乐子，慢慢地就开始想改变世界。后来逐渐意识到，密码学具有解放的力量，可以让人对抗政府、对抗全世界当局的一切力量，人民现在有能力与超级大国的意志抗争。我们的脾性与启蒙运动对 “自由”的定义不谋而合，我们觉得自己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很多数学家也涉足密码朋克运动。蒂莫西·梅著有 《密码无政府主义宣言》一文，约翰·吉尔摩是该组织的另一创始成员。他们都是IT业的先驱，如吉尔摩曾是第五个进入太阳微系统工作的员工，两人都在赚了笔大钱后选择离职，集中精力运用数学和密码学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解放理想。譬如，两人希望发明一种新型数字货币或钱币，替代金本位，使金融交易更加简洁，让政府无法追踪，同时你的信用评级和信用历史将归你自己所有，不与其他人分享。这就是密码学的梦想：允许个体安全地交流，自由受到保护。（查一下各位密码朋克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在一定妥协的前提下实现了该梦想，比如发明了贝宝支付平台。）如果能自由发展下去，我当时预见，受到监控的小型活动家团体就有能力抵御政府威压。先不说结果如何，反正当时我们是这样希望的。然而，我这一代密码朋克中很多天才人物都在网络泡沫中迷失，只关心期权和掌上计算机，失去了对真正变革的渴望。
深入分析密码朋克的心态，我们意识到这场可以比作我们自己的西班牙内战的伟大战役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能够防止世界免受私人计算机网络的监视。就像当年在加泰罗尼亚山区一样，自由和反抗压迫也是我们这场战役的关键，我们渴望冲锋陷阵，动用一切手段与警察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展开正义之战。当年的我们十分理想化，也很年轻：希望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一般都有这些特点。我们后来也会犯错，也会因此受到惩罚，也许再也找不回当年一切皆有可能的乐观态度了。人生的风险，或者说人生的确定性就在于此。尽管如此，我们当年还是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隐私问题这之后一直困扰着我，现在也是。维基解密的工作让我在外人眼中成为了公开透明的主要倡导者，别人总是认为我相信一切隐私都是不好的。然而我的立场从来也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密码朋克的斗争目标就是要保护人民大众的隐私。当年和今天，我一直都反对的，就是权力机制借机密之名，隐瞒其犯下的罪恶，保护自己。这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甚至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地详细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有些地方也会注重保护隐私，因为我要考虑到大局正义观，比如不能让我的孩子们暴露在聚光灯之下。有些人喜欢挑 “范畴错误”，会因为这一点对我进行批判，就好像维基解密的创始人必须遵守什么荒谬的一致性原则，要把他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不会那样做。我不会跟他们玩那种游戏。但我会努力在真正重要的方面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公开一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的人生进行到这里时，已经同曾经约会同居的一名女子育有一子。孩子名为丹尼尔。他是个好小伙子，我一直努力当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我们年纪轻轻就生下了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母亲和我就如何抚养他有意见分歧，事情全部就是如此。那些年比较艰难，双方争夺抚养权，但事情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大原则。这本书的核心，是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和自由战士的一生，我的孩子不是故事的内容，我也不会在孩子身上用太多笔墨。这里不单有丹尼尔，还有其他我关心的一些人的孩子。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中，每当我提到需要挖掘真相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与成千上万人死亡相关的真相，或是针对践踏民生的欺诈、酷刑、腐败等罪孽。不管挑 “范畴错误”的人怎么指摘，我都不会将以上事物与我渺小的个人生活相提并论，那是对我事业的一种侮辱。我会向诸位展现我思想的转变，我的态度，我的情感和我的规划。我会向诸位描述对我的刑事指控。但我不会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对读者了解我在维基解密工作之前的个人历程没有任何帮助、和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家庭隐私。我的工作是披露，不是散播流言蜚语。
刚才话说远了。返回正题上，密码朋克的邮件列表以及密码朋克运动于1992年启动，90年代中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但请允许我先将诸位带回1990年。丹尼尔出生前，我和女朋友住在墨尔本 “波西米亚式”郊区菲茨罗伊的一间无迹可寻的住所内。菲茨罗伊当年有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小区，还住着众多学生，这些人都很喜欢住在离大学近的地方。我们成为了 “占屋族”或 “屋霸”。当时我们很多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后来会演变为有关信息所有权等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占屋族权利的问题展开。我们成立了占屋族联盟。我把海报贴到路灯柱上，鼓励民众给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提供有关空房子的情报。然后将空房子在地图上标出，实地考察，想办法闯入房子。我们会将这些住所归档，记录下是否通煤气电气、还能空多久等事项。我和女朋友搬进了一所爱德华时代的房子，大力宣传使用此类地产的自由和占屋族权利等议题。我意识到我可能天生就适合做斗争，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其实麻烦多多。在面临威胁的条件下，我非常适应，工作更加努力。总之，虽然我们后来从房子中被踢走，但联盟工作很顺利，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热线咨询电话。组织的方式很有意思：我们就像是一个非营利的房地产中介，为小区公益服务。从中我们学会了运用利伯维尔场的手段来愚弄颠覆利伯维尔场的目标。
居所、煤气、电气等问题的日常生活不确定性也在我们夜间行动中有所体现。国际颠覆者的每个成员都清楚，警察想要拿我们当反面教材以杀鸡儆猴。澳大利亚学术和研究网络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联手捉拿我们，同时我们也侵入他们的不同系统，看对方追得多近。我们在警方的头号天敌甚至还是个有名有姓的肯·戴伊警司，他似乎对我们的活动着了魔一般。当时在我们眼中，他还只是个名字而已，后来他下大力气将我们逮捕后，才对他有了更多了解。（谁知肯·戴伊后来在澳大利亚媒体上强烈支持维基解密，这也算是我人生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次经历吧。）我们进出系统，学习系统，但身为黑客，竞争意识也很强，总想争先。我努力编写木马程序，骗计算机系统放你进去，相信你是合法用户，将秘密展现在你眼前。很有意思，干净利落，但我们是乐了，当局却抓狂了。我们基本上是将自己变为了很多强大网络的系统管理员。
最后我们栽在了北电网络上，北电的系统隶属加拿大电信公司，网络遍布全球。对北电的侵入是我们最精彩的冒险之一。北电网络内有11,000多台计算机，我们绞尽脑汁，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进入。人在墨尔本的我，征用或者可以说劫持了位于加拿大的40台计算机，以猜密码的形式轰炸北电。我设计的程序能实现每秒猜测40,000次。终于，我们闯进了系统，感觉恍若午夜步入西斯廷教堂一般。在这里你可以欣赏所有的专业技能、所有的文明成果，并留意他们的方法、习惯、礼拜和神秘仪式。我们从内部根本上控制了系统，本可以将钱转走，或卖掉商业秘密，但并没有那么做。头号嫌疑人、特拉克斯和我都认为太下作。我们不屑于那些肮脏的把戏，只希望能掌控系统就够了。
一天晚上我意识到有人在监控自己。当时是凌晨两点半，一位北电系统管理员盯上了我们。我花了一个小时绕开他的检查，阻碍他的路径，同时还要删除能证明我侵入过的目录，一步步向后退，清扫足迹。管理员一开始是从家登录的，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又出现在北电主控制台上，原来是去公司了。我现在麻烦可大了：浑水已经搅到尽头，再也无法阻挡他。他把我逮住了。严格来讲，不是当场逮住的，当时我们仍然在捉迷藏，但头号嫌疑人无意中让他在第二天早上直接追到了我们。我在管理员屏幕上显示了一段信息：
我终于能够感知了。
稍后又发了一段：
我已经接管控制。
多年来，我一直在这灰暗中挣扎。
现在终于见到了光。
管理员很镇定。他开始检查所有调制解调器线。局面对他完全有利。我输入：
和你的系统玩得很有意思。
暂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暂停。当时的情形感觉就像品特[1]。戏剧的网络版，让人困惑费解。我又输入：
我们没有造成任何破坏，甚至还对一些地方做了改进。请不要联系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数年来，我们都像魔法大师胡迪尼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为了完善脱身术，想尽各种办法。对我们调制解调器的追踪呼叫会在半路迷失。我们对澳大利亚电话线路体系了如指掌，谁也抓不到我们。然而，好运气终于在1991年10月1日那天结束了。联邦警察设法从北电沿一条线路追踪过来，开始窃听头号嫌疑人的电话。他又将警察引到了特拉克斯和我身上。联邦警察窃听我们的对话，观察我们的行踪，给这次行动取名为 “天气行动”。我们意识到已经时日无多。特拉克斯叛变自首。警察10月29日突袭一个派对，将头号嫌疑人抓走。游戏已经结束。更准确地说，对我来讲，游戏才真正开始。
警察上门时，我孤身一人在家。老婆孩子刚刚出门，我已经穷途末路。计算机磁盘散了一桌。偷住的房子一片狼藉，我坐在沙发上读着乔治·杰克逊[2]的狱中来鸿，杰克逊当年被美国政府安置在最严密的大牢中任当局摆布。这个时候读他的信，似乎正预示着我未来的光景。我已经心力交瘁。心不在焉地听着音箱放出的电话故障信号音。夜里11点半，传来了敲门声，屋外黑影晃动。警察报出身份时，我回想起从前一次又一次期待着警察来访、梦到警察来访的情形。我打开门，门外有十几名配置防暴装备的联邦警官。站在最前面的男子与我眼神相接，仿佛他之前就已预见到我们会见面。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装有五角大楼数据的磁盘并不在蜂箱里，而就摆在桌面上，警察一览无余。带头的警官开口道： “我是肯·戴伊。你一定在等我们到来吧。”
[1] 品特：英国荒诞派戏剧家。
[2]乔治·杰克逊：美国黑豹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