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了。我曾有机会去很多机构内部观察，要么是去主动拜访，要么是晚上入侵系统，大摇大摆地走进门户网站。不过2006年我早就结束了这种黑客活动，我想要的是对付那些机构和政府组织，勇闯它们赖以生存的阴暗世界。我不是个很有创意的政治思想家，也从不这样宣传自己，但我懂技术，了解政府构架，准备好将政府扔到一盆酸液中溶化，只剩骨架。我有一种觉悟：我们可以沾沾自喜地生活，纠结于房贷、名望、财富、真爱，或者可以观察我们世界的骨架，测试它是否真的代表了真善美。
进入大多数机构后，你会看到它从权力和庇护中汲取养分，并借助营销手法自我保护。对我来讲，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事实，但后来的经验表明，大多数组织死活也不会承认这点。不管是肯尼亚政府还是瑞士宝盛，都在为自己谋利，它们建立起一整套狡猾的网络，成员一面从中获得好处，一面反过来支撑起网络，而普通人则被打入底层，处在劣势地位。自少年时代起，我就接触到庇护网络，对它背后的动因了如指掌。任何起来反对它们的个人或组织都会被法庭、情报特工、媒体弄得身败名裂。我已经做好准备。我已经磨炼好技术本领，利用密码学的方法保护信息来源，保护那些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来源。我们作为活动家身经百战，拥有敢将皇帝拉下马的坚强意志。我们没有办公室，但有手提电脑和护照，在不同国家设立了服务器。我们深知，我们为全球各地举报人提供的平台安全程度史无前例。我们有顽强的勇气，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放马过来。2006年10月4日，我注册了wikileaks.org。我心里明白，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如果真有过的话，从此会彻底改变。
我有一些帮手，也可以说是 “先进典型”，比如纽约建筑师约翰·扬，他于1996年创立了cryptome.org。Cryptome上不完全是泄露的文件，但扬始终致力于公布政府和企业不愿公布的信息。他们被微软攻击过，也和维基解密一样与贝宝有过争吵。Cryptome在信息大战中站在了正义一方，但他们没有一套针对数据提供者的保护机制，而我很清楚保护机制必须存在。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他不愿意做终极披露者，而这偏偏是我的目标，利用为维基解密完善的复杂否认系统来实现。工作进展迅速，我希望保证资料的保管和存盘万无一失。大部分筹备工作都是我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完成的，一些老一辈密码朋克也出了一份力。我在数学系认识的老朋友丹尼尔·马修斯—他属于传统左派，可以算是一名乔姆斯基主义者—也在当时帮了我不少忙。丹帮我整理维基解密的创始文件，后来还为我们第一份泄露的文件发表分析评论。
我当时的工作是拉人入伙。我计划成立顾问委员会，为未来收集数据开拓资源。在这个阶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提高组织的可信度及为未来发展拉关系，没有实际办公地点，也没有起到顾问作用。我联络上了一些让人备受鼓舞的重要人物，比如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就同意加入，并一直没有离我们而去。一位名为本·劳里的英国数学家也加盟维基解密，他父亲彼得·劳里60年代出版过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城市街道之下》，讲述了英国地下核掩体和政府机构的情况，也许本在我们的工作中见到了父亲的身影吧。我也想联系一些中国活动家。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西方人，受西方法律的管辖，我不希望让人将维基解密视为一个反西方组织—这并不难，因为维基解密不是反对西方，而是支持信息传播—但是我清楚我们的靶子最终会放到美国身上。创立伊始，似乎显然应该先从非洲国家的腐败现象入手。自成立第一天起，我们的理念就是 “反对混蛋”，听起来有些粗俗，但我们的真诚表露无遗。
启动前，注册域名等等所需资金都是我自己掏腰包的。其他人则是义务工作。自打一开始，我们就预料到今后会遭到法律上的攻击，因此我特别希望能在旧金山注册，因为旧金山的民权运动精神会在我们惹上麻烦时为我们摇旗呐喊。这一步完成后，接着就是给所有知道的人写电邮，等对方答复了。
第一份泄露的文件于2006年12月28日公布，数据源很神秘，因此我们也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当时索马里的局势在西方没有得到实际重视，而这短短两份文件就能让人看到当时的情况多么复杂。我们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尽可能提供分析、评论和其他泄露信息。即便文件是假的，它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证明秘密文件的披露能够加深我们对复杂政治局势的理解。对于维基解密这样一个刚起步的网站来说，这第一步棋走得很妙。
我们都对西方媒体的道貌岸然麻木了—更不要提东方世界很大一片地区严苛的审查制度—竟然忘记各国人民对自由出版和披露侵权现象如饥似渴。世界各地的人迅速给我们反馈，有些信息不可信，有些内容帮不上什么忙，但大家都开始关注我们的事业。当然了，因为我们是别人口中的 “告密网站”，自从一开始就有某些人乐于告我们的密，一直都是这样。我的回答总是： “好吧。我们应该吃点自己开出的药，尝尝是什么味道。”我们是一群意志坚定的年轻人，十分理想化，努力改变着世界。别人的攻击我们承受得了，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立场稳稳的，想不出敌人还能怎样污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对我的人身攻击，也没有想到憎恶我们的人会污蔑整个组织。有些神经错乱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面对着种种困难，我们依然勇敢前进。我想拉朋友入伙，但从个人经验来看，友谊只能带来约九个小时的免费劳动。要做的工作多到难以置信。运作理念是多年以来思考而成的，但编程、后勤等工作必须快速高效完成。我从肯尼亚走到坦桑尼亚再走到开罗，一路不停做网站，全部行囊一个帆布背包都装得下。坦白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也不是那么物质主义。衣服不多，手边有什么就吃什么。我留不住钱，钱一到手不是花掉就是给人。眼看着我这一代很多天才计算机宅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我感到有些恼火，不是因为我也想发财，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向我伸出援手的。话虽如此，在成立维基解密的这几年里，四处飘荡的经历让我缓慢地意识到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物质需求。我有一袋子袜子和内裤，还有一个大一点的袋子装笔记本电脑和电线就够了。
我来到巴黎和伦敦拉帮手。很多志愿者短期内很踊跃，但后来不是想要钱就是要名望，我也理解他们的想法。在巴黎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两个月，当时恰逢尼古拉·萨科齐为竞选总统四处拉票。时间是2007年春。我身心彻底崩溃，因为我知道维基解密有能力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工作太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忙碌，巴黎夜晚的街道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让人很容易忘记网站最终是真的有可能造福世界的。我当时的女友会时不时来我这里。她只负责给我送吃的，我则一直守在计算机前。她会讲俄语，有时我看不懂俄语会帮我一把，总体说来那段时间我是一个人熬过来的。我对工作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计算机半步。
有时候我觉得听到了屋外鸟儿的尖叫，自以为肯定是磁岛的热带鸟类。有时候我还在一瞬间幻想糖蚁在桌面、地面上列队爬过。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匆匆流逝，天气变得奇热，我还要保证维基解密的提交系统万无一失。当时我手上已经搜集了大量资料，但自建站之日起新信息就不断涌来，我向很多告密者保证日后会公布。因此，我一面按新数据的优先程度分类，一面又对系统修修补补，设计加密电邮系统，比如为肯尼亚人安全互动编写程序。感觉就好像成立了中央情报局分部似的。和任何新生业务一样，维基解密必须要自我有机成长：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紧迫，因为这不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没有正常的筹资模式和业务模式，也不通过打广告和注入风险资本来运营。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一天到晚寻找志愿者，同时经常在网上与事先约好的人开会协商。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可没觉得有意思），有一两次只有我自己参加会议。整个流程看起来肯定就像是个精神分裂者在演独角戏：我坐在那里，敲着键盘，同时扮演主席和秘书的角色，一个议题接一个议题往下走，唱票表决。真是疯了。不过当时我认为自己必须要煞有介事地进行下去，坚持到底就是成功。出于这种自我鼓励的精神，有时候我还决定某项特定的工作—比如写一份重要的新闻发布稿—需要着装得体，体现出场合的严肃性。想象一下，我窝在巴黎一间狭小闷热的房间内，胡子拉碴，敲着键盘，身上却穿着得体的西服外套。有够离谱吧。
丹尼尔·马修斯在团队中坚持了很长时间，但因为长期得不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报酬，最后心力交瘁。当时他已经搬到了斯坦福，一边读博士一边教书。当时那个节点上，我们在圈子里的反响甚至都不是那么正面。做了那么多苦活累活，受欢迎程度竟然一点都没有提高：志愿者们肯定在问自己（今天的志愿者们估计也在问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当时的我回答不上来。我一心扑在建设网站上，希望别人能够在工作中发掘内在的动力。有几次真是出现了大难题。 2007年我们面前的工作堆积如山，压力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我当时去了非洲，拉了些比较重要的关系后回到了巴黎，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不久后就开始发烧，体温骤升。想必各位读者也清楚，我这个人有点爱装作什么都懂的毛病—这个毛病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优点—所以我自然读过几本医书，对医生的信任度几乎为零。烧得很厉害，但我确信烧几天就会退了，结果大汗淋漓痛苦熬了十天左右还没有退烧。
最后查出染上了疟疾。只要在法国医院待上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法国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会吵着要闹革命。即使只做短暂停留，都能理解为什么福楼拜厌恶资产阶级，为什么60年代激进分子想要一把火烧了索邦大学。就这样病还没看好。负责我的护士欺负人惯了。她想给我胳膊打扑热息痛。我说我身体不疼，没必要。她说医院所有病人都要打，没有例外。我说不行。晚上她又要给我打，我又拒绝了。结果她还要打，我就一把扯开针管，说要是再打我就走。各位读者可能要抗议了，谁会没事和护士打架呢？我也明白。但必须要说清楚，这些护士就是法西斯，我当时烧得头脑也有些不清醒。我房间内的老头给我加油鼓劲，他说那些护士总是任意摆布病人，看我奋起反抗他特喜欢。因为我不打扑热息痛，护士就不照顾我。后来我胃痉挛时，因为我拒绝服用给的药，她们也不找医生来。整个系统就是为了惩罚那些对医护有异议的人士的。
我天生不会照顾自己。这个缺点后来一直给我惹麻烦。但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什么：比起让自己活得更舒适，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会将精力放在关注世界各地的战争上。不久后，维基解密大显身手、揭露这些战争的机会来了。2007年秋冬季，我们收到了来自美国军方内部的一些文件。11月，我们将这些内容丰富的数据全部公布，披露了美国陆军在伊拉克注册使用的全部军事装备，共有约15万份记录。我对资料做了分析，发现其中包括美军的 “作战序列”，即整个指挥筹备结构，所有军事单位、姓名、物品的信息应有尽有；不是子弹等消耗品，而是波斯地毯、计算机等固定资产。我拿来全部列表，编写程序以做分析：参考军用品网站的价格，我们观察到巨大的军费开支，也发现了哪些单位资金最充足。约一半左右的装备购置是为了应付武装分子的简易爆炸装置，常称为路边炸弹或IED。大多数的钱都花在了所谓的 “巫师”机器上，此类设备技术精密，作用是干扰无线电信号。花在躲避IED上的—包括探测器、干扰器、引爆机器人、额外的装甲等等—总额约为130亿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花销也超过了曼哈顿计划的总额，我认为世人对此有知情权。
我们的工作就好像是搭起脚手架，将更多有关伊拉克、阿富汗战情闻所未闻、深入细节的故事堆积成塔。一般的新闻记者对好多事情都抱着想当然的态度，没人质问钱花在了哪里，也没人调查指挥结构的运作方式。
新的数据开始如洪水般涌来，由此带来的改变也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要敲开世界的外壳，让世界获得新生。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现困难在哪里，其中最大的也最难解决的就是新闻工作者的冷漠。你为他们打开调查的大门，开启通向正义的道路，这些人却耸耸肩，说没有时间读完这么多材料。太让人灰心了。然而今天的我却发现，这是我们透过媒体看世界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新闻工作者并不仅仅报导新闻：他们的观点臆断和冷漠态度在呈现给大众的画面中也扮演着角色。我们则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新闻工作者，比他们更出色。
网络时代，因为很多人通过搜索引擎获得知识，我就知道信息会被过滤处理。甚至有些军方人士都开始访问我们的网站，看看车辆需要哪些替换件。一位北约军用品承包商还曾登录聊天室，想替换装甲车轮胎，让别人帮忙出出主意。这真是讽刺中的讽刺啊。不管怎样，媒体始终不闻不问。当时我们的权威性还不强，也没有独家性—独家性是媒体运作的最根本动力。更不方便的是，我们公布的材料内容错综复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建立起了一个体系，改变了新闻业的基本规则。比如，面对着英国陆军这样强势的组织，第四权习惯眼巴巴看着身着制服的军官，坐等着通报会召开，新闻工作者自己则对不受监管的权力机构持一种顺从的敬畏态度。我们已经忘记，制服下面是活生生的人，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披露的，即权利掩盖下那赤裸裸的真相。
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目击行动。计算机技术本身就能将世界尽收眼底，世人的道德心也越来越强。我当时写了篇博客，对我们的动力和任务有所描述。我写道：
每当我们目睹不公正的现象却不采取行动时，我们的人格就会在不公正的现象面前变得消极，失去保护自我、保护亲友的能力。现代经济中，人不可能永远与不公正现象隔离……如果人生只有一次，那就让它汲取我们一切的力量，大胆去闯。无论怎样逃避，我都无法躲开痛苦的声音。也许当我老了以后，我可能会在实验室里混混日子，在仲夏夜与学生们轻声交谈，对世上的不公正现象毫不在乎。但现在不可以。年轻气盛的男人，如果拥有信念，就必须为之采取行动。
现实也可以算是一种资产，必须要牢牢抓住。调查性新闻便是将现实从权力手中夺回来的崇高艺术。到了维基解密运作起来，登上报纸时，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人忘记了，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和读者也没有这种意识。我们的任务就是令观察的艺术获得新生。这里不是说大话，我认为我们是第一家人民情报机构。创建伊始的那些激情岁月，说起来也就是四年前，但对我们已是前尘往事，想当年我们意气风发，势要跨越国界、跨越世人和自己的偏见，节节拔高，无限拓展。当时我们仍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良性新闻服务于良性治理的原则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淡化过。
非洲的经历为这个时期的工作染上了色彩，不过我想下一章再提。披露伊拉克装备清单的前一天，我们打了个漂亮仗，公开了关塔那摩湾监狱手册。这是一份非常精彩的文件，极富时代性，可以想象得到，数百年后，如果有人想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会捧着这份手册潜心阅读。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也有心智上的斗争。手册保密级别很低，很明显当局根本没想到手册会被监狱之外的人看到，这难道不也是秘密文件的一个问题所在吗？秘密文件的编写人通常拥有极端的偏见和入魔般的仇恨，热切渴望将自己的偏见灌输给同僚。关塔那摩手册涵盖了押送囚犯、关押囚犯、处理囚犯时的所有主要事项。文字读起来就好像是从匈奴王阿提拉或穿刺公弗拉德口中说出的话一样：残酷非人、偏执夸大、滔滔不绝，甚至连最无所谓的纳税人读过手册后都会质疑，这份手册和这所荒唐的拘留中心，花着这么多纳税人的钱，究竟在解决什么样的根本缺陷和致命难题。
手册中介绍，如何在记录上造假，不让囚犯被红十字会发现。还提到所有的囚犯押到后第一个月要关在最高警戒的设施内，让犯人软下来接受审问。 “第一期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要继续隔离囚犯，培养其对审问官的依赖度。”手册将快速反应部队的攻击性心态暴露无遗，快速反应部队要永久待命，以防 “关押设施出现骚乱”。囚犯被关在如此密不透风的环境中，究竟怎样才能引起危险骚乱不得而知，反正 “快速反应部队士兵要身着防暴装甲，其中包括：凯夫拉面罩、防弹护胫、盾牌及警棍”。文中可以看出，来自最高层的恐惧会引发残暴行为：囚犯不是被当成普通敌人或普通人来对待，而被视为好莱坞式的超级恶棍，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会产生史上最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像关押魔鬼一样关押这些囚犯，安排警犬巡逻监察。有一个囚犯还被逼将女性内衣戴在头上。心理酷刑十分猖獗。手册中明确表示， “定向障碍”、羞辱囚犯是常规手段。手册中体现出美国当局缺乏安全感，其程度之高让人咋舌；布什治下的美国，为了打垮虚幻的敌人，宁愿将一切宪法对人权的保障抛之脑后。从手册中列出的手法（后来《华盛顿邮报》也报导过），可以瞥见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方式。残忍和仇恨活在人的心中，但当我谈到 “不公正的现象”时，我指的是对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观察。阿布格莱布的虐囚手法并不是一小撮工薪阶层出身的美国军警发明的，尽管这些人后来被方便地当作了替罪羊。那些手法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道德责任应首先来自最上层。
手册的公布没做什么宣传，也没有什么介绍。手册本身就已经足够了，第一眼就知道它多么具有轰动性。起初的一个星期没有什么反响，随后负责关塔那摩的南方司令部给我们发了一封信，要求撤下手册。这是好消息，因为这就证明了文件的真实性。我们对美军的要求置之不理。然后 《联机》杂志首先报导，随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开始关注。这正是我一直期待的信息传播途径，首先在博客和小报刊上冒头，再进入主流媒体。火烧起来时，并没有直接烧到我身上。我的身份是调查编辑，当时世人还没有将任何维基解密的言行都扯到我身上的习惯，但现今所有人都染上了这个习惯。当时我知道自己的黑客前科可能会让我们的事业蒙上阴影，因此希望躲在越阴暗的地方越好。然而，演艺界的规则和—必须要提这一点—背信弃义者的诡计迫使我成为邦德式的恶棍，成为必然的假想敌。
随着媒体愈发关注此事，关塔那摩公共事务发言人爱德华·布什三世中校做出了回应，声称监狱早已不像手册中说的那样。手册中讲的是杰弗里·米勒领导下的监狱。因此我们又公布了2004版手册，让世人比较两份的异同。结果发现，第二份手册还要更恶劣。其中写道，监狱会上演一系列摆摆样子的审判秀，此外，当达官显贵来访时，囚犯必须把头扭开。差不多就是这类事情。哦，对了，米勒离开关塔那摩后去哪里了呢？答案是阿布格莱布。
我们希望世人有机会了解我们眼皮底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简直不堪入目。我们提到引渡是如何进行的，还公布了负责将囚犯送到岛上的飞机平面图。囚犯需要佩戴护目镜、头盔和头罩，还要被拴在地板上。为什么美国当局会觉得这些人有超人般的力量呢？这么荒诞的想象力是从哪口深井汲取上来的呢？
维基解密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关塔那摩文件的泄露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报导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敏感数据。美国陆军有关费卢杰战役的报告本计划2021年才解密，但2007年12月我们一拿到文件就公之于众。2004年3月31日，为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公司工作的四名美国人被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殴打、焚烧，尸体挂在桥上示众。美国军队随后被动回击，这份报告明确指出，美军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筹备工作，对政治格局理解不够，媒体关系处理不当。随着平民死伤人数不断攀升，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对美国施压，4月9日宣布单方面停火。然而维基解密泄露的文件却显示，战斗并没有停止— “停火这个词用得有些不恰当”—文件同时也披露，整个行动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讨媒体欢心。
泄露文件表明，攻击命令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亲自下达，因为他不喜欢看到费卢杰成为 “抵抗的象征”。该地区居住着大量平民，美军却对此不管不顾。我认识半岛电视台的一名新闻工作者艾哈迈德·曼苏尔，最后一轮攻击时他在市内，和同事一起努力还原战役局势和战斗方法的真相。据我们泄露的文件称， “约150次空袭摧毁了75座建筑，包括两座清真寺”，行动 “在安巴尔省各地捅了马蜂窝”。根据停火协议，美国坚持要求半岛的新闻工作者撤出该市。泄露的文件还说： “半岛声称美军攻击造成多达6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遇害儿童的画面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报导的作者叹道，当时在该地没有随军的西方记者，没有呈现 “军方”的观点。
11月份，美军再次袭击费卢杰，本次战役后来被称为伊拉克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美军作战中动用白磷，虽然不违法，但存在极大的争议性。毕竟，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使用白磷镇压国民的做法被视为战争罪，这也是2003年盟军入侵伊拉克的借口之一。阿布格莱布丑闻爆发的时间就在两次费卢杰战役之间，而报导的作者却无视美国在丑闻中的责任，称 “武装分子运气好而已”。
工作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我将费卢杰文件泄露给3000人，等着新闻决堤。没有动静。那是让我们特别迷惑的一次经历。什么反应都没有。媒体之前三年都在报导费卢杰，手中一直也没有过这样一份来自美军内部的文件，结果到手后反而不扑上去。直白一点说，我不但无法理解新闻界同僚的做法，还为他们感到羞耻。这些通讯员如此肤浅，难道不让人吃惊吗？各位也肯定就像我当时一样怀疑，西方主流新闻界是不是充满了—抱歉没有别的词可选了—傻逼。
对长期发展来讲，这也是一起教训。后来公布阿富汗战争日志时，我在这方面也有所考虑。现代新闻界最核心的标尺是什么？销售量、点击率、传播范围和独家性。我也被迫学习利用这些标尺将新闻发布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