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曝光兼顾理智与情感：你的知识造就了你的人格，国家无权削弱你的人格。很多现代国家都已经忘记，它们的建国基础正是启蒙运动的原则，即知识是自由的保障，国家没有权力随意赐予正义，正义不是权力的施舍。实际上，正义若得以维系，是对权力的约束，我们只有确保政治永远不能完全控制信息，才能保护人民大众。
上面说的是常识。这曾是每个媒体自由的国家中新闻界的第一原则。网络让审查变得更加容易，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删除真相的存在，而网络监视私人信息的方式会让第三帝国的邪恶官僚喜笑颜开。秘密通常是权力的专利，然而在今天，只要有人这么说，不仅会被视为宣扬过时的自由派观点，散播伪民主的谎言，还会露出自己 “破坏国家安全”的无政府主义洋尾巴。仔细分析一下美国宪法吧，其中凝聚的原则在今天会被众多美国人视为激进。杰斐逊会被看成国家敌人，麦迪逊会被视为左派游击队分子。
信息解放人类。信息能让我们质问那些希望剥夺我们质问手段和答辩权利的人。维基解密虽然现代气息浓厚，运用先进技术，但在约翰·威尔克斯等18世纪智者的眼中，一定是一个合乎传统、合乎常理的组织。我们因为维护原则而屡受抨击，而很多批评我们的政府被人民选上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护相同的原则。我们是人民的制衡局，跨国运营，深信政府和外交官的幕后行为我们完全有知情权。人民选举政府，养着政府，信任政府，是政府的主人。任何放纵自己忘记这点的政府，都会听到人民的声音从每所聊天室里、每个博客中、每条推特短讯上，最终到每个广场上响起，从特拉法加广场到纽约时报广场，四面楚歌，天怒人怨。任何反对这个真相的政府都会灭亡。
与合作媒体开展工作初期，我就意识到早晚应该邀请他们共同公布一大批外交电报，电报之前已经泄露给我们，正在准备过程中。我推迟了曝光外交电报的时间，为的是尽量有条不紊、小心谨慎地披露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志。材料信息量庞大，需要时间阅读、筛选、组织、展现，每走一步都要考虑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可能后果。我们最关注的是履行对线人许下的承诺：如果材料符合我们的编辑政策，意义重，内容新，受到某种形式的压制，我们就会尽快公布，提供支持，大力宣传。最新一轮的电报描绘了世界各地使领馆的活动，揭开了政府各个级别行动的面纱，秘密行动、根深蒂固的偏见、各国尴尬丑事和人文事务统统一览无遗。与之前的曝光一样，外交电报会让民众更加看清世界运转的方式，尽管有人拼命想要模糊我们眼中的世界。电报也会改变我们对政府做什么、为什么做的了解。
由于处于密切监视之下，五角大楼也不断对我发动人身攻击，我希望能复制电报副本，妥善保管。和 《卫报》的纠结让我很不开心，《纽约时报》的做法更是卑鄙无耻，但我对前者的态度是 “明枪易躲”。《纽约时报》的行径已经证明它们是懦夫，我不想和它们再次合作。当时感觉似乎重锤马上就要落到我们头上，因此我拷贝了25万份文件，首先交给东欧和哥伦比亚的联络人保管，然后放在了一台加密笔记本电脑中，寄给了当年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的英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将文件交给丹，对我们两人都有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也知道一旦发生危机，丹一定会成功曝光文件。
请记住，材料的哲学价值并不大。如果我们愿意，本可以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卖掉电报，甚至在我们开始披露后还有人出钱购买，但我们不是这样运作的。话虽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够让合作伙伴重视材料的价值，在协商公布条件时好让他们意识到材料的重要性。《卫报》是发布材料的正确人选，我也打消了忧虑。我要求报纸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写一封签名信，保证会秘密妥善保管材料，准备万全之前决不许泄露任何内容，绝不将材料存在连接因特网或任何内部网的计算机上。拉斯布里杰答应了请求，我们在信上署了名。作为回报，我制作了一张附加密码的加密碟，将材料交给了对方。此时，那位资深新闻记者乐呵呵地去苏格兰度假了，准备阅读材料，和我就未来计划保持联系。
瑞典案悬在头上，我真真切切感觉到合作媒体内有一种叽叽喳喳的三八劲头。我很惊讶，因为很多人都是调查记者，本应该对政治弃儿所遭受的污蔑和歇斯底里有一些认识。比如，调查新闻局的一个人突然和同事说，他不想与一个强奸犯同台共事。至于各报刊不愿意自己的标识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的横幅上，他们这种听风是雨、狐疑满腹的心态也不是第一次了。这其中有些人的丑事一箩筐，却明显对我的麻烦幸灾乐祸。没有一个人问我事情的经过如何，我感觉怎样，有什么能帮我的地方；他们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就好像是说这些阴险的指控如同虚无缥缈的 “烟”，但他们的人生经验又在暗中嘀咕 “无火不生烟”。这些人一生坐在高处评判别人，天天希望千万别有人将灯光对准他们。当然了，大体上来讲，从来没有人将灯光对准他们，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媒体，舰队街[1]的编辑从不揭彼此的短。
两家合作媒体甜言蜜语从我们这里骗走了一些独家内容后，行为举止有所变化，就好像我有道德风险一样。材料还是原来的材料，我们曝光的热情也没有降温，可是对我的不实指控让这些人的举动愈发出格，对我的僵化看法也到了疯狂的地步。也许我本可以挽救局势，我也真的努力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对付如此自私自利到极点的人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所限。他们为所欲为，我也犯了几个错误，最新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了他们电报的拷贝。
电报里有一些轰动性的事件：美国外交官明显乐呵呵地在一旁看着印度政客受贿2500万美元，美国不断干预海地政治，秘鲁总统候选人接收毒贩嫌犯的献金，美国外交官代表美国企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游说外国政府，立陶宛政客付钱购买记者的正面报导，甚至还有美国外交官在联合国暗中窥探其他同事的事件。
电报一经披露会轰动全球，但当时筹备工作还没做好。我们的系统还无法张贴文件，也无法应付披露后会随之而来的巨大流量。针对保护不知名线人的问题，还存在法律和其他未解决的敏感问题，因此我之前才将材料存放在合作伙伴处，还要求对方同意未得到许可不得公布。任何像样的出版商都懂得，比起独家报导，保证材料准备完全、保护信息来源的工作更为重要。这是重中之重。然而《卫报》却不懂。资深记者刚度完假回到伦敦，就开始就出版的问题骚扰我。他说《独立报》的一位女性记者也有电报拷贝，对他们的独家新闻性构成了威胁。
我对此做了一番调查，发现我们的冰岛同事斯马利·麦卡锡的确曾在焦急之中将材料交给 《独立报》的记者。本来请他在短时间内帮忙处理格式，结果他被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明智地将材料与她分享，请她分担一下涉及到的工作量，并立下了严格的合作条件。然后他远程侵入对方计算机，删除了电报，但搞不清对方是否已经制作了副本。《卫报》记者的说法是，她正四处兜售材料。跟大家讲，我们已经见过太多这类人，觉得自己是社会运动人士，但一见到感兴趣的商品，就摇身变为张牙舞爪的股票经纪人。当他们给对手最后致命一击时，你都可以瞥见他们脸上的奸笑。虽然我们已经把 《独立报》的问题弄清楚了，《卫报》记者还是说风险巨大，一份 “野种”拷贝流失在外。他希望加速提前公布。我和他说，我们还没准备好，而且双方签了协议。他在惊慌失措中离开了，再没和我们联系。
后来才得知，他之前已经将材料拷贝给《纽约时报》。他们想匆忙公布，文件涉及的所有重要问题—关系到生死的问题—一概不管不顾。就像贪婪、莽撞、无法无天的土匪一样，他们要让世界陷入枪林弹雨，谁也拦不住。《卫报》记者的行为不但懦弱，更是触犯了法律，一面急着讨好自己的报纸和大西洋另一边的偶像，一面突然就将整个烂摊子倒在了我们头上。连初学新闻的学生，都不会这样毫无原则，内容本身爱怎样怎样，材料提供者爱怎样怎样，怀里揣着自己的肮脏计划，背后捅我们刀子。上一波披露没怎么得到 《纽约时报》的支持，他们后来又对我心怀敌意，这一次没有理由同他们继续合作。毕竟，这是我们的工作。可是 《卫报》根本不关心这个：他们想拉 《纽约时报》入伙，共筑防卫墙，而维基解密可以去自挂东南枝了。
我们必须要留出时间准备。对这些常常被交稿期限逼疯的人来说，这一点显然超出了他们幼稚的智力范畴。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留时间准备。于是我给拉斯布里杰打了电话，他同意我可以去报社谈。还记得我与拉斯布里杰签署的协议吗？《纽约时报》的卷入是非法的，可是没有人敢承认，不过我还是怒气冲冲地走进了 《卫报》报社。我清楚他们出卖了我们，又没有胆量承认。我们和我的律师马克·斯蒂芬斯一起走进了大楼，巧的是，在楼梯旁正好正面撞见了那位资深新闻记者。
“你好。”我说。
“哎呀。”他有些讶异。
“我们一会儿下来和你谈，”我说， “艾伦·拉斯布里杰给我们看的几样东西我们想要澄清一下。”
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见过有谁像他一样瞬间表情崩溃。他脸色一下子煞白。我们走开时，都说这名新闻记者看起来像一个手里还拿着杀人凶器就被当场发现的犯人一样。
我们上楼找艾伦·拉斯布里杰。《明镜》的总编也来了。我大声咆哮着，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否将材料交给了《纽约时报》。拉斯布里杰将问题搪塞过去。我说： “首先要做的，是确定谁手中有拷贝。谁没有拷贝，谁有？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公布。”他的双眼环顾房间，不知道往哪里看好。 “你到底有没有把电报拷贝交给《纽约时报》？”
《独立报》记者的事情给了他们一些叽叽喳喳的说辞，但没有站住脚，我则不停逼问他们。 “我们要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说， “我们面对的是可以信赖的人，还是不可以信赖的人？因为如果我们面对的人连签了书面协议都没法信任，那……”这时他们的眼睛都开始四下张望。他们的形象就像讽刺漫画中画的一样滑稽，这些成年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对他们大嚷大叫，后来我被描述为一个疯子。可是事关重大利益，换谁谁不喊呢？眼看着这些玻璃办公室中胆小如鼠的卑鄙小人，谁不会火冒三丈呢？很快大家就意识到，艾伦不愿意回答问题，其实就代表他承认了。只是出于法律原因才不说 “对”或 “不对”。我对他的敬意烟消云散。瞅瞅这个衰人吧，身任一家大报的总编，一个社会中流砥柱机构的领导，一个年岁比我大的长者，面前摆着如此重大的事件，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睛贼溜溜地四下张望。真是难以置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肯定围绕诚信等等话题做了一番长篇大论。这种情况下，也是很正常的。总之，我们花了七个小时争论，后来下楼起草计划。《卫报》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目标：立刻公布。《明镜》则希望做老好人，谁都不得罪。关键在于，我之前说过，我们还没准备好，可是这些人几个礼拜一直来烦我们，现在准备发动最后一击。他们沉浸在自己巨大、丑陋的虚荣心中，已经忘记我们是谁，忘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他们眼中，现在的我们就是一群古怪黑客和性变态而已。不过我们清楚手上有什么材料，运用科技也是手到擒来；这些人却耍一些最古老、最过时的伎俩来对付我们。我暗示道，我愿意立刻将全部材料送给美联社、半岛电视台和新闻集团。我也不愿意真给，但如果他们不合作我就要下手了。
他们清醒了过来，开始更加理性地讨论如何处理曝光问题。我则继续发动反击，指出我可以告他们违反合约。我的组织是非营利机构，依赖捐款维持开支，如果公布材料后我们还没准备好，收入就会大打折扣。他们肯定明白这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打击：我们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团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组织，为实现远大目标数年来任劳任怨地工作。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会采取一切手段，不让他们得逞。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谈判。起初他们坚持要立刻公布，但最后双方同意往后拖一个月，给我们足够时间准备。当时我坚持要让 《国家报》和《世界报》加入，冠以 “合作媒体”这个让《纽约时报》恨之入骨的头衔。我们现在清楚看到 （比他们清楚），双方的合作会肮脏到什么地步。那时那刻我所做的，正是吸取经验教训，为未来铺路。
我特别强调，曝光本身不应该是新闻重点，我们是为了文件内容才曝光，不是为了曝光而曝光，因此要避免自己招致关注，要让世人关注材料实际内容，所以我坚持一个一个陆续曝光。先公布最重要内容，不提以色列，不提古巴，不让美国有一锅端反对整个电报门的机会。他们应该、我们都应该每次只侧重一个泄密。我还坚持，必须遵守合作关系重新包装后的规定，《纽约时报》要同意停止自私自利、卑鄙下流的宣传攻势，不再发文攻击我和布拉德利·曼宁—曼宁在他们的笔下简直成了一个可笑、可恨、可悲的基佬。虽然这样做五角大楼就不会杀上门来，但怎么看都是无耻行径。幸运的是，比尔·凯勒第二天同意停止恶意中伤，一段时间内也没食言。
后来，《明镜》的人告诉我们，《卫报》从一开始就想搞我们。他们和 《纽约时报》同流合污，甚至不想通知我们，不给我们好好准备数据、准备防御的机会。《卫报》就是这样坚持原则问题的。开放性？开玩笑。新一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才不在乎。世界各地人民竞相起义，点燃 “对权势说真话”的精神？《卫报》这个世界上最名不副实的报纸可以从开罗解放广场发回一张又一张图像，然而埃及运动为之奋斗的崇高原则，我们为帮助埃及人民而为之奋斗的崇高原则，《卫报》统统都可以转手卖掉。那位资深新闻记者想在退休前再为报社立一大功，结果生生掐灭了报纸的自由气息。当美国右翼呼吁我人头落地时，《卫报》连一篇为我辩护的文章都没登。相反，他们请来我的老朋友、那位特别调查记者发文向我放箭。
“呀，天哪！”过去的我们常会这样说。糖蚁沿着腿往上爬，咬得人浑身是包的快乐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当年我起码还有阳光做武器，但在如今这个行当里，保守势力会对你落井下石，时间一长其实就习惯了。我们花了一个月整理好电报，这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精神抖擞的时光。电报让现代世界看到它是如何真正看待自己的，我们在英格兰乡间的一座房子内熬夜工作，赶在期限前完成。雪花纷飞，诺福克乡间银装素裹。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座房子不久之后会成为囚禁我的狱所，释放之日遥遥无期。
[1] 舰队街：伦敦的报馆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