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苦涩的童年。我出生在昆明，两岁时父母离异，不久他们又各自再婚。留下我兄妹二人，交给祖母照顾，父亲一人苦撑维持两个家庭的生计。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祖母虽是个佛教徒，却极端重男轻女。童年本是人生的黄金阶段，它最可爱，最无邪，最能震撼灵魂，而留给我的却是许多遗憾。在祖母的几近虐待下，对幼小生命的伤害，造成了我叛逆的个性，多次远离家门。倔强的个性，我行我素的野性，也促成了我在成长过程中，求知好学，积极向上的品质。
在我十七岁时，正处在人生的转弯处，我在十字路口徘徊，这时，我的命运有了转机。我有机会到北京求学，认识了我的丈夫、公婆。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我克服了各种困难，自强不息，终于成为曾氏家族中第一代女大学生、大学教授。
1964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时照。
还在我念大学时，我就有个梦想：如果将来我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可以静静地坐下来，我一定要写下我苦难的童年、艰辛的求学历程。但往后的日子，一直都在忙于教学，抚养孩子，照顾丈夫，侍奉公婆和祖父。一直到现在，我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写自己的时候，我又不想写了，因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没有丰功伟绩，没有妙趣横生的经历。总之，无从写起，所以一直搁笔。但是，最近，在我的亲人、朋友、学生的热情鼓励下，我重新拿起笔，忠实记录下我的人生经历。我想给人们、给后代一点有益的启迪，让人们更珍惜生命，更努力向前，这就是我最大的期盼。
一、我的童年
1.家境的无奈
我的祖籍是四川南溪县牟家坪场。祖父共有五兄弟，他排行第四。老大、老三早夭。祖父属“昭”字辈，老二名昭富，大名友之，我称他二老爹，在昆明做盐巴生意。他有个独子，名宪禄，我叫他幺叔。祖父是老四，族名已查不到，大名耀伦。他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听长辈说，他在财经学校第一名毕业，别人算不了的账，他一算就清清楚楚。他当过云南绥江的税务局长，后来调到巧家县，一说他是税务局长，一说升官当了县长，但到巧家几个月就病故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我的祖母（我叫她奶奶）名余国良，农村妇女，不识字，裹小脚。祖父在外面做官，她在老家开饭铺，恶得很。祖父两子两女。父亲是老大，属“宪”字辈，名宪雨，字公田，老二早夭。两个姑姑，我称她们三娘、四娘。祖父辈五兄弟中读书最多、最富有的是老五，我称他幺老爹。他族名昭鲁，大名郎奎，生于1901年，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学的是法语。毕业后，先在法国驻昆明领事馆工作，去过几趟越南。后任云南盐务使署庶务主任（署长是龙云三舅），富滇银行襄理（行长是缪云台）、昆明银行协理（总经理是龙云的电务台主任）、总经理等，他的妻子，我叫幺奶，身体不好，经常卧床，但人很善良。幺老爹有两子两女，两个女儿年纪同我差不多，我叫她们小三娘、小四娘，以别于我的亲三娘、亲四娘。小四娘和我同年级，是我小时的玩伴。她上学坐黄包车，为了有机会跟她一起玩，有时我背着书包跟在车后跑。
我母亲名朱明慧，云南绥江彝族姑娘，天生丽质，有绥江一枝花的美称。父亲与母亲的家乡虽说一个属于四川，一个属于云南，但两地距离很近，走动也很方便。父亲在家乡读书，读到了高中。家境在祖父在世时，是比较富有的。关于父母的结合，有两种说法。一说因为外公是个私塾老师，家境贫寒，欠了祖父的钱，母亲是抵债嫁到曾家的。二说是父亲随祖父在绥江任上，与母亲私订终身。祖母对母亲很不好。一是母亲家境贫寒；二是当地的彝族，汉人往往蔑称为“”，很是看不起。
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全家从老家来到昆明，投奔幺老爹。他把我父亲安排在昆明银行当一名职员，后来父亲还经营过一家织袜厂，开过一个小杂货店，家境还算不错。当时我们住在昆明小南门的昆安巷，1936年，我的哥哥庆国出生，三年之后我也来到了人世。
祖母虽然吃斋念佛，但却没有多少慈悲之心。多年过去，她留给我的记忆还是一副凶狠的相貌。她封建意识很浓，重男轻女，父亲得到她的宠爱，在家中，与我两个娘娘得到的待遇，真是天渊之别。她对我母亲更是百般虐待。在忍无可忍之下，母亲终于在我两岁的时候，独自出走，永远离开了曾家。
在我童年最早的记忆中，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父亲经常带着我到一个地方，进了大门要走过一条偏僻的小路，有一堵矮墙。父亲把我放在墙上坐着，过了一会，一个女人走过来了。她冲我说话，又与父亲对话，还不时落泪，这样的情境有好几次，就像电影一样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太小，记不清楚，到我十几岁时，我曾问过父亲。我说：“爹，我好像在很小时，有过几次，你把我放在墙上，和对面走过来的女人说话，为什么我印象那么深？”父亲说：“你母亲出走后，她因放心不下你，时常要我带你去看她。她离家后，你也时常哭闹着要找妈妈。”我才知道，她就是我的生母。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从农村到城里的妇女，举目无亲，出走后，她无家可归，全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勉强生存下去，她不能带走我，是有她的苦衷的。当时，父亲在银行当职员，兼做小本生意，无暇顾及我和哥哥，就把我们兄妹二人交给奶奶来照顾我们。
母亲朱明慧早年照。
父亲曾宪雨早年照
这样，我母亲的厄运又降临到了我的身上。奶奶对哥哥百般宠爱，百依百顺，对我则是百般折磨。因为我长得酷似母亲，惹来十多年的挨打挨骂。在众人眼里，我是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而在奶奶眼里，我是母亲的化身。她把对母亲的仇恨，全部发泄到了我的身上。我一次又一次被迫离开家庭，只因为我还是个小女孩，不能像母亲一样远走高飞，又一次一次被迫回到奶奶身边。
2.第一次离家
我五岁时，父亲再婚。继母姓姚，她是昆明一位名中医家的小姐，是一名飞行员的遗孀。据她晚年对人说，她当年背着父母和这位飞行员私奔。丈夫把她带到重庆，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婚当晚，丈夫告诉她，明天他就要驾机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要她跟他一起走，她没有同意。丈夫独自一人飞走后，从国共两方传出了相反的消息：国民党说因她丈夫叛逃，已将其击落；共产党则说欢迎他起义。但从此再无消息。她只身回到昆明，父母把她锁在房中。过了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她与我父亲结婚。
父亲再婚之后，与继母单独居住。虽然住的地方离奶奶这里不算远，但很少来看我。母亲离家后，父亲对我的喜爱还曾稍稍弥补我失去母爱的伤痛，而现在连这一点父爱也几乎没有了，奶奶也更对我为所欲为了。父亲再婚不久，祖母对我和哥哥说：“你们有妈了，明天就去见妈。一见面就要大声叫妈，谁要是不叫，回来就罚跪三炷香，不得吃饭。”我很听话，为的是不受罚，进到父亲新居，一见到继母，我就大声叫妈，得了一大把糖果。其实我当时还不懂什么亲妈、后妈。大我三岁的哥哥见到继母就是不肯叫，给他吃糖也不开口。等回到住地，祖母就叫哥哥下跪，开始点香。我正庆幸自己不会受罚，没想到祖母过来对我说：“你也给我跪下，陪着你哥哥。”我说：“我叫妈了，不该我跪。”此时，鸡毛掸子先打了一下哥哥，眼看就要打到我身上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扑通一声，我也跪下了。但心里不服气，很委屈，一边跪着一边哭，恨祖母说话不算数，恨哥哥连累我。
我的二老爹曾对别人说过，我在母亲离开后，经常生病，整天哭闹不止，奶奶曾想把我扔到河里去喂鱼。父亲及二老爹知道后，极力阻止，并把我放到二老爹那里。在他那里待了半年多，因为他妻儿都在四川，他一个单身男人照顾小孩有一定困难，他又把我交还给父亲。最后又只好回到奶奶那里。
奶奶和我们住的昆安巷一号院，院里有两家人，另一家也是亲戚，两个老太太，是我幺老爹的丈母娘姊妹二人，一瘦一胖。我管她们叫大老祖、二老祖。他们住西屋，我们住东屋，中间的大堂屋两家共用。一天她们从外面回来，听见她们养的母鸡在咯咯叫，可是她们去捡鸡蛋却没有。老祖在我们屋外叫我：“小妹（我的小名），你看见我们的鸡下蛋了没有，怎么蛋没有了？”我说：“鸡下蛋了，奶奶让我钻进鸡窝取出来交给她了。”小孩是纯真幼稚的，不会骗人，而且这两个老人对我也不错。老祖去问奶奶要鸡蛋，奶奶知道我告诉她们实况了，很生气，将我拖进屋就一顿打。我大声哭叫，惊动了两位老祖。她们过来敲门，叫祖母不要打孩子，说：“一个鸡蛋值多少钱。小孩天真无邪，不会说谎。鸡蛋我们不要了，你千万别再打孩子。”但怎么劝也劝不住。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耳朵直往下淌血。她们看劝不住，赶快派人去找我父亲，但父亲很忙，直到晚上才来看我。我父亲看见我，我只知道哭。他跟奶奶吵了很久，我只记得父亲说：“不能这样下去了，你会把她打死的。你打她比打我还难受。要知道，她还不到六岁。”
大约过了两三天，父亲采用调虎离山计，一大早，把奶奶支出门了。每次她出门，就把我锁在屋里。不久父亲来了，他在窗外叫我：“小妹，快过来，把窗户插销打开。”我试了许久，就是打不开。父亲要我去找把小锤，敲几下，这样终于把窗户打开了。父亲又说：“你去找几件平时穿的、好一点的衣服带上。”我取了几件衣服，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说：“你站在凳子上，先把衣服给我。”我父亲把我从窗户里抱出来，说：“快走。”出了门叫了辆黄包车，终于逃离了这个可怕的家。
逃离奶奶的家后，父亲先是把我放到继母的姐妹家，我管她叫姨妈。在姨妈家住了几天，父亲带着我与继母三个人，开始坐汽车，又转轮船，到了泸州。在旅馆休息了几天后，父亲说：“我送你回老家去，那里有二奶奶照顾你。”我也不懂什么，跟着他走就是了。
3.回到老家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我的老家四川南溪牟家坪。二奶奶早在家等我们。二奶奶是我二老爹的妻子，二老爹在昆明做盐巴生意，她带着幺叔和童养媳在老家，她长的瘦小、精干，心地很善良。她一见我就很喜欢我，说：“多可爱的小姑娘，在我这里好好待着，我怎么也舍不得打你。不过，你要听话，出了点什么事，我怎么向你爹交代。”说完哈哈笑个不停。她和我奶奶是这样不同，一句话就把我的疑虑都打消了。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就先在这里住着，等我有了好办法，会来接你回去的。”我看他眼眶都红了，我自己却小声哭了起来。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不能选择，不能逃避。在一大群人中我可以放心依附的人，那就是二奶奶，我相信她一定比我奶奶好，否则父亲不会送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二奶奶给我们第一餐吃猪儿粑，很好吃，这是四川特有的食品。父亲走后，我并不特别伤感，只要不挨打，我在哪儿都高兴。二奶奶不常在家，她三天两头在外赶场，做小生意。她把我交给幺叔的童养媳，我叫她“五娘”。她当时也只有十四五岁，比幺叔大几岁。幺叔也还是个顽皮的大孩子，整天在外野跑。
五娘只在吃饭、睡觉时找我回来，可以说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期，无忧无虑，但最缺少的还是父母的关爱。有两次病了，病的还不轻。一次是发烧，烧得我昏天黑地，一个人躺在床上起不来，没有人管我。哪有药吃？也不会自己去找医生。几天不吃不喝，终于挺过来了。大约一个星期，它自己好了。另一次是身上起疱疹，围着胸口长。我看疱里有水，心想把水挤出来大概就好了，结果是一路长下去。二奶奶回来了，给我换衣服才发现，她大吃一惊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再晚几天，你就没命了。这是龙缠树，围着胸口长，一头一尾接上，你就死了。”这时头与尾只差几寸了。她赶快找来土医生，用雄黄点酒精烧疱疹，抹上中药，几天后居然好了，但到现在还留下一些疤痕。
过了几个月，二奶奶对我说：“你整天在外野跑，都玩疯了，该在家好好待着。你爸来信，要送你去读点书。”这样，把我送到一座破庙里去接受启蒙教育。这座庙阴沉沉的，一进庙门就有四个大泥菩萨，面目狰狞，当时觉得很可怕。我们进教室要经过几个殿堂，一个老先生教我们读三字经。每天规定你背几段，背不出来就打手心。每天上学，我就没有多少时间玩了。一天晚上，二奶奶对我说：“小妹，我们要回昆明了。你爹说，也要把你带回去。”快见到父亲了，我也高兴，但又不愿回到祖母那里。
4.回到昆明
回到昆明，我见到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不跟奶奶住在一起。”这是唯一的要求。于是父亲把我送到了昆明圆通街的女上智小学念书。这是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这样的学校收费很贵，食宿都在学校里。早晚、餐前餐后、睡前都要做祈祷，唱赞歌。每周进教堂做一次弥撒。平时在教室学文化课，与其他小学的书本一样的。我只念了两个学期。虽然我成绩优秀，期末都发我许多奖品、课本等，但由于父亲负担重，弟妹相继出世，父亲无力再供我上教会学校，他对我说：“去奶奶那里吧，我跟她讲好，不会再打你了。”我只好又回到奶奶身边。父亲准备送我到离家近的靖国桥小学念书，奶奶极力反对，说：“女孩子念什么书，将来长大了也是嫁人，让她在家学着做点家务吧。”我辍学在家，哥哥念小学三年级了。
这时，我们是一大家族住在一起，住在金碧路，离金马碧鸡牌坊很近。走十多分钟就到市中心，如果往城外走，五十米外有座桥，叫鸡鸣桥。大院里住着二老爹二奶奶一家四口，他们开一间盐铺。铺后面是大院子，西边有厨房。院里有两棵梨树，开花结果，鸟儿筑巢，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快乐。再往里走是两排平房，我和奶奶、哥哥住。再往里走有一间专放货物的仓房。还有厕所在最里面。铺面的楼上有四间房，都是自己住。后来我父亲和继母搬来住了一大间，有一间租给邻居。住在这大院的，还有母女二人，她们是我的四娘和她女儿。四娘遭遇不幸。她结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是开汽车的，经常到缅甸做生意。在她生下女儿不久，就开车走了，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她苦等着。孤儿寡母也是靠我父亲养着。
不久，家里请来一位家庭教师给院子里的男孩补课。主要是教幺叔和我哥，再加上邻居两个男孩。他们四个人都很淘气，不好好读书。我不能参加他们的学习，一是他们年级比我高；二是因为我是女孩，祖母不让。我只好在他们上课时，偷偷在窗外听老师给他们念诗，讲文章。有一天，这位老师要求他们背诵前几天教他们背的诗，四个男孩子没有一个能背出来，老师很生气。我在窗外对老师说：“我能背。”老师不相信，说：“你能背？那你就进来背给我们听。”我走进去，双手背在背后，开始背：“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老师很惊喜。过了不久，家长请老师吃饭，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很聪明，爱读书。她在窗外听我教几个少爷背诗，他们太贪玩背不出，没想到你女儿比他们小倒是她背出来了。我常看到她一个人写字看书，你应当让她去念书。不然可惜了。”父亲笑着说：“既然老师这么看重她，我一定送她去念书。”于是，我进了靖国小学念二年级。我跳班，哥哥留级，我们两兄妹同在一个年级。
5.第二次离家
这时期，家庭经济拮据。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奶奶还抽大烟，把父亲的身体也压垮了。他因胃出血住进医院，弟妹又小。这时，我不到十岁，一天父亲右手按着胃部，像哀求似的对我说：“小妹，你奶奶要抽烟，我没钱给她买了。我的一个朋友很喜欢你，他愿收你做干女儿，这样他会借些钱让你奶奶买烟。他会带你到煤山去玩，住一段时间，我再把你接回来。”我说：“我还要上学，我才不跟他去呢。”转眼又看到父亲痛苦不堪的样子，他几乎是在哀求我，我又想，这一去可以远离奶奶，免去不时的挨打挨骂，又能帮父亲解难。于是又对父亲说：“那就去吧，这个家我也待烦了。”父亲说：“好，回来后一定再让你去念书。”他知道我喜欢读书。这个干爹姓梁，与我父亲同岁，其貌不扬。梁干爹特意选一个好时辰，上门来了，祖母让我下跪磕三个头，他拿来一大堆见面礼，其中有我喜欢的一个布娃娃。过了几天，我跟着干爹上路了。先乘火车，在火车上，我没讲一句话，眼看着窗外心事重重。恨父亲把我交给这个陌生男人，恨祖母没钱还要抽大烟，如果我有亲妈在，绝不会有家等于没家，有妈等于没妈，因为继母从不关心我，她也从来不跟奶奶说一句话。
干爹是一平浪的一个小煤矿主，还开了一家杂货铺子，卖烟酒等物。铺子后面只有一间房，他们一家四口住，一个女儿四五岁，一个儿子才一岁多。我住铺面的阁楼上，从他们房的一角搭一个梯子爬上去。这个阁楼很黑，白天才看见里面堆满杂货。我的铺位也不大，晚上点煤油灯上去睡觉。半夜里，老鼠很多，跑来跑去叫个不停，我很害怕老鼠咬我的脚指头，更可怕的是没有厕所，要上厕所必须出门走四五分钟才有一个茅草搭的棚子，四面透风。因为晚上不敢出去上厕所，旷野外有狼，我经常半夜尿床，尿流到他们的蚊帐上，两夫妇时常为我吵架。大约只住了一个多月，我跟干爹说，我要回家，他又把我送回昆明了。
6.第三次离家
从一平浪煤矿回到昆明，父亲来接我，我向父亲提出两点要求：一、不要让我跟奶奶住在一起；二、送我回到学校念书。父亲答应了我。第一次把我带到他的住处，与继母第一次住在一起。并且到附近一所小学上学。由于父亲做了许多工作，继母开始对我也不敢怎么样。但好景不长，过了个把月，当我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却进不了门，门被锁了，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几天下来都是这样，每天只有晚上能吃顿饭，父亲知道却不说话。一天早晨，父亲上班去，我就跟着他走，他不回头，我也不叫他，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在大雨中，我一直跟着他走了近一个小时，看着他进了办公楼，我就坐在路边，让雨淋个透，满脸的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是恨还是痛？我身无分文，向谁去诉说？父亲也这么狠心，我必须去告他一状，他只怕一个人，就是幺老爹。但我找不到他，于是我去他家找幺奶。她曾经当着我的面批评我爹，说：“你要管好你前妻的两个孩子。”我为什么不去找她帮忙呢？但到了她家，我又不知说什么好。在她家吃了饭，又回到自己不愿进的家门。父亲看我回来了，说：“你妈经常不在家，也没有人管你。你还是到奶奶那里住吧。”看他很为难，只好又回到祖母身边。但不久就发生了我童年时期的第三次离家出走。
有一个亲戚结婚，请我们全家赴宴，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旁边一位好心的阿姨不断给我夹菜，小孩不知深浅，吃多了，半夜呕吐不止，被子、床单全弄脏了，心里已经不好受了。祖母二话不说，拉下床来就是一顿打，鸡毛掸子都打断了。我大哭不停，楼上及邻居都被吵醒了，四娘跑来劝也无用，罚跪一直跪到第二天，又让我洗被单。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哪里洗得干净，又是一顿打。一直到晚上，我赌气不吃饭，一人坐在街边思考，看星星看月亮。家家灯火亮了，收音机里经常听到的歌：“小白菜啊，地里黄啊，三岁两岁没有娘啊！……”这歌就是我身世的真实写照。冬天我先钻被窝为她暖被，夏天替她赶蚊子。白天我给奶奶倒茶水，晚上她抽大烟，我给她放烟粒，陪到半夜，有时我实在太困，睡着了，她就用烟针扎我的手和脚，掐我的脸。她打我时，哥哥还在一边加油，没人敢阻拦她。我不想再看到她了，父亲也救不了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于是我决定离开这个家。过了几天，我谎称有个同学现在纱厂当童工，她只比我大两岁，她说可以带我去做工。祖母听说做工有钱，她爱钱如命，同意让我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几件衣服，趁奶奶没起床，我就急忙跑出来了。这次是我一个人独自出走，心想，我像小鸟飞出了牢笼，一身轻松愉快，可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一点不知道。在大街上游荡了一整天，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食品吃了，也走累了，天黑了，才想起我今晚到哪里去睡觉呢？我又饿又困，天下起雨来了，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奶奶住处。看着屋里面还有灯光，我在门口徘徊，不敢进去，只要进去，免不了一顿打。此时，我忽然想起，我为什么不去找幺老爹呢？幺老爹是个好人，他是银行总经理，家有小汽车，洋房多处，我们家在困难时，他经常接济我们。幺奶以前经常批评我父亲和奶奶，要他们对我好一点。每次过年过节，大人带我去，她都会给我压岁钱，零花钱，但一出她家门，便被奶奶、父亲没收了。我终于到了幺老爹家门口，但已经很晚了，大约有十一点了。他们家的铺面很大，后面是个花园，花园后面是二层楼的洋房，楼上楼下有许多房间。家里养了两条大狼狗，每天要吃几斤牛肉。可是，这么晚了，又叫不开门，我只好坐在台阶上等。天无绝人之路，不久，走过来一个人，是他们家长工。他一眼看见我，就问：“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一声不吭，只是掉眼泪。他大概明白了其中理由，开门带我进去，把家里的丫头叫醒了。这个丫头是陪嫁过来的，小名叫小兰，我管她叫娘娘，三十多岁，人很好。她到厨房热饭给我吃后，当晚我就睡在她床上，感到从来没有的温暖与舒服。
第二天，小兰娘娘告诉我：“我跟你幺奶讲了，你一个人逃跑出来了，不敢回家。去见幺奶吧。”我不敢去，小兰说：“去吧，我带你上楼去。”到了幺奶房间，她一见我就说：“当年你妈妈受不了你奶奶的虐待，经常跑到我这里来，在这里住几天，回去又挨打骂，又跑来，最后只好跑了。现在又轮到你，你还是个小孩子，真是造孽啊！你是个好孩子，饿着肚子也要上学，我心疼你。你先住在这里，不告诉你爹，让他找几天，看他怎么办？他来了，我要好好教训他。”
几天之后，父亲不知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他跟我说：“奶奶不敢打你了，你失踪后她也难过了几天。”这样，我就只好跟他回奶奶那里去。后来听说父亲与奶奶吵得很厉害，说再打我就不给她生活费。父亲还把哥哥痛打了一顿，说他没有保护我，与奶奶一道欺负我。
7.福海村避轰炸
在我十岁那年冬天，政治局势忽然紧张，有飞机在昆明市五华山投炸弹，还散发传单。有一天晚上，我看见祖母、娘娘慌慌张张地收拾衣物。我刚要睡觉，娘娘说：“小妹，今晚不能睡了，快去多穿件衣服，马上要出门赶路了。”我不解地问：“要去哪儿？”奶奶说：“小孩子别多嘴。”大约十二点后，我困得睁不开眼，被大人拉着就往城外走。他们大包小包背着，走到一座桥头，只见军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放车辆和行人通行。交涉很久，包裹都打开给他们看，好说歹说，又交了买路钱，才挥手让我们快走。走到半夜，中途住到一个朋友家，第二天一早接着走，中午才到达目的地——福海村。这个村里有一幢房子，是我幺老爹的房子，这房子很气派，在当地仅次于龙云的房子，他的房子就在对面。幺老爹的房子平时都空着，从老家请来了一个远房亲戚曾老三看管。我和哥哥、奶奶就住在一层的西厢房。不久，这个院子来人可多了。幺老爹一家七八口人也来了，他们自己的房子，当然住最好的楼上。楼上有三大间，没人住时像鬼屋，白天我都不敢上去。大门口外有个防空洞，很深，东西洞口相通，我们小孩经常在里面跑出跑进。
福海村是个非常美丽的村庄，水光山色，像清水出芙蓉，天然的美景，谁到这里都会喜欢。出门遥望西山，山下是一望无边的海子（云南人叫湖为海子），这就是著名的滇池。随着局势的稳定，曾氏家族的人开始搬回昆明。后来我才知道，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当时解放军主力还没进入云南，国民党两个军包围昆明。昆明组织了保卫战，国民党则派飞机轰炸昆明。等到解放军进入云南，国民党军队败退，云南也真正解放了。
8.解放后的学习
有一天，街上忽然变得很热闹，原来是解放军进城了。人们在歌唱，呼口号，夹道欢迎。我还不大懂事，跟着看热闹。我们家对面有一座楼房，原来是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这时全进驻了解放军。他们派了些文化干部，召集附近的青少年学跳舞、学唱歌、学文化、学政治。喜欢学习的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有位姓黄的解放军干部，是负责教我们文化课的。我们天天往机关里跑，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一支舞蹈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是当时大人小孩都会唱的歌。黄老师教我们文化课很认真，我是当时班里最小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青壮年来学习。有一次，我进教室特别早，带了两个烤土豆，边吃边看书。他发现后走过来问我姓名、年龄，并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才有出息。他还要我向刘胡兰、赵一曼学习，做个女英雄。他当时的好多话都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他说：“只有读书多了，才会学到本事，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我算是牢牢记住了。过去我只是喜欢看书、写字，从此以后，我认定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摆脱我的悲惨遭遇，因此更加自觉刻苦。我很感谢他的教育，他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
解放初期，我最大的变化是认识到解放了，人人平等。只要奶奶一骂我，我拔腿就跑，或者同她辩论，我再也不怕她了，而她也不敢再打骂我，对我态度也有变化。解放不久，父亲被调去学习，审查历史，一时失去了工作。幺老爹是爱国人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积极捐献飞机、大炮，以后又是公私合营，收入大减。由于家里等米下锅，四娘也要出去找工作了。一天，我陪她去找工作，在她登记时，有个女解放军走过来问我们，愿不愿去帮她看小孩。她说：“小孩只有一个多月，在家里给小孩换尿布、喂奶粉就可以了，别的不用做。”我四娘说：“好，可以去，每月给多少工钱？”解放军说，除了吃住，每月三四万块钱。”这相当于后来的三四块钱。四娘嫌太少。这时，女解放军看着我，说：“这个小姑娘愿去吗？你多大了？”我说：“十一岁。”四娘说：“她去也行，就是太小。但她很听话，你们开始要教教她。”这样，我还不到十二岁，为了养家糊口，来到了云南军区政治部。
9.在部队大院
这对夫妇都是军官。男的是东北人，官职可能高一些，女的姓张，我叫她张姨。他们就在大院里办公，早出晚归，上班前告诉我怎样给小孩喂奶粉、换尿布。我都按钟点办。孩子还小，整天躺床上，工间操时他妈回来看看，抱一抱。在这个军区大院里，我过的是部队生活。起床、开饭、熄灯，都听吹军号。军号一响就起床去打开水。开饭号一响，我就到食堂，只要围着桌子凑够八个人就开餐，大馒头、大包子、米饭、菜，随你吃，我觉得很有意思。解放军夫妇对我很好，把我当她家的小妹妹。她家宿舍是套房，他们夫妇、小孩睡在里间，我在外间。有时他们还给我找点书报看看，生活过得很轻松。每月的工钱，祖母到时就来取走了，一分都不留给我。这已经成了习惯。以前在家，过年过节，祖母就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到亲友家拜年，人人都会给我压岁钱。只要一出了门，就叫我把钱交给她。
在张姨家只待了四个月。随着小孩一天天长大，要经常抱着走动，张姨说我太小，不放心让我抱，又舍不得让我走，把我介绍到她一个好同事那里。他们夫妇也是解放军，只是在另一地方住，离市中心很近，出大门就是大街。我常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天天背着书包上学校，我很羡慕。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能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这些都是我想得到却总是得不到的。看看别的孩子，想想自己，心都要碎了，觉得自己很不幸，很孤独，没有人能帮助我，还是靠自己去争取吧。
我找父亲说：“我要回来念书。”父亲此时已分配到玻璃厂当会计。我说：“你只需每月给我几万块钱伙食费。”父亲说：“你去报名考试吧，只要你能考上，我就供你。”于是我去报考金碧小学四年级，一考就录取了。
10.居无定所
重新上学念书后，一系列的困难摆在我面前。首先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在金碧路的住房，只剩一小间，由父亲和继母住。这时继母已有了一女一子。一家四口，不容我去住。奶奶搬到了三娘家。四娘、五娘各奔东西。哥哥去当了学徒工。原来一大家子分得七零八落，只有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开始时还跟二奶奶在一起，不久我的幺叔单位为他们分配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离我的学校很远，我不能去。怎么办？我只好跟同班一个要好的同学韩金莲商量。她父亲开了一个杂货铺，二楼是卧室，就在学校对面，两分钟就可以走到学校。我对她说：“我无家可归了，能不能暂时借住你家。”她觉得我很不幸，但知道我自尊心很强，不能有点滴的伤感话。她说：“我很赞成，我们可以一起写作业，多好啊！你最好再给我爸爸讲讲，只要他一句话，我去跟我妈说，她不会不同意的。”这种有家等于没家，有妈等于没妈的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人不管怎么穷，但要有骨气。因此，我从来不对外人说我遭遇的苦难，因为我不需要同情，我只要自己去努力改变人生，与命运抗争。
一天我放学后，到了韩金莲家，对她爸爸说：“大伯，你愿不愿意让我暂时住你们家，上学方便。”其实，我经常到他家玩，他也知道我的情况。他说：“好啊！我有三个女儿，再加你一个也不算多啊！只是只有小阁楼可以住，没有地方了，你爸爸放心吗？”“我爹会同意的。”第二天，在小阁楼上铺上席子，带上简单的行李，这就是我的安身之地了。我很感激他们一家人。他们一家人对我也很好，不把我当外人。我也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一早就到学校，中午在学校午餐，晚上学校不开伙，我经常是在外面小摊上买碗米线、凉粉充饥。多数时间是买一斤土豆，在她家灶里烤烤，吹去灰，喝碗冷水就是一餐。有时他家吃好的，或者我帮他们看铺子了，他们一定要我一同吃饭，我也不谢绝。一般情况，我是等他们家吃完饭才回去。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入了少先队，少先队的辅导员赵老师对我特别好，她把她的旧衣服，或是小了她不能穿的衣服都给我。我也经常穿我哥哥的旧衣服。人家说，不管你怎样女扮男装，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由于我品学皆优，一学期结束或开学，我都会得到学校颁发的一份奖品——练习本、书本、铅笔，或者减免学杂费。
小学最后三年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经常是一天吃一顿饭，饿得面黄肌瘦。过的是流浪生活。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心气又高，不愿被人看不起。在这种苦难中长大，形成了我的倔脾气，又任性，独来独往，什么事都自己做主，不听别人话。特别是逆反心理很强。
一次父亲带我去买布，要给我做套衣服。他要选蓝色、灰色的卡其布，说结实。我非要选花布，花布好看。在布店里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父亲被气走了，我自己买了花布，果然穿不久就破了。
我经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又不肯告诉任何人。一次我实在饿极了，大概几天没吃饭，因为父亲不到学校交费，我就没饭吃。不得已，只好去找哥哥。他当了印刷工人，是我唯一的亲哥哥，找他帮助理所当然，想让他给我伙食费。不料他说：“没有！过去你常向父亲告我的状，让我挨打，父亲只喜欢你，你去找他吧！”我说：“你要知道，我是饿着肚子来找你的，你这么无情，以后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再找你。”说完甩门走了，从此不再理他，街上见了，形同路人。1955年他参军，父亲在餐馆为他送行，我们虽见了面，但我也不跟他讲一句话。
1954年与小学同学合照。
11.找到生母
父亲负担很重，一个月只有四十多元工资，要养活五口人，包括继母及弟、妹，加上我。继母虽然有工作，但她的收入从不拿出来维持家庭生计。妹妹上小学，弟弟只有一岁多在幼稚园。
在我念五年级时，在放学路上，有位娘娘突然叫住了我。她说：“小妹，你不认得我了？”我看了她一会儿，叫她娘娘。她说：“好久没见到你了，你长大了，可这么冷，你穿得太少了。我听说你经常饿着肚子也要上学去，你爹也不管你。”我笑笑没说什么。她说：“你怎么不去找你妈呢？她应当管你。”我说：“奶奶说我妈早死了。”“小妹，你相信我，你妈活得好好的，你奶奶骗你的。你妈妈离开你爹后，过了几年就跟一个医生结婚了，现在有好几个孩子。她就在一家医院当医士，我告诉你地址，你去找她。只是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是我告诉你的，不然他们会来怪罪我。”听了她讲的话，我十分震惊，多年来第一次听到母亲的消息，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但毕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当时戴着红领巾，我庄重地向她敬了一个队礼，表示感谢。
在去找母亲前，我与父亲有段对话。我说：“我现在才知道，我妈并没有死，可你们为什么一直瞒着我，说她不在人世，你也太狠心了。”父亲大吃一惊，呆呆地看着我，沉默很久，说：“以前你小，现在你长大了，告诉你也没关系。我同你妈离婚也是万不得已。你现在要去找她就去吧，只要求你不把我忘记。想起来，我对不住你们兄妹。”看他很难过的样子，我再不说什么，何必让他伤心呢？过去了的事很难说清楚，他有他的苦衷。
我决定去找我的母亲，我多想见到她。自己一个人又不敢去，便约了韩金莲和另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到了她们单位大门，传达室有个叔叔，让我登记。他拿着登记条就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带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她对我们说：“是谁找我？”我迎上去说：“是我找你。”她看了看我说：“找我有什么事吗？”此时此刻，我心跳加快，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毕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又不能肯定她是谁？便说：“我是来找我母亲的，她的名字叫朱明慧。”她看看我，很爽快地说：“你找错了，我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我不知所措，感到很尴尬，想了一下就说：“那就对不起啦，我们走吧！”我们三个人匆忙走出大门，自己也理不清是怎么回事。心想她肯定不是，如果是，哪有自己的孩子都不认的道理。我问身边同学：“你们看她长的像不像我，因为奶奶总是骂我像我妈。”一个同学纠正说：“应当说你像不像她才对啊。”另一个同学说：“我看很像。”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了声音：“喂，小孩，你们等一等。”我们转身看去，刚才那妇女在门口小摊上买宝珠梨。我们站住等她，她过来了，先递一个梨给我，又分别给她俩一人一个。又说：“我带你到后面走走，后边有莲花池，还有陈圆圆的梳妆台。”我们跟着她走，我手里的梨显得沉甸甸的，心里更是有些蹊跷，既然不是我母亲，为什么又要叫住我们呢？我情绪低落，弄不清思绪，心乱如麻，一声不吭跟着她走。这时，天还在下着毛毛雨，我们走过小山坡，跨过铁轨，四周静悄悄，见不到一个人，只听见风声、雨声滴滴答答，树木花草包围着我们。就这么静静地走了近半小时。她突然哭了：“十几年前的事，好像又出现在眼前，你都这么大了。我跟你父亲没感情，我们离婚你奶奶起了很坏的作用。你最小，我原本要带你走的，可是你父亲不肯，一定要留下你。当初我也很困难，活下来都不易，后来找到医院工作。现在我已经有五个孩子，丈夫不知道我过去的事，组织上我也没有讲过，这段历史我隐瞒了十几年。我不是不想认你，顾虑太多。”天还下着雨，真是天灰灰、雨蒙蒙，她的心雨也在纷洒，让我的心更是意冷冷。我不时看看她的表情，很平淡，没有见到多年不见的女儿的激情。母女相见，应当高兴啊！为什么反而感到痛苦，我真有点后悔不该来，我只好说：“你有你的难处，我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一面我就满足了。为了不给你增加麻烦，我以后可以不来找你，今天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她又转过话题，问我生活得怎么样？父亲、奶奶对你好吗？我简单说：“小时候吃了不少苦，有些是你想象不到的。已经过去的事，现在好多了。”天渐渐黑下来，远处已见灯光。我说：“那我们就回去了。”临分开时，她说有事可以去找舅舅，她把地址告诉我了，并往我口袋里塞了两元钱。我朝思暮想的母亲啊，你让我过早体验到了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这时我才觉得浑身冰凉，衣服都湿了。两位同学也陪伴我一天了，其中一个同学说：“你妈有她的难处，但是也太狠心了。自己的女儿都不敢认，这样的妈有跟没有都一样。”她好心安慰我。我说：“她心情也很矛盾。”为了感谢她两人，走到大街上，我把两元钱买了大饼请他们吃。她们又累又饿，衣服也湿了，但没有一丝怨言，反过来安慰我，真让我感动。
二、从没有家到有两个家
此后，我没有再去找母亲。心里虽然经常想起她，但只要她能平静地生活，我还能说什么呢？1954年小学毕业，我进入昆明六中读书，食宿都在学校里。我学习成绩优秀，全班第一批加入共青团，是班里拔尖人物，十五岁时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学校一提起我，没有人不知道。因为有两根诱人的大辫子，浓眉大眼，我好像是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到了初二，我更是活跃人物，当选全校学生会主席。我喜欢歌唱、跳舞，经常上台表演。一天，学校负责伙食的老师对我说：“你父亲有三个月没来交你的饭费了。我知道你在营火晚会上扭伤了腿，不便通知你。”我一听，觉得很难为情，去找父亲。他说：“实在没办法，拿不出钱，怎么办？”我说：“那就停伙，不交钱我怎能厚着脸皮去吃饭。”停伙了，我又是饿着肚子上课堂。不久得病了，拉痢疾，营养不良，我终于发烧躺下了，几天上不了课。老师、同学来看我，他们把情况反映到团委会，引起了团总支的注意。团总支书记来找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困难告诉我们，看你瘦得皮包骨头了。你是青少年，没满十八岁，家长都要负责。”
于是学校出面，去找我母亲的单位领导，想通过领导给母亲及她的丈夫做思想工作。母亲单位的人事处长是院长的妻子，知道我的情况后，很重视，特别约我去见面了解情况。他们夫妇是红军长征干部，见到我后很喜欢我，决定由他们抚养我念书，帮我把欠学校的伙食费补交了。星期天带我去看电影，到郊区旅游，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决定收我当他们的干女儿。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我大两岁，小儿子在幼稚园。不久，我的继父也知道我生母以前的那段婚姻，虽然内心很震撼，觉得我母亲欺骗了他的感情，但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当医生，医术高明，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对我母亲一直很好。这件事发生后，他表示：过去的历史是旧社会造成的，在上世纪40年代，一个弱女子无法生存，才不得不狠心扔下两个孩子。小孩子是无辜的，我们应当把小孩子接到家里来，补偿对她造成的伤害。他还反过来安慰母亲，说他一点都不责怪她。放暑假了，一天，继父和我母亲一同到学校找我，说要把我接回家。回家！我说：“我不去，我已经过惯了没有家的生活。暑假里我在学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还是不去的好。”其实，我也怕影响他们的家庭关系。继父说：“我们特意来接你，你一定要回去。我们跟弟妹们都讲好了，告诉他们，今天我们去火车站接一个从四川老家来的姐姐。弟妹们都很高兴，在家等着你呢！”继父是四川乐山人，他们这么真诚要我回去，盛情难却，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带上简单的物品，跟他们回到了生母的家。看见弟妹的高兴劲，我也很开心。多年来做梦都想有个避风港，有属于自己的小屋子，现在终于有了。生母家的条件比我父亲的家好多了，我有一间十平米的房间，有书桌。在我十五岁时，时来运转，母亲为我买了新衣服，我变得更漂亮了。有的同学称我是校花，经常有男同学围着我转，收到他们的字条。有一天，我在学校学生会办公室练习发言，一个高我一班的体育委员，坐在一边听我演讲，突然站起来，过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满脸通红就跑出去了。当时认为这是流氓习气，从此不再理他。
我同母亲一家过得很愉快，全家八口人，六个孩子，因为小弟弟只有两三岁，还请了一个保姆。白天各自上班、上学，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我开始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大约又过了几个月，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我的红军干爸干妈，长时间不见我去找他们，他们来找我，要我回到他们那里生活。他们也是好心，认为我母亲这边孩子多，负担重，他们可以减轻我母亲的负担。这也有道理。而我母亲认为，这件事已公开了，许多同事都知道了，抚育我成长是她的责任。而我亲生父亲这边也有想法，认为他在我身上花了不少心血，含辛茹苦把我养大，这么大的孩子，又拱手送给别人，心有不甘。他只想我母亲给抚养费，别的不让她管。
1955年与异母弟、妹庆思、庆新合照。
1956年与中学同学合照。
1956年摄。
1957年初摄。
1957年夏初中毕业合照。第2排左起第3人为庆瑛。
这样一来，我变成了有三个家，有三个爸，三个妈。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星期天我都不知道该到哪儿待着。这样的三角关系真的不好处理，我只得顺其自然，东家住两天，西家住两天，只要大家高高兴兴就行了。我这个星期去生母家，下周去干妈家，再下周去我奶奶那里。奶奶住自己女儿那里，我叫“三娘”。三娘家离我学校最近，在初三年级，我学习特别忙时，经常就住在她那里。我奶奶年纪老了，对我也比以前好了。她说：“最靠得住还是女孩子。你爹我指望不上，我心疼你哥，但他参军后连封信都不写，一分钱也不给。只有你还经常给我零花钱，给我找医生，给钱看病、抓药。”只要她明白过来就好，我也不记仇。我一直在给她钱，直到我到北京，我是个穷学生，每月还寄五元，一直到她1970年去世。
三、第一次见到他
进入初三下学期，我已经十七岁了。因为面临毕业，学习更紧张了。考试的名目繁多，我基本上就住在三娘家。我一天三餐在学校，上完晚自习才回到奶奶处。一天，奶奶告诉我：“你幺叔从边疆回昆明了。”他是二老爹的独生儿子，在公路工程局工作，修建从昆明到中缅边境打洛的公路，长年累月在工地上。他写信回家，因为二老爹搬家，没有收到。他母亲因思念他得了病，按今天的医学来说，就是忧郁症，最后跳河自杀了。她就是我小时候在四川照顾我的二奶奶。这时候，他们工程局没有任务，全局人员回到昆明附近的呈贡整训，星期天可以到昆明休息。幺叔回昆明已经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了，他经常到我三娘、奶奶处，有时我也能碰到他。常听到他同奶奶、三娘讲：“我有一个最好的同事，我们叫他‘眼镜’，这是大家给他的雅号。这个人很聪明，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爷爷是著名的大历史学家，与郭沫若齐名，是大学校长。这个‘眼镜’常给我们作报告，讲历史故事。领导器重他，年年当选先进工作者，到昆明、北京等地开会。”这样的话，我在无意中听过好几遍，由此产生一点好奇心，想看看幺叔吹捧的这个同事，到底是个有多大学问的人才。
有一天，父亲告诉我：“你明天到家里来吃午饭吧！你幺叔要带两个同事来家吃饭，他们还要带活鱼来。你喜欢吃鱼，我做好等你。”我听有鱼吃，便答应了。中午放学，一走进门，父亲就让我叫陈叔叔、萧叔叔。我礼貌地叫了一声陈叔叔、萧叔叔。这位萧叔叔，我在三娘家已见过几面，而这位陈叔叔还是第一次见。看他个头不高，人很瘦，穿着很普通，戴着一副眼镜。心想，这位陈叔叔大概就是幺叔常捧上天的那位“秀才”了。我到家，他们已经吃完饭，父亲为我留了一份。我吃饭，他们四人在聊天。我吃完饭，一个人找个角落写作业。一会儿，陈叔叔走过来，拿起我的一本作业，翻看着，说：“你的学习不错啊，都是五分。你很用功，你幺叔常在我们面前夸奖你呢？”我说：“快考高中了，不努力不行。”这时，有道数学题我没搞明白，同时也想考考这个秀才水平有多高，就说：“这道题你说应当怎么解呢？”他很快帮我讲解了这道难题。他给我留下了谦虚、朴实、热情的印象。我与他相识，可以说是缘分，第一次见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幺叔又带着陈叔叔从呈贡到三娘家。他们玩到晚上，因为没车了，决定不回呈贡了。幺叔、陈叔叔就住在奶奶房里。奶奶有咳嗽的老毛病，陈叔叔半夜几次起身给奶奶喂药、倒水，奶奶很感动。第二天对我说：“多少年了，我自己的儿女都没有这样照顾过我，他真好。”
七月，我考高中。按我平时的成绩，是很有把握的，但在考试过程中发生了意外。考数学那天，进考场时才发现准考证落在家了，不能进入考场。我只好拼命跑回去取，再跑回考场，已经过了三十多分钟。考数学，每一分钟都很宝贵。结果数学拉分太多，没有录取。正在难过时，陈叔叔兴冲冲来了，见面第一句话就说：“祝贺你考上了。”我甩给他一句：“谁考取了，你是故意讽刺人。”原来他以为我考取没有问题，看见榜上有一个“曾庆英”，认定是发榜时写错了名字，所以跑来祝贺我。是我错怪了他。他这次来还告诉我另一个消息，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全云南当年考入北大的学生只有四个人。相识的人夸他了不起，中状元了。八月底，他离开了工作五年多的云南，带着单位发给他的一百元路费，到北京上学，也回到他父母身边。我默默祝福他，送他北上时，好像有永远不会再见面的感觉。
四、人生十字路口
我没有考上高中，学校的音乐老师为我惋惜，他要推荐我去考云南歌舞团。我说：“不行，唱歌，我没有那个天赋。”他说：“人家也要跳舞的，考你的强项，全学校只推荐了三个人。”我想就去试试吧！老师带我们去，结果晚了一步，人家已经考完了，不再要人。我的心情很不好，自读书以来，每次考试都一帆风顺。我跟我母亲说：“我还是要继续念书，先上一年补习学校，明年再考吧。”没想到母亲没有责备，还鼓励我不要灰心，明年一定能考上。
这时期，我有几个家，父亲的家，干爹的家，母亲的家，三娘家，但各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父亲那里，我不愿去住，也没有地方住，他四口人只有一间大房。干爹那里条件最好，我一个人一间大房，吃饭到干部小灶食堂，只要平时照顾一下小弟弟。但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对我有些好感，想与我发展成恋人关系，我不愿意，不得不躲他远远的，后来根本不到他家去了。我生母与继父这里是我主要的立足之地，母亲觉得家里负担重，把保姆辞掉了，要我每天带弟妹，买菜做饭，洗衣服。我命比纸薄，心比天高，根本不愿也不会做这些家务事。我从小过惯了来无影、去无踪的生活，有一定的野性，要我天天待在家里做家务，是根本不可能的。三娘那里，奶奶对我态度虽然大变，但毕竟不是我的家。
我好像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下一步怎么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读书是我追求的唯一目标，我决不动摇。我的理想是将来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那样的名牌大学。可眼下又有许多困惑。看到母亲经常同继父闹矛盾，有些事跟我有关，比如继父总是追问母亲的实际年龄，她也总是闭口不答。过去历史的阴影，多少会影响这个家庭的和睦。幺叔每次看到我，都关心地说：“你好像很不开心。我了解你的个性，你既要继续求学，现在就安心晚上去上补习学校。”我说日子不好熬，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地说：“你不是就为了要继续求学吗？如果你到北京去念书，机会肯定比昆明多，条件也会好一些，你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如果你愿意去，我写信问陈叔叔，看他能不能帮忙，先借住他家，考上学校后就搬到学校去。”我说：“那你就试试看。”他很快写信去问他的好朋友陈智超。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抱多大希望。半个多月后，幺叔告诉我，智超家欢迎你去北京。我说：“我还要回去跟我妈商量，征得她同意才能去。”我原以为母亲不会同意，她却说：“北京是首都，是人们向往的好地方，你若愿意去，当然是件好事。只是你还小，一切都要小心。”对我父亲，我只能封锁消息。我找到母亲，已经给他一个打击，他还是很疼爱我的，只是他太窝囊，什么事都不能做主。因此，我只是在走前一天给他发了一封告别信，说过几年我会回来看他的。
我这一走，从此再没能见到父亲。他在家庭经济极困难的情况下，挪用公款三百多元，被判三年劳动改造，到安宁地区，带病劳动。他放心不下年仅六岁的小儿子，一天逃跑回到祖母处看儿子。刚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抱抱儿子，就被后面追赶的人抓走了。一路走一路挨打，再加上那是大灾荒的年代，普通老百姓都饿饭，劳改犯更不用说，大批人死亡。父亲去世不久，劳改队给祖母发一消息，说他病死了。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葬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谜。
五、边城少女进北京
这次我离家是去遥远的北方。对一个十七岁从没有独自出远门的女孩来说，困难不小。我从小没有家的概念，过惯了漂泊不定的游荡生活，离开家就像放飞的小鸟。出于好奇，更为将来能圆上大学的梦，我带着东拼西凑的几十元路费上路了。现在从昆明到北京，飞机只要三个小时，坐火车也有直达车，不到四十八小时。而在1957年年底，交通还不很方便。我带上简单的行李，先坐一米轨的小火车到沾益，住一夜，再换汽车，又换火车，走了六天才到武汉。我实在太累了，脚都肿了，决定休息一天再走。一路上我不敢同陌生人交谈，正好有几位昆明公安局的人到北京学习，得到他们的帮助、指点，也缓解了旅途的寂寞。
智超算好我到达北京的日期，晚上从西北郊的北大赶到前门火车站，扑了一个空。因为我在武汉无法、也不知道怎样通知他改期，害得他担心了一整天，怕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第二晚他再从北大赶来接我，我们在前门车站见面时那种喜悦与高兴，难以形容。他叫了两辆三轮车，拉上人和行李，到他家已近十点钟了。他的父母坐在屋里等我们。他们慈祥、和蔼，一见面就打消了我的许多顾虑。看来我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也不错，特别是他妈妈很高兴，要我赶快休息。
我原来以为，像智超父亲那样的大知识分子，一定住花园洋房，比我幺老爹原来的住处，至少比我干爹的住处要好得多。事实上，他们住的只是普通的宿舍。他父亲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主持全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宿舍和办公楼同在一个大院，是乾隆皇帝的一个公主府。老两口住有套间的两间平房，除了简单的家具外，满屋子都被书架占满了。隔几步有一间独立的小间，有五、六平方米，是智超和他同年入大学的弟弟周六晚上回家住的地方，现在腾出来作为我的卧室。虽然简陋，但我有了自己独立的小天地，可以在这里安心学习。将来要考大学，首先就要自学高中的课程。中宣部当时为没有考上学校的干部子弟办了一所文化补习学校，也吸收附近机关的干部子弟入学。中宣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分别在景山东街的两头，相距不远，经过智超父母的介绍，我也报名入学了。这所学校下午、晚上上课，上午我在家做作业，学习也慢慢走上正轨。同学大多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只有我一个人是初中毕业生，这也促使我要加倍努力。
面临的第一个具体问题是：我同智超是什么关系？他是幺叔的同事，因此以前叫他叔叔，其实他只比我大六岁。我住在他家吃住怎么交钱？我不好意思开口，他父母也绝不会要我交钱。我怎么同他的父母相处？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忙碌、善良、正直、清贫，而我只是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女孩子。周围邻居都有议论：“乐素先生家来了个漂亮的大姑娘，是他们未来的儿媳妇？”我怎样面对他们善意但又带着好奇的目光？所有这些，对我这个涉世未深、阅历很浅的女孩子来说，都是难题。
不久，一个更迫切、更难解决的问题摆在我和智超面前：北京户口问题。当年如果报不上户口，既领不到粮票，也不能上学。而要在北京报上户口，比别的城市更难上百倍。这时，多年不联系的哥哥知道我只身跑到北京，写信骂我：“你是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不经父亲同意就跑了，害得他老泪纵横。你必须马上给我回来。”我回信：“我到哪里是我的自由，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我就是死在外面，与你无关。我在昆明饿得快死的时候，你管过我吗？”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有一阵，真想赶快回去，在北方生活不习惯事小，许多问题我不会处理，户口更是个大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智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很敬佩他，过去把他当叔叔，出门在外，总是拉着他的衣角走。他去北大读书，当时又有各种政治运动，不一定每个星期天都能回家。但只要周末一回来，就帮我补课，成了我的家庭教师。讲历史、语文、政治，每周布置作业，下次回来还批改作业，打分。面对面的辅导，我看他的牙齿这么洁白，他看我浓眉大眼，我们的感情开始升温。他问我，叔叔能不能变成哥哥？以前出门拉衣角，如今手拉手了。我想回昆明，他也不让了。再说，我回昆明，回哪个家呢？有家等于没家。我终于决定把智超的家当成我的家。他是个可靠的人，我相信把终生托付给他，他会对我好的。我也很看重他的才气，有上进精神，事业心强，有很强的责任心，艰苦朴实，我相信我的判断能力。
有一次，我笑着问他：“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他说：“你还不知道，1955年我同你幺叔几个人到昆明开会。有一天你去找你叔叔，他送你出大门时，我看见一个还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你没注意我，你走后，我问你叔叔：‘她是谁？’‘她是我侄女。’那次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57年，我们在呈贡整训，你叔叔又把你的一张照片给我看，我把照片留下来了。”我说：“幺叔是有意牵线搭桥了，我还蒙在鼓里。”智超又说：“你叔叔还给我讲了你家里许多情况，我很同情你。”一听到“同情”两个字，我就很反感。我说：“同情不是爱情，谁要你同情？”我觉得这些话伤了我的自尊心，我趁他不注意，又开始了我的逃亡，我又跑了。我身无分文，跑到哪儿呢？我没有回昆明的路费，在北京举目无亲，跑到东四一条胡同里，去找我们文化补习学校团支部的一位同学。她是我到北京结识的最合得来的好朋友，比我大几岁，懂事多了。在她家住了两天，她说：“不要耍小孩脾气了，还是该回去。你这一跑，他和父母一家很着急。北京这么大，他们上哪儿去找你，不能这么任性。”我说我跑习惯了，只要不合我的心意我就跑。她到我们住处，带着智超来把我劝回去。我想在朋友家待着也不是长久办法。两位老人一定很着急，他们对我是有恩的，人们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于是，我决定回去，再也不能给老人添麻烦了。
没想到，我这爱逃跑的野性，从我母亲那里传来，我又传给了我的两个儿子。大孩子因受我责骂，躲到街边烤白薯炉边过夜。小儿子跑得更多，十一岁时只因为我批评了他，从北京跑到青岛，以后又几次离家逃走，让我们找了好多天。这时我才体会到，我往外跑后家长着急的心情。
按道理，智超和我当时都在学习，虽然他每个月都有几十元的调干助学金，但经济也还不能完全独立。我们虽已确定了恋爱关系，原打算我大学毕业后才结婚。但要报上北京户口，最现实可行的办法，只有结婚。
我与智超终于走上婚姻的殿堂。当我们去登记结婚时，工作人员看我还小，特意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问我是不是自愿的。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自愿和他结婚的。”工作人员这才发给我们结婚证书。
因为我们都是穷学生，又不愿增加父母的负担，我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很有特色。一个周六的晚上，他父亲在家中准备了糖果，请来了出版社的社长、副社长、总编辑和编辑室的一些同事。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进了屋，对我们表示祝贺以后就聊开了。他们的谈话同我们的婚礼没有什么关系，只记得社长戴白韬开玩笑似地批评一位编辑说：“老邱，你可不能再生孩子了。你的孩子最多，已经九个了，再生的话就可以编成一个班了！”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结婚最大的花费就是他父亲花了三十元，在他祖父最喜欢的恩成居饭馆设宴招待祖父和其他家人。那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就是我们的新房。我们没有买新衣服、新被子，床单还补了一块大补丁。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匮乏的，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可以说，当时我们还太年轻，还没有完全、真正懂得爱，就像有首歌所唱的，真是“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但从这里开始。我和智超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从青年、中年到老年，手牵手一直走到了今天。
六、终圆大学梦
智超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婆婆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婆婆曾做过乳腺癌的切除手术，身体不大好，而且还要上班，我总想多做些家务减轻她的负担。但我越是主动多做家务，她就越想办法减少我的家务劳动。家里基本上不开火，一天三餐都到食堂打饭，或者到食堂吃饭，这样就不用买菜、生火、做饭，甚至不用洗碗。大孩子出生以后，她也退职了，帮助我照顾孩子，减轻了我许多压力。
我过去喜欢当医生。在小学、中学，我最愿意当小卫生员，为同学们包扎小伤口，点眼药。白衣天使在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我最初也准备报考医学院，但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来到公婆家中，四周都被历史书包围着。公公有时还让我帮他查找资料，训练我阅读古文、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比如他曾让我把《续资治通鉴》中有关岳飞的材料摘录出来。我中、小学时历史课的成绩好，有一定基础，再加上环境的熏陶，我逐渐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终于决定改学历史。
我初中毕业到北京，本应补习三年再考大学。但自从明确改学历史后，我用两年时间补习完高中三年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并通过了考试。我觉得可以去参加高考了，即使失败也可以积累经验。我在1959年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考试结果揭晓，我被中央民族学院录取，公婆亲自送我到大学报到。
1961年与长子超英合影。
1964年春赴云南毕业实习时在昆明与母亲合影。
虽然实现了多年上大学的愿望，但我清楚地知道，为了完成学业，我需要比其他同学付出更多的辛劳。我的小学学业是断断续续的。高中不但比别人少念一年，而且偏重文科，没有受到完整的系统的高中教育。我还有家庭、孩子的牵累。我也不比别人聪明。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我的学习机会来得很不容易，我要加倍珍惜。所以在大学的五年中，我的活动路线就是宿舍——教室或图书馆——食堂——图书馆或教室——宿舍。在班里是很用功的好学生，周末回家，也尽量抽时间看书。智超只要有一点空闲，就给我讲古文、讲历史。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以优秀成绩毕业。五年学习生活中，我们经常下厂、下乡劳动。我们曾到京郊大兴县黄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去就是三个月。毕业前到西双版纳实习，一去也是三个月。智超只能在周末回家，小孩全靠爷爷、奶奶照顾。没有两位老人的全力支持、援助，我也不可能安心完成大学学业。他们的恩情，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七、教师工作三十年
1964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铁路第二中学任教，走出大学校门又走进中学校门，但角色转换了，由学生变成老师。
当我走上教师岗位以前，智超的祖父、大史学家、大教育家陈垣先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他七十年教书的经验，对我再三叮咛，语重心长。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在以后的教学中严格遵守的是这样两点：第一、你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认真备课，每一堂课都要好好准备，准备好了才能给学生讲。讲课内容，首先要老师自己弄懂，自己要清楚明白。如果你自己都不明白，糊里糊涂，怎么能让学生听明白？第二、当好老师，板书要写好。如果你在黑板上字写得不好，不端正，你讲得再好，学生也会看不起你，影响教学效果。听了他这番话，我抽空练毛笔字。他听说以后，特意让人送了一本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给我。
我一到学校，领导就让我上堂讲课，并让我当一年级女生班的班主任。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我由怯场到能够自如、从容地讲课，也能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受到她们的欢迎。我比她们大十岁左右，她们把我当做知心的大姐姐。有两三位同学更是一下课就跟在我后面转，成了我的“小尾巴”。有的学生至今还和我保持联系。
好景不长，不久“文革”就爆发了。先是斗所谓“黑帮”、“走资派”，然后是两派斗。我在“文革”初期没有跟着“造反派”走，所以到“文革”中后期“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被推为学校革委会委员，主持全校复课工作。“文革”结束，百废待举，被严重摧残的高等教育也在恢复，我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教的仍是我的老本行——历史。大学和中学不同，教师除了讲课以外，还要从事专业学科研究，并不断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中。我在一些著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同智超合作，校补了他祖父早年编纂的《道家金石略》，达到二百四十万字，被誉为道教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期间还曾到法国进修。
正当我想进一步施展才华的时候，厄运又一次降临在我头上。我去法国进修前，单位一位领导要我到法国后也为他找一个进修的机会。我确实尽力了，但没有成功。谁知他恼羞成怒，在我将取得学位时，急令我回校上课。但当我放弃学位答辩，按时赶回学校，他又说已将课程安排给他人，不好改动，要我先备课，待下学年再开课。然后又以教学工作量不足为由，在与法定退休年龄还差七年的时候，强行把我列入退休名单中。有的人看我几次出国，得了“红眼病”，也趁机落井下石。权力战胜事实，我虽多次申诉，毫无效果。
八、不是结尾的结语
我被迫提前七年退休到现在已十三年了。这些年我过得很充实。我做了许多从前想做但没有时间做的事。我出版过专著，发表了一些引起好评的文章，到日本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和智超合作出书，陪他到美国讲学，到欧洲旅游，等等。
2008年12月，与智超及长孙浩宁合影。
2009年12月与智超合影。
回顾我这六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很不平坦，但我都闯过来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多少好心人，老师、同学、亲人。每到关键时刻，我总会得到善良人们的无私帮助，我心中铭记着他们。
幺叔始终关心我的成长。我考上大学，以后又当中学、大学教师，他都深感欣慰，为我祝福。可惜他没有看到我后来的成就。他不幸得了直肠癌，1986年他五十三岁就丢下三个孩子与世长辞。
公婆对我很宽容，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女儿。我做错了事，他们从不指责，而是开导。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传统美德与学者风范，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教育了我。
我的小学同学韩金莲和她的父母，在我无家可归时接纳了我，使我在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小学学业。她们对我的恩情不是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了结的。我最近回昆明，千方百计找到了韩金莲，几十年不见又重逢，万分欣喜。只可惜她的父母都已去世了。
现在就是对我祖母，也会想起她曾对我的点滴好处。她的结局是悲惨的。“文革”中，家人都要参加运动，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在家。天冷烤手炉，不小心点着了被子，等家人下班回家，她已被熏死了。她是信佛的，我愿她的灵魂在西天安息！
我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最近我同我当过班主任的那班同学聚会。她们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能升高中，但经过自己的努力，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成绩。当年一个老爱提问题、发表意见的同学，现在是有名的大律师。班长则当了共和国的大使。我为她们感到高兴。
我的两个淘气的儿子，现在都已成家立业。有时我会开玩笑的对朋友说：“我的遗憾是小时候没有母亲，进入老年没有女儿，人们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
2000年在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大会上与王光美同志合影。
2001年1月在与启功先生商讨《陈垣全集》编辑事宜时合影。
2004年与孙女赛琳合影。
与朋友们合影。
我不比别人聪明，也没有成长的好环境，但我肯下工夫，坚持下去，在平凡的岗位上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因此我没有虚度年华。我和智超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的考验，已经从青年进入老年，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白头偕老，将携手共度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自己觉得好，做得对，活出我们自己，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