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我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重新振作起来。”谈到1923年11月8日至9日政变的失败时，希特勒言简意赅地表示。毫不奇怪，继维也纳艺术院校拒绝了他之后，这是希特勒的人生中第二件令他极度失望的事。作为一个民粹主义政治家，他经历过４年看似势不可当的崛起，现在却将跌回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命运以及他从事的运动似乎都已无可挽回。“慕尼黑政变标志着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们确定无疑地完蛋了。”《纽约时报》评论说。
按照巴伐利亚的法律，叛乱者们本应在监狱里待很多年，出狱后也不可能再有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可是由于巴伐利亚司法部门的宽纵，国社党党魁只被处以最轻的刑罚。他还得以把法庭当作表演的舞台，把一次外行的叛乱行动诠释成充满英雄气概的失败。于是这次失败的政变俨然成为国社党政党神话的中心基点。在统帅堂前殒命的政变参与者被视为“运动烈士”。希特勒特意将《我的奋斗》第一卷献给他们。自1933年之后， 每年11月8日和9日是纳粹党节庆活动的高潮期。每次希特勒在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对“老战友们”发表讲话时，他必然提到1923年秋天的事件，每年庆祝活动结束时他们都会仪式性地重演当年进军统帅堂的游行。
1923年的开端伴随着爆炸性的事件。1月11日法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进驻了鲁尔区，以此作为德国拖延支付战争赔款的惩罚。随后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高涨的民族主义令某些观察家回想起了1914年8月初的民族情绪。无党派的国家总理威廉·库诺（Wilhelm Cuno）——他在1922年11月成为资产阶级少数派政府的首脑——宣布进行“消极抵抗”。莱茵和鲁尔地区的经济生活进一步陷入停滞。占领国以制裁作为回应，逮捕罢工者，没收铁路和矿山，而这些举措又再次激起德国人的愤怒。“1923年将成为决定德国命运的一年，它关系到生死存亡。”巴伐利亚民间武装的创立者福斯特拉德·格奥尔格·埃舍里希（Forstrat Georg Escherich）预言。
出乎支持者们的意料，希特勒并没有参加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抗议浪潮应该转而针对所谓内部的敌人。1月11日晚上，也就是鲁尔区被占领的当天，希特勒在王冠马戏场再次用最严厉的措辞不遗余力地攻击“11月罪人”。“他们向旧帝国军队背后插刀”，从而剥夺了德国的自卫能力，并且使它 “彻底地被奴役”。“只有当这些罪人们被追究罪责并接受应有的命运时”，“德国对外的新生”才有可能实现。“关于统一战线的废话”只会让民众忘记这个任务。顺理成章的，希特勒拒绝参加祖国联合会1月14日在慕尼黑召开的反对“死敌”法国的群众大会。这位国社党主席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早就明白怎么做一个有独立性的政治人物。
“消极抵抗”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国家只有靠毫无节制地印刷钞票才能满足停工企业继续支付工资所带来的巨额开支。战后已开始的货币贬值正在飞快地加速。中产阶级和工人发现自己的储蓄一夜之间被掠夺，而冒险家和投机商却趁机敛取了大量的财富。伴随着货币贬值的是社会道德准则的大滑坡：玩世不恭主义获得了胜利。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德意志历史》中描述了那一代人戏剧性的经历：“我们经历过战争游戏，感受过战争结局的震撼，在革命中上了一堂幻灭的政治课，现在我们面前又在每天上演着人生规则全部崩溃、年龄与经验统统变得一文不值的活剧。”
货币贬值引发并加剧了世界末日的情绪，所谓“通货膨胀圣人”——向主吁求的巡回布道者们——纷纷登场，例如被称为“图林根的弥撒亚”的弗雷德里希·穆克·拉姆贝蒂（Friedrich Muck-Lamberty），他和他的舞蹈表演团把老百姓迷得晕头转向；还有前香槟酒商人路德维希·克里斯蒂安·霍伊瑟尔（Ludwig Christian Häusser），他在演讲时运用了现代广告技术的宣传手段，一时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地区，地位下滑的社会阶层、面临下滑威胁的社会阶层把他们的救赎渴望和复兴幻想主要寄托在了希特勒身上。国社党是此间灾难性的社会局势的主要受益者。“由于入场券和啤酒价格不菲，很少再有人参加政治大会，而国社党的集会场所里却始终挤满了人。”慕尼黑警察当局的报告中写道。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会场，他们被希特勒反对犹太资本主义的“投机商”和“高利贷者”的长篇大论——由于广大民众突如其来地失去了财产，这些话听上去很有道理——吸引住了。在慕尼黑，国社党“比其他右翼党派更强大”，在其他许多城市里“运动也在发展壮大”，鲁道夫·赫斯在1923年初写道。从1923年2月到11月，国社党新增添了35000名新党员，这样一来政变时期的国社党党员总数激增到55000名。据科尼利厄斯街办事处的女工作人员玛利亚·恩德斯（Maria Enders）回忆说，短时间内入党的人如此之多，她几乎来不及填写登记卡了。
从1922年秋季开始流传着国家社会主义者即将搞政变的传闻。11月初哈利·凯斯勒伯爵从刚由慕尼黑返回的外交官、作家维克托·瑙曼（Victor Naumann）口中听到，希特勒和埃塞尔已经把“大街小巷完全掌握在手中”，每天都可能对“犹太人和柏林”发难。他们拥有“一大批组织有序并配备武器的追随者”，国防军“无法抵御”。1922年11月，莱辛菲尔德·克夫勒的继任者、新的巴伐利亚总理欧根·冯·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BVP党）向美国驻慕尼黑的领事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保证，希特勒缺乏“让他从演说家朝前更进一步”的名望，他“丝毫没有墨索里尼的素质”，他也“不可能像库尔特·艾斯纳那样取得成功”，“他没有相应的头脑，此外与1918年的情况不同，政府目前也已经做了防范”。此处再一次显示出人们对希特勒的低估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但是并非所有巴伐利亚政府的官员都同意邦总理的观点。巴伐利亚内政部的官员约瑟夫·策特尔迈尔（Josef Zetlmeier）在1922年12月中旬的一份文件备忘录中认为纳粹运动是“国家的危害”。因为只要他们把其“黑暗思想”中所包含的“反对犹太人、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对银行资本的内容在行动中部分地贯彻实施”，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和混乱”。迄今为止，所有针对希特勒的提醒告诫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这不足为奇，原因在于“一场导向独裁的运动所具有的能量”。策特尔迈尔敦促政府放弃迄今为止对国社党采取的容忍态度。
由于不断传来政变谣言，巴伐利亚政府也确实提高了警惕，它对国社党计划1923年1月底在慕尼黑召开的全国党代会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因此国社党原定在国王广场举行的中心集会被禁止了，政府根本不允许他们举行任何露天的大会和游行。1月25日在与珀尔纳的继任者警察局局长爱德华·诺尔茨（Eduard Nortz）激烈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希特勒威胁要通过武力践行上街的权利。“政府可以开枪射击，他将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可以开枪打死他。”第一颗子弹将会引发“红色的浪潮”，两个小时之后“政府就将完蛋了”。“我们走着瞧吧！”说完这句话后国社党主席冲出了房间。巴伐利亚政府认真对待希特勒的威胁，它宣布全巴伐利亚在1月26日进入紧急状态，假如不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资助者帮忙的话，也许希特勒又要遭受一次重大挫折。通过罗姆和里特尔·冯·埃普的斡旋，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Otto von Lossow）少将接见了希特勒，希特勒向他做出了决不进行政变的承诺。他对当时的上巴伐利亚政府总统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也同样做出了庄严的保证。之后洛索夫和卡尔在克尼林总理那里进行了干预。1月26日晚，他和警察局局长诺尔茨再次进行了会谈，希特勒的态度忽然软下来，他“以他的人格与名誉担保，党代会的过程将会完全无可指摘”，随后党代会被批准在有某些限制的条件下举行。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遵守他的承诺。1月27日晚上国社党举办了十二场大会，而不是得到批准的六场大会。“像救世主般得到众人欢呼的”希特勒在每个会场上都发了言，他没有放过对克尼林政府冷嘲热讽的机会。“是啊，总理先生，您从哪里知道，我们国社党员想要进行政变了？哦，对了（讥讽地），送奶女工说了！电车售票员也说起过，一个女接线员听到了电话里的一段对话。还有（得意扬扬地）《慕尼黑邮报》上写了！”国社党根本无须进行政变，因为它不是“一个垂死的政党”，而是“一个力量和人数在日益增长的年轻的运动”。它可以静待那一天的到来。到那时不用再政变了，“一阵风”就能把政府吹跑。
在3天的党代会期间，慕尼黑进一步落入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手中。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列队行进的冲锋队。他们对国家禁令的公然蔑视让邦总理颜面大失。符腾堡的公使卡尔·莫泽·冯·费尔泽克（Carl Moser von Filseck）汇报说，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彻底出了丑”，他们的威严“遭到了可悲的打击”。但是国家权力在巴伐利亚的代理人还是继续姑息迁就，他们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对希特勒和他的运动采取绥靖策略是徒劳的。他们担心，一旦立场坚定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可能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在保守民族主义的圈子里，国社党被视为与社会主义左翼政党进行斗争时可以利用的盟友。连巴伐利亚国防军高层也从“他们的宣传能唤起工人阶级的民族意识”中看出“希特勒运动的健康核心”。后来洛索夫将军在希特勒庭审时说：“我们不想暴力镇压希特勒运动，而是使之具有可行性并促成其实现。”
除此之外，国防军的领导层还将这些军事团体看作发生冲突时可以倚重的秘密后备军。1923年2月初，在恩斯特·罗姆的推动下成立了“爱国战斗同盟的工作联合体”，其核心除了冲锋队之外还有“高地联盟”和“德国战旗”组织，其军事领导人是民间武装组织的前参谋长赫尔曼·克里贝尔（Hermann Kriebel），国防军承担军事培训的任务。加入工作联合体之后，冲锋队的性质改变了——他们从党军变成了军事组织。新指挥官赫尔曼·戈林按照军队的模式重新整合了它：百人团变成冲锋连，后来又改编成冲锋营和冲锋团。希特勒在1923年4月中旬起草的备忘录中开诚布公地表明了工作联合体自身的任务：“（1）夺取政治权力；（2） 无情地清除国内的敌人；（3）通过培训对全民族进行精神意志教育，为了有朝一日民族能重获自由，那一天将终结11月叛乱的时代、为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与巴伐利亚官方不同，这些战斗组织显示出在法外行事的决心。4月15日他们在慕尼黑以北的弗吕特马宁格尔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集训，在返回的途中闯入了邦议会的禁区。国社党主席挑衅式地在摄政王街普鲁士公使宅邸前组织游行。“希特勒一定是个自大狂。”巴伐利亚外交部新闻处的领导人对这次警察无法制止的行动发表评论时说。
与此同时，年轻的冲锋队员在慕尼黑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强迫布里纳尔街的一个书商把他们看不顺眼的书从橱窗里取下来。后来书店老板写信给希特勒，愤怒地指责“这些小混蛋的专制”。在希特勒的一次集会之后，一个妇女由于听演讲时做笔记而被会场纠察侮辱性地搜身。她的女伴，一个执业女医师愤怒地表示：“我们遭遇到赤裸裸的恐怖活动，比艾斯纳时代更糟糕。”走在路上的犹太人被当街殴打、遭到暴力袭击；犹太店主被当众非难，因为据称他们“不知羞耻地煽动别人反对希特勒的事业”。
4月底希特勒决心再和巴伐利亚政府较量一下。他觉得5月1日是个合适的日子，不仅因为它的象征意义——在左派眼里这一天是工人运动的传统斗争日，而在右派眼里它是1919年从苏维埃共和国手中“解放”巴伐利亚的日子。当政府表态不会禁止社会民主党（SPD）和工会在特雷西娅草坪的节日庆祝后，希特勒敦促“工作联合体”的领导人“阻止赤色分子的游行”，而且“动用武力主动干预”。5月1日早晨，约2000名携带着卡宾枪和机关枪——他们无视洛索夫的明确禁令从国防军军火库里弄到的武器——的武装人员集结在慕尼黑北部的欧伯维森菲尔德地区。可是，当他们还在进行军事操练时——在场的希特勒头戴钢盔，胸前别着一等铁十字勋章——巴伐利亚精锐警察部队已经包围了欧伯维森菲尔德，同时国防军也在军营中待命。这一回巴伐利亚和国防军领导人显然想接受挑战，向希特勒指出他的权力界限所在。“主要由于治安警察部队毫不犹疑的坚决态度，在欧伯维森菲尔德集结的那些人的行动企图才没有得逞。”慕尼黑警方在总结报告中说。
中午国防军司令出现了，要求他们交出偷窃的武器。克里贝尔和其他几个头脑发热者想拒绝这个要求，但是希特勒担心会引起与国防军以及警方的武力冲突，他知道那将导致他所有的政治抱负付诸东流。于是这些武装分子交出了武器，离开了场地。此前在特雷西娅举行的5月群众大会这时已经结束了，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慕尼黑人松了口气，他们担心的冲突没有发生。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个无声无息的结局是他受到的又一次重大挫折——他在元首总部独白时还提到“人生中最丢脸的事”。虽然他给失望的冲锋队员们打气——“我们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可他无法掩饰5月1日的惨败让他颜面大失的事实。“希特勒没有明确的目标，他被他身后渴求拯救‘行动’的人们推动着。”福斯特拉德·埃舍里希写道，2月份他第一次遇到国社党主席，对此人印象不佳，认为他是个“只会喊口号的小煽动家”。现在很明显他在指责希特勒没有坚决地制止队伍中的“亡命之徒”。有些观察者认为，希特勒的影响力已经在下跌，美国领事墨菲向华盛顿汇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走下坡路”。可这只是一个错觉。希特勒运动只是因为5月1日的失败而暂时性地有所收敛。
根据内政部的提议，巴伐利亚检察院针对希特勒“纠结武装团伙”一事展开了刑侦调查，这位国社党领导人自然很不舒服，该罪名可能导致他坐几个月的班房。希特勒威胁说，他将在庭审时披露冲锋队、武装团体和国防军合作的内幕，1922年8月上任的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弗兰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下令，为了国家利益，检察院应该把案件庭审时间推迟到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调查就此搁浅。它再一次证明，政府当局的姑息态度非常不利于抑制住希特勒想要行动的欲望。
经历了过去几个月的诸多大事之后，希特勒觉得自己需要休养，于是有一段时间他退出了公众事务。他去了贝希特斯加登山区隐居，他的朋友迪特里希·艾卡特为了逃避追捕已经在当地住了很久。希特勒用“狼”的化名住进了“莫里茨客栈”，这是他喜欢的比希纳夫妇开的一家客栈。那一次，就像他后来承认的，“当地风景让他着了迷”，“上萨尔茨贝格在我的眼里变得极其美好”。大家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说服他参加祖国联合会6月10日在慕尼黑举行的纪念里欧·施拉格特尔（Leo Schlageter）的活动（施拉格特尔在被占的鲁尔区进行了多次爆炸袭击，5月26日被法国人判处死刑，按照军事管制法被枪决）。在发表演说之后希特勒立刻返回了度假的桃花源。7月底鲁道夫·赫斯去看望他，发现他的状态很好：“希特勒正舒适地在山间休养。乍一看到他穿着露膝的皮裤和衬衫的样子，让我有点不习惯。他的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
约阿希姆·费斯特认为，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中又恢复了“睡懒觉和百无聊赖的故态”。可是赫斯的话证明完全不是这样的：“他的生活很辛劳，每天的事情从早晨排到晚上——一个会谈接着一个会谈，中间几乎没有吃饭的时间。”希特勒刚得到一辆梅塞德斯奔驰车，他可以开着车舒服地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开会地点。
1923年夏季后日益恶化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也让这位党主席无法再置身事外了。通货膨胀逼近了顶点。“8月份一美元能兑换一百万马克，”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回忆说，“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时呼吸有些停顿，似乎它宣告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14天之后我们忍不住想大笑了，因为它似乎获得了冲破百万界限的新能量，美元升值的速度快了十倍，开始以亿和十亿为单位向上升。到了9月份，百万已经没有实际价值了，货币单位变成了十亿。10月底是万亿。”
货币无止境的贬值加剧了广大民众的困窘和绝望。8月底，一份来自施瓦本的报道描写了当地民众“极度郁闷”的情绪：“很多家庭面临着失业和饥饿，没人知道怎么避免危险。”上巴伐利亚政府的总统在10月份报告说，现在的社会情绪与1918年11月很相似：“不少人认为，即使现在砸碎一切也没关系了。”
抗议、罢工和粮食暴乱的浪潮震动了全国。8月份库诺重新执政。德国人民党（DVP）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成为新的国家总理，他原本是个热烈的吞并主义者，在“一战”中是鲁登道夫的拥趸，后来转变为清醒的共和政体拥护者。他建立了一个大联盟的内阁，除了DVP之外，还包括德意志民主党（DDP）、中央党（Zentrum）和社会民主党（SPD）。新政府面临着结束恶性通货膨胀的艰巨任务。因为没有货币的稳定就无法实现经济的复苏。而货币的稳定又要以结束造成财政破产的鲁尔地区的斗争为前提。1923年9月26日，国家总统和中央政府宣布终止“消极抵抗”。右翼政党立即掀起了疯狂的运动，反对在他们眼里的施特雷泽曼和大联盟政府的投降主义政策。
在反对“赤色柏林”的仇恨情绪一向比其他地区更加明显的巴伐利亚邦出现了抵抗活动。1923年9月1日和2日祖国联合会参加了纽伦堡的“德国日”。“街头变成了黑白红和白蓝旗帜的海洋”，纽伦堡—菲尔特警察局报告说，“群众蜂拥而来，马路上、人行道上和窗户后到处是人，山呼海啸的‘万岁’呼声将贵宾们和他们的专列包围了。这是成千上万失去信心的、恐惧的、被践踏的、绝望的人在看到将他们从奴役和痛苦中解救出来的一束希望之光时发出的欢乐呼声。许多男人和女人站在那里，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而哭泣着。”
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在纽伦堡成为并肩战斗的盟友。1921年鲁道夫·赫斯把国社党主席引见给鲁登道夫。他很高兴能认识那位 “一度顶礼膜拜”的战争英雄，1924年2月希特勒在人民法庭受审时说。鲁登道夫则在口供中说，自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他“看着希特勒成长”，他意识到，“这个人能够理解民众，具有能救民于水火的高尚道德情操。”“我和希特勒先生就这么结识了”。这位战争英雄对希特勒来说特别有价值。一旦和鲁登道夫结盟，他可以在实施颠覆计划时寄希望于国防军的支持。正如他在5月1日学到的教训，没有武力的支持，行动从一开始就会失败。
纽伦堡活动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成立了“爱国战斗同盟”，武装团体的活动核心——冲锋队、高地联盟和国家战旗队合在了一起，克里贝尔依旧充当军事指挥官；埃尔温·冯·朔伊布纳·里希特（Erwin Scheubner-Richter）是总务主任。9月25日希特勒担任“战斗联盟”的政治指导员。其“活动纲领”毫无疑义地揭示出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打垮马克思主义”，而战斗联盟只有“在巴伐利亚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才能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民族革命不应早于在巴伐利亚夺取政权的时间，掌握国家政权是民族革命的前提条件。”
由于他不断做出“民族革命”即将到来的承诺，右翼阵营也产生了立刻推翻政府的希望。于是又出现新一轮的政变传闻，加剧了狂热的激动情绪。希特勒和他的运动面临日益增长的行动压力。很快那一天会来到，他无法“再挽留住”手下人，慕尼黑冲锋团的领导人威廉·布吕克纳（Wilhelm Brückner）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行动，这些人就会作鸟兽散。”
9月和10月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邮件山一般堆积在国社党的办事处。人们在信中越来越急迫地敦促希特勒采取行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寄托在这个“巴伐利亚的救星身上”，这个“将用铁扫帚清扫奥吉亚斯牛圈”的人。通过“真正有力的行动”——如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能为德国做出“莫大的贡献”。人们日日期待“冲锋的信号”，他们祈祷“上帝引导我们的希特勒先生取得彻底的胜利”——这是大部分信中的论调。一个住在上流街区博根豪森的慕尼黑女子，两年以来一场不落地听了希特勒在王冠马戏场的演讲，为了得到一个好位置而长时间排队等候，目的是“听清他说的每个词、他的每种音色，在最近的距离向可敬的元首呼喊万岁。”她在11月初写给希特勒的信中说，“为了终将来到的解放日，现在万能的主将让您的手臂像您的言辞一样有力。”他们强烈表达出的对元首的虔诚信仰也让国社党领导层更加确信，他们不能再拖延着不把计划付诸行动了。
希特勒在王冠马戏场做的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也让人们的期待进一步增温。一种“伟大的感觉”占据了德意志民族的心灵，“不能再这样下去了”，9月5日他宣布，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从柏林进军，以慕尼黑为终点；要么从慕尼黑进军，以柏林为终点。9月中旬，赫斯亲眼看到，在霍夫的德国日活动中，希特勒像未来救世主一样受到民众欢迎：“转瞬之间六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外面还站着徒劳地等待入场的观众……在大厅里，他忽然似乎又被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附体了——我完全听入迷了，不由得牙关紧咬……在大厅里有很多优秀的头脑和富有批判精神的头脑——但最终所有人都激动得忘乎所以。”
“什么时候动手？”这个问题让人情绪激动。希特勒本人对动手的时间也拿不准。赫斯觉得他“有意定在”9月中旬；希特勒感觉到了“他的责任……关于动手的时间，关于他做出的引爆火药桶的决定。”按照国社党主席的计划，9月27日，仅慕尼黑一地就将举行十四场群众集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决定即将出台的序幕。
图13：国社党在王冠马戏场召开的群众大会，希特勒是大会上的演讲者，1923年慕尼黑——希特勒政变之前（摄影者：海因里希·霍夫曼）
但是后来发生了希特勒意料之外的事情：9月26日克尼林内阁实行紧急状态，任命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为掌握准独裁实权的“国家最高专员”。这一步棋既是针对刚刚宣布结束“消极抵抗”的柏林政府，也是针对希特勒运动，其日益明显的准备搞政变的姿态已经无法再瞒过巴伐利亚政府的耳目了。卡尔的第一个举措是禁止国社党原定于9月27日召开的十四场群众大会。希特勒立即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可是却没有达到“取消禁令”的目的。接下去国家最高专员和国社党主席的关系紧张起来。希特勒显然想和卡尔公开划清界限：他只是个“平庸的官僚，缺乏政治本能和坚定的意志”，因此他也不是能“领导一场决战的合适人选”。希特勒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只有他本人才是“伟大的德国自由运动之先驱”。
于是，整个10月份，慕尼黑笼罩着紧张的高压气氛。两个主要当事人，一边是卡尔，另一边是希特勒，像两只狐疑的公猫一样转着圈互相对峙着。富有诱惑力的争取和赤裸裸的威胁轮番上阵。在政治手段和心计迭出的混乱棋局中，连局内人都很难把握方向。此外巴伐利亚和中央政府之间严重的矛盾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9月26日，作为对巴伐利亚任命卡尔的回应，国家总统艾伯特也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赋予国防部部长奥托·盖斯勒（Otto Geßler）行使行政权的权力。次日他禁止出版《民族观察家报》，因为这份报纸刊登了诽谤国家总理施特雷泽曼和陆军领导人汉斯·冯·塞克特（Hans Seeckt）的文章。冯·洛索夫将军不顾卡尔的反对拒绝执行禁令。于是艾伯特撤销了冯·洛索夫将军的职位。这时卡尔帮了忙，让他继续担任巴伐利亚国防军的总司令。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关系宣告破裂。巴伐利亚实际上由“三巨头”统领着——国家最高专员冯·卡尔、洛索夫将军和巴伐利亚邦警察总监斯·里特尔·冯·塞瑟尔（Hans Ritter von Seißer）。
巴伐利亚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暂时掩盖了三巨头与以希特勒为中心的激进力量以及战斗联盟之间的冲突。但拉锯战仍然在幕后继续进行着。大家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消灭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和建立“民族主义的独裁制度”。但是在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目标、谁来领导、什么时候动手合适等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按照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的想法，“民族主义的革命”必须从柏林开始。他们知道，帝国首都正在酝酿建立“政府管理班子”的计划，新的“政府管理班子”将在施特雷泽曼政府按预期垮台之后执掌政权，它的成员将包括冯·塞克特将军、施廷内斯康采恩的前总经理弗雷德里希·米诺克斯（Friedrich Minoux）以及德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托·维德费尔德（Otto Wiedfeldt）。三巨头决定参与他们的计划。因此，在他们看来很有必要首先在巴伐利亚集中民族主义的力量建设一个强大的巴伐利亚邦，正如卡尔在希特勒庭审时的供词，“让它不要妨碍 ‘政府管理班子’的计划，同时给予他们支持。”换句话说，卡尔和他的亲信们希望不要自己采取行动，而是交给北德的国防军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方面处理。希特勒和他的战斗联盟应该服从巴伐利亚“集中所有爱国力量建立稳定严厉的国家权威”的目标。卡尔在10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记录中解释说，他们的合作是受欢迎的，但是他们应该顾全“大局”，“自行其是令人无法容忍”。
而在希特勒和战斗联盟看来，应该首先在巴伐利亚宣布建立“民族主义的独裁政权”，从这里向“柏林进军”。“在最后的时刻以巴伐利亚为起点着手解决德国的问题：在慕尼黑招募德国政府管辖下的德国自由军。”希特勒在10月23日对冲锋队领导人描述夺权计划时说。在10月23日王冠马戏场的演说中，他表达得更加明确：“巴伐利亚现在有了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必须突破限制，和柏林的一帮马克思主义分子做斗争……我们必须进行斗争宣传，激荡民心。”这个演讲者确凿无疑地表明，政治颠覆将在谁的领导下完成：“对于我来说，只有当黑白红的卐字旗飘扬在柏林宫上空时，德国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希特勒想把政变的军事领导权交给鲁登道夫。他认为，鲁登道夫“一战”将军的光环可以保证把国防军拉过来。但是政治领导权归他自己——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他已经不再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鼓手”，而是看作未来的“元首”了。“一个感到自己负有领导国家使命的人有权利说：当人民期待我或者召请我时，我应该去做事。他有义务这么做。”他在法庭上说出了当时的想法。
三巨头在拖延时间，希特勒则急于行动。不仅由于他在全国的追随者和慕尼黑战斗联盟的战友们的期待，也由于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他不得不这样做。1923年10月底至11月初，国防军出面干涉，反对SPD和KPD组成的萨克森邦和图灵根邦统“一战”线政府，巴伐利亚的阴谋家们觉得有了向德国中部用兵的理由。除此之外，10月中旬“养老保险银行”成立，清楚地表明施特雷泽曼政府也正在采取果断措施进行“货币改革”。希特勒和战斗联盟的领导都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在11月1日与塞瑟尔的会谈中，国社党主席向他保证：“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国防军和巴伐利亚警方，你们不要把我想得这么愚蠢，我不会搞叛乱，我向你们保证。”但是同时他敦促三巨头行动：“现在已经是时候了。经济困境逼迫我们的人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不然我们的一个个政治圈子就会转变成共产主义者。”
11月初塞瑟尔作为三巨头的代表前往柏林试探此地的局势。他在和国防军领导人会谈时说，卡尔面临着“巴伐利亚所有祖国联合会施加的强大压力”，要求他“干涉柏林事务”， 目的是“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独裁政权”。塞瑟尔解释说，这也是他的目的，同时他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必须“走合法的道路”，他绝不同意希特勒和战斗联盟筹划的“进军柏林”。11月6日，卡尔召集战斗联盟克里贝尔统辖的各大祖国联合会领导人开会，强烈警告他们不要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活动：“什么时候进军，只有我能发出信号，其他任何人都不行。”洛索夫表示赞同，并且提起1920年的卡普-吕特维兹政变：“我准备支持右翼独裁政府，只要他们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如果政变在五六天就可悲地完结的话，我绝不会参与的。”
11月6日谈话清楚地表明，三巨头不准备采取行动，他们想静观柏林和北德的事态发展，如有可能的话，在事变结束后参与新组建的“管理班子”。可是希特勒在前几个星期已许下夸口的宣言，他不能再拖延着不行动了，“我们不能总让大家准备战斗然后又把他们召唤回来。我们不能总是不断地煽动他们的情绪。现在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决断了。”他在后来的庭审中承认。因此他在11月6日晚上做出动手的决定。翌日在和战斗联盟的会谈中他的决定被批准了。预定的日期是11月11日，1918年的停战日。克里布尔建议说，战斗联盟各支队11月10日晚在弗吕特马宁格尔荒野进行夜间军事训练，以便于次日进军慕尼黑。但这个计划流产了，因为他们得知，卡尔将在11月8日晚召集慕尼黑名流在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开会。
希特勒从“开会时间在仓促之间决定”这一点推断，卡尔想抢在他前面动手，他怀疑这位国家最高专员想宣布复辟维特尔斯巴赫王朝。1923年11月初慕尼黑已经流传着有关复辟的谣言了。希特勒强烈反对君主复辟。9月份他对秘书弗里茨·劳伯克（Fritz Lauböck）口授打字内容时说过，没有人愿意看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想让彻底堕落的霍亨索伦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及其令人恶心的朝臣们重新接管我们德意志民族的政府”。
因此国社党主席决定把政变的时间提前到11月8日晚上。只要采取突袭的方式占领比格尔布劳豪斯啤酒馆，他们就有机会把巴伐利亚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一网打尽，同时点燃政变的第一把火。三巨头在既成的事实之前只能被迫合作。“我们要让他们被迫妥协，然后他们就没有回头路了。”希特勒把他的意图告诉了汉夫施丹格尔。我们要对这三个魔术师轻轻推上一把，他在庭审时解释说，“最后他们只能跳进他们嫌冷的水里”。
11月8日命令下达到战斗联盟的领导层，部分命令是通过骑自行车送信的方式传递出去的。为了不影响行动给人造成的震撼力，知情者的人数被有意识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清晨希特勒得到了从前在警察局中为他撑腰的恩斯特·珀尔纳的支持，他向珀尔纳许以政变后的巴伐利亚总理之职。这个建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是珀尔纳“心中颇为满意”，“终于有人具备了行动的力量”，“因此当希特勒询问我的意见时，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我愿意一起干。”9点时希特勒打电话把赫斯叫过来，把逮捕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在场的所有巴伐利亚政府成员的任务交给他，“我和他握手并保证将绝对保密，后来我们到傍晚才分开。”
中午时希特勒——“手里拿着狗鞭……一副下定决心的阴沉模样”——出现在《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他告诉惊愕的主编罗森堡和当时碰巧在场的汉夫斯丹格尔：“行动的时间来到了……但是不要向任何人吐露一个字。”他俩晚上也应该去比格尔布劳豪斯啤酒馆门外，不要忘记带手枪。就这样叛乱者的内核圈子逐渐接到了指令，由于时间提前了，整个行动显得有些仓促，都是临时安排的。没有周密准备的时间，这也是政变失败的一个根本因素。
比格尔布劳霍夫啤酒馆从8点钟会议开始时就挤满了人，大门外还挤着几百个没法入场的人。卡尔开始演讲不久，门外希特勒就乘坐着他的奔驰车赶到了，陪同他的人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安东·德莱克斯勒——这会儿希特勒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我祝你好运！”据说这位名誉主席干巴巴地说。由于比格尔布劳霍夫啤酒馆门外出乎意料地挤了很多人，希特勒感到担心，随后赶来的冲锋队是否能穿过拥挤的人群而不造成恐慌，如果不能就会影响政变的突袭行动。希特勒急中生智，求助于执勤的警官，要求他们清场，把街上的人赶走。于是就发生了让康拉德·海登日后用调侃的笔调描写的事情：“警察们听从希特勒的命令，为希特勒的叛乱扫清了道路。”
很快载着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的卡车到了。 “希特勒特攻队”——大约有一百人的特别分队（日后党卫军的前身）封锁住大门，包围了整幢建筑。希特勒这天晚上穿着深色的西装，走进大厅的接待室，在那里神经质地踱来踱去。最后，大约在20:45，他把汉夫施丹格尔递给他的啤酒杯往地上一摔，掏出手枪，冲进了大厅，与此同时冲锋队在戈林的指挥下在大门口架起了机关枪。“自然了，他们不会端着棕榈叶走进去。”国社党主席在庭审时为武力登场辩护。希特勒费了一番劲儿 ——“面色苍白，黑色的发绺垂在额前，左右各有一名冲锋队员护持，他们高举的手上也拿着手枪”——才挤出一条通往主席台的路。他站在一把椅子上，离卡尔大约有十步远，因为大厅里还人声鼎沸，他朝天开了一枪。然后他从椅子上跳下来，站到主席台上，用极度激动的声音喊道：“民族革命爆发了。这个大厅已经被600名全副武装的人占领了。任何人不许离开大厅。如果你们不立即安静下来的话，我将让他们在过道上架上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被废黜了。中央政府被废黜了。临时政府建立了。”
随后希特勒要求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跟随他去隔壁房间，他保证他们的安全。“他深感愤怒和厌恶”，卡尔在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写道。同时他暗自指望着警察能在短时间内了结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拖时间。走出去时洛索夫向他的两个同伴低语“假装合作”，三个人通过眼神的交流意会了将要采取的对策。三巨头在那个时刻是否真的取得了一致意见，先假意配合希特勒的游戏以便于蒙骗他？似乎有疑问。因为在隔壁房间里尽管希特勒拿出全套说服人的本事，却还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绝。希特勒满头大汗，口冒白沫，一直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手枪，他喊道：“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无法活着离开这个房间。”然后，他冷静下来，为他做的事情表示道歉，他说他别无选择：“木已成舟。没有回头路了。”他三言两语说明了他对未来巴伐利亚政府和国家政府领导班子的设想：“珀尔纳将成为有独裁权力的巴伐利亚总理。而您”——他转向卡尔——“将成为邦代理执政官。帝国政府，希特勒。帝国军队，鲁登道夫。塞瑟尔，警察总监。”他明白让这些先生点头有多难，他想让气氛轻松一下，“找个下贼船的机会吧”，利诱过后他又加以威胁，“我的手枪里有四颗子弹，三颗留给我的同事们，假如他们抛弃我，最后一颗留给我自己”，说着他做了一个拿枪对准头的动作。对谈判感到“极端愤怒”的卡尔只是冷冷地回答：“您可以逮捕我，可以枪毙我，枪决可以由您本人来执行。死或不死无关紧要。”就这样拖延了10分钟，希特勒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眼下在大厅里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许多在场的慕尼黑富裕市民对刚才目睹的事情深感震惊，纷纷发出“闹剧！”“像在南美！”“像在墨西哥！”的喊声表达他们的不满。为了安抚众人的情绪，戈林登上主席台，他用命令式的洪亮声音说本次行动并非针对卡尔，他们更希望卡尔能合作。戈林还对在场人士反唇相讥，说他们手中还有啤酒，应该感到满足了。他的出言不逊让众人更加恼怒。
后来希特勒返回大厅，接下去发生的事情，让一位目击者——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多年之后撰写回忆录时还觉得无语。希特勒——此前某些在场的人还觉得他是个疯子——竟在转瞬之间完全掌控了局面。通过简短的演说——“演讲中的杰作，足以让任何一个演员载誉而归”，他一举扭转了大厅里的舆论——“就像别人翻转手套一样”。“他几乎有魔术师变戏法的本事。”当这个煽动者确信他已经赢得人心之后，他提出一个暗示性的问题：“现在卡尔、洛索夫、塞瑟尔三位先生站在外面，他们进退两难，难以做出决定。我是否可以告诉他们，你们所有人都将支持他们？”“对！”“是！”四面八方传来疾风暴雨的喊声。希特勒宣布戏剧性的结局，声音中满含胜利的喜悦：“明天，要不将出现一个德国民族政府，要不我们将面对死亡！”
这时鲁登道夫在“万岁”的欢呼声中走进大厅。朔伊布纳-里希特受命开车去接他。要说这位将军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大约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下午4点，他意想不到地出现在卡尔家里，当时洛索夫和塞瑟尔也在场，鲁登道夫说，目前“所有种种迫使我们作出决断”。卡尔指出他们已经知道新领导班子即将成立的计划，同时再次拒绝“建立一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右翼独裁政权的想法”，临走时鲁登道夫毫不掩饰地威胁道：“最终人们会动手的。”但是当晚他表现得像被希特勒自作主张的行动搞得措手不及的样子：“我的先生们，我像你们一样惊讶。但是这一步已经跨出去了，它关系到祖国和伟大的民族事业，我只能建议你们和我们一起干，你们也做出同样选择吧！”鲁登道夫的出现立刻扭转了隔壁房间的气氛。手枪消失了，现在大家都在“好言好语地规劝”。唯鲁登道夫马首是瞻的洛索夫首先屈服了，然后是塞瑟尔，只有卡尔还在犹豫。但是最后他还是屈服于对方联合施加的压力之下：“我准备，以王室代理人的身份，接受巴伐利亚的领导权。”希特勒丝毫没想过复辟帝制，但是他需要卡尔的赞同，于是他回答说，“这完全不碍事”，他将告知王储鲁普雷希特（Kronprinz Rupprecht），此次行动并非针对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恰恰相反，他想为王室在1918年11月遭遇的不公进行补偿。他用做作的谦卑态度说：“阁下，我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我将像一条狗一样忠诚地跟在你们的身后。”
希特勒要求诸位先生和他一起进入会场，当众宣布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卡尔再次抗拒了，他不能再走进“刚才他被丢脸地押出去”的大厅了，但希特勒没有接受：“人们将用最响亮的欢呼声迎接你们，在你们面前跪下。”于是在观众们热情的欢呼声中，他们一行人登上了主席台。卡尔漠无表情，脸上仿佛戴了一层面具，他首先发言，申明“他以‘王室代理人’的身份，为了巴伐利亚和德国的利益，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支持本次行动。”然后希特勒和他长时间握手，“脸上露出容光焕发的……几乎是孩子气的、毫不掩饰的愉快表情”，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根据自己的观察描述道。这个场景让他联想到了“鲁特利山谷牧场的民众宣誓场面”（译者注：Rütlischwur，传说1307年11月8日瑞士最初3 个区的联盟者在鲁特利山谷牧场宣誓反抗奥地利）。确实，最初的紧张消失之后，叛乱者们目前处于亢奋的状态。希特勒怀着宗教般的热忱转向会场的观众说：“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将会实现5年前的今天——当我还是一个躺在军医院的瞎子时——许下的诺言：我将坚持不懈地斗争，直至 1918年11月罪人被打倒在地！直至今日德国悲惨的废墟之上重新伫立起一个强盛、伟大、自由和荣耀的德国！阿门！”接下去鲁登道夫发言，“由于克制着内心的激动而脸色苍白”，表示“他愿意利用其在德国政府的已有权力为他们效劳”，洛索夫和塞瑟尔也在希特勒的示意下走到演讲台前宣布了自己的支持态度。希特勒也容光焕发地和他们握了手。他——而非鲁登道夫——是今晚的明星。“鼓手”扔掉了面具，断然申明他将成为“民族革命”的领袖。
在场没有几个人想到，亲密结盟的场面只是有算计的一场戏。“我们都前所未有地深受感动”，希特勒描述那一刻的气氛。大多数与会者都感觉到，他们参与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随后当大家唱德国国歌时，有人因为过于感动而无法跟唱。还没等大会散场，按照原定计划，冲锋队特攻队在鲁道夫·赫斯指挥下逮捕了会场中克尼林内阁的成员。他们被带到泛日耳曼联盟的出版人尤里乌斯·F.雷曼的别墅。
突袭行动似乎已经取得成功，这时希特勒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希特勒听到接收工兵营时遇到麻烦，于是他决定和弗雷德里希·韦伯（Friedrich Weber）一起驱车亲临现场，而把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交给鲁登道夫看管。当他返回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这位将军已经让三巨头离开了，事先只是让他们简单地立了一个愿意继续信守承诺的誓言。面对希特勒的诘责，这位将军不耐烦地表示：他不允许别人对一个德国军官的誓言有任何怀疑！
没过多久，事实证明了这个怀疑多么有道理。因为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一离开啤酒馆，立刻利用新到手的行动自由甩开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开始采取对付他们的措施。至此政变的失败已成定局。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出其不意地争取到了三巨头的基础上。而后续的计划——比如说占领国防军军营和警察局、交通中心和通讯中心以及新闻机构等重要部门——叛乱者们根本没考虑到。现在业余级别的筹备工作和整个事件即兴发挥的性质结出了恶果，怪只能怪希特勒本人，因为他把行动时间提前了。唯一比较大的胜利是在恩斯特·罗姆指挥下占领了国防军军区司令部——塞瑟尔的驻地。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年轻人走在罗姆的队伍里——23岁的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当年他还是个失业的农学硕士生，后来这个叛乱者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政治仕途，直至成为希特勒之下的“第三帝国”第二号人物。
与此同时，三巨头也有所行动。由于自己的工作部门被冲锋队占领了，塞瑟尔把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变成了城市总指挥部。在场的将军们迎候他时立刻问道：“阁下，刚才的事都是在演戏吧？”也许这位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此前几个小时还曾经动摇过，但是此刻他向众人保证，他在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做出的声明是“在暴力威逼下做出的，只是在做样子而已”。11点多一点，军官们一齐来到第十九步兵团，在这里商讨对策。大约在8日到9日的半夜1点，卡尔和塞瑟尔也到了。三巨头经过商讨后拟出一份电文，大约早晨2:50向所有无线电台发送消息：“国家特别专员冯·卡尔、洛索夫将军和塞瑟尔上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在武力逼迫下做出的声明是无效的。注意防止有人滥用上述的名字。”他们给所有的县政府和警方关卡发出了命令，一旦发现叛乱头目外逃立即逮捕。
很长一段时间叛乱者们对事情的反转还茫然无知。午夜过后他们还忙着把《告德国人民书》贴在街道的广告柱上和房屋的外墙上，公告中宣布，“11月罪人的政府”已经被废黜，“临时德意志民族政府已经成立”。但事实上主动权早就转到了三巨头的手里，他们连夜“马不停蹄地发布命令”，向慕尼黑增派军队，准备镇压叛乱。清晨时分，为了想确认洛索夫的立场，希特勒和克里贝尔派出一个特使来到步兵团营地，特使当即被逮捕了。将军用一句话打发了他：“和叛乱者没什么可谈判的。”卡尔在一旁帮腔：“用手枪勒索到的保证一文不值。”
虽然叛乱的手法相当业余，虽然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上演的一出戏颇为滑稽，可是11月9日当晚在慕尼黑发生的事情却不可等闲视之。从某种角度说，它是10年之后，当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演。因为在这几个小时里冲锋队自以为有了警察的特权，他们立刻展开了对政敌和慕尼黑犹太市民的恐怖行动。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大会刚一结束，“希特勒特攻队”的成员就冲到了社会民主党（SPD）办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的报社大楼，在这里大肆搞破坏。午夜刚过，他们冲进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和报社主编埃尔哈德·奥尔（Erhard Auer）家中逮捕他。家里只有奥尔的妻子和女婿，这些人没抓到奥尔，就把他俩带走了，关在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的一个房间里。慕尼黑德国犹太公民协会的主席已经坐在那里了，路德维希·瓦塞尔曼博士（Dr. Ludwig Wassermann）离开大厅时被认了出来，当即被逮捕。整个夜里，冲锋队的小分队四处随意抓捕犹太人，把他们当成人质拘捕起来。一些著名的犹太家庭已匆忙地逃离慕尼黑或者躲藏起来。11月9日上午，“高地联盟”的成员来到被看作有钱的“东部犹太人”的聚集区伯根豪森城区，按照地址簿和门牌无选择地逮捕犹太人。他们也把被逮捕的人送到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关起来，那里还关着“希特勒特攻队”早晨在议会逮捕的八个左翼市议员。
英国驻慕尼黑总领事罗伯特·克里夫（Robert Clive）在11月11日报告说：“鉴于发生了此类事情，我们不得不预计，一旦希特勒掌握权力，我认为他会立刻下达当晚围捕犹太人的命令。”确实，政变的迅速失败才防止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因为当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推事特奥多尔·冯·德·普福德腾男爵（Theodor Freiherr von der Pfordten）11月9日在统帅堂前被枪杀之后，人们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份将在政变成功后实施的宪法草案。它特别规定，把“所有危害安全的人和无用的饭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关到集合营里”。如果有人为了不被“带走”而“试图逃跑”，可以就地枪决，那些“发战争财的和想让财产不被没收的犹太人”也一样论处。根据汉夫施丹格尔的回忆，希特勒本人在1923年初夏“非常钦佩”和“陶醉”地把罗马的独裁官苏拉和他的“流放名单、没收和处决视为战后德国必不可少的清洗布尔什维克脓疮时的榜样”，后来他在受审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意图：这次政变“将是德国有史以来、自新布兰登堡国家建立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变革”。
清晨时叛乱者们最终明白，他们无法再指望三巨头了。每个新的消息都清楚地表明，国防军和邦警察都在镇压叛乱。经历了昨晚的亢奋之后，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里的人逐渐清醒过来。希特勒的情绪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摇摆。一方面，他昨夜还委派高特弗里德·费德尔颁布没收银行的法令，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显出听天由命的样子。“此事若成，万事大吉；此事不成，我们全体上吊。”他们讨论了几个小时接下去应该怎么办。最后克里贝尔建议他们向国社党的重镇罗森海姆有秩序地撤退，可是鲁登道夫表示反对，“这场民族运动不能最终落到与街头垃圾为伍”。相反的，他提议去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现在希特勒看上去已经黔驴技穷了，将军说话更有分量，他用一个命令结束了所有的争议：“我们进军！”他们只能怀着模糊的希望，希望通过游行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没准还能扭转局势。
中午时游行队伍排列好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希特勒、鲁登道夫、朔伊布纳·里希特、“高地联盟”的韦伯、希特勒的护卫格拉夫和戈林，后面跟着2000名战斗联盟成员，还有前自由军团的领导人格尔哈德·罗斯巴赫率领的倒戈投向叛乱者的步兵学校士官生们。在路德维希大桥前，他们被警方的警戒线拦住去路，但他们顺利地跨越了警戒线。接下去经过伊萨门和塔尔来到马丽恩广场，几千名爱看热闹的人已经聚集在此地，他们向示威者欢呼着。“热情之高闻所未闻”，后来希特勒说，“在游行过程中我告诉自己，人民支持我们。”可另一方面游行者们也不可能看不见，许多新政府的宣传公告被撕掉了或者被卡尔的反宣传公告覆盖了。游行队伍在《噢，崇高荣耀的德意志》的歌声中行进在雷希丹茨大街。快要抵达统帅堂边的奥德翁广场时，他们遇到了邦警察设立的第二道警戒线。在这里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开了第一枪——人们始终没弄清它是从哪个方向发出来的——接下去是30秒的激烈交火。最后十四个叛乱者和四个警察倒在地上死去。
朔伊布纳·里希特是第一批死者之一，他倒下时把和他挽着手臂的希特勒拽倒在地，造成后者手臂脱臼。戈林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臀部，受了重伤。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人本能地卧倒在地，然后疯狂地向后四散逃跑，鲁登道夫却身板笔直地穿过警戒线，在奥德翁广场毫无抵抗地被逮捕。
在一片混乱之中，希特勒吃力地站起来，拖着脚步转进旁边的小巷子里，冲锋队的医疗组组长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tze）医生发现了他，把他拖进早就停候在那里的轿车里。轿车向慕尼黑南部飞驰。快到斯塔夫湖畔的乌芬时，车子抛了锚。希特勒和医生以及陪同的卫生员步行走到了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度假别墅。“7点刚过”，海伦娜·汉夫施丹格尔回忆说，“女仆走上来说外面有人轻轻敲门。我走到楼下，大吃一惊地听到我绝不会听错的希特勒的虚弱声音。我立刻开了门，他站在那里，脸色惨白，头上没戴帽子，脸和衣服都弄脏了，他的左臂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垂在肩膀下。两个男人，一个年轻的医生和一个卫生员，正搀扶着他。”
好几个小时没合过眼的逃亡者惊魂未定。他痛悼着鲁登道夫的死和扑在长官的身上保护他而死的乌尔里希·格拉夫——实际上其中一位根本没受伤，另一位也只是受了重伤。脱臼的手臂让希特勒感到剧痛，第二天医生才成功把它复位。由于手臂吊着绷带，希特勒没法再穿外衣，海伦娜·汉夫施丹格尔给了他一件丈夫的蓝色睡衣。“病人微微一笑说，他觉得自己像个古罗马统治者。”
11月11日下午，希特勒变得越来越不安了。他派卫生员去慕尼黑的贝希施坦恩夫妇家，向他们借一辆车，准备逃亡到奥利地边境。但是车子没有出现，希特勒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可能没法再保密了。5点钟后电话铃响了，住在附近的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急匆匆地报告说，警察正在搜查她的家。“现在一切都完了！”海伦娜·汉夫施丹格尔回忆，希特勒喊着，快速地去摸他放在柜子上的手枪。她当机立断地夺下手枪，把它塞到一个面粉罐里。“然后我取出纸和笔，我请他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给最亲密的同事们留下一些指令——每人一张纸就够了。”希特勒很顺从地口授了命令。
不久之后车子开到了。警察包围了房子。警督鲁道夫·贝勒维勒（Rudolf Belleville）是鲁道夫·赫斯的熟人，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他很客气地要求搜查屋子，“希特勒站在房间里，穿着白睡衣，胳膊上吊着绷带……”警察局的报告中说。“希特勒心不在焉地瞪视着他，当贝勒维勒警督宣布是来逮捕他时，希特勒伸出双手，说自己听凭处置。”当天这位国社党主席被押送到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要塞监狱。他住进了7号牢房，而房间原来的房客——刺杀艾斯纳的阿尔科伯爵，不得不为新来的名人腾房间。
身负重伤的戈林在一家慕尼黑的私人诊所接受治疗，后来在试图越境逃往奥地利时，先是被逮捕，后来因为加尔米施看守的疏忽他趁机又逃出来，逃到了因斯布鲁克。跟随其后逃往奥地利的还有一连串的叛乱者，比如赫尔曼·埃塞尔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鲁道夫·赫斯起先躲在父辈的一位朋友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家里，后来也逃往奥地利，住在一位亲戚家里。1924年5月希特勒被判刑后他向巴伐利亚官方投案自首。高特弗里德·费德尔也同样毫发无伤，1923年11月底到1924年1月初他住在捷克的朋友家里。和叛乱分子合谋的珀尔纳和弗里克在11月8日到9日的夜间被警方逮捕。军区司令部投降之后，罗姆在11月9日下午被拘押。鲁登道夫主动自首，在他用名誉做出保证之后又被释放。
政变刚被镇压，慕尼黑立即民声鼎沸。尤其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对国防军和警察抱着敌视的态度。“当我们沿着玛克西米利安大街列队前进时，”邦警察局的一位警监报告说，“人们唾骂我们‘呸！犹太人的保护人！祖国的叛徒！……嗜血的畜生……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等等。当我们走过奥德翁广场时，行人们高声怒吼，吹着口哨，狂呼乱叫，挥舞着拳头威胁我们。”随后几天在慕尼黑和其他巴伐利亚的城市也不断出现反对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叛国集团”的群众集会。“很明显群众的感情都在希特勒一边。”英国总领事向伦敦汇报。尤其是学生们，他们对希特勒及其同谋者们抱有广泛的同情。11月12日，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大会上，演讲者的话一再被学生们“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的呼喊声打断。散会前，当校长要求学生们唱国歌时，学生们唱起了埃尔哈特旅战歌《钢盔上的卐字》。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和费迪南·佐伯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医生在社团中极尽所能——如他书中写的——“让学生们恢复理智”。逐渐的，人们的情绪平稳下来。全国的总体发展态势也起了作用。“地租马克”的发行遏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这对经济复苏是个必要的条件。魏玛共和国保住了民主。现在国家进入了稳定的阶段，战后的混乱时期结束了。
在兰茨贝格监狱的最初几天，希特勒情绪低落，一度又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开始绝食，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他坐在那里，一副可怜相，面容憔悴，胡子刮得乱七八糟，无精打采地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疲倦地微笑着，无动于衷地听着我简单的话。”监狱看守弗兰茨·赫姆里希（Franz Hemmrich）回忆说。希特勒对监狱心理医师阿洛伊斯·马里亚·奥特（Alois Maria Ott）坦承：“我受够了，我完了。如果手头有一把枪，我会开枪的。”看来奥特成功地让囚徒的情绪平静下来，在他和希特勒的律师劳伦茨·罗德尔（Lorenz Roder）的共同劝说下，希特勒停止了绝食。探监的人对希特勒的状态感到震惊：他看上去苍白而憔悴，就像赫斯在他藏身的地方听到的传言，“精神状态极端低落”。但是逐渐地，他恢复了过来。当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11月中旬来探视他时，和他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她发现“他又恢复到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身体非常之好”，她向哥哥阿洛伊斯报告。“他的手臂还有些麻烦”，但已经在好转了。那些日子里他得到了十分感人的忠诚。
瓦格纳夫妇属于依然坚定地相信希特勒的人。出于偶然，11月9日他们也正好在慕尼黑，参加当晚齐格弗里德的交响诗《幸福》的首演。政变失败之后，演出被取消了，瓦格纳夫妇愤怒地返回了拜罗伊特。“这种可耻的背叛绝不应该发生！像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这样纯洁的人没法应付他们的卑鄙！……现在犹太人和教士们轻松了！”齐格弗里德怒气冲冲地说。他的妻子试图为失望的拜罗伊特当地的希特勒信徒们打气：“请你们相信我，无论如何阿道夫·希特勒依旧是未来的救世主，他将把宝剑从德意志的橡树里抽出来。”1923年12月初，维妮弗蕾德写信给“尊敬的、亲爱的希特勒先生”，还把齐格弗里德的《马利恩堡的铁匠》的歌剧脚本也随信附上。“也许这本小册子能助你挨过漫长的时光”。后来她和齐格弗里德住进“我们共同的朋友”贝希施坦因家中。“您知道，您在精神上与我们同在！”12月6日她写信告诉女友，她给她崇拜的兰茨贝格监狱的那个男人“寄了一个装着毛毯、外衣、食物和书籍的特大包裹”；圣诞节之前，她在拜罗伊特设立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发往兰茨贝格的爱心包裹”收集站。齐格弗里德对妻子的积极活动感到高兴：“我的妻子像母狮子一样为希特勒而战！了不起！”
1923年12月13日，第二检察官汉斯·埃哈德（Hans Ehard，1945年后两度成为巴伐利亚总理）来到兰茨贝格提审希特勒。但是希特勒起初坚决不肯说任何供词：“我不是罪犯”“不要像对待罪犯一样询问我”。埃哈德指出，这样一来将会无谓地延长他的审前羁押时间，希特勒解释说：对他来说，这关系到在历史面前为他的所作所为和历史使命做出辩护……他否认法庭有审判他的任何权力。他在法庭上才会打出自己的王牌。然后大家将会看到，“某些先生”是否有勇气“举手作伪证”——这是一个明显针对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的威胁。
埃哈德拿倔强的囚徒没办法，于是他把记录员打发出去，和希特勒做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类似非官方性质的谈话。开始他的谈话对象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后来他逐渐软化了，变得活跃起来，对检察官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话。他的话很明白地揭示出他将在法庭上采取的辩护策略：他否认叛国罪的指控，因为国家合法政权在巴伐利亚的代表不仅“参与”了行动，还和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共同策划了”在霍夫布劳凯勒啤酒馆做出的一切决议，“他们是暗地里的参与者，只是后来改变了主意”。
庭审应该在哪里进行？虽然希特勒从根本上反对1922年颁布的《共和国保护法》，可是这一回他希望能在莱比锡国家法庭开庭，因为他觉得，比起巴伐利亚的司法机关，这里的法官不会太袒护三巨头。“在莱比锡那几位先生也许能作为证人走进法庭，可是他们肯定将作为囚徒离开法庭。”他在谈话时对埃哈德说。“在慕尼黑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它不被允许发生。”确实，巴伐利亚的当权者们对街谈巷议的卡尔和洛索夫——他们在1924年2月开庭之前已经离职——卷入叛乱的程度有多深没有兴趣。所以人们决定把庭审放在慕尼黑第一人民法院，开庭地点则选择在布鲁腾伯格大街3号前军校的大楼里。1924年2月26日，在德国和世界媒体的极大关注下，在这个地方进行了对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八名同案被告罗姆、珀纳尔、弗里克、克里贝尔、韦伯、冲锋队领导人威廉·布吕克纳、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海因茨·佩尔内特（Heinz Pernet）的庭审。这幢建筑物周边很大的范围被铁丝网和岗哨隔离起来。人们进入大楼时需要经过几道检查口，法庭的旁听席座无虚席。
2月22日，希特勒被转移到法庭大楼内的监狱，看起来他对庭审的结果信心满满。“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只需再多透露一些事情，尤其针对洛索夫，然后一桩丑闻就产生了。” 在开庭之前他对汉夫施丹格尔说，汉夫施丹格尔在自己的逮捕令取消之后立即赶回慕尼黑。2月26日，快到9点时，被告和他的辩护人走进了大厅——穿着朴素的蓝色西装的鲁登道夫走在最前面，后面是珀纳尔，再后面是穿着灰色大衣佩戴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希特勒。“他看上去气色很好，”一位新闻记者评论说，“监禁并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迹。”其他被告径直走到被告席上，希特勒却站立了一分钟，仔细地观察聚集在大厅里的人。
图14：宣布判决结果之后，希特勒案件庭审被告们的集体照
从左到右：海因茨·佩尔内特、弗雷德里希·韦伯、威廉·弗里克、赫尔曼·克里贝尔、埃里希·鲁登道夫、阿道夫·希特勒、威廉·布吕克纳、恩斯特·罗姆、罗伯特·瓦格纳，1924年4月1日（摄影者：海因里希·霍夫曼）
起诉书称希特勒是“整个行动的灵魂”，从庭审第一天起他就让人们无可怀疑地看到，谁才是审理过程中的主角。在4个小时的辩护发言中，他承担了所有责任：“归根结底只有我本人想做这件事，其他先生只是最后配合了我的行动。”但同时他驳回了控诉他的主要罪名，因为“反对1918年的叛国者不存在叛国罪”。除此之外，假如他真的犯了叛国罪的话，他感到很惊奇：“那些和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且和我们一起密谋策划的先生们”没有同样坐在被告席上。这句话是针对卡尔、洛索夫和赛瑟尔的，在案件的非公开审理阶段希特勒扬言要揭露他们在政变中扮演的角色。
法庭的庭长是格奥尔格·奈德哈德（Georg Neidhardt），早在审理阿尔科伯爵案件时，当他说出刺杀艾斯纳的凶手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最炽烈的爱”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他是个什么人了。他在开庭之前的一次谈话中对卡尔抱怨：“……当今德国唯一伟大的人是鲁登道夫，现在我却要亲手审判他。”因此他在审理过程中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在同情谁。他任凭希特勒把法庭变成宣传煽动的舞台。只是偶尔的，当叛乱者过于放肆地攻击共和国政府的代理人或者像在党员大会上一样扯着嗓子喊时，他才温和地稍加责备，要求叛乱者控制自己的情绪。奈德哈德甚至允许叛乱者详细盘问证人，尤其是三巨头的人。被告和原告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叛乱者得以施展全部的口才，淋漓尽致地揭发他所痛恨的11月9日的叛徒们。
只有洛索夫给了他狠狠的回击。他揭露希特勒的无私态度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伎俩。这位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以“德国的墨索里尼”自居，他的追随者们已经把他吹捧为“德国的救世主”。他——洛索夫——从来没有赞同过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国家独裁”。“我不是无业的游击战士，那种认为自己必须靠政变才能获得荣誉和尊严的人。”他的话击中要害。希特勒粗野地咒骂洛索夫以示报复，虽然奈德哈德指责他“用词不当”，但是没有任何效果。随后将军提出离开法庭，就此一去不复返。
一位严厉的观察者——记者汉斯·冯·许尔泽（Hans von Hülsen），把军校里的“怪相丛生的审判”比喻成“毫无体面的闹剧”。“眼前上演的一幕幕情景，在我看来像慕尼黑的政治狂欢节。”希特勒自始至终表现得像个庭审的高手。他的最后陈述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篇有谋划的演讲艺术的杰作，他预言那一刻的到来：“今天佩戴卐字符……在街上游行的人将和11月8日反对他们的人联合起来。”他转身面对法官们宣布：“并非你们做出最后的判决，而是末日法庭的女神做出判决，她就是从我们的坟茔中站起的‘历史’……你们可以上千次说出‘有罪’，但是那位永恒法庭的永恒女神将会微笑着把检察官的提议书撕成碎片、微笑着把判决书撕成碎片，因为她将宣布我们无罪。”当主审官问罗姆上尉还有什么补充的话时，他回答说：“在我的朋友和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做完陈述之后，我放弃再说任何话的权利。”其他被告也表示同样意见。
4月1日早晨宣布了判决结果。涌入法庭旁听的人格外多。许多人手中拿着献给被告的花束。庭审进行至此，毫不奇怪，当天穿大将军服胸佩勋章出场的鲁登道夫被宣布无罪。将军却出乎法庭的意料，拒绝接受判决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与他的军服和勋章不相配的耻辱”。庭审记录注明：“暴风雨般的万岁呼声”。希特勒、韦伯、克里贝尔、珀纳尔因“叛国罪”被判处最低刑罚5年监禁，但是6个月后可以假释。同时法庭宣布不会按照《共和国保护法》有关条例将希特勒——鉴于他“如此具有德国人的思想和情感”——驱逐回奥地利，旁听者报之以热烈的叫好声。布吕克纳、罗姆、佩尔内特、瓦格纳和弗里克被判处1年监禁，缓刑3个月执行。在可耻的轻判结果宣布之后，新闻媒体的代表们冲向电话机，为了发出这则轰动的消息。《慕尼黑最新消息报》报道：“12:45刚过，鲁登道夫在暴风雨般的万岁呼声中乘坐汽车离去。希特勒、克里贝尔和其他被审判的人出现在法院大楼的窗口，同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万岁呼声的欢迎。”
“慕尼黑人在背地里偷笑审判的结果，它被看作精彩的愚人节玩笑。”伦敦《泰晤士报》评论。但是支持魏玛民主的人却对判决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在慕尼黑进行了一场对共和国的司法谋杀。”左翼自由派报纸《世界舞台》写道。确实，法庭认定被告“在行动时纯粹受到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无私的愿望的支配”，这差不多是道德上的无罪判决了。他们根本没有提到有四个警察死于政变，没有提到冲锋队当晚在慕尼黑实施的恐怖行动，也没有提到在门外政变者的尸体上发现的宪法草案，它已经预先设想了1933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制度。这个判决已和司法审判没多大关系——它是司法审判的讽刺画，由此开启了国家社会主义式的量刑宣判的先河。1933年9月，希特勒把歪曲律法的奈德哈德提拔为慕尼黑高等地方法院的院长，以表示对他的谢意。
政变以及随后的审判让希特勒的名声越过了巴伐利亚的边界。媒体连续几个月报道这个能把政变的惨败转变成宣传上的胜利的男人。大多数人认为，他可能将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短时间的牢。对于希特勒来说， 5年学徒期结束了，他曾是运动中的“鼓手”，最后却准备成为未来“民族革命”的“领袖”。他从11月8日至 9日的失败行动中得出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他想获得权力，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不是政变，而是与国防军联合起来做貌似合法的事。他在1942年2月说过，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确认了一点：使用武力行不通！共和国已经稳固了，它手中有枪！
在1923年11月的危急关头，后来能从希特勒身上观察到的某些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表现得更加清楚。如在发动政变时表现出的在亢奋、麻木和沮丧之间的极端摇摆。希特勒多次宣称，如果这次行动不成功，他就自杀，潜在的自杀意图伴随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1940年流亡英国期间出版的《德国：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博士》一书中颇有道理地称他为“出类拔萃的潜在自杀者”。
这个政治赌徒的行动格言一贯是“孤注一掷”。也许他有意无意间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当作了自己的榜样，弗兰茨·库格在1840年出版的通俗传记《腓特烈大帝的历史》中讲述了此人的生平事迹。腓特烈大帝在反对西里西亚的政变中同样采取了孤注一掷的策略，在1756年至1763年的7年战争中他一再显示出自杀式的冒险精神。希特勒在11月8日过于匆忙的行动中也同样孤注一掷，对三巨头卡尔、洛索夫、塞瑟尔使出突袭和勒索的手段。他一旦下决心做出决定性打击之后，再也听不进别人的反对意见。“希特勒先生不能容忍异议。他就是天命所归者，别人都应该听他的话。”洛索夫描述这个深信自己肩负历史使命的人对所有批评意见的免疫力。
但是他的追随者们显然也没有试图去阻止他。虽然他们后来才卷入政变计划，但是都毫不迟疑地听从了他的号召，这再一次证明了，他在党内已经具有无可置疑的领袖权威。政变的失败也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相反，他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威望，他不仅能说，在关键时刻也能行动——而且准备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他直至成为帝国总理仍没有褪去这层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