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第一次出国，去的是菲律宾，他要面对200多名专家，宣读题为《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面对一个个用英语提出来的问题，袁隆平该怎样应答？面对杂交水稻的先驱者——日本的水稻专家新城长友，袁隆平究竟该如何与他交流？
中国的杂交水稻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袁隆平走下主席台后，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声音。但他此时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1975年，时任湖南省农科院院长、分管科研工作的陈洪新提出，湖南作为全国杂交水稻的龙头，应该在育种大发展中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随后，袁隆平和陈洪新密切配合，袁隆平抓技术，陈洪新抓组织，他们将仅有的177公斤不育系种子，在一年之内连续扩繁，共收获了杂交水稻种子11万公斤。
这段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27个省市自治区的18000人，参与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制种“战役”当中。当时分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也适时指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
中央分管农业的领导为解决南繁育种的实际困难，首先拨款150万元，解决袁隆平遇到的资金不足的问题。接着以农业部的名义，在南方13个省区召开会议，商定和落实了杂交水稻的示范栽培计划。
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当时最幸运的就是湖南省桂东县。该县地处井冈山南麓，稻田、气候等因素很适合杂交水稻的生产。袁隆平就以桂东县作为全国试种杂交水稻的试点县，他亲自赶过去，手把手地教当地的农民种植杂交水稻。
桂东县过去的粮食增产缓慢，该县县委为了推广杂交水稻，召开了一个现场会。大家看罢袁隆平带来的资料和稻种，深深地意识到杂交水稻不仅能增产，而且还能让当地的老百姓致富。
桂东县领导高度重视这项光荣的试种工作，他们组织干部，通过办学习班等形式，首先统一了干部的思想；接着再通过文艺演出、有线广播等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了深入的宣传。
越是接近真理，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这是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讲的一句名言。套用这句名言，可以这样说：越接近杂交水稻，便愈加发现杂交水稻的可爱。当时有很多的基层干部在认识到杂交稻确实是好东西后，种植杂交水稻的信心高涨。他们不仅在大田里种上了杂交水稻，甚至在自家的院内、屋顶都摆满了内装泥土的大缸，在大缸中种上了杂交水稻。由于干部组织得力、群众认识到位，全县上下杂交水稻的种植推行得顺风顺水。全县13万亩稻田中，共试种7.5万亩杂交水稻，平均亩产700多斤，每亩实际比去年种植的常规水稻增产130多斤。当地的农民喜获丰收，村村寨寨敲锣打鼓，奔走相告，热闹得就好像过年一样。
1978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对“桂东因地制宜推广杂交水稻”作了报道，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短评，这使桂东成了全国学习的一面旗帜。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四面八方前来桂东参观、考察杂交水稻生产的干部和科技人员，竟高达34000人次。
桂东县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水稻杂交化的样板县。这一年中，全国杂交水稻的现场会决定在桂东县召开，桂东县和杂交水稻联系在一起，一时间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理名词。
杂交水稻走出实验田，还是一位羞答答的少女，经过大面积试种后，她终于揭下了神秘的盖头。这个双手捧着增产稻穗的少女，终于成为了当地百姓最欢迎的“致富女神”。
袁隆平面对增收增产的大好形势，更坚定了杂交育种有优势的观念。虽然杂交水稻在种植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并不妨碍杂交水稻研究方向的正确性。
杂交水稻的育种研究才刚刚开始，袁隆平坚信，他的杂交稻种中一定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活力。
袁隆平第一次出国是在1979年的春天。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马尼拉远郊的洛斯巴洛斯镇。这座研究所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在水稻研究方面是最具权威的国际研究机构。
这次规格很高的国际水稻研讨会共有世界各国200多名学者参加，中国科学院应邀组织了一行四人的专家小组，袁隆平便是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之一。袁隆平出国之前，还用英文撰写了一篇题为《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
按照研讨会的规定，每个专家组由两人登台发言，其中一人宣读论文，一人现场答辩。当时中国专家组是这样分工的，由袁隆平登台宣读论文，然后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世成负责答辩。但因为林世成对杂交水稻并不熟悉，最后只好改为由林世成宣读论文，由袁隆平现场答辩。
中国人讲究首战必胜，袁隆平到了菲律宾之后，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会议开始，主持人首先请日本水稻专家新城长友登台，新城教授早在1968年便完成了杂交粳稻的三系配套，因为没有解决F1代杂种优势和制种技术等问题，致使最后搁浅了。但三系配套在学术上的意义重大，因此主持人让他作了首席发言。
袁隆平对新城长友景仰已久，新城先生曾访问过中国。但那时袁隆平还是个埋头在实验田里做水稻杂交的“小人物”，他并没有和这位著名科学家有见面交流的机会。
帮助新城长友宣读论文的那位美国专家口语相当流利，他阅读完讲稿后，新城长友开始回答台下专家的提问。可是，他的英语却说得结结巴巴。袁隆平一边认真听，一边对自己的英语会话能力逐步自信起来。毕竟有个差的垫底，他上台用英语回答问题，总应该比这个日本同行强上一些。
新城长友回答完提问后下台，林世成被请登台，首先宣读论文，论文宣读完毕，袁隆平开始回答外国专家提出的各种问题。
新城长友早就在等待着向袁隆平提问的机会。中国的育种同行不仅完成了三系配套，还培育出了可以大规模应用的稻种，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新城长友急不可耐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请问袁先生，根据论文中提供的数据，中国杂交稻制种的异交率高，您是通过什么措施提高异交率的？”
新城长友是培育杂交水稻的专家，但是，他那艘杂交水稻实验的帆船，就曾经撞到异交率这块礁石上。他抢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想找到自己实验失败的答案，虚心学习以求提高。
袁隆平用流利的英语回答：“具体的做法，需要一整篇论文才能说得明白，但我现在可以扼要地说一点，那就是必须使水稻父本和母本的花期相遇，最好是重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实施人工辅助的方法，例如割叶、扫除传播花粉的障碍、进行人工赶粉等等！”
“请问袁先生，赶粉是什么意思？”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好奇地问。
袁隆平回答：“赶粉是我们中国人创出来的词汇。它的意思就是在杂交水稻不育系和恢复系扬花期间，人们拿一根竹竿，横向推动父本的茎秆，使稻穗大幅度摇摆，抖动雄蕊，使雄花粉四处飘散，这样可以使母本雌蕊充分受精，从而提高结实率。我们中国人便形象地用‘赶粉’两个字概括了这一整套操作。”
“袁先生的回答很有情趣。想想看，一粒粒小小的雄花粉，用人工的办法引它随风飘飞，当它如意地飘落到雌蕊柱头时，它们便会结出可爱的果实。那该是多么有趣的景致！”新城长友幽默而风趣的话语，引来满堂的笑声和掌声。
美国是一个兼收并重的国家，袁隆平的水稻杂交技术后来传到美国，因为美国的人工太贵，他们就因地制宜，想了一系列“机械化”的制种技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招就是利用直升机低空飞翔，掀起稻浪，来进行飞机“赶粉”。
新城长友接着问：“在我们的实验中，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不育母本总有包颈现象，请问袁先生，你们是否遇见了同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
杂交水稻和袁隆平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婴儿和慈母一样密切，袁隆平对这个“婴儿”成长过程，是再熟悉不过，他说：“我们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目前掌握的方法，除了人工割颈外，就是喷施920(赤霉素)，刺激‘母稻’包颈减少，颖花外漏，增加了母本稻获得授粉的机会。”
杂交水稻当年在国外只是个抽象的词汇，外国人远远没有国人了解得多，开会的水稻专家们因为掌握的情况少，所以也就没有提出什么深刻或者富有建设性的问题，答辩很快就结束了。
袁隆平等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新城长友在会后亲自找到了袁隆平，他通过翻译，不解地问：“袁先生，您的杂交水稻好像在一夜之中搞成，并在中国已经大量投入使用，这消息太令人惊诧了，我在1972年访问贵国时，您为何不与我见面，而您的科研项目好像不存在一样，这太令我感到震惊了！”
袁隆平将当时的形势介绍了一下，然后说：“中国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我今天能来到菲律宾，参加这个国际水稻会议，就是想和大家多多交流，毕竟科学是无国界的！”
新城长友感慨地说：“您现在的学术成就，已经走到了我的前面，希望我们日后能加强水稻研究方面的合作！”
在这次会议后，外国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和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而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将是世界各国科研人员奋力追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