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两系法是睿智，而攻克两系法才是关键。袁隆平不仅亲自动手，还着力培养下一代的育种工作者。在他的全盘指挥下，一位年轻的学者终于崭露头角。他究竟是谁？他发现的光敏不育株究竟有什么特点、能让两系法这个难啃的“骨头”，最后乖乖地投降？
只有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才能有这样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瞻远瞩，因为有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勇攀高峰，才使中国的杂交水稻能够“立马吴山第一峰”，成为世界粮食增产大业中的强力引擎。
国家科委将“两系法品种间和亚种间杂交稻选育”列为国家“863”高科技课题，袁隆平也担任了863-101-01专题组组长。他率领全国16个协作单位的精兵强将，向两系法水稻展开了兵分多路的攻关。
1973年10月，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沙湖原种场有一个名叫石明松的技术员，他在粳稻农垦58的大田中寻找不育株的时候，很意外地发现了三株典型的不育株突变株。这些突变株和常见的不育株差别很大，也就是说，此不育株在夏天的时候为雄性不育，可是到了凉爽的秋天又变成了可育株。
这种不育株的突变株不需要借助保持系来繁殖不育系，杂交稻可从三系直接进化为两系。石明松随后建议性地提出，可利用这种突变的不育系，在长日照高温的环境中，直接进行杂交育种，然后在短日照低温的季节中进行自然繁殖。两系法的大门，终于遮遮掩掩地向这些孜孜不倦探索的育种人敞开了。
几年后，袁隆平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利用这个种源培育出了多组的杂交种子，可是这些杂交种子的应用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也就是说，用这个种源培育出的杂交种子，其后代的不育性有些飘忽不定。袁隆平一方面让协作单位对这个种源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决定加大力度，另外寻找新的光敏不育株和温敏不育株种源。
就在千军万马下大力气寻找新种源的时候，一个好消息传到了袁隆平的耳朵里：李必湖的学生邓华凤发现了一株籼稻不育株的突变株。
李必湖当时已经是安江农校的校长。邓华凤1963年出生在沅陵，1984年在安江农校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人品端正，成了李必湖的科研助手。由于李必湖其时政务繁忙，邓华凤很多时候都是在袁隆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邓华凤在袁隆平的关心下对这株不育株的突变株进行了三代的培育，实验证明，这株不育株的突变株其后代保持不育率竟高达100%。
袁隆平领着协作组，经过艰苦的培育，终于育成世界上第一个籼型水稻光温敏核雄性不育系——安农S-1，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技术鉴定的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
随后，湖北省农科院、武汉大学等单位也转育出一批新的光敏不育系。面对捷报频传的局面，很多育种人都已经喜上眉梢，他们都觉得距离两系法成功的日子已经不遥远了。
然而两系法杂交水稻的制种工作绝非是一帆风顺。1989年，随着南方出现的低温天气，一些不育株面对低温，失去了抗性，竟突变成了可育株。这种“打摆子”的现象真让当时的育种人员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一时间，悲观情绪在杂交水稻育种界蔓延。袁隆平认为却坚定地认为，即使不育株出现了“打摆子”的现象，也不应该放弃温敏不育系。只要经过精心实验，找到原因，一定能培育成功高产、稳产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的稻种。
袁隆平首先要给光敏不育系一个正确的定义。原来水稻育种界普遍存在着一个误区：光敏不育水稻的育性只受光照长短的影响，其育性和气温的起伏高低没有关系。袁隆平经过大量的实验，最终证明这条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日照的长短对其影响不大，光敏不育系的育性受温度的影响反而更大一些。
要知道，在我国适宜种植水稻的任何一个地方，一年光照的长短基本上都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光敏不育系遇到低温会出现“打摆子”的现象——“打摆子”是受当地的气温变化影响所致。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既然光敏不育系受温度影响较大，袁隆平就决定从这个症结下手。长江流域地区是我国水稻的主产区，经过查找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得知，这里盛夏最低的温度也没有低过24℃。
袁隆平找到了罗孝和，让他在光敏不育系的所有组合中找到一个不育系起点不高于24℃的新核型不育系。罗孝和接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立刻一头扎进了选育新稻种组合的工作中。
因为有了袁隆平的新思路，罗孝和很快培育成全国第一个实用的两用核不育系——即“培矮64s”籼型低温敏核不育系。它具有优质、多抗、高配合力、广亲和的特性。“培矮64s”的诞生，打破了粳型两用核不育系的地区局限，“培矮64s”的育成为籼型两系杂交稻的育成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两系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袁隆平很显然是杂交水稻界的伯乐。在他的培养下，李必湖成为博士生导师，现任怀化市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研究员，多次受到国家、省、厅的表彰和奖励，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尹华奇在武汉大学遗传专业毕业，随后出国深造，并于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得克萨斯州聘为杂交水稻顾问。美国当局曾有意将这位风华正茂的科学家高薪留下工作。袁隆平听说后，风趣地说：“鱼儿离不开水。倘若肥水流向外人田，我这条鱼就快变成泥鳅了。”
21世纪最珍贵的是什么？——人才！袁隆平对人才的渴望，超过一般的领导者，他借访美之机，将尹华奇重新召回自己的麾下。现在的尹华奇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主任助理，成为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内的中坚力量。
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袁隆平就喜欢不拘一格选人才，放手大胆用人才。
2001年，袁隆平曾经力荐罗孝和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袁隆平在呈报表上为罗孝和写下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力的评语：
罗孝和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奋战了30年，为杂交水稻，特别是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育成、应用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是籼型三系杂交稻的重要功臣，杂粳稻的开拓者之一，两系杂交稻的功勋干将……
2002年2月1日，罗孝和光荣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并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他面对取得的成绩，首先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接下来感谢的人，自然是袁隆平！
在《鹤林玉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南宋的时候，有一员武将，他散步时，见一仰面睡觉的老兵，问：“为何懒散？”老兵从容回答：“没事做。”又问：“你会什么？”答：“都会！即便回易，也略通晓。”老兵口里讲的回易，类似今天的海外贸易。这名武将对老兵非常信任，果真给钱五十万。老兵打造大船，携货渡海，一年后获利数十倍，满载而归。
这就是眼力，这名武将能一眼看出老兵是个商道的高手，还不怕老兵携款潜逃，这就是超乎常人的眼力和胆量。袁隆平慧眼识珠，他有着超强的识别人才的能力，每当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确的方向后，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只要肯刻苦努力，便能取得辉煌的研究成果。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前任党总支副书记谢长江和袁隆平一起共事多年，对袁隆平可谓了解颇深。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不无赞美地写道：
名师出高徒。在导师袁隆平的培养下，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安江农校以及海南育种基地，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丰富育种经验的技术力量，成为“绿色王国”中的一群新星。
在袁隆平的指导下，当时25岁的邓华凤在安江农校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发现了神奇的光敏不育株，现已育成安农S-1光敏不育系。这一新成果使中国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邓华凤当年报奖时想把袁隆平在获奖名单上排第一，袁隆平发话：不排第一、不排名，他本人不参与评奖。
年轻的邓华凤成为国家技术发明奖三等奖获得者，在育种行业中，一下子就成了拔尖的人才。袁隆平的学生们都说：没有袁老师的帮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老一辈硕果累累，中年一代奋发图强，青年一代奋起直追。这正是袁隆平长期坚持育种又育人的战略——通过杂交水稻的育种实践，不仅培养了一批批的好种子，还培育了一批一批的人才。而且人才的涌现，又促进了杂交水稻育种事业的大发展。
长江后浪推前浪。邓华凤作为袁隆平第二代弟子中的佼佼者，现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袁隆平从来不怕弟子和学生们超过他，他甘为人梯，努力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与肥沃土壤，使他们最终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并成为共和国建设的有用之材。
1995年，袁隆平经过九年的努力，郑重地宣布，两系法杂交水稻已经基本研究成功。如果说三系法不是我们首先搞成的实验，但两系法是我们的独创。两法系水稻育种不仅是作物育种史上的突破，更是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对世界人民的伟大贡献。
我国的水稻种植大约有2.4亿～2.5亿亩，而两系法的杂交水稻就占了大约5000万～6000万亩，两系法杂交水稻亩产不仅比三系法杂交水稻高出5%～10%，而且米质也优于前者。
全新的两系法育种理论不但使我国的水稻受益，也使我国其他农作物育种的工作者深受启发。不久之后，两系法杂交的高粱、油菜、棉花和小麦品种纷纷涌现，使我国的育种行业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大好局面。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一本非常畅销的《领导圣经》中曾列了出了十个条件，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才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营造氛围、加强沟通、预见未来、注重实践、追求卓越、信守诺言、调控员工、鼓励批评、避免独裁和分享荣誉。
作为杂交水稻育种业的领军人物，袁隆平确实已将这十条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