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时，“格莱尼”将我和我的两个兄弟叫到她在巴黎的会客厅。作为一个伟大的小提琴手，她在婚后无法充分发挥才能，因为乔公爵对于“噪音”没多少兴趣。她有一把小巧的小提琴，还有一架施坦威钢琴放在舞厅显眼的位置。她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雷尼埃、阿兰，还有我。巨大的黑色钢琴吸引了我，我说我想要这架琴。迷你的小提琴和它复杂的结构则令阿兰艳羡。至于雷尼埃，因为他看不到别的乐器了，所以他就对音乐不感兴趣；于是，当阿兰和我试着进行二重奏的时候，便给了他好多机会来叫喊着嘲笑我们。我能回想得出这些演奏难听到什么程度。我和阿兰曾经在他的寄宿学校里举行过一场合奏，受到的尖刻嘲弄还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为他伴奏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阿兰在讲台的这一边开始了乐曲的演奏，而结束时是随着一片嘘声从另一边下来。从此，我再不曾在公众场合演奏过。今天，我也就完全不玩琴了。
“格莱尼”在舞厅里组织指挥了多场音乐会；在这些高水准的音乐时光里，我总是坐在前排倾听。后来，她在我们那俯瞰阿雅克肖的拉彭塔城堡里，举办了一场音乐节。贝阿特莉丝负责广告宣传，我则把整个科西嘉都贴上了海报。
这座城堡被用做博物馆，回溯卡尔-安德雷阿·波佐·迪·博尔戈的生平。我想起了博物馆的门卫，他向参观者展示着客厅、书房和卧房的奢华。在书房里，两幅巨大的画作迎面对挂着——一幅是卡尔-安德雷阿·波佐·迪·博尔戈正面端坐的肖像，带着凯旋的神态，由杰拉尔绘制；另一幅是拿破仑就要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时的肖像，脸上印刻着失望和尖酸，由大卫绘制。在参观结束时，导游总是一成不变地用他那带着科西嘉口音的刀割般的嗓音说道：“厕所还是那个年代的。请不要忘了导游啊！”
没有任何一位波佐家族的人住在这座城堡里。它由家族的一位祖辈建成，为了吸引他的妻子来岛上住。他还买下了玛丽·德·美第奇宫里的珍宝，在一八七一年被巴黎公社烧毁前，玛丽·德·美第奇宫是杜伊勒里城堡的外围建筑。
结果，在阿雅克肖短暂停留并在城堡里住了一晚后，妻子斩钉截铁地拒绝重回此岛。
祖父乔则选择修复一座古老的热那亚塔楼，它在城堡上方约两百米的高处，位于以前的波佐·迪·博尔戈村庄的中心。他开心地在“格莱尼”的陪伴下走进这个塔楼。他在这里能重温过往的岁月，把握眼下正在流逝的时间。从这个塔楼里，看得到山坡上的一座小教堂。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安葬在这里，将来，波佐·迪·博尔戈公爵夫人，乔忠实的伴侣“格莱尼”，就将在此安息。而我未来也会和贝阿特莉丝一起在这里入土。
在很早的时候，我父亲便对他的每个孩子都有了个明确的主意。尽管带着深深的善意，但他将这说出来的时候却显得比较粗暴。他的评价只有几个词：“雷尼埃学习上没天分。”他将到雷罗什学校做寄宿生。在法国，这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管理的唯一寄宿学校——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同学自己动手管理自己；体育和其他非智力的活动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雷尼埃在这里的学习很一般，从不曾对体育运动产生兴趣，却发展出一种来自我们母亲对绘画的热情。阿兰跟着雷尼埃来到雷罗什学校，“去做他能做的事”。对我这个总是近似沉默的孪生兄弟的智能，我们的父亲犹疑了很久。至于我，他派我继承曾经是他本人也是他父亲的那套教育，因为我是“三个里面最不蠢的那个”。他把我带到巴黎的时候我八岁——我通过了蒙田中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开榜的那一天，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名单上找我的名字。我得到的是个“优”——我被录取了。于是我离开了家。我只能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和家人重聚。
我父亲的妹妹埃里亚娜·德·贡皮埃尼，她的丈夫菲利普，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家族在巴黎的寓所里。我的姑姑在周末和星期四的下午接待我。每到这些时候，我都去卢森堡公园乘公车。我总是站在车厢后面的平台上。这是最美好的休息时光——伴随着排气消声器散发的热度和气味，一条条大街从眼前掠过；检票员意兴阑珊地靠在栏杆上，他的鸭舌帽翻起，手放在梨形的停车摇铃上。贡皮埃尼家成为我的第二个家。他们将我安顿在顶层的洗衣间里。我睡在一张要从壁橱里拉出来的床上。我发现了另一个法国。
菲利普·德·贡皮埃尼应该和杜·盖克兰［6］有点渊源；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他是个战士，也是个伟大的狩猎者。在他结婚后，他的生活一半在巴黎，在这里他开一家小厂，生产高档的纸板包装；另一半在拉雪兹城他可怜的庄园里，一个小村落的残垣连着一座废弃的城堡。他成功地在那里布置了几间小屋，都很简陋。这座城堡位于一个两千公顷面积的森林中心，他在这里独自狩猎，度过了他生命里的大部分时光。
他在他的那些动物当中死去；他顽固地拒绝保养自己的身体。
他教我射击，使我产生了一个人在树丛中长时间守备的兴趣。也是他教会我用假的虫饵钓鱼，这是另一种孤僻的运动，完全是靠视觉上的敏锐和姿势上的讲究。菲利普姑父话不多。甚至他会在表达看法之前先表现拳法。在诺曼底，一个猎场的看护人就为自己的胡言乱语付出了代价，他被一记上钩拳击倒在地。姑父认为这个老实人缺少对他岳母公爵夫人的尊敬。而一个上层人士如果在他面前有狂妄之举的话，同样也会为自己的性格交学费。姑父那种贵族式的粗暴使他受不了与他身份相同的人干出的蠢行。
除了打猎之外，他只与十几个老友来往，始终都是那一帮人。他们至少一周在波佐的寓所里聚一次，一起“打纸牌”。他们的关系是一种最完美的兄弟情谊。要是他们当中某个人有了婚外情，其他人都会体恤地以最敏感的方式使一切得以顺利进行。狂热的金罗美牌局从下午五点钟左右开始。在一张狭窄的长桌两边，各有五六个牌手的两队人会一直打到深夜。晚上八点钟，牌局暂停。晚餐的中心是埃里亚娜姑姑，她可以讲一些荤段子，却仿佛自己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只有在这个家庭，和这帮人在一起时，我才能笑得这么厉害！接下去的几年，在这些不间断的节日里，我获得了巨大的欢乐。埃里亚娜姑姑很快教会我打金罗美，把我带上了牌桌。我成了个很好的牌搭子。我保持着这种对游戏的乐趣。在贡皮埃尼家里，我发现了生活的美妙之处，它是由无忧无虑的性情、牢固的友情和精神上的格调所组成。既粗犷又敏感的一种氛围。
他们家的长子弗朗索瓦比我小两岁，是我少年时期的玩伴。他像所有贡皮埃尼家的人那样，体格大、有蛮劲，他还表现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笨拙。到今天为止，他全身大概缝过一百针！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当古的树林里骑自行车的过程。我在山路里开道，冲下树丛中的陡坡，好几次将摔得皮开肉绽的弗朗索瓦从地上扶起来！成人后，他还是这样一个天生一副脆弱莽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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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偏离了正轨。我学会了孤独。后来，我又力求找到孤独。我想始终更快、更远、更高地前行。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不死的神人！甚至在莱萨尔克滑雪场遭遇的雪崩都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教训；路有好多个出口，我却木然地又动身向前。然而，我一脚踏空了。那个使我重回地上凡人的时刻，我在记忆里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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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十二岁的时候，菲利普姑父送给他一辆雪铁龙 2CV的邮车，橙黄的颜色，这是在公共财产拍卖时购得的。在几年的时间里，这辆挺不错的老车是我们游玩时的伴侣。从我十四岁起，我就开始在森林泥泞的弯道里做大角度的飘移。后来，我又发现了这辆车的一些照片——只见当年我们一副青葱模样，意气风发，摆着姿势，手叉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站在我们的“战车”旁边。世界属于我们。我们是宠儿。
从我的卧室里，可以俯看到为我叔父切科照看孩子的年轻女管家的房间，切科是我父亲的弟弟，他的妻子塔尼亚在银幕上的艺名叫奥迪尔·维索斯。在三年里，对我来说，这个女管家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通过浴室不透明的玻璃窗，我揣摩着她的体型。夜里剩余的时间，她就在我的梦中陪伴我。一个晚上，我欲火中烧，踮着脚尖从将我们分开的两层楼梯上走下来。我来到走廊的尽头，进入了她的房间。她正准备上床睡觉。她在睡衣里的身体被我一览无余。我很尴尬，不知所措。我很窘迫地对她说：“我头疼。”她给了我一片阿斯匹林。我夹着小尾巴又爬上我的那层楼。
在每周的非休息日里，我在布苏埃学校里生活，这是由一些穿着一身黑衣的修道士管理的寄宿学校。我们早上做弥撒，吃饭在食堂里，晚上有老师监督自修。我们在蒙田中学上课，后来是路易大帝中学。我偶尔会在弥撒时做辅祭工作，但没什么热情。一天早上，我和几个同学将尚未经过领圣体仪式的圣餐饼全部偷光。坐到长凳上时，我们已将饼一扫而光。等到做主礼司铎的老神父准备开始圣体圣事时，我们大获成功——代价是集体留校！
布苏埃学校的修道院长加朗司铎已经八十多岁。他是我祖父的老师，在我父亲读书时就已经是校长了。
我爬到八楼的一个窗户旁，带上一只装了水的玻璃瓶，在同学们的怂恿下，我瞄准了我们的修道院长。他正穿过操场。可能他刚刚在思考生命中的不确定性。呜……啪！经过一道完美的弧线，炮弹爆炸了，教士袍上溅满了水。谋杀成功！
听说了这样的“伟绩”后，我父亲对开除我不表示反对。他本已决定将我从布苏埃学校转出——他已经了解到，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虚度在一家咖啡馆里，在这里，人们叫我“弹子机之王”。
我被送到雷罗什学校，又和我的兄弟们在一起了。我是在高中二年级期末的时候来的。我很快发展出一种与这所学校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强烈对立的政治意识。昂贵的学费导致招生仅限于经济上有实力的精英家庭，而二战后经济增长的这些年使新的就学群体产生，他们非常有钱，但文化基础常常很薄弱。我想起一些由司机开车接送的腐化的少年。他们当中有一个甚至是开着辆老式劳斯莱斯加入这巨大的汽车队伍的，他还带着个总站在一侧车门踏板上穿着制服的家仆。我为他也为我自己感到羞耻。在此之前，我还未有过阶级观的意识。我在这所学校里离群索居，很少去看我的兄弟们，每天在钢琴上花好几个小时，在我专用的带隔板的小自习桌上一根根地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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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令我难于承受，我做着超出常人理解的工作，只求那些我负责的人至少可以赢得他们的独立。
当我们被要求对几百个人进行裁员时，我可能会拿起武器。义愤填膺的感觉令我浑身颤抖，在那些冷酷的经济法则的包围下，我可能会把武器调转指向自己，以便他们无法将我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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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阿尔都塞。在我的房间里，我一边听着梅湘［7］的钢琴曲《注视圣婴基督的二十个眼神》，一边学习这些“红色”作家的作品。这首音乐使我能从周围的腐化中脱离出来。我的反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我拒绝参加团体聚会。在考试后颁发奖项时，我被“缺席”授奖。这可是这所学校历史上的头一回！
在事故发生后，记忆中回想起一件当时并没有怎么震动我的事——数学老师摩尔塔先生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身亡。有消息传了开来，说他撞到一辆牵引车下之后，身体变长了二十厘米。今天，这个记忆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因为看着我笔直平躺的身体末端，每个人都觉得我的身高变长了。
在这个没有时代气息的学校里，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与我不期而遇。我决定逃离，逃到巴黎去。我听凭自己被一种全民的激情所带动，从奥德翁［8］到邦德翁［9］，这种激情席卷了整个巴黎。我相信，这些疯狂的日子将会引导出一种更伟大的公正，从此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以礼和敬为准绳。
我于是过了几天完全漂荡的生活，全民的兴奋和子弹的气味令我陶醉，我并没有想好什么主张，只盼着一种浪漫的兄弟情谊尽快来到人间。我到路易大帝中学的老同学那里过夜。我们讨论着我们的社会规划，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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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接受妥协，这是现代社会里可怜的“白痴”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