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着山躺着，只是有一点儿晕乎乎的。我应该是失去过知觉。马克斯和伊夫将他们的伞放在我的伞旁边，这是我玩滑翔伞的两位同伴。马克斯博士着手处理这一切——他在我脸前方的地上挖了个坑，保证我能呼吸，接着向无线电台报警。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碰我。我和他们说话，我的呼吸平静，可为什么他们不停地问我是否可以呼吸呢？一根草在我的鼻腔里挠着我，我打了个喷嚏，笑出了声。马克斯突然对着无线电发起火来。他坚决要求从格勒诺布尔派来一架直升机，而不是从尚贝里；可尚贝里离这里更近。伊夫像对孩子般地和我说话，他的样子看上去在发抖。我觉得我再也动不了了！
我又陷入了意识丧失的状态。一阵嘈杂声将我惊醒。这是直升机在迎着风的阻力尽力停稳。一位医生和一个救险人员从飞机上跳下来，而飞机重新升起，保持着悬空的姿势。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他们很熟练地将我转移到一个吊篮担架里，使我仰面躺着；我看到了天空和飞机。他们要把我带走，而朋友和其他人留在后面。我叫来伊夫，我明白这样有问题。我请他马上给贝阿特莉丝打电话，对她说情况不严重，说我爱她，我拥有的从来都只是她，她是我的光。“打电话给我父母，对他们说要体贴她，别让她一个人赶路。”十年里，他们一直都阻止我玩滑翔伞；他们有天甚至说要是出了事，他们是不会照看孩子的。贝阿特莉丝哭了，我本该有所收敛，但我成了个罪人。我在伊夫的身边哭了，我想让他对我的父母复述这句话：“请照看我的妻小。”伊夫让我平静下来，我给了他我秘书的电话号码，以便她能取消掉所有约定的会面，不论是当天晚上在意大利的，还是第二天在瑞士的、第三天在德国的。
直升机放下一条缆绳。在被吊上去之前，我请求伊夫原谅我糟蹋了他一天的时间。我在空气里摇摆，副驾驶俯身抓住我，将我拉上飞机。到了机舱里，再听不到有人说话。他们给我戴上了一个氧气护罩。
到了格勒诺贝尔，我们降落在医院楼顶的平台上。我被跑步送到麻醉室大厅，很多张面孔簇拥到我的面前，我们交谈着。一个男人，应该是位外科医生，将我们的客套话打断，说了句“别光说这些，情况紧急”。这是我长时间不省人事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手术进行得多么艰难。贝阿特莉丝和我父母用了几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医院；他们受到了那位外科医生的接待。“他度过危险的机会是五分之一。”
手术后，我的身体拒绝呼吸。他们使我陷入一种人工昏迷的状态达一个月之久，以便呼吸机能强行工作，而不会被机体所排斥。
在这整整一个月里，贝阿特莉丝都守在我的床头，对我说一些故事，这使那些外科医生们非常光火，他们认为这一切毫无意义。贝阿特莉丝毫不松劲地继续着。为了让我好起来，她展开了她的攻势。她联系了我的大老板弗莱德•尚东，和我以前的老板、现在的朋友安德烈•加西亚。他们将我转进巴黎的萨伯特慈善医院。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
又是几天的昏迷，维亚尔教授选择了一种“间歇疗法”。也就是尽快把开的药全部停用，包括那些使我保持昏迷的无数唑比酮胶囊。
症状加剧。一个星期里我一直在高烧四十度到四十一度之间徘徊。肝炎的症状也开始发作，但是慢慢地，我“恢复了意识”。
贝阿特莉丝倾身靠在我的玻璃床上看着我，在她的注视下，我又回到了大地上；我想不起来她说的话，只记得她的眼神。在几个星期内，我都游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
贝阿特莉丝安排了亲友们持续不断的探望。于是，在萦绕着我的各种噩梦之间，穿插着他们的来访。
*
我的这些幻境具有如此强烈的真实感，以至于一切都被混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我在一艘小的马达船上。到我行程结束的时候却用的是桨。船停靠的地方正是我医院病房的另一侧。然后，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被转移到一架幻影40飞机的座舱里，飞机的驾驶员是个西班牙人。我后来才明白，公共医疗求助机构为了节省开支，雇用了一个西班牙人。驾驶员该是带着我越过了隔音墙，俯冲着飞出了法国国境。每天，我都登上这架飞机。回来的时候筋疲力尽，但是精神焕发。最后，飞机载着我去了埃及，停在亚历山大港的东部。
医院里的推车工带我参观城市的郊区。他带我进了一家咖啡馆，这里完全像是个中世纪的酒肆。这是一间木制的大厅，布置得像个有几层楼的商业中心。人们聚到这里，吃着中餐，洗着土耳其浴。其余的人则像我这样，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躺着。有人给我们递过来水烟。
推车工带我走进铺满白瓷砖的浴室。喷出的蒸汽从我的头上飘过。我试着用双肘支撑着向上爬，却滑向浴室当中的排水口。推车工撇下我不管。我叫喊着，想从闷得透不出气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但无济于事。
幻影，谵语。当我睁开眼时，我的身体却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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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我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她正因为什么事惊惶不安。她的谈话中夹着抽噎。她面色惨白地消失而去。就在此时，她的朋友莱奥和一帮吸毒的人将这里围了起来。他们操着白刃杀了女护士，冲向药房的药柜，抢走注射器和其他的物品。在一阵类似指甲刮墙的声音中，所有人都消失了。我应该是做了个梦。但是第二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警察包围住一伙危险的流氓分子，这些人围在一个年轻女人身旁，一边大声叫骂一边跳舞；女人的背上插着一把刀。他们还没能接近受害人。这个女人是亚历山德拉。我失声叫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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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努恩斯来了；在我被隔离的这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来。就像他惯常的那样，他对我说些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我笑得都要把身上的那些管子绷断了。我的孪生兄弟阿兰紧接着他过来；鞋跟噔噔作响，他上身朝玻璃床微倾，军人式地打招呼：“保重，我的兄——兄弟！”轻轻地将身体重新挺直后，他又开始沉默无语，保持着立正的姿势。贝阿特莉丝也在旁边。“解散！”通过她温暖的眼神，我知道我还活着。她轻触着我。她是唯一会俯下身体从她够得着的地方亲吻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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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我们香槟地区的风景区里。我儿子的教父、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高材生埃马纽埃尔，还有他迷人的中国妻子玛丽，也在这里。夜幕降临，寒意袭人。突然，从玛丽的耳朵里跳出来一群小矮人。玛丽将他们重新聚到一起。埃马纽埃尔带着一丝尴尬的微笑。他解释说他在电脑上进行了一个错误的操作。他使我明白一场世界大战已经通过电脑的媒介爆发了。一些贪婪的芯片［4］逸出电脑的显示器，攻击着敌人的机器。埃马纽埃尔通报了前线的最新战事。实际上，是站在高高的山岭、拿着薄酬的藏人发起了战争。我们决定，埃马纽埃尔、玛丽、她的那群人，还有我，我们一起去前线。原来，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他妻子和母亲的帮助下，以革命的方式开了一家芯片公司。军人将他们关起来，这些可怜的人日夜工作，来为他们的看守提供日用品。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险阻后，我们逃离了那里，全部在纽约安顿下来。战争似乎进展缓慢，因为缺少芯片。突然，库尔格公司的总裁艾比带着一群猩猩侵占了我们的办公室。他态度极度温和。他对埃马纽埃尔和我们的朋友的工作很感兴趣。在他身后，一个矮小的带着强烈西班牙口音的女人凶神恶煞地冲他吼着。艾比要求控股我们的公司，被礼貌地拒绝。他们割断了老母亲的喉咙。我们的朋友（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用传统的方式剖腹自杀后，带着同情的微笑升天了。幸存者都被关了起来。战争重新开始。
在艾比的情人伊莎贝尔•迪安奇的卧室里，我被吊在天花板上的一个笼子里。一群年轻的吸毒者围着她；在由艾比庇护的一位音乐家谱写的曼妙乐曲声中，他们玩着些精巧的游戏。时不时地，在一种滑轮系统的带动下，我的笼子径直落到了迪安奇床的正上方，她正夸张地张开四肢等着我。我就在笼子里进入了她的身体。天啊，我怎么能这么干？有时，他们扔给我一些花生米。她爱着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一个无敌的歌手。艾比怒火中烧，尤其他又破了产。
突然，一场巨大的爆炸。接着是一片令人压抑的安静。艾比的破产应该引爆了一颗特殊的原子弹。尸横遍野。它们泛着蓝色，没有明显的伤痕，只是脸部恐怖地变形了。他们死于寒冷，而这寒冷现在正侵袭着幸存者。我与贝阿特莉丝和孩子们重逢；我们乘着火车跑了，去寻找温暖。艾比面对我们坐着，他穿着件厚重的皮大衣，显得没那么蓝。车窗外所有的风景都因为冰冻而荒芜。
人们将死者从窗户抛出去。很快，贝阿特莉丝就再也不能给她的家人带来温暖；她的眼圈和嘴唇都变成了紫色。我拎起警报信号灯，抱着她走入凛冽的雪中；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我。我发现了一个用赤土陶砖砌成的小屋，屋旁烧着一大堆劈开的木头。我们就这样围着火过了几年。尽管寒冷依旧，天气却在转好。一天，在那之后已经开始发育的我们的儿子，透过窗户发现了一朵小白花。一朵雪花莲。我们得再等上三年，大地上才覆盖了黄水仙，黄色是贝阿特莉丝喜爱的颜色。我们回到了巴黎。
什么也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了我医院的病床上。一天，我想我看到了雷尼埃哭着走进大厅。他是为我哭，为他自己哭，还是因为这些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从此再不曾回来过。
我对我发生了事故的状况又重新有了意识。
这个在一间木屋里将贝阿特莉丝从我身边抢走的男人是谁？
我的表妹卡特琳娜向我介绍了两位学者。两个人都很瘦，身上似乎都带着一种浓郁的忧愁。
他们调试着一个复杂的电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重建髓组织［5］。他们只带来了这个奇妙机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能再生脚跟和脚掌。
我想马上试用这个机器。他们将我的左脚跟套入一个白塑料的模具；很多根线从模具里穿出来，我们这两位科学家迅速将线连接到一个接线盒上，盒子的外观让人联想到蓄电池的充电器。当一切就绪时，他们等待我的示意。我再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来吧。”一开始，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接着突然出现了一种轻微的蚁走感。随之又加强为针扎的感觉，然后转换成一种轻微爆裂的噼啪声。当我闻到传来的皮肉焦味时，他们切断了开关。他们把模具放回到盒子里。其中的年轻女人用一只浅绿色的软膏按摩着我的脚跟。一言不发。表妹卡特琳娜目瞪口呆。我的脚趾一阵颤抖；片刻之后，我就可以弯起五个脚趾，带动脚掌绕着脚跟运动。
真是奇迹啊！
“为什么会没人知道你们的技术？”
“我们是在实验阶段，”年轻的女学者说道，“我们还没有结束对四肢瘫痪患者的完全取样，但是六到八个星期后，我们会把成果提交给巴黎医院委员会。”
*
时间过得很快；两位学者的杳无音信给我带来不安，我于是告诉了贝阿特莉丝。贝阿特莉丝凭着耐心，听懂了通过卡特琳娜的介绍我见过两个人。她第二天再来时，对我说卡特琳娜不知道我说的人是谁。
我脸红了，就像小时候被人撞见撒谎一样。我激动得一时语塞。贝阿特莉丝努力地安慰我，对我说她会向卡特琳娜细问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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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护士小姐向我解释说，我的治疗方法变更了，增加了抗抑郁的药物百忧解。
第二天，我很艰难地醒过来；我昏昏沉沉。甚至我的左脚也不再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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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阿特莉丝试着唤醒我的兴致，对我说一些家里的故事，读报纸，打开电视调到医院的频道，但是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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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当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两位学者在激烈地表达看法时，我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醒了过来。我很快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话题；我感觉这不是直播，而是一档节目里夹着录播带的内容。
他们更瘦了。他们对拒绝让他们发言的巴黎医院委员会领导层表示抗议。我试着想从女总监那里得到播放带的一份拷贝。她装着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可没有做梦。推车工向我确认了这一点——他本人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
晚上，我的药量又被增加了。我清醒时段的间隔越来越长。
他们可以治愈我们，治愈我们所有这些被切开气管在呼吸机里呻吟的人。所有这些在医院里待上几个月的人都将重获自由。
一天夜里，我呼吸困难；呼吸机的空气不再进入气管；我用头压在按钮上，按着铃叫护士。没有人过来。我坚持着。无济于事。我就要窒息死去。
我应当是失去了意识。当我睁开眼睛，太阳已经升起；一个小时后才会换班。我要坚持下去，直到推车工进来。当他走进房间，他便急奔过来，他看清情况后便重新使空气流通。
我整个白天都在睡觉。夜里，在旁边那张玻璃床里，人们放进了一个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她痛苦地嚎叫着。从我所能看得到的角度，她没有了双腿。打了几针后她便闭上了嘴。在公共大厅的深处，一盏灯灭了，然后又是一盏。第一盏灯又被重新打开。
灯光在我的周围忽明忽灭。
等我灯灭的时候，游戏就停了。
我用眼神来确认——呼吸机始终在工作；机器应该是连接在一个独立的插座上。黑头发的年轻女人和另两个病人死了。
所有这一切一点也不会透露到医护室之外的地方。被一个阴谋盯上的感觉从此没有离开过我。医疗团队每次当着我的面保持最大的沉默时，我都有种负罪感。我感觉不由自主地威胁了他们。他们解决了那两位学者，我成为他们大胆妄为的唯一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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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电脑向贝阿特莉丝转达了一条信息。花了两个小时，我筋疲力尽，终于完成了我的紧急求救。我进入梦乡。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度过了一个如此平静的夜晚。
贝阿特莉丝来了，我向她示意拿上软盘，到了这些围墙之外再看内容——有人会撞见她的。这一天过去了。我开始怀疑我的不安是否合情合理。我昏昏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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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饭后，我被一种震耳欲聋的喧哗声惊醒。我听到很多脚步声。一些喊声，一些命令声，一些家具被撞翻的声音，我甚至觉得还听出了机关枪的射击声。我的门被猛地撞开，一队人进入我的房间，围着床站好位置。他们穿着共和国保安警队的制服。所有人都足足有六十多岁了。
最后进来了我的岳父。作为前省长，他能很快地做出安排，保护好我，并向领土监护局［6］的同志们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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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阿特莉丝在这儿。她向我说着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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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将他的部队布置在走道里，以及我病房下面。一场战役打响了，他的人表现得不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我转移到花园里的栎树顶上。我被挂在一张吊床里。一些候在医院顶台上的狙击手开枪击倒了我的一个护卫，随后他们就被一颗手榴弹给消灭了。媒体记者连串地赶来。他们围住了校兵场。我通过一只麦克风说明情况并要求总理的干预；他来了，好多人簇拥着。他命令战斗结束。我要求那两位学者可以在我身上尝试做次手术。一个国际长途拨打起来。几天后，那位年轻的女学者出现了，墨镜和染过的头发使她变了模样。她和她的装备被拉到栎树上。她弱不禁风。在她确认医院里为她专门预留了一个电插座的同时，一些小的冲突重新开始了。夜色降临，她浑身发抖地完成了接线。一些照明弹将现场照得通明。在她还没有推下控制杆前，我亲吻了我的岳父，感谢他，请他保护贝阿特莉丝和孩子们。
年轻的女人推下了控制杆，我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随后突然之间，一团电光般的火球迸出。我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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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的病床上，不能动弹。贝阿特莉丝在对我说着孩子们。我无语凝噎。贝阿特莉丝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回复你的信息，因为操作失误，我把软盘上的东西全删掉了。”
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沉默。最终，一天夜里，既充满着负罪感，又不能接受自己的状态，同时对占据着自己的那种疯狂感到恐惧，我决定自行了断。但一个四肢瘫痪的人自杀得很费工夫。
我成功地将氧气管绕在我的脖子上。我将头向后拉。我失去了意识。一道鲜活的光芒将我唤醒。听到机器警报声后赶来的护士们重新给我接上管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从此开始了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