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第十一章战时宣传者

194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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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缅甸岁月》在印度被禁，奥威尔还是在1941年8月找到了为战争出力的工作，即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东方部当讲座节目制作人。除了在1942年不多的写作收入（18篇文章挣60镑，《保持叶兰繁茂》带来6镑），他这时一年挣640英镑。1925年以来，这是他首次比在缅甸当警察时挣得多。这是件辛苦的工作：一周上班时每天工作9个小时，星期六上午工作3小时。除文化、教育和政治节目，他还得提供新闻评述，目的是说服印度知识分子支持战争中的英方。当1942年1月缅甸陷落，日军极有可能侵略印度时，这种宣传变得更为重要。

8月份，他参加了在摄政公园贝德福公学举办的两周速成培训，内容是战时宣传。在这一“说谎学校”里，包括诗人燕卜荪、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在内的新雇员听了讲座、观看展示和上实践课，并得到了“节目制作技术方面的指导，还随之讲授了技术及管理方面主要流程的简介”。1927至1938年间担任总经理的约翰·里思爵士要求严厉，使英国广播公司创下了准确公正的声誉，但也把它变成了一个拘谨刻板的机构，他的道德影响一直持续到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好几年仍在。播音员播报新闻时穿晚礼服，禁谈赛马和赌博，雇员们如果离婚，就会被解雇。战争令许多波希米亚风格的作家进入这个十分古板的环境。

正如爱琳在审查处的工作影响了奥威尔对真理部的描述那样，英国广播公司内的许多方面也直接写进了《一九八四》。波特兰宫路55号的101房间是东方部举行委员会会议的地方，他必须参加，而那些会议显然令人厌烦。这个房间成了温斯顿被折磨并被击垮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女清洁工，（奥威尔写道）她们“坐在接待厅里，等着分发扫帚，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比得上一处养鹦鹉的地方，后来她们又很好听地合唱，扫走廊时一起唱歌”。她们变成了那个胳膊呈红色的无产者妇女，她边晾衣服边唱歌：“她的声音和着怡人的夏日微风向上飘扬，非常悦耳，饱含感情，有种半是快乐半是忧郁的味道。”[1]

1942年6月，英国广播公司进行扩建，奥威尔搬进了牛津街200号原彼得·罗宾逊百货商店所在的临时总部。据在那里工作过的马丁·爱斯林所言，那些很大的房间被分隔成“蜂窝的小间，彼此用薄薄的硬纸板隔开，播音室和食堂在地下室”，食堂的食物很糟糕，杯子坑坑洼洼，女服务员也很邋遢。马丁·爱斯林又说：“那些老处女秘书好似反性同盟的成员，装着大块平板玻璃的商店橱窗……用砖头砌了起来，那些较高楼层的窗户用褪色的遮光窗帘挡了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那种环境更沉闷、更令人压抑。”后来，英国广播公司的战时食堂几乎原封不动成了《一九八四》中所写的食堂：“这是间天花板很低、人群拥挤的屋子，墙上由于人们身体的无数次接触变得肮脏；金属桌椅破破烂烂，间隔近得坐下时能互相碰到肘部；弯了柄的勺子，变形的托盘，粗糙的白杯子；所有东西表面都油腻，每条裂缝中都有污垢；还有劣酒、劣咖啡、带金属味的炖菜及脏衣服那发酸的混合气味。”[2]奥威尔也会展示他那无产者的举止，就是把茶倒进茶碟呼噜呼噜地喝。

奥威尔越来越古怪的性格给其同事留下了很深印象，包括燕卜荪和约翰·莫里斯，他们写过关于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那段时间的随笔。这段时间，奥威尔极其勤奋，创作极丰。除了随笔、小说、虚构的采访和改编自汉斯·安徒生、阿纳托尔·法朗士、奥斯卡·王尔德、H.G.威尔斯、伊纳兹奥·西洛内[3]的广播节目，他还写了两百篇新闻评论。他的秘书伊丽莎白·奈特回忆道：“为他工作是最理想的。他很有条理，而且随和。他从不责备我，从不让我感到有压力，不会催我加班加点。他话不多，但不算难以接近。他的眼神活跃而且透着警惕”——他也经常看着她。

东方部尽管环境糟糕，但氛围独特，令奥威尔想起东方。“当我听着办公室里印度人的尖嗓门时，”他说，“我往窗外看，因为没看到摇曳的棕榈树而吃了一惊。”那里的麻烦经常是以东方方式解决的。当特务机关发现把时事通讯翻译成马拉地语[4]的科萨里当时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时，英国广播公司不得不解雇了他。但因为代替他的贾沙不会书写那种文字，科萨里通过为他捉刀而悄悄保住了原来的工作。奥威尔提到过“不管印度人在哪儿，总会搞出这种事”，不过他实际上佩服这种绝妙的解决办法，既规避了官僚主义阻碍，完成了工作，又帮助了干活的。奥威尔有次跟一位同事争论时不自然地用了伦敦口音，有人透过薄薄的隔板听到他说：“你是黑人……我是白人的事实，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5]很奇怪的是，那位没看到是谁的同事竟未回答：“可我不是黑人。”

在一位不像伊丽莎白那样熟悉他的印度同事巴哈杜尔·辛阿眼里，他看来“不爱交往，专注于工作”。他的工作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给人以“那种总是不耐烦的印象。……他干这件工作，但是不用心，没多少热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提到奥威尔回忆起英国广播公司的很多荒唐之处，然后“笑了起来：那是种刺耳、嘶哑、近乎咆哮般的笑声，发自喉咙深处，很有其人特点，很可爱”。森迪·威尔辛经常在食堂碰到他，并在他离开英国广播公司后接手其工作，她也同意库斯勒的看法：“他的待人接物令人难以亲近，但同时你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热情。”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做过几次战时广播讲座，他宣称：“我的天，奥威尔是个丧气鬼！”[6]

奥威尔利用其在文学圈的联系和他关于履行爱国义务的呼吁，请到了一些文学界著名人士来英国广播公司做广播讲座：T.S.艾略特、E.M.福斯特、迪伦·托马斯、康诺利、斯彭德，莱曼、里德和普里切特等。他曾努力想扫除官方障碍，以便请87岁的萧伯纳来谈谈易卜生[7]，他争辩说“上这种节目时，他发表不适当评论的机会不是很大”。但他的上级不放心请这位口不择言的人，萧伯纳自己也觉得“过了做那种事的阶段”。奥威尔和艾略特共进过几次午餐。1943年1月，他请艾略特来家里吃过饭，并建议他留下过夜，以免在灯火管制及空袭中走回家。

1942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所拍的一张照片上，奥威尔和燕卜荪站在向印度广播的一群播音员旁边。艾略特和几个印度人（包括锡兰诗人泰木比姆图）都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手里拿着稿子，头顶有一个录音话筒。奥威尔也单独照过相。在一张有名的照片上，他坐在一个黑色话筒前，那个话筒安在一张反光的桌子上。他前面的头发很高，两边剪得较短，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和羊毛衫，外罩一件厚实的羊毛外套，打着起毛的领带（保守派从来不打这种），胸袋里塞着的一块手帕飘在外面，就像一朵揉皱的花。他的胡须修剪过，脸庞瘦削，上面有很深的沟纹，但眼神明亮而且活跃。

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试验了他的想法。他关于埃德蒙·布兰登[8]、杰克·伦敦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讲座是他关于布兰登的《板球之国》（Cricket Country）的书评、他为伦敦的《热爱生命》（Love of Life）所写的前言和他关于《格列佛游记》（在他眼里，它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重要”）所写评论的雏形。但他的所有材料都必须为印度听众简化，今天读起来非常枯燥。他的广播讨论有一些荒唐可笑（“奥威尔：第一首诗是……更像是首歌谣。燕卜荪：事实上，它猛烈抨击了军国主义心理。奥威尔：有可能，但我是说……”），还有一些是无意为之的滑稽——奥威尔：“可惜威尔弗雷德·欧文不能来读这一篇，他被打死了。不过我们今天请来了埃德蒙·布兰登。”[9]

不管什么样的帮助，只要能得到，奥威尔都需要。他的朋友乔治·伍德考克认为他“对广播节目制作了解得很肤浅，他自己的声音（被那处弹伤削弱）细得让他无法成为一名能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播音员”。约翰·莫里斯同意“他讲话糟糕并且结结巴巴；甚至在私下的谈话中，他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也很差，会经常费力寻找适当的用词。他每周一次的广播讲座写得漂亮，但播音时，他的声音枯燥而且单调”。劳伦斯·布兰德1943年9月被派往印度调查有谁收听广播及哪位播音员最受欢迎，结果在认可率上，奥威尔的成绩较差。前《泰晤士报》编辑威克姆·斯蒂德的认可率是76%，小说家J.B.普雷斯特利（J.B.Prestley）68%，福斯特52%，格雷格太太（她处处霸道，引起了不少麻烦）20%，奥威尔本人与其宿敌金斯利·马丁打成平手，都是16%。

布兰德发现，即便奥威尔的声音极具魅力，仍是几乎无人收听他或者别人的播音。3亿印度人中，只有12.1万人拥有收音机（仅占0.04%），只有几千人真的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波段。广播的对象是少量学生及知识分子，但这些人通常都是反英的，对他们的宣传有敌意，甚至对轻娱乐性质的节目也不感兴趣。不管怎么样，就像布兰德令人泄气的报告所述，那些节目“几乎收听不到，因为信号很弱。极少学生能听到收音机。相当多文学界人士和教授在英国广播公司忙于对印度广播，但几乎无人收听他们的节目或者能够收听”。[10]

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的人事档案仍未开放，奥威尔的上级对其评价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形容那种氛围“介于女子学校和疯人院之间”。在付出很大努力却一无所获后，他声称“我们现在所做的毫无用处，或者说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他抱怨为寻找合适的广播材料费尽心思，痛惜播送质量之恶劣（“因为某些技术故障，完全播得一团糟，主要是刮擦的噪音”），也后悔被迫为了宣传目的撒谎。尽管如此，英国广播公司还不算一无是处。战时，因为节录《我的奋斗》，它仍然经中立国瑞典向希特勒支付版税。

事实上，跟《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史密斯一样，奥威尔也憎恨宣传，憎恨自己的工作。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战争最令人反感的一点是所有战争宣传、所有叫嚣、谎言和仇恨无一例外全来自那些没在打仗的人。”1942年4月，因为厌恶于双方的宣传，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用词尖刻的话：“你可以永永远远把谎话说下去，但最明显的谎言是那些谎言尽管无人真正相信，但对之也没有强烈反感。我们全被淹没在污秽中……我觉得知识分子式诚实和公正的判断力已从地球表面彻底消失……就没有人抱有坚定信念和公正态度了吗？实际上还有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权力，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偏执狂手中。”[11]

1942年夏，他难得地休假去钓鱼，住在塞弗恩河附近伍斯特郡卡罗恩德的一个农场上。他被那里宁静、不受战争影响的特点和食物充沛所触动，他写道：“除了飞机、鸟叫和割草机割干草声，没有别的噪音，除了提到在几所农场上干活的意大利战俘，不会提到战争……尽管饲养有困难，但有够多的猪、家禽，处处有鹅和火鸡，每顿饭都有奶油。”

1943年8月，因为对在英国广播公司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感到灰心，奥威尔告诉赫彭斯托尔：“我肯定要离开，大概在三个月内。那样到了1944年某个时候，我可能再次接近是个人，也能写些严肃的东西。目前，我只是个在一只很脏的皮靴践踏下的橘子”——这幅残酷的意象在其随笔及《一九八四》中都一再出现过。相对这种在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从事基础性但是摧毁灵魂的工作，他过于独立和直言不讳。尽管他觉得自己已做到把“我们的宣传变得和如果以其他方式进行比较，稍微没那么令人反感”，但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就像在缅甸，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幻想破灭告终。[12]

2

私人交往上，奥威尔表现得亲切温和；他热衷政治，在论战性作品中，他表现得极其好战。[13]像库斯勒那种敏感的作家会因为其批评而受到伤害，这一直让他吃惊，他也一直未能理解为何猛烈的混战会妨碍——或者排除——友谊。他也拥有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和他以文字攻击过的人结为好友。赫彭斯托尔在奥威尔照他鼻子上打了一拳后，仍延续了他们的友谊。斯蒂芬·斯彭德、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乔治·伍德考克和（后来的）朱利安·西蒙斯全在受到其文字批评后，又跟他发展了较好的个人关系。

因为斯彭德属于奥威尔认为的那个矫揉造作的文学圈，曾数次受到奥威尔的嘲弄。在关于西班牙内战一事写给南希·丘纳德的那封怒气冲冲的信中，他说：“告诉你的娘娘腔伙计斯彭德我保存着他战时勇敢行为的标本，当有一天他为写了那些东西羞愧难当时……我会好好臊臊他。”斯彭德在去疗养院看望过他以后，对那种突然的转变困惑不解，他在1938年4月的信中写道：“你对我的攻击我一点也没读到过，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对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攻击我，然后同样不明白为什么当你仍对我一无所知，只是跟我见了一两次面后，会收回那些攻击的话。”

奥威尔在1942年1月写给《党见评论》发表的《伦敦来信》中挑起了最具敌意的论战。他指责道：“和平主义客观上亲法西斯”，因为它削弱了盟军一方而帮助了敌人。他特别抨击了为那份反战小报《现在报》（Now）撰稿的作者。他称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诗人、小说家和医疗生物学家，后来因为《性之快乐》（The Joy of Sex，1972）而出名——为“一个无耻一族的‘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并说朱利安·西蒙斯的写作“带上了暧昧的法西斯主义特点”。这年9月号的《党见评论》上，又延续了这次“和平主义与战争”论争，亚历克斯·康福特克制而冷静地做了回应。他影射了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并称他为“匹夫之勇为左翼知识分子资产这一原则的鼓吹者”，他指责奥威尔“攻击与其意见相歧的知识分子”，和做出“几乎（英国）每个三十岁以下的作家一只脚已经踏在湿滑的法西斯斜坡上”的不当结论。奥威尔则粗暴地回应道，和平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那帮人写作“思想上不诚实的宣传品，将文学批评降格到互相舔屁股”。

这场论争也发展到了1943年6月的社会主义报纸《论坛报》上，当时康福特和奥威尔以讽刺诗形式互相抨击。奥威尔突然但又具有其人特点地从辱骂态度转为友好可亲。在给康福特的一封私信中，奥威尔为自己激烈反对和平主义的态度道了歉并称赞了康福特的诗，那似乎打动了他：“我们在《论坛报》上的争执中，恐怕我对您很粗鲁，但您自己对一些人也不是特别客气。我只是做了一个政治的和也许是道德上的回应。您的稿子作为一首诗要好很多。”[14]

在与乔治·伍德考克的激烈争论中，奥威尔前后表现得跟与康福特那次完全一样。伍德考克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评论家和《现在报》编辑，1912年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长大，战后又回到加拿大教书。他在《党见评论》上发表回应文章，指责奥威尔背弃了自己的旧观点和朋友：前帝国警察现在反对起帝国，但又回到“他的帝国主义忠诚上去……（以英国的宣传）愚弄起印度群众，反战者这时反对他的和平主义者同行，马统工党的民兵攻击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针对伍德考克破坏他名声的企图，奥威尔令人信服地为自己做了辩解，最后他问道：“在指责我不真诚之前，为什么不去了解我正在（英国广播公司）干什么？”

奥威尔是个有骑士风度的论敌，他对公平合理和基本上要得体的感觉令他在意识到其指责不公平时，会将其收回。“我在《党见评论》那场论争中恐怕回复得很粗暴。”他在1942年12月告诉伍德考克，“被攻击时我总会这样——不过，我希望双方都没有恶意。”伍德考克那年初在英国广播公司跟奥威尔见过面，他描绘了其脸庞如何反映了他的性格：

当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和参加政治论战，而爱琳1942年春天从新闻审查处被调到食物部工作时，他们在战时伦敦接连搬了几次家。1941年4月，那间位于查德福德郡的条件恶劣的公寓租约到期，他们搬到了一个好一些的地方，位于圣约翰伍德道（他参加的地方军部队也驻扎在该区）艾比路附近朗福德街111号一幢新楼房的5楼，有电梯。差不多15个月后的1942年夏，他们再次搬到了一个大一些的地方——但很冷——梅伊达谷区基伯恩大街附近莫蒂默弯道10A号一楼的公寓和地下室。他以地下室作为木工房，还在后院养鸡。

奥威尔十几岁的外甥亨利·戴金去莫蒂默弯道看望过他们。他记得爱琳很不整洁，穿了件上面落了些烟灰的黑色旧外套。她热情欢迎他来，和蔼可亲，他很喜欢她。她和奥威尔似乎深深相爱。奥威尔下班后从不休息，要么匆匆吃完饭就去地下室他的书房里，要么穿上一套整洁的制服去地方军值班。

1944年6月28日，他们在莫蒂默弯道住了两年后，那座楼因为被炸而没法再住，伊内兹·霍尔顿（Inez Holden）把自己位于贝克街附近乔治街106号的公寓借给他们住。奥威尔和伊内兹同属于战时伦敦的艺术圈。伊内兹1904年出生于一个上等阶层家庭，1940年通过弗雷德里克·沃伯格认识奥威尔，当时这两位作家计划以一本书的形式推出他们的战时日记。安东尼·鲍威尔50年代当《笨拙》杂志编辑时，发表过她的短篇小说，称她“非常漂亮，美丽得时髦……（她）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很擅长模仿别人，会闲聊些高尚和非常精彩的话题，跟她在一起极有趣”。她曾是社交圈的美人，一度是奥古斯塔斯·约翰[16]的众多情人之一。在她1933年接受一次引起严重后果的手术后，她的体重增加了，美貌不再。40年代时，她和汉弗莱·斯莱特有过很长一段不愉快的恋情。西莉娅·佩吉·古德曼（库斯勒的妻妹，也是伊内兹的表妹）形容斯莱特“相貌堂堂，有知识分子气，聪明绝顶”。他当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官，是英国地方军的一名上尉，当过高雅的《论战》杂志（Polemic）的编辑（西莉娅·佩吉在那里当他的助理），奥威尔向这本杂志投过5篇重要的随笔。1945年，在评论伊内兹的《去划船》（To the Boating）时，奥威尔称她为一个不均衡的作家，但认为她“在几个短篇小说中，达到了此种文体写作上的最高水平”，她那几个短篇有着“精确的细节和特别生动的对白”。[17]

1940年，伊内兹把奥威尔介绍给了诗人、小说家斯蒂维·史密斯，后者是个古怪然而可爱的女人，当时做秘书工作，跟一个姨妈住在伦敦北部郊区。在小说《假期》（The Holiday，1949）中，斯蒂维以伊内兹为原型塑造了洛佩兹；后来她曾形容伊内兹“为人极好，非常风趣……很有意思，根本不合群，总让我笑得很厉害”。在那部战时出版的小说中，洛佩兹办了一个派对，奥威尔被以巴兹尔·泰特的名字写了进去，那是个左翼伊顿公学毕业生，在西班牙打过仗，厌恶中产阶级价值观。斯蒂维大概言过其实地告诉过编辑诺拉·斯莫尔伍德她跟奥威尔“有亲密关系”，马格里奇又传播了这个传闻，说奥威尔和斯蒂维在一个公园发生了关系，但（据安东尼·鲍威尔所言）“那是个误解，乔治想得到她，但没能成功（她太聪明了）”。

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扩大了他在伦敦的朋友圈，让他有了更多有外遇的机会。他向伊内兹示过情，但当时她跟斯莱特有染。[18]英国广播公司内流传过关于他和一位秘书有短期外遇的传言，那可能是伊丽莎白·奈特，她崇拜他，并和他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要么是漂亮的森迪·威尔辛，她经常跟他在食堂见面，并在他离职后接手其工作。另外一个秘书威尼弗雷德·贝德韦尔也不无可能。（她的名字听上去像是《保持叶兰繁茂》中虚构出的一个小说家——《几乎是处女》的作者巴巴拉·贝德沃斯。）后来，他跟在《论坛报》他的秘书萨莉·麦克尤恩有了段更为认真的感情。因为她，爱琳和奥威尔“大吵了一架”。

1944年6月，在汉普斯特德燕卜荪家参加完一个派对后，喝了很多酒的奥威尔跟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熟人离开。在他们拦不到出租车时，他“坚持走路送她回家，很大程度上是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因为她年轻而且对他不放心。后来在走过（阴暗无人的）希斯公园时，他过于纠缠不休地向她示爱，甚至有些粗暴”。在她未能去伦敦赴约时，他写过一封信责备她（那封信现在找不到），想让她因为失约而抱愧。[19]

1941年8月，伊内兹·霍尔顿卷入了奥威尔与H.G.威尔斯的一次有名的公开争吵中。奥威尔在那月的《地平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威尔斯、希特勒及世界国家》（Wells，Hitler and the World State），文中他批评威尔斯的《通向新世界的指南》（Guide to the New World，1941）大大低估了希特勒的力量，因为威尔斯天真地幻想自己的理想化世界国家能够出现，并因为他错误地将科学等同于常识。总而言之，威尔斯“（1920年以来）一直将其才能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跟现代世界的残酷现实完全无接触。似乎是想让他这种自己所称的“弑亲”（一个少有人用的弗洛伊德式用语）行为没那么过分，他也对威尔斯标新立异的作品多有赞语。当你的父母在“有系统地扭曲你的性生活，那些笨头笨脑的老师在引用拉丁文句窃笑之际，这位极其出色的作家能告诉你诸星球及海底居民的事”。

为了修好，奥威尔请威尔斯在朗福德道吃饭，一起参加的还有他的同事燕卜荪和伊内兹·霍尔顿（她住在汉诺威台地与威尔斯家住宅相连的一套公寓里）。当威尔斯摔下一本为这次碰头专门带来的那本《地平线》杂志并说“我想跟奥威尔解决这件事”时，两人“大吵了一架”。奥威尔认为威尔斯关于希特勒会很容易被打败的信念有损战争工作，威尔斯指责奥威尔是个失败主义者，但在燕卜荪向他指出奥威尔曾去西班牙参加过艰苦的战斗后，他收回了这项指责。伊内兹写道：“奥威尔带了些威士忌和鼻烟让大家一起享用，尽量保持气氛友好。他从来不会变得粗鲁或者无礼，不过大家都认为他写到纸上时，并不是同样有礼貌。H.G.那天晚上过得愉快。”他一直待到很晚才走，并告诉燕卜荪那个晚上他过得开心。据听过奥威尔对辩论一事说法的迈克尔·梅耶所言，当威尔斯先是说他不能吃任何丰盛的一餐，然后痛快大吃一顿，最后还消灭了一个葡萄干糕饼时，就变得有些不愉快了。一周后威尔斯在信中大发脾气：“你明知道我病了，在节食，可你有意不停劝我吃喝。”[20]不管怎么样，两位作家都满意于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怒气似乎平息了。

当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稿《重新发现欧洲》（The Rediscovery of Europe）1942年3月19日在《听众》杂志上发表后，两人之间又起不和。在这篇随笔中，他再次批评威尔斯有着错误的想法，并称那些想法在当时是危险的。奥威尔引用《哈姆雷特》中的话写道：“用我不喜欢的一个词来说，他的基本‘寓意’是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继承的所有痛苦，但人们现在太盲目，以至于看不到他们自身的力量可能做到什么。”3月27日，威尔斯以私信形式言辞激烈地做了回应，称奥威尔为“一个自高自大的托派分子”，并愤然写道：“我根本不会那么说——去读读我的早期作品吧，你这个混蛋。”在4月9日致《听众》杂志的一封公开信中，威尔斯多了些节制，他反对奥威尔“愚蠢的归纳”，抱怨他“告知你们的读者说我属于那代可鄙的、目光狭隘的作家，那些作家相信‘科学’将免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痛苦”。威尔斯的传记作者不承认奥威尔之所以进行批评的实情，而是写道：“奥威尔无疑歪曲了他的意思，那时的威尔斯有病，如果别人暗示他的想法过时、执迷不悟和前后不一致，他会比以前更为敏感。”威尔斯和奥威尔的辩论风格迥异：威尔斯在私下更粗鲁，而奥威尔则会公开那样。

1942年夏，艾达和阿芙利尔从南沃尔德移居伦敦。阿芙利尔进了一家金属薄板厂工作，而艾达在塞尔弗里奇百货商店当售货员。1943年3月19日，67岁的艾达心脏病发作，在汉普斯特德新区医院去世。跟他父亲死时一样，奥威尔在她去世时陪伴在侧。她留下了不多的560英镑遗产。

4月份，22岁，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迈克尔·梅耶在迪恩街恰尔达什餐馆（库斯勒喜欢来这一间）跟奥威尔见了面。梅耶注意到奥威尔脸上那深陷的沟纹、懒洋洋的说话态度、一望可知的粗制衣服、普通发型、虚弱而尖锐的声音（跟健谈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一起在人声嘈杂的午餐环境下，奥威尔因此难以插话），还有他在快步走一段路后会大口喘气。

一贯热情的奥威尔为他点了糕饼、小圆面包和满满地浮着茶叶的浓茶。他本能表现出的礼貌让梅耶放松下来，也让他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别。思想独立而且清醒的奥威尔跟库斯勒和丽贝卡·韦斯特[21]一样，谈论起精辟的政治见解。他极为正直，那种能“予人启发”的特点似乎体现了他在关于西班牙的一首诗中写到的透明精神。梅耶因为他们的友谊感到兴奋，又把奥威尔介绍给了格雷厄姆·格林。这两位左派小说家都上过公学，但格林是个天主教徒，也是个共产党员。这两位谦虚而亲切的人都小心避开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而是谈论书本及文学生活。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在那间酒馆从晚饭后一直待到打烊时间。格林当时在艾尔和斯保茨伍德出版社工作，他请奥威尔为伦纳德·梅里克如今已被遗忘的小说《彭尼·哈珀的立场》（1911）写一篇前言。但格林离开了那间出版社，那套丛书停出，那本书也不曾再版。1948年7月，奥威尔为《纽约客》（New Yorker）评论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其主人公是个殖民地警察）时，指出了它的致命缺点：“如果（斯考比）相信有地狱，他不会仅为了两个神经质女人感情不受伤害而冒着落入那里的危险。”[22]

3

1943年9月24日，在提前两个月通知的情况下，奥威尔辞去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他明确地说自己没有一点不满，也不反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方针。实际上，他觉得那里待他不薄，也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觉得他把自己的时间和公众的金钱浪费在一件毫无希望完成的任务上，无任何成效。《观察家报》的艾弗·布朗听说他即将离职，就邀请他作为战地记者去阿尔及尔和西西里岛。然而就像那次勒克瑙《先驱报》之事一样，他糟糕的身体令他无法接受。11月底，在英国广播公司浪费两年时间后，他当上了社会主义周报《论坛报》的文学编辑。他加入了全国记者协会，会员证上，他的样子很不整洁，很需要修修面。他一年挣500英镑（比在英国广播公司少挣150英镑），但一周仅工作3天，他利用这种新得到的自由来写作《动物农场》。

《论坛报》编辑部位于斯特兰德大街，这份报纸面向的是中产阶级读者，着重报道外交政策，风格来自充满激情的安奈林·贝文，他也是工党中的异见派领袖。贝文出生于1897年，父亲是威尔士的一个采煤工人。他13岁离校开始在煤矿工作。奥威尔在为《观察家报》所写的一份传略中写道，贝文“想的和感觉的都像工人，生性和气，但也会突然发怒，言语粗暴”。虽然奥威尔跟贝文关系融洽，也高兴于在战争期间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跟这份报纸并未自然而然形成那种亲近关系。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都批评了左派，在《上来透口气》中也嘲弄了左派读书会。他的同事乔恩·金奇（在汉普斯特德的书店认识的一个朋友）、托斯科·法弗尔和伊夫林·安德森（是个德国难民，跟一个英国人结婚）全是犹太人，而且跟贝文一样，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奥威尔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人不公平。

奥威尔直言无忌的专栏及评论触怒了很多读者，一些著名作家也写信抗议。小说家安东尼娅·怀特（Antonia White）反对他（长期）对天主教的批评，坚持说有很多人确实相信个人之永生。杰拉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他在一战中获得过军功勋章，还写作了《西班牙迷宫》（The Spanish Labyrinth，1943）一书——觉得像奥威尔这样的平民过着安稳的生活却批评军国主义，实则想让士兵依其暴力和有时属虐待狂的冲动行事。[23]

如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那样，奥威尔吸引了一些著名作家的稿件，发表过福斯特、康诺利、斯彭德和赫伯斯·里德等的作品。接任《论坛报》的文学编辑时，他发现抽屉里“塞满了几周前就该处理掉的信件和手稿，马上又把抽屉关上”。他有种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对那些他很清楚永远不应发表的稿件来者不拒，他不忍心退稿。他肯定记得戈登·科姆斯托克在诗作被拒稿时的愤怒感觉：“干吗他妈的说得转弯抹角？干吗不直说‘我们不想发表你的破诗，只发表跟我们同在剑桥上过学的伙计的诗，你们这些无产者站远点儿’？”

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奥威尔为《论坛报》写了80篇“信笔所至”（As I Please）专栏文章，这些专栏文章风格独特、人情味足、富于新意、敏锐如一，是他对《论坛报》的最大贡献。他曾写道：“如果你登上格林威治公园里的小山顶，你会因为正好站在零经度而微微感到兴奋，也能审视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格林威治天文台。”他评论个人广告专栏中的征婚广告显示了“大城市的人感到的那种残酷的孤独”。[24]翻阅那些新年荣誉榜上的相片时，他取笑了上层阶级：“在那里展示着极其丑陋和粗俗的脸庞。”他评论诸如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趋于不属于他们理想中的国家”。他谴责了“英国报界对最近华沙（反纳粹）起义所采取的卑鄙和懦弱的态度”。然而战后，他又鼓吹宽恕而不是惩罚。

在他发表于《论坛报》上，读来最引人入胜的随笔之一《关于普通蛤蟆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on the Common Toad）中，他描述了两栖动物的性习惯。他以这种令人反感的动物为写作对象，结合了细致的观察、不寻常的事实和亲切用笔，结尾以出人意料的滑稽笔触写道：“至少如果它是个公蛤蟆，它知道要搂住什么东西，如果你给他一根棍子，甚或你的手指，它也会以惊人的力气抓紧，过很长时间才会发现那不是个母的。”[25]

奥威尔常常在谈话中形成想法，然后再写出来。他曾在打字机上一口气完成了几达完美的一篇文章，伍德考克对此印象深刻。他的专栏把不起眼的文类变成了重要的文学作品。他不只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并用历史的眼光来写当代政治事件，也（尽管他是个忧郁的人）以有趣的题材使人们读来开心，他也以一种亲切的口吻把公共事务和个人感情结合起来。奥威尔从英国广播公司脱身后，随着战争胜利在望，他开始尝试以一种新的幽默写作，那种幽默在《上来透口气》中偶尔出现过，也将为《动物农场》增添无穷魅力。

[1]　《全集》，13.5（编者按）；1998年在伦敦对马丁·爱斯林的采访；《全集》，13.354（1942年战时日记）及《全集》，9.148。——原注

[2]　马丁·爱斯林，《电视与电屏》，彼得·斯坦斯奇所编《论〈一九八四〉》（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83），第127页及对马丁·爱斯林的采访；《全集》，9.62。——原注

[3]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著有《波纳尔之罪》《苔依丝》等，获得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主要代表，著有《认真的重要》《道林·格雷的肖像》等；伊纳兹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1900—1978），意大利小说家，著有《面包与酒》《雪下种子》等。

[4]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使用的一种主要语言。

[5]　伊丽莎白·奈特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44页；奥威尔所言，见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22页；《全集》，14.103（1942年10月15日战时日记）；燕卜荪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96页。

燕卜荪这篇不长的随笔尽管写得极为巧妙而且极富洞察力，但其中至少有四处大的错误，对传记作家来说是个雷区。奥威尔受雇于英国广播公司期间，不是正在写作《动物农场》；他不是“缅甸语编辑”；他没有说过“工人阶层身上有气味”；他辞去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不是因为妻子爱琳死后他得照料儿子。他于1943年11月离开英国广播公司，1943年6月收养了那个孩子，而爱琳死于1945年3月。——原注

[6]　巴哈杜尔·辛阿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84页；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被浪费的时间记事》，2.78；森迪·威尔辛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126页；赫伯特·里德所言，见伍德考德《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第26页。——原注

[7]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诗人，以社会问题剧著称，著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

[8]　埃德蒙·布兰登（Edmund Blunden，1896—1974），英国诗人、传记作家、评论家，著有《牧羊人》《战争的低音》等。

[9]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1893—1918），英国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代表诗作有《奇异的会见》《一个将死青年的颂歌》等。——译注

《全集》，15.12（1943年3月4日信件）；《全集》，14.157（1942年11月2日《对斯威夫特的虚构采访》）；《全集》，13.466（《声音》，1942年8月11日）；《全集》，14.20（《声音》，1942年9月8日）。——原注

[10]　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第7页；莫里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平等：对乔治·奥威尔的一则说明》，第90页；《全集》，15卷第248页注解（布兰德的调查）；劳伦斯·布兰德，《乔治·奥威尔》（伦敦，1954），第8页。尽管奥威尔进行过几百次广播，但是很奇怪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档案库没有他的讲座录音。——原注

[11]　《全集》，13.229（1942年3月14日战时日记）；《全集》，13.470—471（1942年8月11日信件）；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65页；《全集》，13.288—289。——原注

[12]　《全集》，13.381—382（1942年7月1日战时日记）；《全集》，15.206；《全集》，14.214（1942年12月2日信件）。——原注

[13]　我在其他几个作家身上也发现了这种奇特的混合性。诗人兼评论家杰弗里·格里格森（Gorffrey Grigson）、文学学者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e）和马文·马德里克（Marvin Medrick）都有不留情面的名声，但本人却既仁慈又有同情心。但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在作品和本人身上都会表现得很粗暴。——原注

[14]　《全集》，11.67（1937年8月3—6日信件）；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43页；《全集》，13.110—111；《全集》，13.395，399；15.165（1943年7月11日信件）。菲利浦·拉金认为奥威尔的诗《作为一名非战人员致另一位》达到标准，将其编进了《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歌集》（牛津，1973），第517—521页。——原注

[15]　《全集》，13.395（《和平主义论争》，1942年9月）；《全集》，14.214；伍德考克，《透明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原注

[16]　奥古斯塔斯·约翰（Augustus John，1878—1961），英国著名画家。

[17]　对亨利·戴金的采访［约翰·汤姆森的《奥威尔的伦敦》（伦敦，1984）第60页上有朗福德路及莫蒂默弯道的照片；安东尼·鲍威尔，《让球继续滚》（Keep the Ball Rolling，1976—1982，伦敦企鹅版，1983），第131—132页；西莉娅·古德曼，《回忆伊内兹·霍尔顿》，《伦敦杂志》，9—10期（1993年12月—1994年1月），第33页；《全集》，17.307—308。——原注

[18]　杰克·巴伯拉和威廉·麦克布莱恩，《斯蒂维·史密斯传》（1985初版；纽约，1988），第116—117页；第139页；安东尼·鲍威尔，《1990—1992年日记》（伦敦，1997），第135页；对西莉娅·佩吉·古德曼的采访。——原注

[19]　《全集》，4.18（《保持叶兰繁茂》）；西莉娅·佩吉所言，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383页；克里克，《奥威尔传》，第320页。——原注

[20]　《全集》，12.540；伊内兹·霍尔顿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293—294页；迈克尔·梅耶，《透过一块窗玻璃所看到的》（Words Through a Windowpane，纽约，1989），第66页。——原注

[21]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英国女小说家、评论家，著有《黑羊与灰鹰》《法官》等。

[22]　《全集》，12.213；威尔斯所言，见彼得·刘易斯《乔治·奥威尔：通往〈1984〉之路》（纽约，1981）第5页；诺曼·麦肯齐和珍妮·麦肯齐，《H.G.威尔斯传》（纽约，1973），第431页；1998年11月18日在伦敦对迈克尔·梅耶的采访；《全集》，19.406。——原注

[23]　《全集》，17.311—312（《贝文传略》，1945年10月14日）；1998年11月17日对迈克尔·富特的采访；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安东尼娅·怀特1944年4月27日致奥威尔的信；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杰拉德·布雷南1944年6月26日致奥威尔的信；《全集》，19.406。——原注

[24]　《全集》，19.37（1944年1月31日“信笔所至”专栏）；《全集》，16.46（1943年12月31日“随我所欲”专栏）；《全集》，16.231（1944年5月26日“随我所欲”专栏）。——原注

[25]　《全集》，16.55（1944年1月7日）；《全集》，16.272（1944年6月30日）；《全集》，16.363（1944年9月1日）；《全集》，18.238（1946年4月12日）。——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