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后在阿尔，文森特·梵高为等待保罗·高更彻夜不眠。他常在被他称为“夜行者”的流浪汉们经常光顾的酒馆待到深夜。他觉得自己也是一名“夜行者”——被迫永远在24小时营业的酒馆橙黄的煤气灯中穿行，追逐海市蜃楼般的“家园和故土”，而它们只存在于无家可归者渴望的幻想中。“我是个旅人，”他写道，“只在路上，没有到达。”
1876年4月前往英国的文森特就此踏上一段这样的旅程。
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几乎没有停下。从一地辗转到另一地、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在英伦大地上行走了几百英里的文森特一直“在路上”。他坐过船，乘过火车，搭过巴士和卡车，甚至地铁。但他多半走路。即便在这个铁路交通廉价到女店员都能担负得起一张三等座票的时代，文森特依然在一直行走。不论天气，不论时间，他一如既往地走着，在荒野歇息，在田地间觅食，在小旅店填饱肚皮，或者有时候，什么也不吃。他行走着，直到衣衫褴褛，皮肤灼裂。他以从容的步调行走（据他自己测算，三英里一小时），好像目的地并不重要，好像行走本身——纯粹的里程积累、鞋底鞋带的磨损、隆起的水疱——才是衡量一个人虔诚与否的标准。
在拉姆斯盖特，他走在点缀着“更衣车”的沙滩上。他走在码头边，防波堤向他家乡的方向延伸。他走在白垩崖巅旁的小径上，周围长满粗糙的山楂丛和被风吹弯的树木。他走过错落在海岸边的峡谷和水湾，走过山崖边海平面以上的玉米地，那儿如津德尔特的郊野一般诱人，而且离他执教的学校只有几分钟路程。
仅仅两个月后，学校从拉姆斯盖特搬往伦敦，文森特也尾随步行前往——在夏日的酷暑中他跋涉了50英里。这是他在英国只身上路的最长行程。“真叫我好走。”他向提奥吹嘘道。如果搭蒸汽船穿过泰晤士河，只要几个小时和一把便士。有一晚，他睡在了教堂的台阶上。他在继续赶往目的地之前，还两夜不休，绕道30英里去韦林看望妹妹安娜。第二天，他走完了最后的25英里来到了艾尔沃思，伦敦远侧的一个小镇。那儿就是寄宿学校的新址。
坐落在泰晤士河湾的艾尔沃思风景优美，也许会是文森特理想的落脚点。然而，对文森特来说，这里成了一个他反复顺流而下步行进城的起点（这里离城有十英里）。他一趟又一趟地上路，无视车次频繁的火车，无视天气，不论日夜，早出晚归，有时还在一天内往返两三次。每次去伦敦文森特都能办很多事：穿过伦敦令人崩溃的交通和迷宫般的街道重访原来工作过的地方，拜访某个老友，找找工作，甚至去看看某座地标性的教堂——或者能让他在路上耽搁的任何事。
7月，他换了工作。新职位在艾尔沃思的另一所学校，学校让他去伦敦和其他地方追讨生了病的学生或家长拖欠的学费——这让他走遍了城市最偏远的郊外。9月，他考虑去利物浦或赫尔——重新找一份工作，他说。他还曾说起想乘船去南美。“他们有时候会问，什么时候我才能抵达我的目的地。”
究竟是什么驱使着文森特走下崎岖的乡村公路和繁忙的城市街道，奔向海角天涯的怀抱？也许是逃避的诉求催促着他远离巴黎和埃滕。夏天和秋天，他的信中满是挣脱枷锁和驶向“安全”之地的字眼。他大肆谈论着从罪恶和之前生活的“虚假平静”中的解脱。他读罪犯亡命天涯的书。这样的故事抚平了他的焦虑，让他整日空想如何从终结的死亡中解脱。
无疑他也在折磨着他的父母。他在信中不是详细地讲述自虐式的旅行，就是陷入可怕的沉默——即便不是出于有意，这两点都足以惩罚忧心的父母。“他总是几小时几小时地长途跋涉，”多洛斯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怕会让他的形象受损，那样他就更见不得人了……这些都是多余的行为……让我们很遭罪。”
但谈到文森特“多余”的行为，没人会比他本人更遭罪。“那些年，”文森特后来回忆道，“我没有朋友也得不到帮助，十分痛苦。”也许，自我惩罚才是他苦行的真实目的。显然，他走出的每一步都承载了沉重的罪恶感。抵达英国后，他即刻写道：“这能让我忘记自己是一个只能让家人蒙羞的儿子。”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他倾吐着“不满足”、“不完美”和“无价值”的感觉。他承认他“憎恨自己的整个人生”，期盼他能忘记“自己年少罪恶”的那一天。“谁能永远地将我从这具不堪的躯体中带走？”他发出了哀怨的诘问，“我还需要与自己抗争多久？”
连月来，自我惩罚式的行走中还伴随着如潮水般涌入脑中的抚慰人心的画作。过去那些关于旅行、告别、归家、苦恋的徘徊和道德追寻的意象总能激发文森特的想象力。现在，它们成了救生索。他又对朗费罗的《伊凡杰琳》和《迈尔斯·斯坦狄什的求婚》重新燃起了热情。这两个故事都讲述了流亡给人带来的改变。还有朗费罗的《亥伯龙神》，它讲述了在后拿破仑时代欧洲一位忧郁的诗人在末日般的大地上寻找自我的故事。朗费罗的《路边客栈的故事》成为了文森特新的信条。背井离乡的女作家伊丽莎白·韦瑟尔的《世界之广》令他感触颇深。他除了读给学生们听，还给提奥寄去了一本。
他收集了绘有噙泪离别和欢乐团聚场景的作品，譬如亨利·康西安斯的《征召》。他仔细地将其逐页抄写了下来。（“离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母亲紧握着手……他把头埋在手心掩住沿面淌下来的泪，用含糊的声音说出了两个字：‘再会。’”）他还在古斯塔夫·布利昂的画作《永别》中找到了同样令人心碎的画面：青年满面泪水与父母告别的画面。曾有一段时间，这幅画在他的所有收藏中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地位。在夏天和秋天的游历中，他不知道想了什么法子，竟一直将其随身携带。3月，他还给父母寄去了一幅作为他们结婚周年的礼物。
路，不论是在文森特的想象还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个永恒的意象。他成长的乡村布满了条条如铁轨一般笔直的小径，它们一直延伸到远方树木的尽头。母亲很早就开始教他“人生如路”，父亲珍藏着一幅送葬队伍行进在麦田小径上的画。在文森特的成长历程中，每条路都是一段旅程，每段旅程都蕴含了一个人生。这双寻找风景的眼睛也总在摸索前路。文森特在自己房中也挂了一幅画作，类似父亲的那幅，画中是一条通向远方的崎岖山路。他最喜欢的诗节讲述了一个疲惫旅人的乞求：“这条路一直是上坡吗？/是的，一直到尽头都是。/这段旅程要走上一整天吗？/从日走到夜，我的朋友。”
在文森特眼里，每条路都意味着一段旅程，每个旅人都是一个朝圣者。“如果你想变得坚韧，获得精神的升华，那么就把自己视作大地上的流亡者和朝圣者吧。”坎佩斯如是说。重新开启孤独之旅的文森特在讲述虔诚的旅人为了抵达超脱的彼岸而饱受现世跋涉之苦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在为玛丽斯准备的诗歌簿上，他抄写了乌兰德以前往圣城为主题创作的《朝圣者》的开篇章节。在父亲寄来的荷兰诗集中，文森特只圈出了一首名为《朝圣之旅》的诗歌（还抄写了一份给提奥），这又是一个关于“攀登精神高峰”的故事。
在许许多多的朝圣路中，只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给文森特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他告诉弟弟：“这本书十分值得一读。”和文森特一样，班扬笔下的基督徒抛下亲人，踏上了艰险的旅程，一路上历经形形色色人性的脆弱、愚蠢和诱惑。和文森特后来的艺术一样，《天路历程》1678年甫一问世，其虚拟的寓言世界弥漫着的强烈的道德诉求就令世人震惊，也立即赢得了读者的心。两个世纪以来，《天路历程》广受赞誉，成了英国家庭除《圣经》外的必备书籍。“我极其喜爱这本书。”文森特写道。
但班扬的基督徒必须要和文森特心中另一个旅人的形象一争高下。他读到了旧货商——“收破烂的男人”——的故事。旧货商回收破烂，在荒野小径上讨生活。文森特在诗歌簿上完完整整地抄下了这个故事：“一见到他，人们就紧锁大门……他在这个村子受洗，却也是这儿的陌生人……对于自己家中发生着什么，他一无所知。”
走过的路越来越长，鞋袜渐渐磨破，这个形象也镌刻在了文森特心中。“他走着，走着，收破烂的男人，就像流浪的犹太人。没人喜欢他。”
文森特的旅程始于拉姆斯盖特一所杂乱、有虫子出没的房子。他当时一定高兴地以为自己闯入了狄更斯阴郁小说中的某个场景。在文森特的印象中，威廉姆·波斯特·斯托克开办的学校完全算不上一所正规的、资金充裕的学校。24个10岁到14岁的男孩拥挤在皇家路6号一幢狭窄的独栋住宅里。那里距离直坠入海、令人眩晕的山崖只有几百码远。腐烂的木质楼梯、破损的窗户、昏暗的灯光和漆黑的走道都是文森特抱怨的理由，被他说成是“一派惨状”。他写道，晚饭大抵是面包和茶。漫漫长夜，孩子们往往饥肠辘辘。
在这样的境况下，文森特就像狄更斯笔下的主人公一般，被繁重和似乎没有尽头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他和另一个“助教”担负起了所有学生的责任。他说，他“什么都教他们一点”，法语、德语、数学、背诵和“听写”。他带他们去散步和去教堂，他监管他们跳蚤成灾的宿舍，安置他们就寝。他至少给他们洗过一次澡。空闲的时间，他做一些修缮工作和零星活计。“真是累人的活。”文森特故作轻松地说道。
斯托克一手造就了这一幕幕狄更斯式的阴郁场景。斯托克是个秃脑袋、满脸络腮胡子、身材魁梧的男人。他像操持一份买卖一样经营着这所学校。当时，政府开设的公办学校为了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教育需求，已经不堪重负。于是，任何拥有一所房子和假装博学的人都可以开办一所学校。文森特后来写道，斯托克办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据文森特所述，他对操持这份营生的来龙去脉“十分保密，从来不谈论过去；他常突然离开又突然到来，让人猝不及防”。太多的秘密让斯托克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校长：前一秒还与学生们玩玻璃弹珠，下一秒就因他们的吵闹勃然大怒，罚去他们的晚餐，勒令他们立马上床睡觉。文森特来了两周后，斯托克突然宣布学校要搬到艾尔沃思。在那儿，他母亲经营着一样的营生。
有关工作的话题很快在文森特的信中销声匿迹。他开始和家人们谈论狂风暴雨中的小镇，或者透过学校前窗能看到的“海景”（“令人难忘。”他这样表示）。无疑，他有限的词汇和浓重的口音让这份原本就甚是艰难的工作变得更为艰难。“我的工作常常收效甚微。”他坦诚地写道。斯托克的贪婪吝啬让文森特“厌恶”。一个月的试用期满之后，文森特向斯托克索要他曾承诺的微薄工资，却遭到了拒绝。斯托克肆无忌惮地说：“我这儿的教师只供食宿。”
6月中旬，学校搬迁，文森特决定离开。这，也许就是朝圣者的命运。“我们必须继续静静地上路。”文森特写道。
当老师还没两个月，他就决定成为一名传教士。
将他人引向真理的抱负深深扎根在文森特的本性中。多年来的疏离和过于自我的独自沉思让他迫切地渴望劝诫他人。他认为，激情只有分享才能被充分利用。对于琐碎世事的成功劝诫更能深入人心。于是，1876年夏天萌发的传教热忱除了让文森特再次着手为提奥准备诗歌簿外，还促成了他与教徒格拉德威尔之间的友谊——两人都誓将生命奉献给惩恶扬善和宣扬真理的事业和理想。
受到新感召的文森特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中找到了鼓舞，甚至灵感。那年冬天，他把《菲利克斯·霍尔特》、《亚当·比德》、《织工马南》以及《教区生活场景》统统寄给了父母。这些书籍也把文森特从坎佩斯的宗教说教拉回了他喜爱的小说世界。《菲利克斯·霍尔特》讲述了一个年轻男人“走向荒野”的故事。他拒绝了父母的遗产，努力追求被工人阶级拥护的政治和宗教生活，试图以此来重新定义“失败”。《亚当·比德》和《教区生活场景》都讲述了背负污点、受罪恶感折磨的男主角通过向穷人传道和过上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最终殉道重生的故事。文森特在这些故事中抛开了艾略特对宗教的嘲讽，只把眼光放在主人公福音传道的热情上。他甚至在艾略特对灯笼广场可怕的宗教审判场景的描绘中获取了灵感。他写道，“大城市中的人们对宗教怀有一种信仰”，灯笼广场这样的地方“恰恰是一个人间的信仰乐园”。
为了实现心中的“向往”，文森特开始为自己寻找新职位。读过的这些故事影响了他对理想工作的设想。他这样向提奥形容道：“这应该是介于牧师和传教士之间的一个角色”，应该“主要面向工人阶级”传教，工作地点应该在“伦敦郊区”。他十分艰难地准备了一份简短的自我陈述（或者说是一份生活剪影），其中掺杂着充满罪恶感的半真半假的陈述、满怀希望的自夸，以及卑下的恳求：“主啊……允许我成为您的奴仆。请对我这个罪人发发慈悲。”6月，还身在拉姆斯盖特的文森特就已经将这番陈述呈给了伦敦的一位牧师。“我在伦敦时，常去听您的布道，”他写道，“现在我正在找工作，希望能得到您的引荐。”
事实上，伦敦已经有了太多的神职人员。本世纪初期，宗教世俗化的浪潮给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于是，宗教再度被视为有效去除社会痼疾的手段。到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达成了共识，激增的犯罪率和顽固的贫困并非是美好新世界潜在缺陷的反映，而是精神空虚匮乏的恶果。难以驾驭的工人们缺少的是信仰，而不是权益；慈善和宗教带来的益处敌得过任何社会问题。因此，资金大量涌向新教区和像查尔斯·司布真这样领导宗教复兴的牧师与福音传教活动——尤其是面向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每年，500余个慈善团体捐赠的巨款超过700万英镑。圣经公会每年也会贡献50余万本免费的福音书。
人们狂热相信分发《圣经》益处多多，于是一项全新的宗教“使命”应运而生：宗教书刊的贩卖。司布真甚至创建了一个专门的学校来训练叫卖《圣经》的小贩——男男女女拿着《圣经》在“难以接触到宗教思想的阶层中”挨家挨户地叫卖。所谓的“圣经车厢”载着大声朗读着《圣经》的人们和成捆的《圣经》驶过繁忙的街道。在拥挤的街角，户外布道协会的成员启发着每一个路人。在地铁站，外国旅行者对在候车区里发现的大本《圣经》讶异不已。在公园，大批非神职传教者一手持《圣经》，一手提伞，艰难地阅读着。
同时，1000余名雇佣传教士蜂拥而出。从拥挤的市区到被新兴工人阶级覆盖的郊区，他们占据了整个伦敦。司布真式的福音教堂挺进了异教区。但在那儿，庞大的多教派组织，例如伦敦城市传教团，派出了大量人员向贫民传播福音。众多救助团体相互竞争，争相拯救酗酒者、妓女、不规矩的仆人和受虐的儿童。1875年，在文森特回到伦敦之前，一个名为威廉·布斯的非神职传教者刚刚领导了一个新的传教团队通过街角传播福音，军队形式和渗透心灵的音乐“俘获”了工人阶级的心。他称他的团队为救世军。
尽管身边上演着轰轰烈烈的传教风暴，文森特还是没能找到工作，或者说，压根不可能找到工作。自6月中旬以来，文森特多次往返伦敦“看是否有机会成为”一名传教士。为了让求职更顺利一些，他声称自己已经在巴黎和伦敦“与下层阶级的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而且作为一名外国人，他能更好地帮助“处境困难的外国人找工作”。但结果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求职的失败也许证明了他的语言技巧有限，他的交流方式毫无说服力，甚至叫人扫兴。连文森特悲观的父母都对此感到吃惊。“大家都以为在大城市找份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安娜写道。
他的失败让他开始对前方的路不再确定。“我曾那么清晰地看到远处的光明，”他向提奥承认，“但它现在却时有时无。”没能找到任何合适职位的文森特给了一个毫无说服力的简单理由：“传教士的年龄须在24岁以上。”他这样告诉提奥和他的父母。对于一个害怕继续遭到拒绝的人来说，这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看样子我在这个行业不会再有什么进展。”在受挫仅仅几周后，他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
文森特没有继续坚持，也没有再找其他的正经差事，却成天想着另一番他有生以来从未接触和从未经历过的景象。也许报纸新闻上对于矿场困苦生活的夸张报道（通常配有黑白插图）触动了文森特。他考虑去英格兰西部的矿区，为矿工布道。他甚至燃起了加入南美传教团的念头。但这些念头却无一实现。文森特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念头只维持了一月有余。
6月初，他隐居在艾尔沃思的房间里，独饮遭拒的凄楚，但心底仍期盼着“远处的光明”。他认为自己的教师生涯令人沮丧，“是种羞辱”。索要工资失败后，文森特离开了斯托克的学校。（他告诉父母是自己主动辞职的，但后来又暗示是斯托克开除了他——或者即将开除他。）与此同时，他又在几百码以外的另一所男子学校谋得了同样的职位。7月8日，他搬进了霍姆庭，这是托马斯·斯莱德-琼斯创办的一所学校，同时还在斯托克的学校里做兼职。一开始，当文森特宣称斯莱德-琼斯的学校“更为时髦”时，梵高夫妇颇为欣喜。但对这个突然的决定，两人又疑惑起来。多洛斯断言：“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然而，有一点很清楚：文森特并不开心。给父母去的信中满是对工作、学校和孤独处境的抱怨（学生们都放暑假了）。“他不太好受，”两人告诉提奥，“他的生活很艰难。”“想必是因为面对一群男孩子，他不想把事情搞砸吧。”安娜总结道。她斩钉截铁地认为文森特“不可能在那一行干很久”。他需要一个新的方向来“规划他的日常生活”，并“让他变得更平静快乐”。她甚至提议：“我希望他能找一份可以亲近自然或者艺术的工作——那样会更有希望。”
到了8月，文森特终于又找到了方向，不过并不合母亲的意。此时的哈利·格拉德威尔和他的家人正在伦敦郊外避暑。就在他与文森特约好会面的两天前，传来了哈利17岁的妹妹坠马身亡的噩耗。于是，文森特立马启程步行六小时从伦敦的“一头穿越到另一头”。他到达的时候，悲伤的一家人刚办完葬礼。“场面”几乎让文森特窒息。他感到在这个屋子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神圣感”，并渴望抓住它，却身不由己。“我感到莫名的害羞与惭愧，”第二天，他向提奥敞开心扉，“我想安慰他们，却只觉得尴尬。”
只有在他的老朋友哈利面前，文森特才能自若地扮演在他内心蠢蠢欲动的角色。文森特写道，长路漫漫，他俩“什么都能说”，他们“谈上帝的王国，谈《圣经》”，仍像在巴黎一样。当他们在月台上走上走下时，文森特突然道出了一番饱含情绪的、布道式的告白。在那一刻，他感到“这个平凡的世界”突然“被那些不平凡的思想点亮”。
自那以后不久，他就决定要做一位牧师。
对文森特来说，传教只有一个诉求：给人送去慰藉。天主教将罪与罚视为其神学理论的核心，而荷兰归正会则将安抚人心奉为最高原则。教会的纲领文献《合一式》塑造了一个关心信徒疾苦、“只默默散布福音”的上帝的形象。牧师的第一要务便是安抚而非吸引新教徒。多洛斯·梵高就需要为他危难中的教民们提供精神和经济方面的支持。一旦疾病和死亡降临，多洛斯就要给他们带去抵御此生孤独的良药，以及死后获得上帝眷顾的承诺。在日常生活中，他抚平他们的忧虑和平息他们的恐惧。他的布道并不以教化或启迪为目的，而是善于引用《圣经》和通俗故事中“宽慰人心的言辞”，春风化雨。
显然没人比文森特更需要宗教的宽慰。从孩提时代起，基督在他心里不仅是一个受难者，更是一个抚慰者。悬挂在津德尔特牧师公馆的阿里·谢弗的《安慰者基督》一直被文森特奉若珍宝。这幅画再现了《圣经》中受难的圣洁片段（“我必须要治愈那些破碎的心”），成为了这个世纪最受欢迎的宗教形象。画上，光芒四射又满脸悲悯的基督以坐姿示人，身边围绕着被悲痛、压迫和绝望压垮，匍匐在地的信徒。他摊开双手，展示出基督五伤。那意味着：磨难让你更接近上帝。“悲伤没有坏处，”多洛斯写道，“只会让你饱含悲悯之心。”文森特则表示，忧郁堪比“真金”。
早先的浪漫主义阅读给谢弗笔下的圣象赋予了新的形象与意义，为文森特呈现了全新的苦难形式、全新的救赎神话、全新的关于希望的悖论，以及通往高尚的新窗口——所有这些都被他收入了剪贴簿或抄写在了墙上。早在传播福音之前，文森特就在赞颂自然“静谧的悲伤”，并用画作或诗中的意象聊以自慰。在卡莱尔和艾略特现代精神生活语境下的救赎主题中，他看到了基督的影子。艾略特在《亚当·比德》中这样写道：“不可言喻的苦难往往是种洗礼和重生，是新境界的起点。”
阿里·谢弗，《安慰者基督》，1836年-1837年，布面油画，英寸×英寸。
当流亡者文森特于1875年在肯宁顿路的小屋里重新发现了耶稣时，首先闪现在他脑中的是童年记忆中那个给人带来抚慰的基督。勒内认为，他为“烦恼的人世带去安慰，给心灵带去欢乐”。坎佩斯的基督也许诺：“你的忏悔赎罪终将化为快乐。”《哥林多后书》中的只言片语抚慰了文森特的内心：“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文森特发现，在这字里行间，宗教带来的幸福的魔力得以完美展现（后来，他寄予了艺术同样的期盼）。“我在忧愁中找到了快乐，”他写道，“忧愁好过任何欢笑。”
化悲为喜的文森特甚至买了一双新靴子——“为新的旅途整装待发”，同时还说服了他的老板，斯莱德-琼斯牧师让他去里士满的卫理公会帮忙。从艾尔沃思穿过泰晤士河就能到那儿。斯莱德-琼斯会在那儿主持每周的祷告会，文森特开始在那儿“和人们交谈”。没过多久，他被邀请前去为会众“说上几句”。在学校，斯莱德-琼斯同意文森特主要负责宗教引导而非知识讲授的课程。文森特的圣经课有21名学生。早晨和傍晚，他和他们一起祷告。晚上，他坐在黑漆漆的宿舍里讲各种启迪人心的圣经和文学故事。
被文森特的宗教热忱感动的斯莱德-琼斯邀请他去特纳姆格林的公理教会帮忙。他也在那儿布道，从艾尔沃思出发沿泰晤士河下游走约三英里便可抵达这个小型宗教团体的所在地。文森特为这个小小的铸铁教堂筹备祷告会和仪式，同时在主日学校上课。同事们对这个陌生的荷兰男人表示欢迎，只是常常把他的名字叫成了“梵高夫先生”。文森特索性让他们称自己为“文森特先生”。除了负责主日学校的课程，他还为年轻人组织周二的晚间仪式和探访生病、缺课的学生。不久以后，斯莱德-琼斯还将他满怀热情的年轻助理送往位于上游两英里远处的彼得舍姆的另一座卫理公会小教堂主持周日的晚间仪式。
《彼得舍姆和特纳姆格林的教堂》，信中速写，1876年11月，纸上墨水，英寸×英寸。
穿梭于这些虔诚仪式之间的文森特终于得到了斯莱德-琼斯的认可，可以亲自主持一场布道。兴高采烈的文森特开始风风火火地筹备了起来。他在里士满的每周祷告会和圣经课上练习演讲。（他承认，他讲故事的时候学生们有时会睡着。）他列出了所有喜欢的韵文、故事、吟唱曲和诗歌，并把它们编成了一部“布道集”。那个秋天文森特给提奥寄去的长信，也与这个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那些信件来看，这本集子一定充满了狂热和抚慰人心的幻想，远远不同于他之前的任何一本剪贴簿——他对未来牧师生活的憧憬在此不言自明。“如果你想传播福音，那么福音应先在你心中，”他摸着胸口说道，“噢！它不就在这儿嘛。”傍晚，他总会蹒跚回到霍姆庭，手里攥着一部《圣经》，在墙头《安慰者基督》的凝视下入睡。
10月29日，文森特踏进了里士满卫理公会的讲道坛，做他的第一次布道。两天后，他像写小说似的把当天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提奥：
这是个爽朗的秋日。从这儿沿泰晤士河走到里士满，一路上让人十分愉快。清丽的蓝天倒映在河中，透过栗子树密密的黄叶，你可以看到山头上里士满的房屋：红色的屋顶、模糊的窗子、绿色的庭院，还有它们灰色的尖顶；下面，是灰色的长桥，两边立着高大的杨树，黑色的小小人影来往穿行着。
在讲道坛下，他停了下来，低下头祷告起来：“天父啊天父，让我们以你的名义开始。”他说当他缓缓登上讲道坛时，似乎感到自己“脱离了地底的黑洞”，陶醉在了“行走世界，传播福音”的憧憬中。
他从《赞美诗》中选择了一段：“我是这个世上的陌生人……”
他说道：“古老的信仰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一条朝圣路，这是个真理。”
很难得知去做礼拜的教徒们对于当天布道的感想。他们能理解多少也不得而知。文森特能够准确地讲英语，但他的语速总是很快，并带有浓重的口音。在祷告会上听过他演讲的信徒或许已经懂得如何适应他磕磕绊绊的语言。但一定没人预料到能听到如此激情澎湃的演讲。
但是如果你想要脱胎换骨，永恒不朽，如果你想要活在信仰、希望和仁慈中——想要生命长青，想要像基督一样生活，那么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吧，献身基督的事业——全身心地和孤注一掷地，让我们用心耕耘，让我们再次全力以赴……
在文森特充满激情、言辞恳切的布道中，一段段晦涩的经文、一首首生僻的诗歌、一则则拗口的格言纷至沓来。一开始的劝勉激励逐渐变成了后来的慢慢品读，一开始的泛泛而谈到后来也演变成了一系列怪异的类比（“即便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寡妇或者孤儿，但因为天父的恩赐，我们的快乐和富足往往比悲伤来得多”）。阵阵袭来的热情中穿插着各种各样的隐喻。那些陈词滥调让人昏昏欲睡，时不时突发的自白式祈祷又大为出人意料：“主啊，与我们同在吧。我们誓成为你的样子——我们誓成为你的信徒。我们需要天父，需要天父的爱和庇佑。”
文森特曾表明在布道中，他力求“简洁明了”、“诚心诚意”。没有一个聆听过他布道的人会怀疑他的诚心。即便是他的父亲也批评他解读《圣经》的方式太过复杂晦涩，虽然他父亲本人的布道也称不上是清晰精练的典范。在收到文森特描述自己布道的长信后，多洛斯向提奥抱怨道：“他要是能像孩子一般简简单单的多好。不要总是夸张地把整本《圣经》都往信里搬。”不论文森特有没有接受这个批评，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说话总是过于晦涩，”他反省道，“我不是很确定英国人的耳朵受不受得了。”几周后，他忍不住提醒他的教友们：“你们的耳朵要遭罪了。”
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把这视为人生历程的另一次挫败。“如果我不能继续福音布道，那很不幸，”11月初，他写下了这些不祥的文字，“如果布道不是我的宿命……那么不幸就是我的宿命。”
确实有一种东西能让文森特得到最纯粹的抚慰，但却求之不得。
从童年起，他就感受到了赞美诗的魔力。每个周末，津德尔特教堂总会传出肃穆的吟唱，夹杂着他母亲尖锐的风琴声。文森特的弟媳表示，自从文森特1873年来到伦敦，他就痴迷于英国教堂里传出的“甜美的乐声”和“悦耳的唱词”，它们与他年少时听到的加尔文式的忏悔调子截然不同。“他最喜欢管风琴和唱诗班。”文森特去了英格兰一个月后，多洛斯这样告诉大家。在司布真坐落于大都市的临时礼拜堂中，文森特也一定曾加入过千人合唱——有人曾把这种体验形容为漂浮在“巨大的乐海上，起起伏伏，汹涌澎湃，横扫万物”。他让提奥给自己寄来一本荷兰语赞美诗和两本英语赞美诗。他还将一本颇受欢迎的赞美诗随身携带，爱不释手，随口就能报出自己喜爱的章节。
文森特来到艾尔沃思后，赞美诗成为了他的慰藉。每个清晨和傍晚，他都和学生们在圣经课上吟唱。走过霍姆庭的前厅，他要是听到一个孩子“哼了一会儿赞美诗的调子”，就会觉得“过去的信仰”又在他心头冉冉升起。晚上在房里，听到楼下教室飘来的琴声，他就会感到一阵肃穆的暖流化作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泪水。在无尽的旅途中，当他走过城市街道的煤气灯下，当他跋涉在空旷的乡村小道上，他承认，要是“周围没人”，他会轻轻地给自己唱上一段。
一遍又一遍，一曲又一曲，一英里又一英里。“总有那么多美妙的曲子。”他写道。
文森特喜欢这些歌词：时而撩人，时而肃穆，时而柔和，时而欣喜，时而恳切，时而静谧，时而欢快，时而忧伤。这些歌词在他眼里就是一首首诗歌，他一字一句地将它们抄写在信件以及诗歌簿中。但让他身心愉悦的还是那些曲子。天然的嗓音配上量身剪裁的旋律，还有街头乐队最擅长的和声，这些朗朗上口的曲子着实会令人着魔。“若是你经常听它们，”文森特写道，“你会迷上它们的。”人人都像文森特一样，虔诚地歌唱着，祈祷着。他最喜欢的赞美诗《请对我讲主福音》，仿佛一个孩子执着地祈求一个睡前童话带来的终极安慰：
简单讲说主福音，像对儿童讲说，
我软弱又愚笨，满是污秽罪过。
请对我讲主福音，讲那古老的福音，
能救罪人免沉沦，使我得一新心。
请对我讲主福音，讲那古老的福音，
讲说耶稣爱罪人，讲说耶稣恩情。
数十年后，当文森特写道，他希望他的画作“表达的是某种同音乐一样能够抚慰人心的东西……某种永恒的东西”时，这就是他的意旨所在。回顾文森特的成长历程，倘若要从中追寻即将震惊世界的新艺术的诞生迹象，那么不妨在这儿驻足聆听，聆听霍姆庭三楼的屋子里飘扬而出的赞美诗，体味其中深沉的情感、纯粹的诉求和不朽的追寻。
10月，文森特的父母来信说，提奥病得很重。多洛斯立即奔赴海牙，来到了儿子床头；安娜紧随其后，并索性住了下来静待儿子康复。文森特在第一时间寄去了雪花般的信件和画作。“我多想再见到你，”对高烧卧病在床的弟弟，他这样写道，“噢！我太想见你了。”不堪思念之情的折磨，他向斯莱德-琼斯牧师恳求三天的假期，这样他就可以回荷兰一趟。“除了盼望坐在提奥床前，”他说，“我还十分想念我的母亲，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回埃滕看看父亲，和他说说话。”
自从4月离开埃滕后，文森特饱受思乡之苦。1876年的跨海之旅让1874年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那一年，他狼狈地与安娜一起返回了伦敦。拉姆斯盖特学校凸窗外的风景让他想起了对岸的家乡。透过这扇窗，他看到学生们和家长道别。他的心同他们的一样痛。文森特画下了这“忧伤”的一幕，将它寄回了家，还附上了一张伤感的字条：“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窗外的这一幕。”
拉姆斯盖特和艾尔沃思的每个学生都令他想起提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每当与他们一起散步，堆沙堡，给他们讲解画作，或者组织他们就寝时，“我都希望那些不是学生，而是你”。去海滩的路上，他捡了两束沙滩苔藓，寄给了提奥作纪念品。6月去汉普顿宫的路上，他从白嘴鸦的巢穴中得来了一根羽毛，将它夹在了下一封信中。7月，他曾一度幻想过与弟弟团聚，甚至让提奥帮他在海牙找一份“与教堂有关的”工作。
他写了大量的信寄给家人、亲戚和朋友，包括韦林的妹妹安娜、巴黎旧友弗朗斯·苏卡和哈利·格拉德威尔，甚至泰斯提格。在频繁出入伦敦的日子里，他多次拜访了那儿的故人：他的前老板阿巴赫，以及埃尔伯特·简·范·韦瑟林、乔治·里德、亨利·沃利斯等古庇尔的旧同事。在文森特心中，融入格拉德威尔家的渴望尤为强烈，虽然这一家子还沉浸在痛失爱女的悲伤中。每次去伦敦，他都要去哈利父亲的店里看看，或者绕道去看看这一家人，甚至还为他们誊写了一本象征家庭联结的剪贴簿。
文森特似乎对他的雇主，斯莱德-琼斯牧师和他的妻子安妮也怀有同样的希冀。牧师的六个孩子及其本人牧师式的生活方式似乎能够完美地填补文森特心中的缺口。和津德尔特牧师公馆一样，霍姆庭是个自给自足的孤岛。大树掩映着庭院，墙上藤蔓交错，谷仓前的空地上满是牲畜。文森特努力让自己在这儿舒坦一些，就像在海克福德路上的罗伊尔家里一样。他在园中劳作，给斯莱德-琼斯的孩子们上课，给他们讲睡前故事。思乡心切的文森特在假日用绿色植物装饰了屋子。访客有时会留下一些书，安妮将它们保留了下来，于是看书成了文森特消磨白天时间的主要方式。每一页的边边角角都被注上了各种注释和感悟。在躁狂式的渴望中，他抄写着喜爱的赞美诗、《圣经》经文、诗歌和散文——不论它们是法语、德语、荷兰语还是英语。
对家庭的向往还驱使着他来到了罗伊尔家。11月，文森特不顾尴尬，在伦敦严酷的冬日跋涉到海克福德路，给厄休拉带去生日祝福。
最终，不论是格拉德威尔、斯莱德-琼斯还是罗伊尔都没能填补文森特心中的缺口。只有一个家庭能做到这一点。10月，提奥的病和临近的圣诞节又在文森特心中激起了波澜。“噢！津德尔特！”他呼唤道，“让人禁不住对你的思念。”每到一个地方，文森特都觉得有家的影子。在伦敦的画廊里，他会满怀喜悦地流连在荷兰风景画前。他和学生们讲述“那些没有山的平原”，在那儿“屋子和街道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像《格列佛游记》中那些巨人的玩具”。他在脑中一遍遍畅想着“沿着泰晤士河乘船而下，跨过海峡”。他写道：“看着远处那些亲切的荷兰海滨和教堂尖顶该有多么快乐。”他一次又一次读着童年的诗歌，把喜欢的朗费罗等人的作品抄写成册，沉浸在回忆与向往中：
我看到村庄的亮光
在雨雾中闪烁
悲伤涌上心头
难以抵挡
就是这样的幻想驱使着文森特恳求斯莱德-琼斯牧师准自己几天假期去海牙看望生病的提奥。第一次，他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经不住文森特的软磨硬泡，牧师终于表示：“如果你母亲同意，那么我就同意。”
但安娜没有同意，仿佛晴天霹雳一般，安娜要求文森特等到圣诞节再回家——“愿上帝赐予我们愉快的团聚。”在给提奥的信中，文森特对此只字未提（因为他知道母亲会看到），却将心中的愤懑全都倾注在了下周的布道中：“我们一生的旅程始于母亲粗暴的爱，终于天父的臂膀……谁人能忘记温馨的童年时光，直到我们离开家的港湾——因为我们总有一天要启程。”
自从母亲拒绝了他回家的恳求，文森特对一切都失去了热情。在霍姆庭、彼得舍姆教堂和特纳姆格林的铸铁教堂间的来回穿梭已经失去了意义，对文森特来说，这已成了一个负担。连他钟爱的徒步也成为了家信抱怨的理由。在文森特眼里，路上的自己不再是一名朝圣者。他自嘲地称自己为斯莱德-琼斯的“跑腿小弟”。这些“非人的旅程”让他不得不麻木不仁地跋涉在乡间。即使校长指派文森特去贫困的学生家中收讨学费也不能提起他的兴趣。（斯莱德-琼斯本人经常拖欠文森特那点儿可怜的工资，理所当然地表示“上帝自然会照料为他工作的人”。）
对思乡心切的文森特来说，繁杂的日子过得太过缓慢。“我多么向往圣诞节能和你们团聚，”他告诉提奥，“这几个月我像老了好几岁。”晚上，他精疲力竭地坐在房间里，望着墙上双亲的照片，回味从前圣诞节的欢乐时光：尤其是两年前他回到赫尔瓦特的那个圣诞夜（在巴黎被解雇之前），月光洒满了白雪皑皑的白杨树，黑夜中闪烁着村子的亮光。
那个秋天和冬天，最令文森特痴迷的是回头浪子的形象。在布道中，他不止一次讲起收破烂的流浪商贩的故事。他“不配做一个儿子”，但父亲还是接纳了他：“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却再一次活了过来，我失而复得。”这则故事曾出现在文森特的人生故事里，而今它贯穿在他的整个布道中。他的屋子里挂着一幅阿里·谢弗的《不寻常的命运》，上面画着上帝般慈爱的父亲正拥抱着一个满脸忏悔、眼含泪水的年轻人。文森特将这幅画寄给母亲作为生日礼物。凭借内心特殊的偏执，文森特在文学、诗歌和艺术中找到了妥协和救赎。他细细研究着，一遍遍讲述着，甚至将其用作学生睡前故事的素材。
在文森特心底对抚慰人心的圣象的渴望中，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受到艾略特文章的启发，他的信中充斥着能让每天成为永恒的“生动描绘”。在行进的火车上见到的落日在文森特眼中“是真正的复活节太阳”，教堂司事雨中的屋子成了信仰的避难所，静静的河堤成了救赎的承诺：“栗树、清澈的蓝天和早晨的太阳倒映在泰晤士的河水中；草地绿得发亮，附近的教堂钟声隆隆响起。”在类似的意象中，文森特将现实的观察和心灵的想象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番更为美好和更为慈悲的现实。他将矛盾的事物并置，引发幻象，压缩时空，用喜欢的修辞装点修饰，随心所欲地略去一切不符合他期望的东西。他对伦敦平民窟的贫穷、罪恶、拥挤和污秽只字未提，而是再现了这样一番景象：熙熙攘攘的虔诚的穷人们沐浴在周六夕阳的余晖里，热切地盼望安息日的到来——“在这个日子里，贫困地区的人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文森特随心所欲地将文学和艺术中的意象进行再创造。他修改了诗歌和画作的名字。他无视权威和冲突。就像对待童年的插画簿一样，他将诗句和画作任意搭配，乐此不疲地将它们修改得更有人情味。他为图片配上诗歌，似乎还直接将文学作品和《圣经》中的原句摘抄在他收藏的画上，形成了一幅幅安抚人心的拼贴画。将文字与画作相匹配的过程极大地满足了他躁狂式的想象和对安慰的追寻。从此，这成了文森特看待世界和应对世界的首要方式。
常去里士满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的信徒们一定很早便察觉到了文森特独特的处理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无疑常令他们不知所措。文森特曾用他喜爱的“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来完结他的第一次布道。文森特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天路历程》。但他形容的这个画面与他两年前（1874年）在皇家艺术学院看到的乔治·鲍顿的手笔截然不同。在文森特的描述中，鲍顿平直的视野和朦胧的天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壮美落日和由山峰组成的耀眼远景（“还有镶着金边、银边和紫边的灰云”）。文森特用班扬的天国——在那高山顶上“旭日洒下万丈光芒”——替换了鲍顿设有防御工事的低矮城镇。在鲍顿笔下，身着白色束胸外衣的女子正为满身尘土的朝圣者倒水。在文森特的版本中，这个女子摇身一变，成了安徒生童话中一身黑色的天使。
除了将艺术、文学与《圣经》进行杂糅，文森特还添加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在文森特的想象中，天使并不为一个群体服务，而只为某个孤独、“长途跋涉后筋疲力尽”的朝圣者带去慰藉。他们用文森特最喜爱的诗句交谈，“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朝圣者继续踏上前路。
只有透过真实、艺术和想象的三棱镜，才能窥见文森特伤痛的本真，才能触及解开文森特心结的东西：他的家庭。他把自己想象成鲍顿画中的朝圣者，想象成谢弗笔下被父亲一次次搂在怀中的浪子。他不断地在布道和睡前故事中重温这些形象。文森特将家庭成员及自己的形象与艺术和文学中的形象随意交错叠加。提奥成为了年轻的革命英雄，森特伯伯则生活在了黄金时代，多洛斯和安娜也成为了乔治·艾略特诗中善解人意的父母。津德尔特牧师公馆是每幅画中的幸福之家。而文森特本人，时而是康西安斯笔下被迫离家的被征召的士兵，时而是《菲利克斯·霍尔特》中虽有诸多缺陷，但堪称典范的牧师，或是班扬朝圣路上的基督徒。
从本质上来说，在文森特的幻想中，艺术和宗教具备了同样安抚人心的特质：在这片天地中，在连番的救赎意象中，文森特可以肆意重构他原本失败的人生。这是一种神奇的魔力。信徒们一定会惊讶于文森特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他用以赛亚的原话声嘶力竭道，“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在文森特的幻想中，天父与父亲，圣子与儿子的形象不断地交错，一个个圣经场景俨然是一张诠释文森特人生历程的油画布。
宗教与家庭的联结一直让文森特魂牵梦萦。这不仅是文森特艺术的永恒主题，也与他的精神失常休戚相关。《圣经》中救赎的承诺让文森特深信自己与家人终将和解。“神，”他向提奥这样保证，“会庇佑我们。”这样的承诺带来的安慰形成了文森特宗教体验的核心。文森特常因宗教、文学和艺术而感动落泪。一个个宗教典故中蕴含着爱与希望。“这样的爱，”在《亚当·比德》中，艾略特这样写道，
与宗教热情几乎无异。哪一种深沉和叫人珍惜的爱不是这样呢？伉俪之情、天伦之乐、亲切的抚触、温柔的言语、文艺的广袤、音乐的丰盛，莫不如此。不论是晚秋落日或圆柱走廊，还是庄严肃穆的塑像或贝多芬交响乐带来的宁静喜悦，我们觉得这一切不过是那个深不可测的爱与美之海里的一些细浪微波而已。我们最热烈的喜怒哀乐从表达转入沉默。爱可不同，到达最高潮的时候，它往往超过它的对象，进入一种神圣的神秘境地。
当然，其中的危险就在于，这种种经过梦想加工的爱会让文森特陷入迷惑：他常常把想象当作真实。他的绝望和热忱已经到达妄想的边缘，他所谓的真实也往往披上了幻想的蝉翼。圣诞节临近时，文森特似乎越来越难以分辨脑中的想象和生活中的现实。他望着墙上双亲的照片，一遍一遍地念诵着津德尔特牧师公馆的祷词：“噢，主，让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愿我们对你的爱能让我们靠得更近。”在离开前的最后一次布道中，他又讲起了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父亲看到他远处的身影，就动了慈心。”
圣诞节前夜，他完全沉迷在了这个意象中——好像这就是他在埃滕即将要受到的款待。“我们听到主的名字时，必定心怀感动，”他感叹道，“是的，就像离家的游子见到父亲的那一刻。”相较于这些令人愉悦的幻想，谁还会愿意回到残忍的现实？文森特一心想着回到家中“与父亲能如兄弟一般推心置腹”。他仿佛能听到父母正吟唱着他熟悉的那首赞美诗：
归家吧，归家！你已身心疲惫，
前路黑暗而凄茫；
回头的浪子！
归家吧，归家！忘掉悲伤与责备，
忘掉罪孽与羞愧，忘掉讪笑的魔鬼；
回头的浪子！
归家吧，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