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更早就想要离开。11月中旬，来阿尔几周后，他给贝尔纳去信写道：“我就像一条离了水的鱼。”白昼渐短，眼前的日子似乎望不到头。离开黄屋子之后，高更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在黄屋子待了多少时日，只承认“好像过了一个世纪”。刚来时，他应该打算至少住上一年（虽然文森特以为他会待上一辈子）。但很快，他表示只能待几个月。没过多久，又说“很快”便会离开。把自己的境况比作一列“全速猛冲”的可怕的火车。“我可以预见最终的穷途末路，”他写道，“但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找越轨求生的机会。”
最初，他一直向提奥隐瞒真相。“善良的文森特和刺头高更就是天生一对。”他一面在提奥面前故作轻松，一面向贝尔纳吐苦水。但迫于经济上的窘困，他决定在“掌握所有必需资源之前绝不发作”，他希望通过拉开主客之间的距离来提高自己的忍耐力。只要可能，他就会离开黄屋子，独自消失在夜色中，告诉文森特他需要一点“空间”。
当恶劣的天气使他只能待在那个用作画室的起居室时，他就埋头工作，以免陷入与文森特无休止的争吵。但即便这样，他也无法保持“宁静平和”。“我在画画的时候，”他埋怨道，“文森特总是为这个或那个来找碴。”高更显然成功地将他的主人赶到了厨房工作，但两人还是会在晚餐时间和返回卧室休息时碰面（高更回房必须经过文森特的卧室）。即使回到了他的小房间，那些无声的争辩似乎也会从墙面渗透进来。
虽非本意，高更的情绪已经蔓延到了整个黄屋子的角角落落。他神情恍惚，精神涣散。未完成的油画和素描堆积如山。他越来越依赖原来在阿旺桥作的画，一味重复从前的作品，或者甚至开始借用文森特的画作，而不愿接触他鄙夷的阿尔与阿尔人。在信中，他很少提起文森特——他只能在信件里吐露隐私。他感觉受了欺骗，感觉被收买，暗自愤愤不平。到这儿才几周他就想要逃走。与高更仅有几面之交的轻步兵上尉米勒将于11月初奔赴美洲，这让他重新有了来年再回马提尼克的念头。他决定一筹足路费就离开阿尔。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会去马提尼克，在那儿我一定能创作出好作品……我还要买一匹马，建一个画室，和朋友们过上悠闲的生活。”
一开始，文森特把高更的马提尼克之行看作了自己宏伟的南部计划的延伸。“高更总是放在嘴边的热带让我也十分着迷，”客人到来后不久，他写道，“未来艺术的文艺复兴会在那里诞生。”但随着两人关系日渐紧张，高更越来越心不在焉（文森特称他“患上了热带相思病”）。一谈到高更的离开，文森特便会陷入狐疑、焦虑和恐慌，两人的关系已经濒临崩溃。高更后来叙述道：“我们两人，一个已经爆发，另一个一触即发，私底下早已暗潮翻涌。”
虽然文森特的行为让高更的阿尔岁月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提奥在巴黎的努力让这种忍受变得不再必要。11月中旬，提奥在古庇尔夹层展示了高更刚刚送达的阿旺桥的油画，不遗余力地向收藏家和批评家推介他的作品。陶器和油画的销量剧增，仰慕者摩肩接踵。新一轮的酬劳和赞誉涌向了黄屋子。高更一直都在记录自己的买家。他向贝尔纳吹嘘那些慧眼识才的显要“主顾们”，尤其是德加，并揣测当初反对他的家人一定“风闻了他的成功”。提奥的来信中附上了数百法郎，提出了周详的装裱计划，并催促高更敲定磋商中的买卖。奉承拍马的贺信和展览计划纷至沓来（“您作品的丰富内涵真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您就是巨人”）。他被邀请与“二十人”共同展出作品。“二十人”是布鲁塞尔的一个艺术家团体，通过与影响力巨大的评论刊物《现代艺术》合作，已经成为了前卫艺术的领导者。
和拒绝参加《独立艺术家评论》1月展览的文森特一样，高更坚持认为这是敌人给他布下的一个陷阱。高更决定策划属于自己的“严肃而非小众”的独立展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我的生意蒸蒸日上，我的名声也日渐稳固。”他给朋友们寄去新照片，展示自己“野性的面容”，好像在宣告他的胜利，宣告即将从荒蛮之地凯旋归来的得意。
很快，提奥就收到了高更的信：“我的离开绝对是必要的。”
文森特已经预见了这样的结局。早在11月中旬，他的信中已经透露出这样的惶恐。“我们发生了一些摩擦，”他向提奥报告，“但让人庆幸的是，我们还在一起。”当高更收到“二十人”的邀请时，文森特一度怀疑他的伙伴要搬去布鲁塞尔。文森特一心以为，“高更已经考虑去布鲁塞尔定居，那样他又能见着自己的丹麦妻子了”。也许是因为想隐瞒自己的焦虑，尽管长夜漫漫，文森特给提奥的信却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他把黄屋子的摩擦归咎于坏天气、大风，甚至高更的家庭责任。真相总是令人难以接受。高更一宣布要离开，文森特便使出浑身解数扭转局势。在提奥面前，他假装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想高更只是在闹脾气。”他解释道。活在幻象中的文森特甚至又租下了黄屋子的另外两个房间。
就像提奥曾经拒绝去德伦特时和拉帕德批评《吃土豆的人》时那样，文森特会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的态度来对待要离开阿尔的高更。文森特会强迫他“收回成命”。文森特会哀求：“拿定主意前再好好想想吧。”看到没有挽回的余地，他便重新提起春天和夏天争论的话题——“高更注定属于阿尔”的那些论调，绝望又激动地拿它们重新做文章。
无视亲眼所见，他坚持认为“病入膏肓”的高更带着“伤痛”来到这里，如果离开有“治愈力量”的黄屋子，那么一定会受到“病魔的威胁”。他提醒高更，是神奇的中央高原给他带来了成功。他对高更近期的创作《葡萄丰收》和《黑猪》赞不绝口，称它们比阿旺桥的那些作品“起码好上30倍”。为了推翻马提尼克计划，他亲自为高更算了一笔账，称他需要的远不止设想中的数目。只有待在花销不大的南方（有提奥照顾他的生意，文森特照顾他的健康），他才能筹措到充足的资金。当然了，他有照看妻儿的义务。
滔滔不绝地将挽留的理由一一罗列之后，他搬出了老掉牙的理由：情义。他向高更透露了自己最大的失败：家庭、宗教和爱。他已经从中得到教训，并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房客身上。“高更那么强壮，如此富有创造力，”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但正因为如此，他最需要的是宁静。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能让他安静下来？”
文森特的恳切可以在他的画中感受到。他开始聚精会神地描绘几周前和高更一同参加的在“阿尔姑娘的疯狂”舞厅里举办的舞会。人群总能吸引文森特。从伦敦热血沸腾的宗教集会到安特卫普嘈杂的水手舞蹈，大型集会总能让交际匮乏的文森特沐浴在人间温情中。“阿尔姑娘的疯狂”是个巨大的剧场，节日之夜除了承办圣诞盛会和动物展览，还举办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冬季舞会比文森特见过的任何庆典都要热闹隆重。12月1日晚上，他和高更都出现在了舞会上。带阳台的剧场人声鼎沸，挤得根本都跳不起来。黄屋子的幽闭和日渐紧张的态势被节日的氛围所驱散。
这个夜晚有美酒，有美人，有对高更的挽留。两周后文森特会回忆起这个夜晚也毫不奇怪。他沿用高更的“理念论”来再现这片欢庆的海洋：戴着礼帽和传统软帽的女人们，戴着红色军帽的轻步兵，以及不戴帽子、大胆地彰显乡村质朴的男男女女。他们穿过众多发光的中国纸灯笼，从远处的看台并肩拥进扎满气球的舞池。
身影和人脸组成了一幅巨大的马赛克。这些人物有的直接从高更的布列塔尼作品中照搬，有的则来自高更从阿旺桥带来的贝尔纳的作品。从后面望去，阿尔的女人们艺妓般精致的发型，让前景里满是丝带和鬈发诱人的曲线。远处，欢宴者们仿佛戴着面具，人脸成了一个个黑点，成了高更笔下一列列神秘的幽灵。只有鲁林夫人的脸与众不同，看来有一点生气。文森特谨遵“导师”的教诲，放弃了曾经热衷的亮色和反差，用高更绉绸一般精致的调色和细致的笔触刻画每一个清晰勾勒的要素。这不是他们亲眼目睹的舞会，这是想象中的舞会。
这次出行显然很成功，高更提议两人再作一次短途旅行，目的地是风景如画的中世纪城市蒙彼利埃。那儿靠近地中海滨，在阿尔西南60英里远处。高更选择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弯曲的海岸线和历史悠久的街道，而是因为闻名国内外的博物馆。多年前，他造访过那儿的博物馆。为了说服文森特忍受舟车劳顿（往返五小时），他向文森特描绘了由著名捐赠人，艺术家之友阿尔弗雷德·布吕亚捐赠的瑰丽的德拉克洛瓦和库尔贝的作品。在高高的、带天窗的布吕亚画廊，两位画家为墙上的油画激烈地唇枪舌战。高更拥护德拉克洛瓦的不露痕迹，文森特则为他钟爱的那些肖像辩护，包括自恋的布吕亚委托各色画家为自己创作的十几幅肖像。
蒙彼利埃之行归来后，黄屋子出奇地和谐平静。为了回应布吕亚画廊的争论，高更画了一幅倚在手杖上的老者的肖像，作为对文森特受杜米埃尔启发所创作的放牛老汉，乡村圣人佩兴斯·埃斯卡里耶的肯定。同时，他同意加入鲁林夫人肖像的另一轮创作。邮差夫人一直是令文森特着迷的母性楷模。这两幅肖像不仅预示了两位艺术家在肖像画看法和理念上的和解，还宣告了两人又将在前屋一起创作。高更甚至答应与文森特互换肖像——艺术家们宣告手足情义的方式。就像是罗生门版的奥古斯汀·鲁林一般，两人互换的肖像在尺寸、定位和色彩上均完美契合。至于背景，文森特使用了高更式的一丝不苟的笔法，高更选择了文森特式的青铜绿。
从蒙彼利埃回来没几天，高更就收回了离开阿尔的决定。“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高更给提奥去信，“就把我之前的信当作一场噩梦吧。”是文森特的恳求令他动容，是他怜悯文森特糟糕的过去，还是他害怕自己的离去会让自己的伙伴发疯？
无疑，是提奥的斡旋起了作用。了解哥哥脾气的提奥一定以谨慎周到的方式让高更重新考虑留下来（如果可能的话）。即便对象是强硬的高更，怜悯加压力——不论究竟是什么——看来也行之有效。在给朋友艾米丽·舍夫内尔的信中，他表示：“我对提奥·梵高和文森特深表感激。尽管我们有一些不合，但我怎能拒绝一颗善良却饱受折磨的真心呢？”为了表明目前面临的危险，他把文森特比作“因为伤痛和敏感而沦为酒鬼”的埃德加·爱伦·坡，还暗示了有另一个更难以启齿的原因：“以后我会向你详细解释。”
但最后，什么也没有改变。文森特眼里的约定和付出在高更眼里不过是暂时的缓和和拖延。文森特认定的改变心意对高更来说不过意味着再次谋算。高更权衡道，如果他能与巴黎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滞留”阿尔期间避免冲突，那么兴许他能再忍受文森特一段时间。“目前，我会留在阿尔，”他悄悄告诉舍夫内尔，“但一定不会太久。”
文森特告诉提奥，黄屋子的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事情就是这样，”文森特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欢欣，“高更早上告诉我‘原来的感觉又回来了’，我非常高兴。”但事实上，文森特知道真相。即便他夸口两人的亲密又近了一分，或者把高更称为“极好的朋友”，他还是担忧最坏的结果。“近几天，”他后来承认，“我只看到高更一直在为该去巴黎实施他的计划还是待在阿尔而踌躇。”这样的不确定令他一蹶不振。虽然文森特宣称自己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的产出已经跌至冰点。海牙期间的信心崩溃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身上。他让提奥从巴黎退回那些油画，并表示一年之内不会再送去任何东西。“不展出当然更好，”文森特郁郁寡欢地写道，“我很肯定，现在没有展出的必要。”当然，纵使文森特心中充满不祥的预兆，他还是宣称自己的内心拥有“绝对的宁静”，并对未来满怀信心。
像在德伦特和安特卫普时一样，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的差距让文森特在圣诞前夕，也是他最脆弱的时刻陷入了内疚和自责。高更无疑在蒙彼利埃便发现了文森特精神崩溃的最初征兆。那时，文森特站在德拉克洛瓦创作的布吕亚肖像前发表了一通奇怪的长篇大论，认为自己与红头发、留胡子的布吕亚长相颇为相似。他认为高更和提奥与伦勃朗的肖像人物极为相似，最后妄想自己是爱好沉思、魔鬼附身的诗人托尔夸托·塔索。德拉克洛瓦曾创作过著名的《疯人院中的塔索》。
文森特尽可能地隐瞒脑中愈演愈烈的风暴。“对于那些内心而非外在的困难”，他一直含糊其词。他抱怨与高更的讨论使他“和用尽的电池一样精疲力竭”。后来，文森特才承认，12月的最后几周，自己一直处在“紧张的危急关头”，忍受“精神崩溃”的折磨。那时，提奥也一定觉察到了在稀稀拉拉的来信中，文森特总是在心不在焉地变换着主题和作品，焦躁不安，毫无逻辑，有如痴人说梦。他述说着见到旧物的种种幻觉，尤其是德拉克洛瓦的布吕亚肖像让他觉得阿尔弗莱·德·缪塞诗中“身着黑衣的落寞鬼魂”总静静地随着他的足迹游荡，好像从镜子里的另外一个世界望着他：
我不幸的兄弟，被阴郁裹挟
仿佛正从墓穴探首而出。
宗教，世上最能俘虏人心的东西，又回来了。从缪塞的鬼魂，到基督一般的塔索，到“圣人”德拉克洛瓦，文森特在这些幽灵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分不清眼前的一切是幻想还是真实。在蒙彼利埃展出的众多布吕亚肖像中，其中一幅描绘了这位形容枯槁、一头红发的收藏者戴着荆棘王冠摆着基督的姿势。高更的成功就像一个包围圈。在这个包围圈中，文森特一直假装泰然自若。圣人保罗的禁令在他看来“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他与高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讨论艺术、宗教、错觉和超自然。据高更所述，在争论中，文森特显得十分激动和亢奋。他甚至在画室的墙上用黄色粉笔涂写了“我即圣灵”的字样。
但没有哪个异化、瓦解的意象比居伊·德·莫泊桑的《奥尔拉》（“Le?horla”，意为“陌生人”）更让文森特着迷。这个晦涩的哥特式的词语来自诺曼人的方言，与莫泊桑笔下的故事可谓相得益彰。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被幻觉和妄想逼疯的男人。当年在巴黎，文森特也许读过《奥尔拉》。但这部癫狂灵魂的黑暗日记并不能对文森特与高更的“厮守”计划作出解答。《漂亮朋友》中的光明未来和无限乐观才适合文森特的中央高原之梦。当这些梦想在12月土崩瓦解时，他又想起了莫泊桑的这个骇人的故事。高更信奉超自然的力量。他在阿尔期间使用的素描簿上，曾经记下了这个故事和它奇怪的名字。可见莫泊桑的故事曾经在黄屋子里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文森特后来也表示自己曾在幻觉中亲眼见到了奥尔拉。
和文森特一样，莫泊桑笔下的主人公也饱受失眠、神经衰弱和各种怪异幻觉的摧残。文森特记录了几个月来将自己逼疯的种种细节。他开始不信任自己的感觉，害怕自己的梦境（“那些背信弃义的睡眠”）。他想象自己在浑然不觉中成了催眠术士手下的牺牲品，或是过着神秘双重生活的梦游者。慢慢地，他从模糊的不安跌入对妄想的恐惧，继而陷入了可怕的精神错乱。他感到某个邪恶的魂灵无处不在——“这个无形的东西”发誓要吸掉他的精气，当他沉沉睡去，刀子将捅入他的心脏。它隐伏跟踪，像缪塞身着黑衣的可怜人，在暗夜饮他的水，读他的书，窃取他镜中的灵魂。他将它比作远古传说中的“妖魔、精灵和鬼魂”，比作萦绕在人们脑中最骇人的那个错觉：“上帝的概念。”
他的幻觉越来越严重。他看到有东西被无形的手拽拉着飘在半空中。他无缘无故地被束缚在了椅子上——像是“一个被奴役和被惊吓的旁观者”，不得动弹。他鼓起勇气尽可能长久地用逻辑和自我意识建造驱散癫狂的堡垒。“我问自己是不是疯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不能清醒地分析判断，那么我就真的疯了，绝对疯了。”但最终，他还是屈服了。他试图在房里诱捕和放火烧屋，要杀死这折磨人的偏执。计划落败，他只能继续虐待自己施以报复。他叫喊着“不——不——它一定还在那里”，发誓要与“奥尔拉”同归于尽。“它还没死。那么，那么该死的是我！”
黄屋子的态势也几乎要失控。激烈的争吵每天都会爆发。“我们两个针锋相对。”文森特告诉提奥。他哀叹道，他们争吵到“神经快要崩溃”。高更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文森特的父亲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以期缓和文森特的“火山爆发”。但这只让形势更为严峻。“休战”时，两人的沉默沉重到邮差鲁林都觉得可怕。和莫泊桑心神不宁的主人公一样，文森特似乎在与自己怄气：前一刻还抱有巨大的激情，随即便陷入沉思和焦虑。他后来承认，被“可怕的焦虑”与“空虚感和疲惫感”轮番折磨。连日精疲力竭的争吵之后总有几个游荡的不眠之夜。
高更注意到了文森特行为的反常，以为它们不过是出于文森特内心的矛盾挣扎。“文森特一下子变得很奇怪，”他告诉贝尔纳，“但他一直在努力克服。”多年后，高更这样回忆文森特当年的反复无常：起先是“突然难以接近和变得狂躁”，接着是陷入吓人的沉默，如此循环往复。这会儿文森特还在向高更中肯地解释他为什么应该留在阿尔，并欣然计划两人的合作展览，那会儿便气愤地控诉房客谋划的诡计。高更上床之后，文森特依然疑神疑鬼，辗转难眠，仿佛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疑心病发作时，他会拿出送给高更的青铜色自画像，用颜料溶剂将献词“我的朋友”抹得一干二净。
在滋扰文森特的所有幻觉中，有一个最为可怖。自高更来到阿尔，文森特与提奥的关系已不如从前。他们的通信不止越来越短，越来越稀少，措辞也没有了往常的亲密。比起鞭长莫及、麻烦不断的哥哥，提奥对来巴黎拜访他的两位荷兰青年艺术家似乎更为亲切。（他曾提起勒皮克路的生活似乎也因为他俩“愉快的陪伴”而好了起来。）当两人打算离开巴黎去乡村住上些日子时，提奥并没有像文森特叮嘱的那样推荐他们去阿尔。
这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提奥对哥哥的艺术工程已渐渐失去信心。高更最终出现在阿尔时，提奥很吃惊——好像他自始至终都对两人的合作抱有怀疑。高更到来以后，他不再苦口婆心地催促文森特创作有销路的作品。要知道，这种催促概括了两人十年来的往来纠葛。而现在，他只寄去基本的资助（“你不需要有任何后顾之忧”）以及冠冕堂皇的只言片语（“你过着世上最了不起的生活”）。所有这些，似乎都意味着提奥已经接受了文森特失败的事实。“我们必须要不时掂量一下肩上的担子，”他对文森特提出的一年不寄作品的计划竟然毫不在意，“即使不卖画，我们也应该能撑上一段时间。”
在高更身上，提奥反而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与洋溢着乐观和赞美的信件一起到来的是高更在巴黎大获成功和作品大卖的消息。提奥大胆地预言，高更的名气会“比预想中的更大”——会比莫奈的都要大。他不仅称赞高更的销路，更欣赏作品中“奇妙的诗意”。“高更的画作仿佛在饱受病痛的人们耳边轻声耳语，给他们带去慰藉。”他也用上了文森特的那套艺术能够抚慰人心的论调，“在他的画中，大自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在这些吹捧中，最让哥哥文森特妒火中烧的当属这条评论：“他几乎能与米勒比肩。”
高更频繁、冗长的回信（与文森特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都是饱含乐观的报告、彬彬有礼的表示、对象征主义理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眼光独到的商业建议。文森特两手空空，高更邮去了多幅画作和装裱销售说明。其中一批作品还包含了文森特画向日葵的讽刺画。这是高更大方地送给提奥的礼物。后者将之视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并称之为“迄今捕捉文森特心理最成功、最唯妙唯肖的肖像”。
长久以来针对一方的赞美和秘密通信使得整个春天和夏天都在暗自较劲的两人更为剑拔弩张。在拉马丁广场，文森特疑神疑鬼，早就怀疑“阴谋家”高更怀着政治目的意欲对提奥设计陷害，现在，遭到背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比如，为什么他的房客一来到阿尔，他与贝尔纳的关系就那么突然、那么神秘地终结了？贝尔纳还与高更保持通信，却与文森特断了来往。他和提奥的关系会不会也落得同样的下场？高更会不会是另一个泰斯提格，以大哥的姿态引诱提奥沉溺于海市蜃楼般的成功与享乐？
文森特欢迎高更像布吕亚那样成为他“失散的亲人”。他是不是愚蠢地让一个陌生人介入了他们的生活，就像缪塞笔下的“可怜人”一样，看起来十分亲密，但只能带来绝望和毁灭？每一丝恐惧都是那么真实。生平第一次，他开始收藏提奥的来信——像是企图抓住一些马上将从他手中溜走的东西，还窃取高更与巴黎的通信。提奥在圣诞假期免不了要去探望叫人反感的泰斯提格。提奥还欣然接受了高更请他来阿尔的邀请，他哥哥曾央求过许多年。文森特已经看到了“背叛”的种种端倪。如果提奥能为高更来黄屋子，那一样可以在高更离开后将这儿抛诸脑后。
没有什么比圣诞节更能让文森特感觉寂寞。就像狄更斯笔下在圣诞前夜被自己的幽灵造访的雷德劳（文森特每年都会重读这个故事），在这个节日的时节——在每年12月初的阿尔，节日气氛就逐渐浓厚——陪伴文森特的只有可怖的幻觉和懊悔。每家每户的窗台上都挂着“圣芭芭拉玉米装饰”。圣芭芭拉节融合了当地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和古老异教丰收庆典的节日习俗。很快，肉类将从菜单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特殊的面包和纷繁的甜品。镇上每一个老旧的房间都摆满了水果和花朵，连地狱一般的加雷咖啡馆也是如此。
阿尔的每个家庭和商铺都用中央高原盛产的“圣杜安”黏土塑像进行圣诞祭祀。在“阿尔姑娘的疯狂”上演的田园剧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场面。这些结合了中世界神秘剧和音乐滑稽剧的精致戏剧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剧场。届时，牧羊人会演奏着乡村器乐，赶着一头完美无瑕的羊羔游行。万人空巷，人们跪倒在地，在胸口划着十字目送神圣的队伍经过。
不论窗外的人们如何虔诚，景象如何壮观，文森特的圣诞节从没逃脱过昔日的幽灵。阿尔人把这个庆祝基督诞生的节日称为“卡兰多”，这是个庆贺家人（不论是健在的还是逝去的）团聚的日子。只有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虫才会孤零零一个人过节。但满腹怨气的文森特不需要召回永远不待见他的父亲。圣诞前夕，文森特开始在臆想中谋划方案，尝试扭转以往对他的种种定论。当然，这还需要宿敌泰斯提格的“协作”，瞧他现在还是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为了增加胜算，文森特思量着可以利用高更新近的成就来赢得泰斯提格对于伦敦联合画展的支持。这样一来，他既可以搞定这个棘手的经纪人，又可以让那个圣诞幽灵“安息”。
但幻想终归只是幻想。距离圣诞节只剩一周的时间内，高更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折磨着文森特。他害怕高更随时会离开，害怕提奥也终究会将他抛弃。不堪幽灵滋扰的文森特躲进了自己的画室。之后的几天，一幅作品悄然成形。他从去年夏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要创作鲁林夫人及其婴儿马赛莱的肖像。
文森特自小生长在人丁兴旺的牧师公馆。被米什莱奉为“完美”的母与子的永恒画面一直深深吸引着文森特。他曾为西恩·霍尼克在摇篮边俯身的一幕动容。这是他刻画了一次又一次的主题。久久凝望赞颂母爱的名画时，他会泪眼婆娑；见到凯·沃斯母子，他会感慨万千；提笔创作母与子的形象时，他的心会柔软到几乎要融化。9月搬进黄屋子时，他还曾计划用“摇篮中的婴儿”的意象来装饰自己结实的床架。
马赛莱出生五个月来，主妇奥古斯汀已经给文森特当过许多次模特。9月，文森特母亲的照片终于寄到了。他有了更大的野心。12月中旬，邮差妻子对这位北部来的艺术家的耐心显然已经到达了极限：文森特不得不利用过去的肖像作尝试。
神圣家族的画像在普罗旺斯随处可见。在节日的教堂和育婴堂的炉火边，圣母像和圣子像看起来那么动人。文森特支起巨大的油画布，把思乡愁绪一丝丝地倾注在了这幅他能想象到的、最抚慰人心的画像中。“主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怎样安慰你们。”他于1876年写下的这句福音在这万念俱灰的时刻又浮上他的心头。在艾尔沃思，他没有倾心艺术，而是在布道和诗行中倾吐心事（“我们的人生轨迹总是从母亲的臂弯走向天父的怀抱”）。文森特曾将这些诗行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母性的楷模安妮·斯莱德-琼斯的留言簿上。1882年，被家人和朋友遗弃的文森特还曾为西恩与她的新生儿织就过一幅梦幻的图景：“美如诗般的永恒的圣诞夜，圣婴躺在马厩中……黑暗中的光芒，午夜的亮光。”
就像他曾把佩兴斯·埃斯卡里耶塑造成乡村圣人，把自己化身为和尚，在他缓缓移动的画笔之下，粗鄙、满脸不耐烦的邮差妻子成了沐浴着光辉的母性楷模。起伏饱满的曲线勾勒出她山峰一般的胸部。邮差妻子不像文森特之前的肖像人物那样穿着皱巴巴的薄罩衫。这一次，文森特让她穿上了简单的纽扣式紧身上衣。他抬高了她的额线，以期迎合记忆中的圣母形象，并磨平了她令人敬畏的宽大下颌，削尖了她突出的下巴，让人物更显文雅贤淑。曾经泛着自然光泽的嘴唇被涂成了亮丽的宝石红。模特的眼眸似乎闪耀着超凡脱俗的绿光。原本随意扎起、因为劳作而乱蓬蓬的头发也由瓷器般滑溜的辫子取代。
这是一幅杜米埃尔卡通画一般的现实主义肖像。文森特要用最温柔的调色来烘托这位乡村妇人身上散发出的不屈不挠的母性。他把它们称为“色彩摇篮曲”：紧身衣的袖口用了浓重肃穆的绿色，而领口则是最柔软的浅蓝；土红色的椅子和朱砂红的地板与浅绿的蓬松高腰裙相映衬——层层递进的反差并不晃眼，反而悦目怡神。“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印象派色彩搭配。”他写道。文森特反复用黄色和粉色使脸庞光亮而有生气，用橘黄画出一圈头发——这不就是他本人的发色吗？德拉克洛瓦式闪亮的灵气流淌在他对基督终极抚慰力量的极致塑造中。
这张简单的肖像融合了文森特一生中所有聊以自慰的元素：从挂在津德尔特牧师公馆和施恩韦格画室里的伦勃朗的蚀刻版画——烛光中的摇篮——到卡洛·多尔西的客西马尼园，再到他自己的《星夜》——这些画像都在危机时刻给他带来“黑暗中的光芒”。他从中看到了杜米埃尔式的简单真理，也看到了柯罗式妙不可言的魔力。他一贯对“类型”画偏爱有加，一贯认为普通人的日常肖像最为神圣。而今，这场实验成了这一信念的辩词。他把它奉为艺术繁衍能力的希望——当然，中央高原的繁衍女神保障了黄屋子不会沦为“批量生产的工厂”。
这幅油画让海牙的梦想——杂志插图和平版印刷的梦想——死灰复燃。它让他能躲避来自画廊和画商（甚至弟弟）的敌意，直接接触大众，触及普通人的心声。大众真正需要他的伤感艺术。文森特把这幅作品比作“廉价小店中的彩色平版印刷画”，他想象着这些曾将自己点亮的东西也能给那些平淡无奇的人生带去彩色的福音。
和往常一样，文森特总爱用阅读得来的意象支撑自己的观点。托尔斯泰不是呼吁回归谦逊和人性化的宗教吗？这显然与“原始基督徒”的简单信仰如出一辙。简单的信仰呼吁简约和贴近生活的艺术。托尔斯泰用自己的育婴女佣来诠释这一全新信仰中的圣人形象——“这是一种叫人过目不忘的简单信仰和纯真智慧”。不加矫饰的构图和历书般的色彩让文森特把她奉为大地母亲。那个秋天，文森特还读了左拉的《梦》。这部讲述中世纪手艺人如何通过双手寻找升华的神秘主义作品，也同样激荡着宣扬质朴信仰和世俗神圣的旋律。
文森特给他拜占庭式的“圣像”取名为《摇篮曲》，这个名字既指涉摇摇篮的母亲的形象，也指涉她哼唱的催眠小调。他表示，这幅作品的灵感来自皮埃尔·洛蒂的纺纱工人。在《冰岛渔夫》中，洛蒂讲述了上了彩釉的圣母玛利亚雕像陪伴勇敢的渔夫去北大西洋冒险的故事。这个陶制的圣母像被嵌在船舱的神龛中，“色彩质朴”，能听得到弄潮人粗俗的祈祷，抚慰他们的孤独和苦痛，击退风暴，让船只化作摇篮，让他们安然入眠。“如果有人把这幅画放在渔船上，”文森特这样吹嘘他的新肖像，“哪怕冰岛来的渔船上的渔夫也一定会有躺在摇篮里的感觉。”
“渔夫”文森特最想用这幅浓墨重彩的《摇篮曲》抚慰他的房客高更。在当年的商业航海生涯中，他曾去过冰岛，至今还戴着《冰岛渔夫》中水手们戴的贝雷帽（高更一到黄屋子，文森特就感受到了他身上那股洛蒂笔下的渔夫的气质）。不论是主题还是绘画风格，《摇篮曲》都意在挽留决意离开的高更。正如阿尔的舞会，邮差妻子的形象让文森特想起了他和他的房客一起以鲁林夫人为模特在前屋挥动画笔时的惺惺相惜。文森特想象着高更事实上已经创作出了代表繁殖力的“圣像”。“我们谈到冰岛的渔夫，谈到他们与世隔绝的日子，在悲伤的海上，等待各种危险降临。”
亲密的谈话过后，我突然想画这样一幅画：曾经是孩子和殉道者的水手们在他们驶向冰岛的渔船上一看到这幅画面，就能勾起他们幼时摇摇晃晃的感觉，让他们忆起自己的那首摇篮曲。
他开始以高更式的浓重的轮廓、平面的肌理与仔细处理的色彩层次提笔实现此前的畅想。他从高更的肖像画中借用了一些元素，让鲁林夫人庄严地落坐于高更宝座一般的椅子上。现在，恐怕得完全依靠“理念”了。他用高更常用的密密的朱砂红填涂地板。虽然巨大的色块一直诱惑着他冲动的手，但似乎总有一根缰绳拽他远离任何使用厚涂法的念头，不然和解的希望也将破灭。人物背后的墙面上，和解的希冀绽放成覆满半张油画布的花朵。粉色大丽花——同样的花朵曾装点了想象中的母亲和妹妹身处埃滕牧师公馆的画面——映衬蓝绿的墙纸。他曾幻想自己在津德尔特阁楼的房间里也能有这样的墙纸，其间点缀着橘红和深蓝的花蕊，这是对分离主义装饰的致敬。
为了赋予简单的人物高更式的神秘感，文森特不打算直截了当地描绘婴儿马赛莱，而是用邮差妻子手持的摇摇篮的绳子暗示婴儿的存在。她温柔而坚定地抓着绳子，抓住了母子之间的神秘纽带。总而言之，这一定得自典型的高更式的简略意象。但文森特的技艺又一次让他违背了初衷。他把圣诞节之前的一周全都用在了大油画布的剩余部分，圣像的手依旧没有完成。
文森特一定会把这个困难归咎于没有模特。抓着绳索的手既要满怀爱意又不能少了张力，对总把握不好手部画法的艺术家是个特殊的挑战。但随着黄屋子一步步发狂，随着文森特对于现实越来越无法把握，画架上没画完的手成了他的眼中钉。目光所及之处，家庭团聚氛围浓厚。文森特却正在失去与世界、与自己的联系。若是拽不住手中这根绳，他也会像那些洛蒂笔下信奉陶制圣母的可怜水手一样遭受全船覆没、同归于尽的命运。
文森特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12月23日，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日，他一直害怕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了。没人知道是不是在那天傍晚走出黄屋子时，高更下定决心要离开阿尔。文森特认为是的。几天前，生活已经变得忍无可忍。坏天气把他们困在了屋子里：文森特专注于鲁林夫人的画像；高更则无所事事，焦躁不安。不工作的时候，文森特一会儿满屋子大发脾气，一会儿又默默不语。高更终于相信文森特“真的疯了”，担心自己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悲剧性的致命攻击”——尤其是晚上，文森特会气势汹汹地扫荡整个屋子。“我的神经日日夜夜都绷在弦上。”高更这样告诉贝尔纳。
那个傍晚，高更也许只想去大雨中透口气，去附近的加雷咖啡馆放松一下心情，或者穿过拉马丁去红灯区看看自己中意的妓女——随着黄屋子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些都是他用来排解压力的方式。他和文森特一直为一则新闻吵得不可开交。这则新闻讲述了某个开膛手杰克式的杀人犯在等待行刑期间夜夜被奥尔拉式的噩梦惊扰。不论高更因为什么而离开，文森特只要听到关门的声音，便相信高更再也不会回来了。
高更几乎还没有走到公园中央，就听到了身后熟悉的脚步声。“文森特追来了，”多年后，高更向友人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我转过身去。他近来很奇怪，让人难以信任。”
“你要离开？”文森特问。
“是的。”高更答。
也许，高更只想重申一下他最终的打算（虽然他的打算，文森特早已心知肚明），或者每天提心吊胆的高更也许突然萌发了逃离的念头。不管怎样，文森特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他只是需要一个答复。文森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将从当天报纸上撕下的一角塞给高更，并指着最后一行：“杀人犯已经潜逃。”
高更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他听到文森特奔向了黑暗，消失在夜色中。
没人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文森特之前的精神崩溃在他的信中也有迹可寻：某些想法和意象记录了他的崩溃和沉沦。在德伦特时，糟糕的健康状况、对西恩的愧疚、积压的画作、品读的绝望小诗都使他于1883年9月精神病发作。之后在安特卫普时，梅毒、蛀牙、弟弟的欺骗、妓女和模特的嘲弄、无处不在的死亡和疯癫意味着他已滑向“绝对精神崩溃”的深渊。这两个地方糟糕的天气、如影随形的贫困和酗酒让文森特变得不堪一击。在这种狂躁的状态下，即使是最轻微的侮辱和挫折都有可能引发悲剧。
在阿尔定居三年以后，魔鬼再次降临。这次，他对“发作”的情况鲜有提及。他表示，除了那些“奥尔拉”式的“头脑发热”和恐怖的幻觉之外，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像往常一样，闹剧已经开始上演。阿尔连续数天下着冰冷的冬雨。文森特也一直借酒浇愁：他不止喝白兰地，还喝更烈性的苦艾酒。与高更在广场对峙后，他也许逃进了某个咖啡馆又喝了起来。他再一次酩酊大醉。某个时刻，他伸向口袋，只摸到一把零钱——“一个路易和三个苏”。他由此知道，当时他不仅穷困潦倒，连提奥这些年来寄来的上万法郎也都被他挥霍一空。
圣诞节前两天的周日夜晚，所有关乎罪恶、恐惧、失败和死亡的幻象一股脑儿钻进了文森特的脑中：莫泊桑的恶魔奥尔拉、狄更斯的雷德劳、洛蒂溺死的水手，尤其是那个主宰了他人生中的每个周日和每个圣诞节的灵魂。那个夜晚，当他返回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黄屋子时，向他迎来的只有那些“噩梦的碎屑”。它们无处不在：轻步兵、佩兴斯和所有曾拒绝文森特的人统统出现在了墙上，出现在了和尚恶狠狠的脸上；而画架上那幅至今未完成的《摇篮曲》现在却遭到了那个它最想取悦的人的拒绝。
过去，文森特总能重新振作起来：在博里纳日，他畅想与弟弟因艺术而联结在一起的新生活；在德伦特，他邀请提奥来到长满石楠的原野；在安特卫普，他计划在巴黎与提奥会合。但1888年圣诞节，所有的“逃跑路线”都已经行不通了。两年的同住几乎毁了提奥，内疚感也几乎将文森特压垮。直到现在，文森特的潜意识中仍不时出现龚古尔兄弟的提醒和告诫：为了生存，有时只能分开。为了拯救提奥，他离开了巴黎；现在，他不可能回去。提奥也不可能来阿尔。还是让所有空想和希冀歇一歇吧，提奥的心已经不在毫无希望的文森特身上了。现在受到青睐的是古庇尔夹层的新宠：高更。
12月23日抵达阿尔的消息进一步证实了文森特已经预见的背弃：提奥向乔·邦格求婚了。显然在乔的主动下，两人已经在巴黎复合，正在就结婚事宜征求父母的认可。如果说，文森特不介意消息的公布，那么让他受伤的一定是两人刻意隐瞒了交往。当初，文森特一直怀疑高更最终会受到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排斥。现在他的命运不也是一样吗？他知道，提奥再也回不来了。
看不到救赎希望的文森特瘫软如泥。他可能喝醉了，魂不守舍，连方向也摸不清，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卧室。他来到盥洗架边的角落。从那儿，他能看到高更的房间，空空如也。他转过身，望着盥洗架上悬挂的镜子。这不是他画过数十次的那张熟悉的脸。他只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不幸的可怜鬼”——辜负了家庭，害死了父亲，剥削弟弟的金钱和健康，把他在南方画室编织的梦想砸得粉碎，还逼走了他的“漂亮朋友”。罪孽深重。无可饶恕。该如何惩戒他呢？
文森特一辈子都在给这个镜中人带去疼痛和不适：从绝食、睡棚屋冰冷的地板，到用棍棒抽打自己。但在累累罪行面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他狂躁的脑中充满了各式的惩罚画面，从客西马尼园信徒们留在攻击基督的人身上的剑伤，到左拉的《梦》中残忍的驱魔方式，再到《土地》和《萌芽》中的虐杀。将左拉的主人公拖出乐园的叛逆的哥哥最后将自己的一只耳朵砍下。
文森特拿起了盥洗架上的剃刀，把它打开。他抓住罪人的一只耳朵，用力拉起耳廓。手臂绕过脸庞，朝这只令人厌恶的耳朵猛地砍了下去。挥舞的剃刀错过了上耳，直接从中间向下颌剁去。皮肤一划就开，但软骨结构需要持久的蛮力才能使被指尖撑拉的皮肉与耳根分离。那时，他的手臂已经鲜血淋淋。
猛然清醒的文森特立即给鲜血喷涌的大动脉止血。大摊的血迹一定把他吓坏了。他急忙跑去卫生间拿毛巾。从门厅到画室一路鲜红。出血渐止，他的脑中又出现了新的幻觉。他要去找高更，给他看看自己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也许那时，他会回心转意。文森特清洗了那一小叶残肉，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了起来。他包扎了伤口，戴上一顶贝雷帽遮掩绷带，接着消失在了夜色中。
这是个雨夜，离圣诞节只有24个小时了，高更能落脚的地方不多。文森特也许先去了妓院。高更最常去的那家在阿尔大街的尽头，离黄屋子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文森特想见高更最喜爱的“傻瓜”，这个姑娘的本名叫作瑞吉尔。但妓院的守卫没有让他进去。文森特一心认为高更一定在里面。最后，他只交给守卫一个包裹，并叮嘱他捎上一个口信：“别忘了我。”
他回到黄屋子，摇摇晃晃地爬上了血迹斑斑的床，躺在猩红色的床单上，头晕目眩。他闭上双眼，等待——甚至期待——最坏的结果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