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篇跋,那首七绝即或用字不妥,亦不为病。李增厚殷殷致谢之余,谈到他替龚定庵物色的一所房屋,道是徐家的产业。
昆山徐家,大族第一。康熙年间,海内无不知有“三徐”。所谓“三徐”是徐家三兄弟: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比徐乾学小三岁,少年得意,顺治十六年二十六岁,便已大魁天下,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不过“三徐”之中,声势最赫的是老大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与圣祖所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高士奇,结为亲家,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当时有一副谐联:“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东海是徐氏的郡望,澹人为高士奇的别号。又有一首歌谣:“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所谓“余秦桧”,指休致的大学士,湖北大冶的余国注,“徐严嵩”即指徐元文,“乾学似庞涓”,意思是说徐元文之成为“严嵩”,幕后有庞涓这么一个“军师”在。
“三徐”中的老大、老三的乡评都不很好,惟独老二,比老大晚一科,也是探花的徐秉义,即使严劾徐乾学的副都御史许之礼,亦说他“文行兼优,实系当代伟人”。李增厚劝龚定庵所买的,就是徐秉义的故居。
第二天一早本来约定去看房子,不道另有奇缘,李增厚有个朋友,姓王,亦是秀才,他一直在扬州盐商家作清客,善于鉴别古玩,谈起此行,是受人之托,携一方汉朝的玉印,到上海去待价而沽。
龚定庵好古成癖,当即问道:“汉朝的玉印,要看质地、文字、印主而定。不知足下所携,是怎么样的一方玉印?”
“这方玉印是纯净无瑕的白玉。”王秀才说,“汉王大都入土而又出土,虽谓之古色,其实斑驳不纯;这方玉印,流传人间,从未入土,所以颜色不变。”
“说得是,不过也要看了东西,才知道是否入过土。”
王秀才明白,龚定庵疑心是伪造的,所以这样说法;当即微微一笑,“龚先生,”他说,“看这方玉印,也要有些眼福;今天有缘,可惜东西不在身边,不过有个拓本在这里,龚先生精于赏鉴,倒不妨看看,有什么特异之处。”
说着,从“护书”的夹页中取出一纸印拓;龚定庵接过来一看,朱文“婕妾”四字,不由得大吃一惊。
“印在哪里?”龚定庵问。
“在我船上。”
“可容借观?”
虽是萍水相逢,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大少爷”,当然是贵公子,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亲自回船去取玉印。
“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龚定庵很兴奋地说,“此印的来历,我略有所知,一直怀疑,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因为汉宫中的赵婕很多,飞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吗?还有昭帝的生母,姓赵,也封婕。不过,现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确是飞燕遗物。”
“你连原物都还未见,就能下此断语!”李增厚不免怀疑,“你何所据而云然?”
“就在这个字上!”
“”与赵在这里是相同的。龚定庵指出,汉朝扬雄所著、晋朝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这个“”字,解释是:“,姊也”。姊妹同封婕,赵飞燕是姊姊,用此“”字,巧合双关,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这“”字左面的篆法奇古,作飞鸟之势,非“燕”而何?
细看果然,不能说他穿凿附会。谈到来历,龚定庵说,在明朝,此印最早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所收藏;严嵩父子败后,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项子京手中;后来又归无锡华家,最后为李日华所得。
李日华是万历年间江浙的大名士,精于鉴别,号称“博物君子”,他有两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别号多。李增厚记得李日华的同乡后辈,嘉兴鲍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华的一篇谈印的记载;到书架上捡出《金石屑》,在第三册中找到李竹懒的一篇短文,看头一句便惊喜过望,原来竹懒便是李日华的别号之一,而所记的正是赵飞燕的玉印。
“定庵,你听,”李增厚念道,“‘汉宫赵飞燕婕时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间。嘉靖间曾藏严氏,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余爱慕十余载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
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华看,这枚赵飞燕的玉印,价值连城。经此品评,越发坚定了龚定庵的必得之心,但毕竟要看过实物,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到得日中,方见王秀才重到李家,携来一个包裹,重重锦袱,真所谓世袭珍藏,最后出现的是一个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盖及盒身四周刻满了字,但龚定庵无暇细看,一伸手揭开盒盖,顿觉眼中一亮;那方凤纽玉印,约莫一寸见方,五六分高,通体洁白,只有纽旁有黍米大的一块红斑,格外显得鲜艳夺目。
看玉、看纽、看印文,龚定庵把玩不释,脑中渐渐形成一个体轻如燕的纤影,神游在两千年前的未央宫中,昭阳殿里了。
“请问,”龚定庵定定神问,“此印是足下的珍藏?”
“哪里,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为宝物觅一位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