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又写了复燕红的信，向账房支了四百银子，将阿兴唤了来吩咐，专程到苏州去投信，四百银子一半还顾千里，一半给燕红过年。
“你到了燕红姑娘那里，悄悄打听一下，是不是有个姓杨的在纠缠骚扰？”龚定庵格外嘱咐，“要私下打听，不要著痕迹。”
“是。”阿兴问道，“要不要等回信？”
“要的。”龚定庵忽然想起一件事，沉吟了好一会说，“你把信跟银子交了以后，不妨问一声：是不是有回信？燕红姑娘一定会说：有的。这时候你就说：最好信上能带一笔，问一问少奶奶好。这话要说得很自然，作为你自己的意思。”
阿兴有些困惑，这话做下人的何可胡乱建议？不过主人如此吩咐，只好先答应下来再说。
正在书房中谈着，吉云来了；她是听老妈子说，阿兴要去苏州；又知道龚定庵在账房里支了四百两银子，特为来问个究竟。
“我在苏州摇了一场摊，输了几百银子，跟顾千里借的；快过年了，人家等钱用，我不能不叫阿兴送去还他。”
吉云并不怀疑他在撒谎，只说：“那就索性到上海去一趟，晚两三天再走。”
“为什么呢？”
“我要做点点心，给老太太送去。”
杭州的风俗，包粽子不在端午，而在年下；包粽子有好几道手续，所以需要两三天的工夫。
“迟两三天倒无所谓，不过东西太多，他一个人照顾不下来。再派一个人吧！”
于是另外派了一名仆人刘成，随同阿兴一起出发，船到嘉兴要分手了，往东是上海，直北是苏州。这是到上海的航船，应该阿兴上岸，另行觅舟；哪知他路上受寒重伤风，虽不是要紧的病，体力毕竟受影响，一只皮箱里八个大元宝，竟提它不动了。
“阿成哥，没办法，你要送我到苏州。”
刘成同意送他到苏州，但途径不一样，主张先一起到上海，然后转往苏州。理由是：第一，这年天时不正，腊月中忽然回暖，如果先到苏州，再转上海，耽延日子，那些点心可能会变味；其次，航船直到上海，不必换船，比较方便；最后，到了上海道衙门里，要人要船，都很方便，不比在嘉兴雇船，费钱费力。
“格外还有一项好处，老爷衙门里有两位师爷，医道好得很；请他们开一帖药你吃，出一身汗病好了，轻轻松松到苏州，有多好？”
阿兴为他说动了，跟着他原船到了上海，见了“老爷”没有什么话说；见了“太太”话就多了，老家的上上下下都要问到。尤其是对阿兴，他是“大少爷”贴身的书僮，送点心是“大少奶奶”派的差使，怎么会派到他。
“我是要到苏州，大少爷派我去还一笔银子。”
“是哪个？”
“顾二少爷。”
“是不是号叫千里的顾二少爷？”
“是的。”
“大少爷跟他借的钱？”
“大概是的。”
“为什么跟他借？”龚太太问，“是不是大少爷赌输了？”
阿兴知道“老爷”、“太太”对“大少爷”爱赌这件事，都很讨厌；而且事实上也并没有赌，所以斩钉截铁地分辩：“不是，大少爷在苏州连牌都没有打一场。”
“那么，为什么跟人家借钱呢？”
“这，这就不晓得了。”
看阿兴支吾其词，龚太太越发追问得紧：“大少爷这趟回去，在苏州耽搁了几天？”
“我算算看。”阿兴屈着手指数，“一共四天三夜。”
“为什么要耽搁四天三夜？”
“因为朋友请客，都留他。”
这是人之常情，龚太太不疑有他，便又问说：“借了顾二少爷多少银子？”
“二百两。”
龚太太心想，顾千里家道殷实，二百两银子在他不算回事，何必特为派专差去送还？而且这笔款子究竟作何用处呢？
疑云一起，便私下又找了刘成来问，这一问发现了阿兴的话不实在。于是而有第二次的查问。
“大少爷叫你直接到苏州去的，是不是？”龚太太问。
“是的。”
“你到嘉兴要换船，因为箱子太重提不动，要刘成送了你去？”
“是的。”
“箱子里装了几个元宝，你提不动？”
这一下，阿兴知道有麻烦了；意慌心乱之下，犹冀打个马虎眼可以过关，便回答说：“大少爷自己装的箱，里头有多少我不知道。”
“刘成！”龚太太说，“你同阿兴去把那口皮箱抬了来，他一个人提不动。”
皮箱是暂存在内账房，在中门以外，阿兴在路上埋怨刘成，不该说实话，刘成自然不服。
“我怎么晓得大少爷另外有话交代你？太太问我，我当然要老实说，这哪里好怪我？”
想想也真难怪他，如今只好向刘成问计了：“箱子一提进去，太太当然要打开来看，数目不符，我怎么说？”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不知道！没有开箱不知道，开了箱子你就知道了，这是啥道理？”
“啊，啊。”阿兴恍然大悟，反正咬定“不知道”就不错。
于是等箱子一打开，整整齐齐八个大元宝排列在箱内，四周塞着旧棉絮，以防滑动。“大元宝”是俗称，正式的称呼名为“官宝”；各省征收漕米，例有“折实”，即是缴银代米，那些散碎银两，由藩司衙门同炉熔化，铸成元宝存库，所以称为“官宝”，定制足五十两一个，八个便是四百两，与阿兴所说的数目不符。
“怎么会是四百两？”
“回太太，我刚才说过了，大少爷自己装的箱，我不知道。”
龚太太想了一下说：“大少爷总有信给顾二少爷，你拿来我看。”
阿兴无奈，只有把信交了上去；龚太太叫丫头用热手巾将封缄之处，慢慢烫透，小心揭开封皮，抽出信来一看，真相大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