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疗师推着我走出她的房间，妈妈对她笑着。我厌烦了每个星期都来到这儿，让别人扶着我起来，鼓励我用疼痛的双脚蹒跚迈步。然而我还会来，因为爸妈从没有放弃过再次看到我走路的希望。我有时会想，家人是不是还记着我小时候的样子，而且会很怀念，所以他们总是那么想让我再次走路。
很难让父母接受我身体反复无常这个事实：我今天能站起来，并不意味着我第二天还能站起来。有时我甚至感觉好像辜负了爸妈，因为我的身体并没有像他们期望得那样有进展，但是我知道父母都是这样的。
有一次一个男孩来到沟通中心接受测试，我们告诉他妈妈，他必须开始学习用头部遥控进行交流，因为他全身上下只有脖子可以稳定地活动。但他妈妈十分坚定：她想让儿子用手，而不是用头。她想让儿子用任何可以的方式学着适应，想让儿子不管在哪个细小的方面都和其他任何人一样。
我了解为什么爸妈希望看到我走路和说话，但是我的身体就像是其他人的一样，活在这里面非常疲惫。所以昨天我告诉妈妈这个星期只想去理疗师那里一次，我希望她能同意。
“我们这周五再见吧？”轮椅停下来的时候理疗师问道。
我盯着妈妈，希望她能记得我说过的话。
“好的。”她答道，看都没看我。
内心的愤怒烧得我血管生疼。明天我要去找同事凯蒂，向她倾诉心头的怒火。
“如果没人听的话，交流还有什么意义？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说话，现在我能说了，但是人们仍然拒绝听到我的话，这是为什么？”
但现在我尽力咽下了这种愤怒，防止它把其他一切都拉下去。因为，虽然这种愤怒在燃烧，但我更害怕表达出这种愤怒。愤怒仍然是我最难表达的一种情感，我必须强迫自己忍耐许久。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可以表达愤怒，因为我仍然被困于电脑单调的声音和被孤立的持续恐惧中。那么长时间我都是个外人，我不想再做会让我回到过去的任何事情。
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自己现在经常感到害怕：害怕做错事，冒犯别人或者做不好一份工作；害怕轮椅轧到别人的脚，做不到别人要求我做的事情，或者表达一种肯定会被耻笑的观点等。这种感觉几乎一直存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始交流六年之后的今天，我仍没有告诉妈妈我的真实想法。
然而，我还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我完成大学课程，成为南非两名没有言语能力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名，并且被选中去见总统塔博·姆贝基。我去各地在数百人面前发表演说，并且受到同事的尊敬。
只是在个人生活中，尽管家人和朋友是我的生命线，但在很多方面我仍然是个被动的孩子，需要让人清洗，被人推着。有时会有人嘲笑我，有时会有人排挤我，就像一直以来那样。爸妈继续照顾我的身体，将我同大部分的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保护我不受伤害，但我希望他们有时能多听听我的意见。和妹妹金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感到自己是她的一个康复对象，而非她哥哥，因为她从英国带回来很多新设备——浴室防滑垫，防止食物下滑的塑料加边等。
对别人来说，我是偶尔会出现的慈善目标，需要被照顾，或是那个静静坐在角落里微笑的人。这一切都让我感到自己没有生活的权利，仿佛我凡事都必须征求同意。过去仍然在我身上留有阴影。
我想要叛逆，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叛逆。之前我自己有过隐蔽的小叛逆，现在我仍然记得多年之前那种阴暗的满足感。当时我会看着自己穿着的规形夹划过妈妈的车漆。我做过一次非常疼的手术后就戴着这个规形夹，所以妈妈帮我下车的时候我都会为这种偶然的反叛感到开心。
今天我也不能解释这种恶劣的行为，当时也不应该将所有的气都撒在别人的车门上。一只小狮子即使很害怕也不会离开自己的母亲。我知道自己的独立已经被悉数收走，所以必须学会自己索要自由，但是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找到这种勇气。现在是2007年，我终于辞掉了沟通中心的工作，开始在科学研究所做全职工作。这是个绝佳的提升机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都没有机会拥有这种事业上的好运气。
因为我的新工作单位鼓励每个人多学习，我申请了一个大学在职学位，但他们告诉我首先我需要从高中毕业。不管我怎么耐心地想解释，告诉他们我刚以前几名的成绩结束了另一所大学的一门课程，但根本没有人去听。申请另一所有着不同规则的大学时，我曾经依靠努力所获得的证书现在毫无用处。
所以，现在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都会努力学习，像十六岁的少年一样想获得高中毕业证。我想，有时我几乎承受不了所有的阻力，这样再努力向前生活是否还有任何意义。考虑这些的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很快我就会太害怕，太多疑，所以在生活中获得一个位置之后便不能再去为下一个目标奋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