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证件者和买卖旧护照的走私贩子，把用过的护照称为“书”。这类护照得经过查核，才能交给黑市贩子贩卖或使用。把个人护照卖给我们经纪人的毒虫、逃犯或穷外国人，都有可能是在自己的国家或他国犯下重罪的通缉犯。不少走私贩子因此被捕。他们买了护照，予以变造，出任务，结果却在外国机场被捕，因为护照的原持有者因杀人、抢劫或各种走私罪名遭到通缉。为确保客户满意，以及自家走私贩子的安全，埃杜尔·迩尼要求，买来或偷来的每个新护照都得接受两道检核。
孟买国际机场有个海关官员有权使用机场计算机，他负责第一道把关工作。迎尼命人将需要查核的每本护照，其发照国、护照号码、原持有人姓名都写在一张纸上，在那位官员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给他。纸上所列出的护照，凡是在计算机里已特别标注的，他就杠掉。一、两天后，那官员交回那张纸。那些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有部分是因为原持有者已被宣布是国际通缉对象，有些则是因为原持有者被列为嫌犯：曾参与非法毒品、军火买卖，或具有使安检人员不安的政治因素。不管是什么原因，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就不能在黑市贩卖，或供遨尼的走私贩子使用。受到特别注记的护照仍然有用处。可以拆掉骑缝线，取下可用的部分，充当其他护照的空白页。在印度境内，这类护照还有其他用途。外国人住进饭店时得出示护照，供饭店人员在C 表格上登录，但每个城市总有些地方对于护照与持有者间的吻合程度，查核得并不仔细。对这类饭店而言，只要是护照，都没问题。带着这种经特别注记的护照，虽然不能到印度以外的地方，却能在印度境内四处走动，不用担心被抓，让乐于与人为善的饭店经理能符合最起码的法律规定。
经过海关人员查核、未经特别标注的护照，则送到第二道检验关卡：各航空公司的办公室。各大航空公司也存有一份特别标注的护照清单，从信用评等不佳或诈骗过航空公司，到搭乘飞机时涉及动粗的任何事故，凡是有不良纪录者，其护照名字和编号都会列入其中。走私贩子干不法勾当时，理所当然想避开航空公司人员、海关人员或警方的注意，总希望自己被当成一般旅客，只引来例行的草草关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经计算机特别标注的护照，对走私贩子来说都是一张废纸。埃杜尔·巡尼在孟买大部分的大型航空公司办公室安排了人，由他们查核我们买进的护照编号和姓名，回报受到特别标注的护照。通过这两道关卡的安全护照，比所有到手护照的一半更少，之后会被卖掉，或供哈德的走私贩子使用。
购买迎尼非法护照的顾客，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难民，也就是因为饥荒而被迫离开家园，或为了过更好的日子而前往他国的人。有想到德国工作的土耳其人，想到意大利工作的阿尔巴尼亚人，想到法国工作的阿尔及利亚人，想到加拿大和美国工作的几个亚洲国家的人。一户人家，或者是好几户人家联合，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子凑集各人微薄的所得，集资向埃杜尔买一本护照，送一个特别宠爱的儿子，到他们所憧憬的美好地方。到了当地，那人工作偿还借款，最后买本新护照，让其他年轻男女可以过来。护照价格从五千到两万五千美元不等。哈德拜的销售网每年卖出约一百本这种贫穷护照，扣除所有固定成本后，他一年获利超过百万美元。政治难民是第二大宗客户。迫使他们逃亡国外的动乱往往非常严重。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族群、宗教、种族冲突的受害者。有时，动乱是立法促成的：1984 年，英国决定于十三年后将殖民地香港归还中国时，数千名未获承认为英国公民的香港人，一下子成为潜在客户。放眼全世界，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两千万难民住在难民营或庇护所。埃杜尔·迎尼的护照生意经纪人，生意应接不暇。政治难民买一本新护照，要价一万到五万美元不等。走私进战区所涉及的风险愈大，逃出战区的需求愈高，要价就愈高。
埃杜尔非法护照生意的第三种客户，是从事非法活动的人。有时候，这些和我同类的人，如偷窃犯、走私者、职业杀手等，会需要新身份，以逃避警方的追缉。但大部分情形下，埃杜尔·巡尼的特殊客户，通常是那种比较可能去盖监狱、抓人入狱的人，而最不可能是在狱中服刑的人。他们是独裁者、军事政变领袖、秘密警察，以及在个人罪行曝光或贪腐政权下台时，不得不潜逃出境的贪腐政权官员。我亲自经手的一个人是乌干达的逃犯，盗取了一百多万美元。那是国际货币机构拨出来兴建基础公共设施的经费，包括兴建一所儿童医院的经费。结果，那所医院没盖成，还把生病、受伤和垂死的孩童运到一处偏远的营地，任他们自生自灭。我安排在扎伊尔的金沙萨与他见面，那人付我二十万美金，买了一本毫无瑕疵、绝不会出问题的瑞士护照，以及一本从未用过的原版加拿大护照，安全地飞到委内瑞拉。
阿布杜拉在南美、亚洲、非洲的经纪人，和支持垮台独裁政权的盗用公款者、拷问者、重要官员、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搭上关系。跟他们打交道带给我的愤怒与羞愧，更甚于我在哈德拜底下做过的其他事。当我还年轻、还是自由之身时，我曾替报纸和宣传手册撰文。我花了数年工夫研究、揭露那类人所犯的罪行。为了替那些罪行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我站上抗议的最前线，投身约一百场的警方暴力冲突。而现在，与这类人打交道时，我仍感到些许往日的仇恨和叫人窒息的愤怒；但我所熟悉的岁月已然消逝，那个带着革命理想的社会运动人士，早已把理想埋葬在海洛因和犯罪中。而且我还是个通缉犯，列名悬赏的通缉犯。我是帮派分子，每天都和哈德的黑帮联合会为伍。因为联合会出手相救，我才能脱离狱中的折磨。
因此，我在哈德的组织里善尽职责，协助那些杀人如麻的魔头逃过被处决的命运。他们当权时处决了许许多多的同胞，最后失势，被自己的同胞判死刑，却因我相助，逃过一死。但我不喜欢这工作，不喜欢他们，也让他们知道，我不喜欢。每一次交易我都尽可能压榨他们，惹得他们暴跳如雷，而我则从那种愤怒的反应中得到些许慰藉。那些周顾人权的家伙还讨价还价，叫我怒不可遏。要他们拿出刮自民脂民膏的钱，还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但最后，他们全都让步，同意我们的条件。最后，他们付出大把钞票。
在哈德拜的组织里，似乎没有人和我一样愤怒或羞愧。这世上大概没有哪群人比职业犯罪者更痛恨政治和政治人物。在他们眼中，所有政治人物都是无情且贪腐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偏袒有权有势的有钱人，欺压无力反抗的穷人。久而久之，在某种意义上，我渐渐认同他们的观点，因为让他们产生那种观点的经验，我也亲身体验过。牢狱生涯已让我对侵犯人权有了切身的体验，法庭每日的判决，更证实了我们对法律的认知：不管在哪个国家，哪种制度底下，有钱人总是能用钱让司法天平倒向他们。另一方面，哈拜德组织里的犯罪分子，展现了让诺斯替教派信徒也欣羡不已的“人人平等”作风。他们不管客户的肤色、信仰、种族或政治立场，询问客户的过去时绝不予以评断。不管对方有多纯真或多邪恶，他们都只问一个问题：你多急着要？答案决定价格，每个付钱买了护照的客户，从此重生，过去的历史和罪恶，在成交那一刻一笔勾销。没有哪个客户比较好，也没有哪个客户比较烂。
埃杜尔，迹尼做生意唯利是图，完全不管道德是非，满足将领、佣兵、盗取公共财产的人和残酷求刑者的需要，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放空一切道德，使他们每年净赚约两百万美元。对于这收入的来源或得到这样的收入，埃杜尔·迎尼从不觉得良心不安，但在花掉这些钱方面，他却迷信宗教。保住恶人性命所赚到的每一块钱，都用于一项难民拯救计划，那是哈德拜制定的计划，为了安置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伊朗人与阿富汗人。每有军阀或其党羽买走一本护照，就代表替伊朗、阿富汗难民买了五十份护照、身份证或旅行证。因此，在心灵迷宫中，命运喜欢围绕着贪婪和恐惧，独裁者付出了高额费用，拯救了许多因独裁而遭逢不幸的人。
克里须纳和维鲁把他们变造护照的本事全部传授给我，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实际下场，为自己试做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及英国护照，创造新身份。我的功夫没他们好，永远也赶不上他们。高明的伪造者是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眼光必须涵盖刻意创造的污痕，好让假护照的每一页都显得逼真自然，就和变造或做出来的细节一样毫厘不差。他们创造的每一页都是一幅迷你画，具体而微地体现他们的艺术才能。印章稍稍盖歪的角度或随意盖成的模糊印迹，对这些迷你油画来说很重要，就像大画家的肖像画中，玫瑰垂下的形状、位置和颜色也很重要。不管是以怎样高明的技艺完成，那效果始终都孕育自艺术家的直觉，而直觉是不可言传口授的。
我能帮的，就只是替每本新出炉的护照编造历史。从外国人那里弄来的旧护照，里面的旅行纪录往往有几个月，乃至几年的空白。有些护照上的签证早已过期，必须从护照上“抹除”那段过期时间，护照才能用。为了在最后一次签证到期前，盖上孟买机场的出境章，让人以为护照持有者已在签证有效期间内出境，我开始利用维鲁刻制的备用出入境印章，为每本护照打造国与国之间移动的历史。我一点一滴地将每本护照更新，最后让每本护照都有印度的新签证，盖上孟买机场的入境印。填补那段空白的一连串出入境印，一律得先经过缤密的规划，才能盖下。克里须纳和维鲁搜集了各大航空公司的飞行日志，里面列有所有进入、离开欧、亚、非、美洲的航班和各航班的起飞日期及抵达时间。如果在某本英国护照盖上一个印，表明护照持有者已到过那地方，比如七月四日，抵达雅典，就表示我们盖印前已确定，那一天有一班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典机场。通过这种方式，每本护照都有了有凭有据的旅行资历，拥有飞行日志、时刻表、气象资料支持的旅行资历，从而使护照的新主人有了可信的个人经历。
我第一次试用自行伪造的护照，是在国内的转机航线上，也就是所谓的“漂白”路线。孟买有数千名伊朗和阿富汗难民想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地方寻求庇护，但那些国家的政府拒绝。只要能踏上那些西方国家的土地，他们就可以自称是寻求庇护者，交由投奔国评估申请庇护是否正当。他们是政治难民，名副其实的寻求庇护者，因此他们在投奔国境内提出的申请往往会如愿。关键在于要先把他们弄进加拿大、瑞典或其他热门的庇护国。
“漂白”是我们用的办法。孟买的伊朗人或阿富汗人想买机票前往那些庇护国时，得出示那些国家发的最新签证。但他们无法从合法渠道拿到签证，更别提假签证了，因为一比对领事馆的纪录，假签证就会立即被识破。因此我用假签证，买一张飞往加拿大或瑞典的机票。身为打扮体面、欧洲面孔的白人，我通关时向来只受到草率的检查，从来没有人特意去查证我的签证。我要帮忙的那位难民，则买了同班飞机上的国内线机票，从孟买到德里。我们登机时收到登机证，我的是绿色国际线登机证，他的是红色国内线登机证。飞机一升空，我们就交换登机证。到了德里机场，只有持有绿色国际线登机证者，可以留在机上。我拿着国内线登机证，在德里下飞机，让那位难民继续飞往加拿大或瑞典，或我们选定的任何目的地。抵达后，他会宣称寻求庇护，核定庇护的过程随之展开。在德里，我会在五星级饭店待上一晚，然后买另一张机票重复这过程，漂白，和另一位难民搭同班飞机从德里飞往孟买。
这办法很管用。那几年，我们偷渡了几百名伊朗、阿富汗医生、工程师、建筑师、学者和诗人，到他们指定的国家。
每往返一趟漂白航线，我就赚进三千美元，有一段期间，我每个月跑两趟。我坐了三个月的国内线班机，从孟买到德里、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再返回孟买，接着埃杜尔·迎尼派我出第一次国际走私任务。我带了十本护照到扎伊尔。克里须纳和维鲁已利用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寄来的订户人头照，将那些护照变造成天衣无缝的假护照。我用塑料袋封好，用胶带贴在身上，穿上三层衣服，飞到闷热、重兵而极度混乱的金沙萨国际机场。
那趟任务非常危险。那时候，扎伊尔是中立地带，夹处在诸多血腥战争之间，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苏丹、乌干达、刚果等，情势混乱。扎伊尔是行事疯狂的独裁者蒙博托的禁裔，在那王国境内，每桩犯罪活动的利润，都有一部分流入他的口袋。蒙博托甚得西方强权欢心，因为西方强权主动兜售的昂贵杀人武器，他一律买下。莫布图用武器对付国内的工运人士和社会改革者，西方强权即使看不过去，也从未公开表示过关切。西方政府在招待国王和总统的迎宾处所，隆重款待这位独裁者。在这同时，有数百名男女在他的监狱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那些西方政府也正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追捕我。我心里很清楚，我的走私护照任务一旦出差错，在蒙博托的首都被捕，西方政府的这位盟友会很乐于替他们除掉我。
不过我喜欢金沙萨的狂野不羁，从黄金、毒品到火箭发射器，各种违禁品在这里公开买卖，生机勃勃。这城市到处是来自非洲各地的佣兵、逃犯、罪犯、黑市投机商，以及睁大眼睛、冷血无情的机会主义者。在那里我感到如鱼得水，如果可以，我会待得更久，但不到七十二小时，我就得把护照交给对方，收回十二万美金的货款。那是哈德拜的钱，我急着交给他。我匆匆搭上飞回孟买的第一班飞机，向埃杜尔·迎尼报到。这趟任务，我的报酬是一万美元，得到实地经验，认识了逛尼组织的非洲分部。那时候我觉得，得到那份认识和经验，值得冒这样的险。那笔金钱报酬不重要。即使只有那报酬的一半或更少，我大概也会干。我知道大部分孟买人跑这么一趟，报酬比我低许多。
除此之外，我还置身险境。对某些人而言，危险是毒品，甚至是春药。而对过着逃亡生活的我、每日每夜害怕被杀或被捕的我而言，危险是另一种东西。危险是我用来杀死压力这条恶龙的长矛。危险有助于我入睡。每当我去危险的地方，做危险的事，就有一股新的恐惧笼罩着我。那个新恐惧会盖过忧虑，那大半时候让我忧心得睡不着的忧虑。任务完成，新恐惧渐渐消失，我整个人会陷入疲乏后的平静。渴求危险工作的人，不只我一个。那趟任务期间，我遇到其他经纪人、走私者、佣兵，他们兴奋的眼神和肾上腺素激发的本能反应，和我不相上下。他们和我一样全在逃避着什么，他们全在害怕他们无法真正忘记或面对的东西。似乎只有豁出性命冒险赚来的危险金钱，才能帮他们暂避几小时，助他们入眠。
我陆续执行了第二、第三、第四趟非洲任务，平安无事。我用了三本不同的护照，每次在不同的印度国际机场出入境，然后搭国内线班机回孟买。德里、孟买间的漂白飞行继续不辍。与哈雷德的货币交易员和部分黄金买卖商一起执行的专门任务，让我忙得不可开交。大多数时候，我都忙得没时间专，自地想卡拉。
雨季快结束时，我去了一趟贫民窟，陪卡西姆·阿里一起做每日的巡查工作。他检查排水沟，叫人修理受损的小屋，让我想起住在贫民窟时，我多么敬佩他、仰仗他。穿着新靴子和黑牛仔裤走在他旁边，我看着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光着脚，穿着腰布，徒手挖刮，一如我过去所做的。我看着他们用支柱律住挡土墙，清理堵塞的排水沟，确保贫民窟在雨季结束前不致淹水。我羡慕他们，羡慕那工作的重要性和他们投入工作的认真。那让热情而绝对的投入，我曾深刻感受过。清理工作完成时，贫民窟居民那带着骄傲与感激的微笑，也曾投射在我脸上。但对我来说，那样的生活已经远去。那种非金钱所能衡量的收获和慰藉，已经一去不复返，一如我在澳大利亚体验过而失去的那种生活。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感伤，卡西姆带我走向一处空地，普拉巴克和强尼正在那里为婚礼做初期准备。强尼和约十二名邻居正在搭架大帐篷的骨架，作为婚礼的举行地点。不远的地方，其他男人正在搭建小舞台，婚礼结束后两对新人要坐在那上面，收受亲友的赠礼。强尼热情地招呼我，跟我说普拉巴克出去跑出租车，日落后会回来。我们一起绕着帐篷骨架走一圈，检查搭建得是否牢固，讨论塑料棚或棉布棚的优劣和成本。
强尼邀我喝茶，带我们到一群舞台工人那里。我以前的邻居吉滕德拉是这工程的监工。妻子死于霍乱后，他伤心消瘦了好几个月，但眼前他似乎已走出那悲痛。他没有过去那么粗壮，那熟悉的大肚子已紧缩成T 恤底下紧实的小丘，但他眼里再度绽放出希望，他的微笑不再是强颜欢笑。他儿子萨提什，自母亲死后，一下子长大很多。与他握手时，我偷偷塞了一张百元卢比的纸钞在他手里。他同样偷偷的收下，迅速塞进短裤口袋里。他投过来的微笑很热情，但丧母之痛仍未平复。他的眼神有点空洞，那是一种历经震惊哀痛的黑洞，吞噬所有疑问、却不释出任何答案。他回去干活，割下一段段椰子纤维绳，供大人捆绑支撑用的竹竿，年轻的脸庞一脸木然。我懂那表情。有时我会在无意之间，在镜中看到那种表情：那是当属于幸福的信任与纯真被硬生生夺走，而我们不管对或错、因此而自责时，会有的表情。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我们吸饮美味的贫民窟热茶时，强尼问我。“不知道，”我答，微笑呼应他眼里的大笑，“你没告诉过我。”
“我在克劳福市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出生。我母亲住在那里的一个小地方，一个用塑料板和两根竿子搭起的简陋小屋。塑料板一端固定在墙上，招牌的下面。你知道吗，那个招牌破烂不堪，墙上只剩下两张海报的两小块。一边是电影海报的一小块，上面写了强尼这个名字。在旁边，有张较显眼的雪茄广告海报——对，你猜对了，上头只有雪茄这两个字比较明显。”
“她喜欢那个，”我替他接下去说，“她……”
“把我取名为强尼·雪茄。你知道，她父母把她赶出家门，而我父亲抛弃了她，所以她死也不愿意用那两个姓替我取名字。她在人行道上使劲儿生下我时，一直盯着强尼、雪茄那两个字，她把那当作是个征兆，开个玩笑，请不要见怪。她是个非常、非常顽固的女人。”
他望着那个小舞台，看着吉滕德拉、萨提什和其他人把薄夹板抬上去，搭造地板。“好名字，强尼，”片刻之后我说，“我喜欢，这名字带给你好运。”
他对我微笑，渐渐变成大笑。
“还好那不是通便剂之类的广告！”他说得口沫横飞，我听了大笑，喷出茶水回敬他。“你们的婚事拖了好一阵子，”我们再度能开口说话时，我说，“为什么耽搁了？"“都是因为库马尔啦。你知道，他想做生意赚大钱，替两个女儿办上风风光光的嫁妆。普拉巴克和我告诉他，我们完全不信那一套。你也知道我们不要嫁妆。那些规矩，有点老套。但是普拉巴克老爸的观念很不一样。他从乡下寄来一份清单，列出他想要的嫁妆。他想要一只金表：精工自动表，一台新脚踏车，还有其他东西。他要的那款脚踏车是他替自己挑的，我们告诉他太大了。我们跟他讲，他的腿太短，踩不到踏板，更别提踩到地，yaar ，但他非要那台脚踏车不可。总之，我们正在等库马尔凑齐嫁妆和相关物品。婚礼排定ro 月最后一个礼拜，光明节和相关活动到来之前。”“那会是很热闹的一个丰L 拜，我朋友维克兰也要在那个礼拜结婚。”“你会来婚礼吧，林？”他问，微微皱起眉头。强尼是那种帮助别人就掏心掏肺的人，这种人反过来有求于人或表达个人期望时，往往就显得很不自在。“我绝对不会错过，”我答，大笑，“我会叮叮当当地过来① 。我是说真的，你听到叮当声时，就知道我在路上。”
① 原文I'll be there with bells on，意为我会盛装以赴，但说话者在此使用其字面意思。
我离开强尼时，他在和萨提什讲话。那男孩聚精会神地听着，盯着强尼的脸，眼神木然如墓碑，我想起卡拉到贫民窟找我那一天，他是如何紧抓住我的腿，如何害羞而真诚地对着卡拉微笑。那段回忆划破我已死的心。有人说人永远无法回到过去，当然是很有道理，但反之亦然。人必须回去，人时时会回去，不管回去有多艰难，都绝不能停下回去的脚步。
我需要纤解心情，便骑摩托车离开，前往R ·K 制片场，我加大油门，在车辆间频频左弯右拐，高速穿梭。一天前，我已找了八个外国人，送到莉萨那里。要找到外国人、说服他们在宝莱坞电影里演不说话的角色，对我而言并不难。同样那些德国、瑞士、瑞典或美国游客，碰上印度籍的选角经纪人，反应大概会是猜疑和敌意；但碰到我，反应就很热情。住在贫民窟以观光导游为业的那几年，我碰过形形色色的外国游客，我已经摸索出迅速底得他们信赖的打交道方式。那方式相当复杂：两分搞笑风趣、两分逢迎诌媚、一分打情骂俏，外加一点调皮、一丝据傲、少许鄙夷。导游工作也让我和科拉巴区几家主要餐馆打下好关系。我带团的那几年，总会把他们带进蒙迪巡餐厅、皮卡迪利餐馆、狄普提果汁吧、爱德华八世、梅兹班餐厅、艾普萨拉餐厅、史特兰得咖啡屋、理想餐馆，以及游客行经地区的其他餐馆，鼓励他们消费。需要外国人在宝莱坞电影跑龙套时，我就去那些餐厅找人。店老板、经理、伙计个个热情欢迎我。只要看到一群合适的年轻男女，我就走上前，问他们有没有兴趣演印度电影赚外快。有餐厅职员替我作担保，我通常几分钟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谈定事情。然后我打电话给莉萨·卡特，安排隔天派车来接人。
这套办法很管用。我们开始合作之后的几个月内，莉萨努力向各大制片场和制片人承包选派演员的工作。昨天我雇来的那些外国人，就是最近一次找的那群外国人，是我们第一次替著名的R ·K 制片场找人。
我很想亲眼看看那个声名显赫的大制片场，当我骑车穿过大门，看到像灰色船帆的高大铁皮人字屋顶，我郁闷的心情也跟着烟消云散。对莉萨·卡特和她那一类人而言，电影的梦幻世界激起他们近乎敬畏的感觉。对于电影世界，我并不感到敬畏，但也不是毫无感觉。每次走进制片场的奇幻世界，电影摄制作业的神奇，总有一部分教我震慑，教我惊艳，把我从我经常沦陷的阴郁海洋中拉出来。
警卫带我到隔音摄影棚，莉萨和她那群德国人正在那里等着。我来时正值拍摄作业的休息期间，莉萨正端着咖啡和茶分给那些年轻外国人。摄影棚里有几张桌子围着舞台摆设，布置成现代夜总会的模样，他们就围坐在其中两张桌子旁。我向他们打招呼，互相说了些俏皮话，然后莉萨把我支到一边。
“他们怎么样？”只有我们两人时，我问。
“很好，”她开心地说，“我想，他们有耐性，不紧张，乐在其中，拍出来的东西会很棒。林，你最后两星期派来的人很优秀。制片很高兴，我们可以……你知道的，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一行做出一番成绩，你和我。”
“你喜欢这一行，不是吗？"
“的确。”她说，投来一个让我后脑勺都能感觉到的微笑。然后她的表情变得较为严肃而坚定，那是在不抱希望而仍奋力一搏者的脸上会见到的坚定。她是个美人胚子，孟买肉欲丛林里的加州海滩美女，她已奋力摆脱缓缓致人于死的海洛因，和周夫人“皇宫”窒闷荒淫的生活，是个拉拉队阳光女孩。古铜色的皮肤毫无瑕疵，天蓝色的眼睛绽放决心，长而卷的金发从脸部往后梳，束成优美的发式，与她端庄稳重的象牙色裤装相得益彰。她打败了海洛因，与她的眼神相接时，我心里不禁如此想着。她打败了海洛因，摆脱了那个东西。我忽然感觉到她有多么勇敢，感觉到她内在的勇气。一旦知道那勇气，你自然知道如何找到它，就和老虎眼神里那凶狠、冷漠的威吓一样，轻易就可察觉，叫人神迷忘我。
“我喜欢这工作，”她说，“我喜欢这里的人，这个工作。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想你也应该会喜欢。”
“我喜欢你。”我微笑。
她大笑，挽住我的手，带我在摄影场四处逛。
“这部片子叫Paancll Paapi 。”她说。
“五个吻……”
“不对，是paapi ，不是papi ，用这字是在玩双关语。paapi 是小偷，papi 是接吻。所以，实际意思是五个小偷，但也有五个吻的玩笑意思，因为那是部浪漫爱情喜剧。女主角是姬米·卡特卡尔。我觉得她很性感迷人，她的舞跳得不是很好，但很漂亮。男主角是昌基·潘迪，他可以演得很好，真的很好，如果他不要老是出岔子的话。”“说到这，毛里齐欧有没有再来骚扰你们？"“完全没有他的消息，但我担心乌拉。她已经不见人影一整天。她前晚接了莫德纳的电话，匆匆离开。那是他几个礼拜以来第一次露脸。自那之后，我就没有她的消息，她答应我会打电话。”
我伸手抚平额头上的皱眉，再往上梳过凌乱的头发。
“乌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低吼道，“她不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帮她，因为她找我帮忙，因为我喜欢她。但我愈来愈厌烦乌拉、毛里齐欧、莫德纳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莫德纳有没有跟她说那笔钱的事？"“我不知道，或许有。”
“哎！那笔钱仍然下落不明，莫德纳也是。街头上一直有男孩告诉我，毛里齐欧四处在找莫德纳，不找到绝不罢休。乌拉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六万美金，虽然不是天文数字，但因为比那更少的钱而被杀的，也不是没有。如果那笔钱在莫德纳手里，在毛里齐欧仍在找他期间，最好不要让他靠近乌拉。”
“我知道，我知道。”她的眼神突然呆滞，流露忧虑。
“我不担心乌拉，”我说，语气更轻柔，“我担心你。如果莫德纳回来，你要待在阿布杜拉身边一阵子，或我身边。”
她看着我，紧抿双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或不愿说出口。
“说说这场戏？”我建议，想把我们带离乌拉渐渐沦入的寒冷黑色漩涡生活。“这部电影在演什么？"“发生在夜总会，或至少是电影版的夜总会。男主角从有钱的政治人物那里偷了一件珠宝，嗯……大概是，然后跑到这里躲起来。他看到那女孩，也就是姬米，在演大型歌舞剧，迷上她。警察出现时，他把珠宝藏在她的假发里。接下来的情节演他如何想办法接近她，取回珠宝。”她停下，端详我的表情，想解读我眼神的意思。“那……我猜你觉得那有点蠢。”
“没有，我不这么觉得，”我大笑，“我喜欢这部戏，彻头彻尾喜欢。在真实世界里，那个男人会直接痛打她，取回珠宝，甚至可能会开枪射她，我比较喜欢宝莱坞版的世界。“我也是，”她说，大笑，“我喜欢那样的世界，喜欢他们用彩绘帆布和细木条拼凑出来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制造梦境之类的东西。我知道那戏叫人觉得煽情，但我是说真的，我喜欢这个世界，林，我不想回去另一个世界。”
“嘿，林！”有人从背后叫我。原来是昌德拉·梅赫塔，制片人之一。“耽搁你一分钟？" 我离开莉萨与那群德国游客，到一台金属起重机下见昌德拉·梅赫塔，树状的明晃晃灯光由起重机撑住。他反戴棒球帽，松紧带紧箍住头，让他的胖脸显得更圆。大肚脯下是褪色的反vis 牛仔裤，克塔长衫从上往下，几乎把大肚子完全盖住。密闭制片场有点潮湿的空气，让他汗流侠背。
“嘿，老哥，如何？我一直想见你，yaar 。”他说话的声音让人觉得别有居心。“我们去外面透透气，我热得快把他妈的红利都烧光了，yaar 。
我们在金属圆顶建筑之间漫步，穿着戏服的演员和拿着道具、器材的男子，与我们擦身而过。途中，九个漂亮的跳舞女郎，身穿怪异的羽毛戏服，经过我们身边，要去某个隔音摄影棚。我不禁转过头去，身体健止民着转，最后竟往回走了一小段。昌德拉·梅赫塔连正眼都没有瞧她们一眼。
“嗯，林，我想跟你谈的是……”他说。我们走着时，他轻碰我手肘。“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个生意人，在美国有不少生意。Achaa （嗯），怎么说呢··… 他碰上卢比换美金的现金流问题，yaar 。我很希望你·一有人告诉我，现金不流动时，你帮得上忙。”“我想，那笔现金应该换成美金，流动才顺畅？"“对，”他微笑，“很高兴你了解他的问题所在。
“回堵的情形有多严重？"
“哩！我想大概一万块应该就能打通。
我把哈雷德·安萨里目前的美元汇率告诉他，他同意那条件。我跟他谈好，隔天在制片场见他。我要他把那些比等值美元还要大捆的卢比纸钞放在软背包里，等我骑摩托车去收。我们立刻握手成交，想着我所代表的那个人：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昌德拉或我都绝不会提到他名字的那个人，我握手时施加了让对方稍不舒服的力道。我只是要让他感到微痛，隐约的些许疼痛，但那使他更加专注地注视我和善微笑上面冷酷的眼神。
“昌德拉，如果你知道会把事情搞砸的话，就连试都不要试。”我警告道，被捏疼的感觉从他的手上传到他眼睛里。“没有人喜欢被耍，特别是我那些朋友。
“呢，当然不会，巴巴！”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但难掩眼中的惊恐之色。“没问题，Koi bahlnahi ！放心！我很感激你能帮我，我的……怎么说，帮我的朋友解决问题，yaaro 我们慢慢走回隔音摄影棚，发现莉萨和昌德拉的制片同僚在一块。“嘿，老兄！你行的！”克利夫向我打招呼，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拉往夜总会片场的那些桌子。我望向莉萨，她只是举起手，向我示意：你自己看粉办吧，老兄。“怎么回事，克利夫？"“我们还需要一个男的，yaar 。需要一个男的白人，坐在那两个可爱的女孩中间。”“呢，不要。”我不肯，想挣脱他的手，又怕会伤到他。我们来到桌边，那两个德国女孩站起来，伸手把我拉往她们中间的位子。“我不行！我不会演！我怕镜头！我不要！" " Na , komm'schon! H?r'auf ! " （得了吧，拜托！）其中一个女孩用德语说，“你昨天不是才告诉我们这有多容易，na ? "她们很迷人。我挑中他们那帮人，因为他们全是健康迷人的男女，那笑容正在诱惑我加入。我突然想到那代表什么意思：身为澳大利亚通缉要犯的我，顶着逃亡身份，在至少十个国家约三亿人会看到的电影里竟然饰演一角，那可是件既蠢又危险的事。
“呢！有何不可。”我耸耸肩。
克利夫和舞台工作人员后退，演员各就各位。明星昌基·潘迪是孟买人，英俊、健美、年轻。我在跟印度朋友看过的一些电影里看过他，发现他本人比银幕上更英俊、更有观众缘，教我颇为惊讶。一名化妆助理举起镜子，让昌基梳理他的三千烦恼丝。他凝视镜子，眼神之专注，就和外科医生在执行复杂而重要的手术过程时一样。“你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其中一个德国女孩小声对我说，“这家伙花了很多时间，才学会跳这场舞。他NG了好多次，每次一NG，拿着Spiegel……就是镜子的那个矮子就会跳出来，然后我们就看着那家伙再把头发梳一遍。如果把那些NC 画面和那个矮子拿着镜子让那家伙梳头发的画面全拍下来，我告诉你，光是那样，就能拍成一部卖座喜剧。”
摄影师一眼对着镜头，定住不动，导演站在他旁边，对灯光组人员下达最后指示。导演助理一个手势，要求全场安静。摄影师宣布开拍。
“音乐！”导演下令，“开拍！"几只体育馆级的大喇叭放出音乐，在片场发出砰然巨响。那是我听过最大声的印度电影音乐，但我喜欢。姬米·卡特卡尔等所有舞者，以夸大的动作走上人造舞台。
姬米从舞台一边轻快地走到另一边，再一一走过每张桌子旁边，全程跳舞，配合音乐对嘴唱歌。男主角加入共舞，然后扮演警察的演员出现，男主角钻到桌下。这场戏在整部电影里只占五分钟，却花了一整个早上排演，花了大半个下午拍摄。我的演艺处女作，其实只出现在两个一闪而过的画面。当姬米跳着整套诱人的舞步，停在我椅子背后时，镜头有两次捕捉到我开心的微笑。
我们叫了两辆出租车送那些外国游客回去，莉萨坐我的摩托车回城里。那是个相当热的傍晚，她脱掉外套上车，扯掉长发上的发夹。她双手环抱我的腰，脸颊贴在我的背上。她是个好乘客，是那种绝对信赖驾驶的骑车本事，而且将自己与驾驶的身体融为一体的乘客。隔着我的白色薄衬衫，我感觉到她紧贴在我背上的胸部。我的衬衫迎着暖风敞开，她的双手抓着我腰部紧实的皮肤。我骑摩托车从不戴安全帽。后座扣有一只安全帽，供乘客使用，但她选择不戴。当我们等车子过去或转弯而停下，强风偶尔会把她长而卷的金发吹到我肩膀上，吹进我嘴里。马鞭草花的香味，在我唇上久久不散。她的大腿轻轻贴着我，好似准备或威胁要使出她大腿所有的力气夹住我。我想起记忆中的另一双大腿，那晚在卡拉屋里，贴在我手掌上柔滑如月光的肌肤。就在这时，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在摩托车停下等红绿灯时，她开口说话。“那个小孩后来怎么了？"“哪个小孩？"
“那天晚上跟你在一块的那个，记得吧！在卡拉家里。”
“他很好。我上礼拜在他伯父家里见过他。他长大很多，长得很快，现在在上私立学校。他不喜欢学校，但他最后会接受的。”
“想他吗？"
绿灯了，我换档，催油门，驶进十字路口。我没答话。我当然想念他，他是个好孩子。但我也想念女儿，想念妈妈和我所有的家人。我想念朋友，想念我所有的朋友，在绝望的那几年里，我认定不可能再见到他们。对我而言，想念我所爱的人，犹如在哀痛死去的人，而且还更悲惨许多。因为，就我所知，他们都没死。我的心，有时是满布墓碑的墓园，而石碑上一片空白。每个夜晚，独自一人在屋里时，那份哀痛和想念往往压得我透不过气。梳妆台上有一叠叠钞票，有刚伪造好的，可送我到任何地方的护照。但我无处可去。不管到哪里，都见不到我心爱的人，那些失去联系或永远消失的人。因此，不管到哪里，都没有意义，没有归属，没有爱。
我是逃犯，已从人间蒸发；我是失踪者，在行动中失踪。但在我逃亡的心灵里，他们才是失踪者。在我逃亡期间，失踪的是我曾熟悉的那整个世界。逃亡之人奔跑，忍痛想毁掉过去，想连带毁掉所有蛛丝马迹，那些会泄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来自何处、哪些人曾爱过他们的痕迹。然后他们跑进自我弃绝的境地，以求存活，但总是失败。我们能否认过去，但无法躲避过去的折磨，因为过去是个会说话的影子，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时时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直到我们死去为止。
我们骑着车，从满天晚霞的傍晚，骑到蓝黑的夜幕升起。我们随着海风冲进光的隧道，落日的长袍从这城市的肩上滑落。莉萨的双手在我坚实的皮肤上移动，像是海水不断袭来，波涛汹涌。在我们共骑时，有那么片刻，我们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欲望，一个以妥协收场的承诺，一张品尝涓滴流下的危险与喜悦的嘴。然后某种东西，或许是爱或恐惧，在渐暖的风中低语，驱策我做出选择：这是如此年轻、自由，好像你将永远这般。
“我该走了。”
“不进来喝杯咖啡或什么的？”她问，站在她公寓门口，手拿着钥匙。“我该走了。”
“你跟卡维塔说的那个故事，她真的很感兴趣，贫民窟那两个女孩的故事。那两个死而复生的女孩，她就讲了这些，蓝色姐妹花，她如此称呼她们。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说，但那名字取得很棒。”
她在找话说，把我留住。我凝视她天蓝色的眼睛。
“我该走了。”
两个小时后，我毫无睡意，她吻别时嘴唇的温润犹存，所以电话铃响时，我不觉得诧异。
“你能不能立刻过来？”我拿起电话时，她说。
我没出声，努力想找个欲拒还迎的说辞。
“我找过阿布杜拉，但他没回。”她继续说，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里有屈服、惊吓和茫然。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碰上麻烦了，有麻烦事……”
“是毛里齐欧？你没事吧？
“他死了，”她小声而含糊地说，“我杀了他。”
“还有别人在吗？"
“别人？”她含糊重复道。
“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在你公寓里吗？"“没有。我是说，有，乌拉在这里，还有他在地板上。那是……”
“听好！”我以命令的口吻说道，“锁上门，别让任何人进来。”
“门被撞坏了，”她小声说，声音愈来愈微弱，“他破门而入时，把锁撞坏了。”“好，拿东西顶住门，椅子或什么的。门不要开着，等我到。”
“乌拉很慌张，她……她很难过。”
“不会有事的，一定要堵好门，别打电话给任何人。别跟任何人讲，别让任何人进来。饱两杯咖啡，多放点牛奶和糖——四勺，和乌拉坐下来喝。如果她需要，给她一杯烈酒。我这就去，十分钟内会到。撑下去，保持冷静。”
夜里，我骑上摩托车，穿过拥挤的街道，蜿蜒驶入通亮的灯海中，脑中一片空白，没有恐惧，没有忧虑，没有兴奋的颤抖。用安全的最大速度狂级，每次换档都猛催油门 ，让转速表的指针一下子就跑到最高转速的红区。而那正是卡拉、狄迪耶、阿布杜拉和我，我们每个人，正在做的事，只是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我们都正以安全的极速在狂帆生命，还有莉萨，以及毛里齐欧，都正在让指针转到红区。
在金沙萨，有个荷兰佣兵告诉我，他唯一一次不再恨自己，是在他面对的危险变得极大，大到他在不假思索或毫无感觉的情况下，马上付诸行动的时候。我真希望他没跟我说过这句话，因为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那一晚我骑车咫车时，心中平静得几乎像是不起一丝涟漪的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