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个哲学家那里所能获得的,与这一哲学家是否有能力做出一个榜样成正比。一个哲学家能够通过以身作则引领起举国民众,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印度的历史,几乎就是印度哲学的历史——这就是证明。但做出一个榜样,必须是经由这一哲学家的外在可见的生活,而不只是经由其著作。这也就是像希腊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更多的是经由脸部的表情、身体举止动作、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以及礼仪道德做出榜样,而不仅仅是通过言传,甚至仅仅通过写作。哲学家的这种有勇气的外在可见的生活,在德国是多么缺乏!在此,当精神思想似乎获得解放很久以后,身体才获得逐渐的解放。但如果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思想是自由的和独立的,而这人所获得的无拘无束(这无拘无束根本上只是这人创造性的自我约束)却不会经由这个人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脚步,从早到晚重新地展现出来——那这一看法就只是虚幻的。康德眷念着大学,屈服于政府,表面上有着宗教信仰,忍受着同事和学生——这样,康德的榜样自然就首先产生了大学的教授和教授们的哲学。叔本华对那些学者阶层并不客气,并与之划清界限,争取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左右。这就是叔本华所树立的榜样,是他提供的典范,亦即从最外在的开始做起。但哲学生活中的各级自由,虽然在德国仍然不为人知,但却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家正更加勇敢和更加诚实地生活。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最强有力的例子,理查德·瓦格纳[1]就向我们显示出:一个天才,应该不要害怕与现成的规范和秩序相抵触——如果他要把活在其心中的那更高一级的秩序和真理呈现出来的话。但真理,我们的教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东西,看上去却并不是会提出苛求的一样东西,是根本用不着担心其会有任何不守规范或者做出出格的事情,因为“真理”只是一个惬意、舒适的宠物——它向所有现行的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证:对任何的一切,这一“真理”都不会带来丝毫的麻烦,因为它只是“纯粹的知识”,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说的是:德国的哲学需要不断学会忘掉很多的东西,才能成为“纯粹的知识”——而这,正是叔本华作为人所树立的榜样告诉我们的。
叔本华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的榜样,不啻是一个奇迹,因为他承受了内外夹击的种种巨大危险。面对这些巨大的危险和压迫,个性稍弱的人已经被压垮或者被粉碎了。在那种情势下,看上去叔本华作为人很有可能就得沉沦了,所留下的顶多不过就是所谓“纯粹的知识”;并且这只是幸运的情况,因为最有可能的是,既没有人也没有知识。
一个当代英国人[2]是这样描述在一般人的社会中,不一般的人所遭遇的最常见的危险,亦即“这些古怪的异类从一开始就挨上当头的一棒;然后就变得忧郁,接下来就是病态,最终就是死亡。像雪莱[3]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在英国活下去的,而整个雪莱这样的种族,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荷尔德林[4]和克莱斯特[5],还有其他,就是毁于他们的并不一般,毁于无法忍受那所谓德国文化的环境氛围。也只有像贝多芬[6]、歌德、叔本华和瓦格纳那样的钢铁汉子,才可以还硬撑着站立。尽管如此,在这些铁汉脸上的特征和皱纹里,仍可看出那些累人的搏斗所留下的痕迹;他们喘着粗气,声音一下子就会变得高亢。某个经验老到的外交家,在见过歌德一两次并与之说话以后,对其朋友说,“Voilà un homme,qui a eu de grands chagrins!”歌德把这句法文翻译成“那是个受过巨大痛苦的人”。歌德还补充说:“如果承受过的痛苦、付出过的努力会留下印记且不会被抹去,那我们以及我们的努力所剩下的一切,也会承载着同样的印记,就是毫不奇怪的了。”这就是歌德,就是我们的文化菲利斯丁人所指出的最快活的德国人。这些文化菲利斯丁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证明:生活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快乐肯定是可能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有人在他们当中并不快乐,且感觉孤单,那并不是他们的错。因此,他们甚至残忍地提出,并且实际上阐明了这样的定理:凡是让自己变得孤独的,就总隐藏着罪咎。而可怜的叔本华,在其心里也怀有此隐藏的罪咎,那就是他珍视自己的哲学更甚于自己的同时代人;此外,他是那样的不快乐,因为他通过歌德了解到,为了挽救其著作、不让其湮没,他必须不惜代价抗拒他同时代人的无视,因为这里有一个审判异端的裁判庭以实施检查,根据歌德的看法,德国人则是非常精于此道——方式就是维持牢固的沉默。这一招数就起码让叔本华主要著作第一版的大部分化为废纸。叔本华所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纯粹只是通过人们的无视,叔本华的伟大事业就可以被消解,这让叔本华处于某种可怕的和难以压抑的焦灼不安。叔本华连一个稍稍重要的追随者都没有。看到叔本华到处寻找自己的著作终于为人所知的蛛丝马迹,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凉;而他的著作在终于有人真正阅读的时候,叔本华所发出的高声、太过高声的欢呼里面,却有着某种苦痛、揪心的东西。叔本华所有的那些与一个有尊严的哲学家不相匹配的表现,恰恰就表现出了叔本华作为一个受苦的人的一面:他时时因担心失去自己那小财富而备受折磨,因为他担心或许因此而无法保持对哲学纯粹的和真正古典的态度;他渴望遇到完全信任和同情理解之人,却经常以失败告终,而他也就总是一而再地带着伤感的眼神,回到自己忠实的爱犬身边。他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隐居者。他没有哪怕是一个真正同声同气的人给他以安慰——在一个人和无人之间,就好比在我与虚空之间一样,是绵绵的无限。凡是有过真正朋友的人,那就算整个世界都以他为敌,都不会知道那种真正的孤独到底意味着什么。——啊,可以看出,你们并不知道陷入孤独到底是什么。哪里有强力的社会、政府、宗教、公众舆论,一句话,哪里有专制、独裁的地方,哪里的孤独哲学家就会招来仇视,因为哲学为人们打开了避难所的门,而专制、独裁是被拒之门外的;这是一个内在世界的洞穴、心灵的迷宫。这会激怒独裁者。孤独者藏身于此,但这也暗藏着对孤独者的最大危险。这是因为为自由故而遁入内在的人,必然也过着外在的、让别人看得见的生活。这些人与他人因为出身、居住地、祖国、教育、机缘巧合、摆脱不了的与他人纠缠,等等,而形成了不可胜数的关系;人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孤独者也会有着无数这样和那样的大众看法,纯粹只是因为这些看法在当时是占主流的;每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只要不是否定的,那就被视为与主流同一;每一个手势,只要不是破坏性的,就会被理解为赞同。他们知道,这些孤独者和精神的自由人,不管身在何处,显现出来的样子就总与他们自己所想的不一样。他们只愿意诚实、真实(真理),但围绕着他们的,却是由误解编织而成的大网。他们热切求真,却无法避免自己的行为蒙上一团由别人的错误看法和理解,由似乎和大概,由别人的某种承认和出于容忍的沉默所组成的烟雾。在他们的额头上笼罩着忧郁的乌云,因为这些人对一定要做足表面功夫恨之入骨,更甚于死亡。由此而来的这种持续的怨愤,让他们变得咄咄逼人,不时地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他们不时为自己那强制性的自我掩饰、为那迫不得已的克制和保留而寻求报复。从那洞穴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是一副吓人的表情;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是爆炸性的;他们也很有可能亲手让自己毁灭。叔本华就是这样危险地生活着。正是这样孤独的人最需要爱,最需要志同道合的人,因为在这些人面前,他们就可以像面对自己一样地敞开胸怀,能够朴素和简单;与这些人在一起,就不再有那痉挛一样的沉默和佯装。把这些同志和伙伴拿走以后,就会产生一种与日俱增的危险。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就是因为缺乏爱而沉沦,而对那些并不一般的人最可怕的杀手锏,就是迫使这些人龟缩于自身,以致他们重又从自身出来的时候,那每一次都是火山爆发。不过,仍然有一些半神一样的人物,能够承受得住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并且是胜利地生存。如果想要听听这些人孤独的歌唱,那就听听贝多芬的音乐吧!
这就是第一个危险,亦即陷入孤独和分离——叔本华就在其阴影下成长了起来。第二个危险则是对获得真理的绝望。这个危险伴随着每一个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思想家,前提就是,这是一个有力的、全面的、受苦和渴求之人,而不只是一个啪嗒啪嗒作响的思想和计算机器。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提出这一前提是因为那令人羞愧的现实情况。的确,在我看来,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受到了康德哲学鲜活的、近乎脱胎换骨般的影响。虽然人们到处都可读到:自从这一安静的学者给出了他的著作以后,在所有精神思想的领域都爆发了革命,但我却无法相信这一说法。这是因为,我在人们的身上并没有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而在任何某一精神思想领域发生全面革命之前,这些人本身首先就必须先来一番革命。但康德的哲学真的开始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话,我们就会察觉到那只是形成了某种腐蚀性和破坏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只有那些具有最活跃和最高贵头脑思想的人,只有这些从来不会长久忍受怀疑和疑惑的人,才会让真理对其震撼,以及他们对真能获得任何真理的绝望去取代怀疑和疑惑的位置。例子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对康德哲学的体验。“最近,”克莱斯特以他那动人的笔触写道:
我了解到了康德的哲学。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不用担心康德的哲学会给你如此之深、如此之痛苦的震撼——就像康德哲学所给予我的那样。——我们无法断定:我们那称之为“真理”的东西,是否真的就是真理,抑或那好像似乎真理而已。如果那真的就只是似乎的真理,那我们在此所收集到的“真理”,在我们死亡以后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费尽心力要获得某样的东西,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这种东西也将随着我们一起进入坟墓。如果我的这一尖锐的想法,并不会刺中你的心,那你可不要嘲笑一个在最神圣的内在深处被这一想法重伤了的人。我的唯一的、我的至高的目标已经倒下来了,我再没有这样的目标了。[7]
的确,什么时候人们会再度以克莱斯特式的自然方式去感受?什么时候人们将再度学会以自己“最神圣的内在深处”去评估一种哲学的意义?而要评估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这种方式的感受和估量,却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叔本华就是一位引领者:他引领我们走出那闷闷不乐的怀疑主义,走出灰心放弃以后的挑剔批评,一路向上,直达那悲剧中静观默想的高处:在我们的头顶,是那无限的星空;而叔本华本人,则是第一个走出了这一条路子。这就是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是把生活整体的图卷摆在我们的面前,目的就是对这一整体的图卷予以说明、解释。而那些目光刁钻尖细的人,则始终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亦即他们误以为越是对此图卷所用的颜料,以及对颜料附着的画布材料作出不遗余力的探究,那他们就越能阐明这一图卷所表达的含义。或许,这些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画布,其纺织是错综复杂的,画布上面的颜色,其化学构成则是无法探究明白的。我们得琢磨画家,才能明白其画作——叔本华是知道这一点的。但现在,从事各科学行当的所有人,却一门心思去琢磨那画布和颜料,而不是去理解那幅图画。的确,我们可以说,只有那些密切注视着生活和存在的总体图画的人,才可以应用各个科学分支而无害,因为缺少了这样一幅协调、统一的整体图画,那各个科学分支就只能是一团乱麻——这些东西是不会最终引致某一结果的,而只会把我们那本身就是迷宫一样的人生,弄得更加地扑朔迷离。在此,就像我已说过的,正是叔本华的伟大之处:他追随着生活的总体图画,就像哈姆雷特紧随着那鬼魂一样,不会心有旁骛;就像那些学者们所做的那样;或者,在经院哲学的牛角尖概念中打滚,就像那些疯狂的辩论术士那样。那些所谓“四分之一哲学家”所做的研究,之所以还有吸引力,只是因为这些人看到通过这些研究,就可以一下子在伟大的哲学大厦中占据某一角落——在此,学究式的对还是错、推敲、怀疑、反驳、否定,等等,都是允许的。这样,他们也就逃避了每一伟大哲学的挑战。这一挑战总体来说不外就是:这就是总体生活的图像,就从中学习你的生活的意义吧。反过来说就是:就只阅读你的生活吧,并从中理解那组成总体生活的象形文字。叔本华的哲学也应该首先是作这样的解读:作为个人,就从自身出发,唯独为了自己,目的就是要对自己的痛苦和欲求、对自身的局限性能够得到一种深切的洞察;目的就是要了解对症之药及获得安慰,亦即要牺牲那个“我”,服从于和服务于最高贵的目标,而最首要的就是服从公正和慈悲的目标。叔本华教导我们,要分清何者真正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何者却只是表面上如此:不管怎么致富、获取荣誉和成为博学,也不会让人们摆脱对生存的无价值感及由此产生的深深的懊恼;而争取得到上述好处(财富、荣誉、知识),也只有通过一个更高的、具有神圣色彩的总目标,才会获得意义。也就是说,获得力量,并以此助身体进化一臂之力,尽量一点点地纠正其愚蠢和笨拙。首先虽然只是为了自己,但通过自己最终却是为了人人。当然,这种争取会既深且真地引向死心断念、无欲无求,因为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普遍的群体,又能有哪些和何种程度的改良呢!
把这里所说的应用在叔本华的身上,那我们也就触及第三个危险:叔本华身处其中,同时也是叔本华所特有的;这危险隐藏在叔本华的整个身体骨架和四肢结构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现局限之处,这既可以是在他天赋智力方面,也可以是在其道德意欲方面。这些局限会让这个人感受着渴望和忧郁。正如一个人在感觉到自己的有罪和恶性的话,就会渴望神圣的素质;同样,他作为一个智力生物,也会深深渴求自身的天才。这是一切真正文化的源头。如果我把人们的渴求理解为要投胎重生而成圣者或者天才,那我知道人们不需要成为佛教徒也能理解这个神话。不论是在哪里,在学者圈里也好,在那些所谓的有文化教养的人的圈里也好,每当我们发现人们虽然有智力的天赋但又没有上述的渴望,那我们就会反感和恶心。因为我们感觉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头脑,是不会有助于我们那进化中的文化和催生出天才,而只会起妨碍作用。但助力进化中的文化和催生出天才,却是一切文化的目的。上述那些人就是处于一种硬化了的状态,在价值上,就类似于那种习惯性的、冷冰冰的、洋洋自得的规矩道德,而这种规矩道德也同样是与真正的神圣品质相差甚远。那么,叔本华的本质包含了一种奇特的、至为危险的双重性。甚少思想家能够以叔本华同样的程度,以他那无比的自信感受到自己身上涌动着的天才。叔本华的天才给了叔本华这样至高的许诺:叔本华的犁头在现代人的土地上犁过以后,就再没有其他更深的犁沟了。所以,叔本华知道自己一半的本质得到了实现和满足。再没有了欲望,也确信自己的力量。叔本华以其伟大和尊严,胜利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叔本华的另一半,则存活着另一种炽热的渴望。据说,叔本华把目光从朗塞[8](沉默苦修的拉·特拉贝修道方式的伟大发起者)的画像移开的时候,是眼藏痛苦,说出的是这样的话:“那是神的恩赐!”我们理解叔本华的渴望。叔本华的天才更加深切地渴望圣者的素质,因为他的天才从其瞭望台看得比其他人更加遥远,也更加清晰,一直看到认知与存在达致和解,一直看到那宁静和否定意欲的王国,一直看到那印度人所说的彼岸。但奇迹就在这里:叔本华的本质必须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完整和坚韧,才可以既不被这一渴望毁灭,也能不被其硬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所是和所是的程度加以理解;但这里面的全部含义,却是无人可以理解的。
我们越是思考上述的三个危险,那这样的事情就越发让人觉得惊奇:叔本华是如此硬朗地战胜了这些危险,保护了自己;从战场上下来的时候,叔本华仍然能够腰杆挺直,精神矍铄。虽然身上还有裂开的伤口和不少的疤痕,情绪也似乎显得过于苦涩,不时也太过好斗,但至为伟大的人,也无法达至自己树起的理想。叔本华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尽管叔本华有着这样那样的疤痕和瑕疵。的确,我们可以说,叔本华身上的那些不够完美之处和太过人性的东西,把我们在人性的意义上拉近到了他的周围,因为我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受苦的人,是我们的一个难友;而不只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天才。
威胁叔本华的三个危险,也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创造性,那是他的本质内核。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独特的创造性,那他的身上就仿佛围上一个奇特的、由不寻常之人所发出的光环。这一独特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某种难以忍受的东西,因为正如已经说了的,他们是懒惰的,同时也因为与人的这一独特创造性相连的,是一连串的操劳和负担。毫无疑问,对于背负这些重担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活就会失去了几乎所有人们在年轻时候都会渴望的东西,开心愉悦、生活安定和轻松,还有荣誉;而他的同类给予他的礼物,却是孤独的命运。不管他要生活在哪里,反正都是沙漠和洞穴。现在,他就得小心不要屈服,不要沮丧和消沉。因此,他尽可以把叔本华那样的一些勇敢和优秀斗士的画像,放置在自己的周围。但那威胁叔本华的第二个危险,却并不是那么罕有的。不时地,有人会从大自然那里获得一副锐利的眼光,他的思维喜欢思辨地双步走;如果这样的人轻率地放任自己的才能,那他很容易就作为人而沉沦,几乎就只在“纯科学”的领域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或者习惯了在事物当中寻寻觅觅那或正或反以后,却迷失了总体的真理,因而被迫在失去了勇气和信任之后生活下去,否定、怀疑、不安、不满,半抱着希望,随时准备着失望,“连一只狗都不可能这样长久生活下去!”[9]第三个危险就是在道德上或者在智力上的僵硬化。他挣断了与自己理想的维系,没有了在其领域结出成果和繁殖的能力,在文化的意义上,变虚弱或者变无用了。他那独一无二的本质,变成了一个不可再分的、缺乏沟通的原子,变成了一块冷冰冰的岩石。这样,一个人的沉沦,既可以是因为这一独特性,也可以是因为害怕这一独特性;可以是因为这自我本身,也可以是因为放弃这自我本身;可以是因为渴望,也可以是因为僵硬化了。这样的生活也就意味着危险。
像叔本华这样的个性构成,不管他生活在何种年代,都会遭受特定的危险;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危险是出自叔本华所处的时代。把这两种危险区分开来,对于把握叔本华本质中的榜样和教育成分是很重要的。我们想象一下,哲学家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存在:哲学家现在就要重新确定其价值。这是专属于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工作,亦即成为事物的尺度、重量、币值等方面的法则制定者。如果他首先看到的人,正好就是瘠小、被虫子啃坏了的果子,这将极大地妨碍他的评估工作!为了公正对待这泛泛的存在,对他那没有价值的现时代,他就得加上太多!如果了解过往的历史,或者外国的民族是很有价值的话,这对于哲学家而言,对于要对人的总体命运作出一个公正判断的哲学家而言,则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哲学家并不只是对人的平均命运做出判断,而是首要对个别人或者对整个民族所承受的最高命运作出判断。但所有现时的东西都是纠缠人的,这些东西影响着、指挥着眼睛,尽管哲学家并不希望这样;这样在总体计算的时候,现时此刻就会不自觉地被高估了。所以,哲学家在比较自己的时代与其他时代差别的时候,必须低估自己的时代;在他为自己克服了现时此刻的同时,也在其给出的生活图画中克服了现时此刻,亦即让现时此刻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就好比用颜色涂盖之。这是一项困难的并的确是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存在的价值的判断,要比现代人的判断包含了多得多的内容,因为古希腊哲学家眼前和周围所看到的生活,是那样丰满和完美,因为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思想家的感觉被这样一对矛盾弄得混乱和迷惘:一方面是渴望自由、渴望美、渴望丰盛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真理,亦即只是提出这一问题:这一存在是否值得?无论是在什么时期,人们都很需要知道,处于希腊文化最有力和最欢快生活时期的恩培多克勒[10],就存在所说过的话;他的判断甚具分量,尤其是出自他那伟大那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伟大哲学家,并不曾给出任何相反的判断。恩培多克勒只是说得最清晰的一个,但归根到底,亦即只要人们竖起耳朵认真倾听,那他们所有的人都说出了同样的东西。一个现代思想家,正如已经说过的,永远苦于无法达成这一愿望:他会要求把生活,把那真正、鲜红和健康的生活重新呈现在他面前,这样他才好据此生活给出评语。起码对于他自己而言,他觉得有必要先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才相信能够成为一个公正的判官。这也是为什么恰恰新时代的哲学家是属于生活、生存意欲的最强力支持者;为什么出于贫瘠虚弱时代的他们,会深深渴望一种文化,渴望那美化了的进化。但这种深切渴望却是他们面临的一种危险:在他们的身上,生活的改良者与哲学家(亦即生活的评判者)在搏斗。不管哪一方最终赢得了胜利,那也是一种蒙受了损失的惨胜。叔本华又是如何摆脱了这一危险的呢?
既然人们最喜欢把一个伟大的人物视为他那个时代的真正产儿,并且既然这一伟大人物肯定比所有小人物都更加强烈地痛感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缺陷,那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与其时代的抗争,表面看上去不过就是这个伟大人物与其自身的无意义和毁灭性的抗争。但这只是看上去似乎是这样而已,因为这个人物抗争其时代的,是这时代中妨碍其成为伟大的东西;对于他来说,他就是为自由、为完全成为其自身而抗争。由此可知,他那敌意,归根到底只是指向那虽然在他身上发现但却又不是他真正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与之为敌的,是那永远不可调和、永远不可混合,但现在却被硬凑合在一起的那个不纯净体;是要合乎潮流与他的始终不合潮流两者的虚假焊接。最后,事实证明,这位所谓的时代的产儿,其实就只是这个时代的继子而已。所以,叔本华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与他那虚假、虚荣、配不上他的“母亲”作斗争,亦即与他那个时代作斗争。他就类似于把这“母亲”逐离了自己,然后得以纯净和治愈自己的本质,重新处身于与他相适应的健康和纯粹。因此,叔本华的文字可被视为反映其时代的镜子。如果在这面镜子里,所有合乎时代的东西,都只显现为丑陋的病态:瘦弱、苍白,眼眶深陷、空洞,面容疲倦,为人继子的那些可被看出的痛苦——如果是这样,那当然不是这面镜子的错。对更强本性的渴望,对更健康和更朴素人性的渴望,在他而言,就是对他自身的渴望;只要他战胜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那他就必然惊奇地看到自身的天才。他本质的秘密现在得以显现,他那“继母”(时代)想要掩盖他的天才的企图落空了,进化王国被发现了。现在,他以无畏的眼睛盯向这一问题,“这样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价值?”他据以判断的,并不只是那混乱和苍白的时代及其虚伪、含糊不清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个地球上,除了这一时代的生活以外,还可以找到和达到更加高级和更加纯净的生活;而谁要只是根据现在这一可恨的形态而认识和评估,那他对整体存在就是很不公平的。不,天才本身现在就已受到呼唤,也好让人们听听这一天才——这一生活的最高结果——是否能够为这一生活辩护;那庄严和具有创造力的人,现在就要回答这一问题:“你在你的内心深处,肯定这一存在吗?你满足吗?你愿意成为这存在的辩护人、解救者吗?因为你就只需要真心实意用你的嘴巴说出‘是的!’——那受到严厉指控的生活也就可以自由了。”——他将如何回答?那就是恩培多克勒的回答。
注释
[1]理查德·瓦格纳[(Wilhdm)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戏剧作曲家和理论家,所作歌剧与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历史进程有突破性的影响。——译者注
[2]指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书法学家。引文出自他的著作《各民族的起源》。——译者注
[3]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派诗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4]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生前很少得到赏识,直到20世纪初叶,才在德国被重新发现,有了“杰出的德语抒情诗人”的声誉。——译者注
[5]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an von Kleist,1715—1759),德国抒情诗人,以长诗《春》闻名。——译者注
[6]贝多芬(Ludwing van Beethoven,1770—1827),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势主宰了音乐史中的一个时代。——译者注
[7]参见《致威廉敏·冯·曾格的信》。——译者注
[8]朗塞(Armand-Jean,Le Bouthillier de Rance,1626—1700),法兰西天主教神职人员,1644年任特拉普西多会隐修院院长,竭力整顿西多会。——译者注
[9]参见歌德著《浮士德》第一部。——译者注
[10]恩培多克勒(Empedodes,前490—前430),希腊哲学家、政治家、诗人、宗教教师和生理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