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非姆爷爷活着的时候，曾对萨尼亚讲过，沙皇彼得责骂过他的远祖菲利普，并且以萨尼亚远祖没有得到沙皇允许就迁到那儿去住为名，盛怒之下强令菲利普迁了出去，还把他们的博布罗夫村镇给烧了。并且以叛乱的罪名把曾祖父从沃罗涅日省流放到这儿来。像他们这样的庄稼人有好几个，不过沙皇没有给他们戴上镣铐，也没有充军，没有关监狱，而是把他们放逐在荒野的草原上。在哥萨克旧边境线[1]上，他们定居下来，在哪儿耕种，在哪儿赶车，在哪儿牧羊，都随心所欲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2]）
索尔仁尼琴的父系祖先都是农民出身，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斯塔夫罗波尔，在北高加索山脉的山麓一带。他的爷爷谢苗拥有一座不大的农庄，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帮他打理农庄。他的小儿子伊萨基[3]最初在哈尔科夫大学，随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1914年自愿上了战场，并于1917年夏天与塔伊西娅·谢尔巴克结婚。他们相识于莫斯科，当时伊萨基是三年来首次来莫斯科休假，然而他很快就回到了部队，炮兵旅的神甫为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伊萨基·索尔仁尼琴因在战斗中表现勇敢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命运对他开了一个玩笑，他从战场上完好无损地回了家，却在打猎时受了伤，竟于1918年6月15日死于血液慢性感染（脓毒病）。在《1914年8月》中，他成了萨尼亚·拉仁尼琴的原型。
索尔仁尼琴的母系祖先谢尔巴克家族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作家的外祖父扎哈尔很有钱，拥有一座大庄园，并按现代化模式进行管理。在《1914年8月》中，他叫托姆恰克。“扎哈尔·托姆恰克说，他小时候是塔夫里亚[4]一个普通牧羊人，还是给别人牧羊。塔夫里亚人到高加索来雇他当长工，那时给他的酬劳比现在的一个过路的工人还少。”（第一部，第五章）扎哈尔·谢尔巴克让自己的女儿塔伊西娅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她学完了莫斯科戈利岑公爵夫人开办的农业女子学校的全部课程。父亲希望塔伊西娅当个农艺师。她的哥哥罗曼生活阔绰，甚至拥有“劳斯莱斯”牌小汽车[5]。
1918年。12月11日，在丈夫去世六个月后，塔伊西娅·索尔仁尼琴娜在基斯洛沃茨克生下了亚历山大。不久，孩子的爷爷谢苗也去世了。这件事，谢苗以前的雇工到死都一直瞒着外祖父扎哈尔。
1924年。塔伊西娅·索尔仁尼琴娜带着六岁的儿子搬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居住，十年前她的父亲曾在这儿买过英国生产的新式农机。“刚到罗斯托夫，她的心跳动得很剧烈。特别是在清晨，空气清新，从花园大道到多洛马诺夫斯基街的陡坡绿树成荫，马车疾驰而下，不比电车慢。”（《1914年8月》，第二部，第七十六章）
亚历山大常常跟着母亲去教堂做礼拜，但不久罗斯托夫的所有教堂就关闭了。他成了一名少先队员，后来又成了一名共青团员，尽管家里财政紧张，面临着住房困难，但他依然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许多教堂做礼拜时度过的童年时光，更不会忘记那种非同一般的初次感受，这种感受清晰纯正，任何磨盘、任何高明的理论也无法将其磨灭”。（《致全俄罗斯大牧首皮缅的一封写于大斋期的信》）
1930年。夏天，亚历山大的母亲带他回到了父亲的家乡萨博利亚村。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坐着大马车回到矿泉水镇的情景，永远在他的记忆里保留了下来：“他们几个人驾着车沿着一条道路向前驶去，经过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那山脉似乎就在眼皮底下了，他们就要驶到那儿了，那一个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那一块块裸露出来的巨大岩石，那一条条阴暗而神秘的峡谷，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但那积雪似乎一小时一小时地从山麓往上融化，那山脉似乎离开了地面，已经不是立在那儿，而是悬挂在半空中了……”（《1914年8月》，第一部，第一章）
在学校里，索尔仁尼琴结交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后来和索尔仁尼琴一起在大学里学习，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与他同呼吸共命运。
这是“科卡”，尼古拉·维特凯维奇——正是因为在索尔仁尼琴大尉与维特凯维奇的信件中含有对斯大林的不敬言辞，他们两人都被逮捕了。后来，1974年初，当《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国家激起轩然大波时，克格勃在维特凯维奇的家乡布良斯克逼迫他向离经叛道者索尔仁尼琴写《愤怒的驳斥》，这份《愤怒的驳斥》在苏联国内广为传阅，同时也传到了西方[6]。
这是基里尔·西莫尼扬，未来的医生，有一天他与母亲、妹妹在家里搞了一场招魂术游戏。后来他不堪忍受重压，在克格勃的利用下，写了一篇反对索尔仁尼琴的抨击文章。
这是丽达·叶热列茨，唯一一个拥有一套大住宅的同学，朋友们都聚在她家里即兴创作长篇小说。
最后这位是在另外一所中学学习的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她后来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任妻子，也是《与时间争论》一书的作者，这本书写的是索尔仁尼琴，由苏联新闻社出版，供外国读者阅读[7]。
少年的索尔仁尼琴是班级里的班长，足球爱好者，戏迷，参加了学校里的所有戏剧排演（根据契诃夫、罗斯丹、拉夫列尼约夫等人的剧作改编）。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回忆录《牛犊顶橡树》中所写到的那样，他的童年时光“打上了贫穷的烙印”，但多亏母亲的操劳（塔伊西娅为了儿子并未再嫁），这些时光回忆起来毕竟还是幸福的，也可能是因为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距离首都十分遥远的缘故。
1936年。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索尔仁尼琴选择了数学力学系，而他的朋友们则选择了化学系。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当时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索尔仁尼琴买了辆自行车，和朋友科卡一起开始环高加索长途旅行。
1937年。莫斯科开始了针对所谓“人民敌人”的大型肃反运动。索尔仁尼琴后来对自己的老朋友基里尔·西莫尼扬写道：“关于1937年及其刑讯，我们当中你知道得更清楚，虽然也向我解释过，可是我当时很难理解这件事。”
1939年。索尔仁尼琴和他的朋友科卡考入莫斯科历史哲学与文学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学习。索尔仁尼琴当时喜欢的作家是“同路人”作家、革命浪漫主义歌手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索尔仁尼琴给拉夫列尼约夫写了一封信，后者许诺会帮助他。他想写关于革命的长篇巨著（《1917年的革命》），并有了愈来愈清晰的轮廓。在战争和监禁年代保存下来的材料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概要地记述了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军队在东普鲁士失败的过程：其中的一些片段后来成了《红轮》第一部《1914年8月》中的一“节”。他还写了不少叙事长诗，其中的一部叫《19》，里面刻画了同貌人德沃伊尼克[8]的形象，他谴责作者违背了自己的志向；还有一部叙事长诗，写的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埃瓦里斯特·伽罗华（1811—1832）的悲剧命运。在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早期手稿中，作者这样写道：“此诗永远都不适合发表”，作家并不打算把这些早期的试笔之作纳入到30卷文集中。
1940年。索尔仁尼琴继续在罗斯托夫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并通过考试。4月27日与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结婚。
1941年。6月，索尔仁尼琴获得罗斯托夫大学毕业证书，并到莫斯科历史哲学及文学学院参加夏季考试。6月22日凌晨到达莫斯科，在宿舍收听广播时得知了战争的爆发。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被分配到莫罗佐夫斯克市的一所中学任教，他教天文学和数学，而妻子列舍托夫斯卡娅则教化学。
10月，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在费罗诺沃站运输营当了一名列兵，此后，他经常身负各种任务在铁路上奔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出差八天，到斯大林格勒把文件送到军区司令部。索尔仁尼琴觉得自己只是庞大的应征入伍者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后来，这些感受在短篇小说《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中得以表达，同时也成为写于1948年并于1999年首次发表的中篇小说《请爱革命吧！》中的核心主题。
1942年。5月，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去高尔基州谢苗诺夫市参加炮兵军官进修训练班的派遣证，由谢苗诺夫又去了科斯特罗马。那时，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和妻子已经撤离罗斯托夫。在速成学习期间，索尔仁尼琴受到传统的机械式教育，后来又传授给自己的下属。他在《古拉格群岛》中就此事表达了自己的悔过想法。11月1日，索尔仁尼琴获得中尉军衔。11月2日，新任命的中尉军官们从科斯特罗马被派往萨兰斯克，那儿刚组建了一个炮兵营，索尔仁尼琴在该炮兵营里担任声源侦察连连长。在此期间，他写了短篇小说《中尉》的开头部分。
1943年。2月，炮兵营被派往前线。索尔仁尼琴负责指挥声源侦察连，从奥廖尔一直行进到东普鲁士。8月末，他参加了布良斯克城郊的进攻作战，后来又参与了苏联军队从奥廖尔至戈梅利的急行军，此后，他率领的炮兵连因为德国反攻的原因在索日河畔坚守防御阵地。由于占领奥廖尔有功，索尔仁尼琴被授予卫国战争二级勋章，一年后，又因攻下罗加乔夫而被授予红星勋章。索尔仁尼琴作战勇敢，受到了上级指挥官、已晋升为少将军衔的团长特拉夫金的肯定：“在我的部队服役期间，索尔仁尼琴以身作则，对待自己和下属一视同仁，他所指挥的连队无论是作战还是军纪都是我们团里最优秀的连队。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他屡次表现出了无畏精神。”[9]
索尔仁尼琴偶然得知，在距声源侦察炮兵连十公里远的地方驻扎着由尼古拉·维特凯维奇（科卡）指挥的化学连。从此，两个朋友经常见面，并多次就俄罗斯革命的命运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索尔仁尼琴写完了短篇小说《中尉》。
1944年。1月1日至3日，他和他的朋友拟出了《一号决议》，后来这成了他被捕的主要证据。然而，对俄罗斯的未来及革命的思考仍表明他们是坚定不渝的社会主义者。
1月17日，索尔仁尼琴的母亲奄奄一息。这时，他已晋升为大尉。7月，他来到了巴拉诺维奇，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1945年。在特拉夫金的评语中说道，1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索尔仁尼琴大尉率领自己的炮兵连成功突围。作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三次写到这一夜：即《古拉格群岛》、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的《透过烟雾》一章和中篇小说《阿德利格·什文济坚》。
尼古拉·维特凯维奇受到军队反间谍机关的监视，他与索尔仁尼琴的通信引起了反侦部门的注意。在信中，他们公开言说自己“政治上的不满”，用“沃夫卡”这一指小名字称呼列宁，对斯大林则用绰号“帕汉”（庄稼人的意思）相称。然而，这两个人天真的秘密活动未必能蒙骗住别人。
2月9日，索尔仁尼琴在特拉夫金的指挥部被捕。“我所受到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一种形式最轻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揪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一章）审问是在卢比扬卡进行的。后来，索尔仁尼琴又被转到布登尔卡监狱。犯罪证据无可辩驳，严加审讯毫无意义。7月27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和第11款）索尔仁尼琴这位昔日的大尉被判处八年集中营劳动改造：“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二章）
索尔仁尼琴的服役地是在新耶路撒冷城里的砖厂，后来他又被转到莫斯科，在卡卢加城关附近的建筑劳改营里。他的这第一次集中营经历在《古拉格群岛》和剧本《鹿和小窝棚女子》中都有体现。
1947年。7月，索尔仁尼琴被押往当时名为“马尔菲诺的沙拉什卡”的第16号特殊监狱，它位于莫斯科市北部。他在那儿的声学实验室工作，试验新型“发声模型”。索尔仁尼琴与工程师德米特里·帕宁、日耳曼语文学家列夫·科佩列夫建立了友谊，他们三人成了形影不离的“三剑客”。“沙拉什卡”里的囚犯们被获准与妻子每年见面一次。从1947年7月9日至1950年5月19日，索尔仁尼琴与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见了四次。他们是在塔甘卡监狱和列福尔托沃监狱见的面。“这些会面就像古希腊的浅浮雕墓碑，上面画着墓中人和那些立碑的生者。但是在墓碑上常常画有一个小条，它把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分开。生者温和地望着墓中人，而墓中人望着地狱，他的眼神既不快乐也不忧伤——清澈且阅世很深。”（《第一圈》，第37章）索尔仁尼琴让妻子不要顾念曾经的承诺，他开始创作自传体叙事长诗《小路》，借助火柴棒（上面包着写满铅笔字的纸片）把这首诗熟记下来，后来在数次流放中及在埃基巴斯图兹时，他则开始用念珠计数：每十行诗用火柴棒或数珠来标记，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将每十行诗都记得很牢，所以如果在数珠上出现的是另外十行诗，他就知道弄错了，于是又重新诵读最后的十行，以便找到那遗漏掉的那行。“沙拉什卡”里的条件相对宽松，而且在那儿的生活经历教会了作家很多事情。与关押在马尔菲诺的囚犯学者们之间的对话，反映在了小说《第一圈》中，特别是与帕宁（小说中叫索洛格金）和科佩列夫（小说中叫鲁宾）之间的交流。
1948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因是“人民敌人”的妻子而被莫斯科大学实验室解雇。12月19日，在与索尔仁尼琴会面时，她告诉丈夫必须正式离婚，第二年她就去梁赞教书。
1950年。6月25日，犯人们被押离布登尔卡监狱，两个月后抵达位于卡拉干达[10]北部的埃基巴斯图兹[11]。索尔仁尼琴做跟普通犯人一样的“苦力活”。这个集中营里的条件比“沙拉什卡”还要恶劣得多。一直到1951年夏，索尔仁尼琴（就像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伊万·杰尼索维奇一样[12]）在生产队里当砌石工瓦工。后来被任命为机械制造车间班长。
1951年。索尔仁尼琴在头脑中构思喜剧《胜利者的欢宴》和《小路》的大部分内容，然后借助自制的念珠将它们熟记。
1952年。1月22日至28日，索尔仁尼琴参加了在埃基巴斯图兹集中营爆发的暴动。“这种不声不响的一致抗命，抗拒一个从未原谅过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权的命令，这种长时间的顽强的不服从，看来要比在枪弹纷飞之下奔走呼号更加可怕。”（《古拉格群岛》，第五部，第十一章）
他的腹股沟上长了一个瘤。2月12日，囚犯里的一名外科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不久，医生就要被递解，但他还是对着躺在病床上的索尔仁尼琴喊道，他已经把肿瘤切片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去做组织分析了。（一年半以后，索尔仁尼琴忍受着病毒扩散的疼痛，向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询问，从那儿得到了回复，这使杜纳耶娃医生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法。）手术两周后，伤口还未愈合的索尔仁尼琴就被赶出军医院，他又来到了铸造车间，开始了他和搭档一起肩挑铁桶（里面装满了150公斤水泥）的工作。
1953年。2月，索尔仁尼琴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发配到“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科克—捷列克区（哈萨克语意为“绿色的白杨”），这里与荒漠咫尺之隔。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索尔仁尼琴的流放生活开始了（每天他都需要到警备司令部登记备案）。“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代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13]（《癌病房》，第一部，第二十章）
索尔仁尼琴租了一间地面是土的农舍，后来还买了一间小房子。与同为流放者的祖博夫夫妇建立了友谊，他们在《癌病房》里姓卡德明；在《古拉格群岛》中他们之间的真实故事得到了详尽的描写。
索尔仁尼琴在乡村中学教数学和物理。他创作了剧本《囚徒》（最初名为《没有经历十二月的十二月党人》），在纸上记下了《小路》和《胜利者的欢宴》。
1954年。索尔仁尼琴体内出现病毒扩散，于是他住进了塔什干军医院，他入院时实际上已经像《癌病房》里的主人公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样，是一个垂死之人了。“那年冬天，我来到塔什干的时候人几乎快死之了。我就是来这儿赴死的，可上苍还是让我再活些日子。”（《右手》）夏天，索尔仁尼琴又一次入院。给他治病的是杜纳耶娃医生（即《癌病房》里的东佐娃）。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开始紧张地从事创作。在两次住院期间，他写了剧本《劳动共和国》（后来又创作了《鹿和小窝棚女子》）。他将写好的作品藏在香槟酒瓶子里，然后埋在地下。
1955年。他在中学教书，暗中写作《第一圈》。
1956年。4月9日，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自由；6月20日，他离开了科克—捷列克，去往莫斯科，帕宁和科佩列夫迎接了他，从莫斯科又去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格奥尔吉耶夫斯克，那儿有他母亲的墓地。但他却希望在弗拉基米尔州谋得教师一职，并且离铁路较远（《我潜入俄罗斯中部的腹地》），他成为了弗拉基米尔州泥炭镇（一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上的数学教师，并在邻近的米里采沃村里的集体农庄庄员玛特廖娜·扎哈洛娃那儿租了一间房子。1956—1957年的冬天，玛特廖娜被轧死在火车车轮下。这一事件成了索尔仁尼琴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说《玛特廖娜之家》——的创作基础。
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前来探望昔日的丈夫，他们决定复婚。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从1950年到1956年末，列舍托夫斯卡娅与弗谢沃洛德·索莫夫一直是合法夫妻。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六年半，也就意味着比第一次与索尔仁尼琴婚姻的时间还要长很多；当索尔仁尼琴在流放时期，她并没有应索尔仁尼琴的请求去看望他，而是一直与第二任丈夫生活在一起。不论怎样，她与索尔仁尼琴又重新恢复了关系，并于1957年2月2日登记复婚。
在米里采沃居住期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创作。
1957年。2月6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的决定，索尔仁尼琴同其他千千万万个无辜被镇压的人一样被完全恢复了名誉。他搬到了梁赞，他的妻子和岳母住在那儿。直到1969年前，他都住在这里。他一边继续教书，一边埋头于《第一圈》第二版校对工作。
1958年。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引起了轩然大波。从地下走出来的时机尚未成熟，昔日的囚犯靠着“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这样的原则生活。伸出自己喙的时机还未到……作家写了最初的《袖珍散文》。
1959年。2月9日，在莫斯科西弗采夫·弗拉热克小巷的帕宁妹妹家里，马尔菲诺“沙拉什卡”的四位难友又欢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帕宁、科佩列夫、画家伊瓦舍夫—穆萨托夫和索尔仁尼琴；这一天是从他被捕那天起满十四年的日子。“吃份粮、喝白开水、臭菜汤和稀粥的‘劳改犯日’——永远挨饿的劳改营犯人的鲜活感觉。这个日子第一次是在流放地纪念的，此后通常是在孤独中度过。这次的周年纪念日可过得热闹，有吃有喝；更何况几个朋友能够有所回忆和思考。”[14]
从5月18日起，索尔仁尼琴用五十八天写完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中篇小说的名字是《新世界》杂志主编А. Т. 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起的。起初它以书中主人公在集中营的编号为名，叫《854号犯人》。为了能出版，第一版的用词比较委婉。例如，文中根本没有提及斯大林，而列别捷夫要求至少要提及一次，于是就出现了“长胡子爸爸”。与之相比，长篇小说《第一圈》则做了相当大的改动：“爆炸性”的事件被替换成了“医疗”事件。
索尔仁尼琴到克里米亚去找祖博夫夫妇，并在那里创作了《玛特廖娜之家》。他深深被这种地下文学创作所吸引：“……我熬过地下写作的那些岁月，是因为我心存一个信念：这样不露声色的机敏者并非只我一人。我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是一些闭塞而又倔强的孤独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牛犊顶橡树·地下作家》）
年底，他完成了电影脚本《坦克知道真相！》的写作（是关于埃基巴斯图兹起义的）。
1960年。秋天，索尔仁尼琴完成了短篇小说《右手》，随后又写了剧作《风中之烛》。这部剧的创作动机源于一件具体的事情，然而，作家把故事情节换成了某个并不存在的西方国家。后来，索尔仁尼琴本人承认这部作品不是很成功。写完了最后一篇《袖珍散文》。
1961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号召继续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这次会议召开后，索尔仁尼琴决定把《854号犯人》拿出来出版，通过列夫·科佩列夫把手稿转交给了《新世界》杂志社。12月末，作家应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邀来到了莫斯科，后者在1961年12月12日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中写道：“最近几天，最强烈的印象是А. 梁赞斯基（索尔仁尼琴）的一部手稿，今天我要与他见面。他的手稿让我想起了‘彼岸世界的焦尔金’。”[15]
1962年。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事先征得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同意（他的助手列别捷夫给他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但是索尔仁尼琴这部中篇小说最终得以出版仍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3年4月的《新世界杂志工作笔记本》中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你所料，整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还有对索尔仁尼琴说的无数热烈而激动的话语以及综合从上层聪明人那儿听来的一切评语之后，我终于决定向前推进这件事，并说服整个编辑部必须这样做，因为已经无路可退。好像正是由于这次‘突破’，一切都进行得顺利、轻松，令人愉快。怎么也想不到，天上大雨倾盆，地上泥泞不堪，似乎是对这件事的最大不满。实际上真是如此！”[16]
终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为此写的一篇简短的序言在《新世界》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这部小说发表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索尔仁尼琴顷刻间天下闻名。他也被介绍给赫鲁晓夫，后者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他。
“现代人”剧院计划上演他的剧本《鹿和小窝棚女子》，索尔仁尼琴向演员们讲解了剧情。12月末，索尔仁尼琴在中学上完了最后几节课。
1963年。《新世界》第一期刊登了《玛特廖娜之家》和《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这是索尔仁尼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专门为杂志社写的短篇小说）。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攻击索尔仁尼琴的首批文章，他本人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这些评论足够编一部文集，名字就叫《〈伊万·杰尼索维奇〉大家读》。索尔仁尼琴后来写道：“信件如潮水般从全俄罗斯各地向我涌来。”
他还为《新世界》写了另一部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成功》。尽管特瓦尔多夫斯基因支持索尔仁尼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杂志社还是提名索尔仁尼琴为列宁奖金候选人（“我们报复你是因为你在第二十二次大会上的发言，是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因为桀骜不驯，是因为一切，但主要可能还是因为索尔仁尼琴……”[17]，特瓦尔多夫斯基在4月5日的工作笔记中写道）。
索尔仁尼琴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的稿酬买了一辆“莫斯科-412”小汽车，并把它叫作“杰尼斯·伊万诺维奇”。直到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苏联，“杰尼斯”一直陪伴着他。
受到读者来信的鼓舞，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的写作“极富成效”，他着手创作《古拉格群岛》。他的材料来自全国各地，来自昔日的囚犯和“古拉格的见证者”。因为害怕通过邮局寄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们邀请索尔仁尼琴单独见面，于是索尔仁尼琴四处奔走，会见了许多的见证者。（2005年，当再版《古拉格群岛》时，索尔仁尼琴首次列出了与自己通信的所有人员名单，共计257人。）他还写了《癌病房》和关于1917年革命的长篇小说（上文已有提及）。索尔仁尼琴正在全力构思新小说，但却有人试图迫使他参加主题为“长篇小说之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以辛辣讽刺的笔触将这件事写进了《牛犊顶橡树》里）。
索尔仁尼琴考虑到《第一圈》有可能出版，就着手对其进行删改。他多数时间都住在梁赞附近的索洛特恰镇，在小河岸边、橡树树荫下，伏在一张自制的小桌上写作。
1964年。复活节时，特瓦尔多夫斯基来到梁赞，在那儿待了三天，阅读了《第一圈》。
萨穆伊尔·马尔夏克[18]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文章，名叫《一部真实的中篇小说》。
《袖珍散文》在地下出版物上广为流传，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0月，赫鲁晓夫被推翻。作家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岌岌可危，开始采取措施秘密“储存”自己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在没有妻子的陪同下只身去了列宁格勒，在那儿发生了一段短暂的艳遇，之后回到了梁赞。他又与妻子一起前往塔什干[19]。索尔仁尼琴在塔什干向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承认了自己的不忠行为。他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对双方来说这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地狱”。这还反映到了《红轮》里（沃罗滕采夫上校和奥莉达·安多泽尔斯卡娅之间的艳史）。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20]不仅对自己这个转瞬即逝的情敌醋意大发，而且（甚至更可能）还对那些反映了这件事的作品怒气冲冲。柳德米拉·萨拉斯金娜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娜塔莉娅的原话：“你用我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如今你会用另一个女人写出另一部小说”[21]。这确是事实：“一部小说”即《第一圈》（涅尔仁、娜佳、西莫奇卡），“另一部”即《红轮》，更确切说是《1916年10月》（沃罗滕采夫、阿丽娜、奥莉达）。
1965年。索尔仁尼琴夫妇在距莫斯科西南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买下了一个郊区小别墅；他们称其为“鲍尔佐夫卡”（这是别墅昔日主人的名字）。
9月，索尔仁尼琴的朋友、数学家维尼阿明·捷乌什的家被搜查，因为索尔仁尼琴曾把自己的书稿保存在他那里。然而，捷乌什未经作家的允许就向自己的朋友们朗读了索尔仁尼琴让其保存的手稿；其中的一部分未经作者许可就交给了吉利别尔贝格，后又落入克格勃手中。作家的很多手稿都落入到了克格勃之手，其中有《第一圈》、集中营诗篇、剧本（包括《胜利者的欢宴》）。
作家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拉开了序幕。“他们对你积怨太深”，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他说道。索尔仁尼琴时常住在位于别列杰尔金诺的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22]家里，然而，每次都是短短几天。（在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23]死后，1973—1974年的冬天，在被捕和被驱逐之前，当他彻底失去在莫斯科居住的可能时，他在别列杰尔金诺住的时间最为长久。）
1966年。索尔仁尼琴轮流居住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索洛特恰、别列杰尔金诺三个地方。在圣诞城他写了《癌病房》，在别列杰尔金诺创作了《复活节宗教游行》，而《古拉格群岛》则是在他自己最重要的“栖身处”——爱沙尼亚塔尔图市科普利亚—米亚尔吉的庄园里写出来的，他能在那儿顺利住下则是多亏了自己的难友、爱沙尼亚律师和政治活动家阿尔诺尔德·苏吉的帮助。“如今克格勃把一切——成千上万人混成一片的呻吟声、临死前的低语声、所有死者没有说出来的遗嘱——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一切我已经无法回想起来了，脑子再也无法运转了。”（《牛犊顶橡树·扼杀》）他像一个志愿去服苦役的犯人一样，在那里连续写作了两个冬天。
“第一个冬天，我在这儿待了65天；第二个冬天，待了81天。在这两次幽居期间，而且，一摞《古拉格群岛》的准备材料和最初几章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共70个印张（缺第六章）。在‘栖身处’隐居写作的这146天，我一生中还从未有过，这甚至不是我在写，而仿佛有人在推着我，仿佛我的手在拖着我写，我仿佛是一个被压了半个世纪又突然一下子被松开的弹簧撞针。我什么也不读，偶尔晚上翻一翻达列夫斯基便签手册，上面的每一个词都像一颗极甜美的露珠。我只是在吃饭、做家务、烧炉子的时候才收听西方电台的广播。通常晚上七点钟，我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躺下睡觉了。凌晨一点多钟苏醒，这时的我精神饱满，我迅速起床，在明亮的灯光下开始工作。”手稿保存了下来：索尔仁尼琴没有烧毁它，而是保存在自己的一位爱沙尼亚朋友那儿。把手稿埋到了花园里，它挺过了苏联解体；1994年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之后不久，手稿就归还给了他。
《新世界》杂志1月号上刊登了短篇小说《扎哈尔—卡利塔》。索尔仁尼琴把《癌病房》的手稿交给了杂志社编辑部。
2月，对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早·达尼埃尔[24]进行了审判。他们被判处监禁。开始了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时代，索尔仁尼琴对此从来就没有拥护过。
夏天，作家前往苏联北部，想亲眼见见高尔基引以为荣的白海运河，为建这条运河牺牲了上万的人。随后他和妻子又突然“突进到南方”，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流放时期的难友祖博夫夫妇。
8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拉基米尔·拉克申的一篇文章，旨在与揭发索尔仁尼琴的人进行论辩。
11月16日，在苏联作家协会莫斯科作协小说分部大会上决定支持发表《癌病房》。韦尼阿明·卡维林在自己的发言中极力为出版此书出版进行辩护。索尔仁尼琴又恢复了自信心。注意到了克格勃的犹豫不决，他在《牛犊顶橡树》中指出：“我在思想意识上享受到了”治外法权。然而，在此之前他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之间就产生了分歧，其他一些杂志社还不敢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因为时代变了……
作家对科学研究所（其中包括库尔恰托夫院士研究所）的邀请做出回应，他读了《癌病房》和其他作品中的一些片段。他的自由思想在首都文化圈里成了传奇。“我似乎觉得，这是第一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看到怎样锻造历史。”（《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12月，索尔仁尼琴回到了科普利亚—米亚尔吉庄园，并在那里完成了《古拉格群岛》的写作，且将所有手稿都拍了照片。“在不停地工作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的这个冬天，我发现我在49岁的时候我结束了自己的头号[25]工作。除了最主要的最后一部作品《1917年的革命》之外，我已经把一生中准备写的作品全部写完了……不远的将来，我才终于有这种可能着手写这多年梦寐以求的作品。当我刚一开始翻阅一些书和一些笔记时，我的手掌都发热了。”（《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1967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列宁格勒将《古拉格群岛》交给伊丽莎白·沃罗尼扬斯卡娅，请她打印这部“头号工作”，也就是说他倒数第二个任务已经完成。在数周内又完成了回忆录《牛犊顶橡树》的写作。作家接受了斯洛伐克记者巴维尔·利奇科的采访。
5月22日，第四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索尔仁尼琴向与会代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抗议书刊审查机关的强横霸道及对他的迫害：“当普通的词汇都能推动因循守旧的物质上的巨石时，作品的开端就会极其沉重。但并无他路，如果所有物质已经不是你的，也不是我们的。总而言之，因为一声喊叫山上就出现山崩的情况也不少见。”（《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肖洛霍夫要求：“禁止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可以这样说，从1967年5月起，索尔仁尼琴就开始了公开、无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不同，因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不想由于参与这场美式自由主义的集体运动，而使自己的主要任务（《古拉格群岛》，而后是《红轮》）处于危险境地。他在《文学生活随笔》一书里描述了这场斗争的主要经历，这本书的正式名称是《牛犊顶橡树》。“猎手们知道，受伤的鸟是危险的”，他在寄给代表大会公开信的前天晚上补充写道。
索尔仁尼琴同自己的妻子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叶非姆·伊特罕德还有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四人一道沿着萨姆索诺夫将军部队当年的足迹旅行。参观了加里宁格勒、斯摩棱斯克、维尔纽斯[26]和里加[27]之后，他们四人一起返回了此趟行程的出发点——列宁格勒。8月初，作家拜访了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后者在日记中写道：“他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他肯定地说，国家在不久的将来总要做出让步。‘现在我可以相信，至少在最近三个月不会有人用枪暗杀我。’”[28]
9月12日，索尔仁尼琴写信给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9月22日，他被叫到书记处，要求他放弃以前说过的话，但他丝毫也没有动摇。索尔仁尼琴重新发动攻势，要求作协收回针对他的诽谤公文。
三个大学生去梁赞拜访了索尔仁尼琴。作为谈话的继续，索尔仁尼琴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试图说明什么是公正：“它本来指的就是良心，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全人类的良知。”[29]很快，这封信就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起来，并在西方发表。
在12月间，《癌病房》校对完毕，拟在《新世界》杂志上刊发。
1968年。索尔仁尼琴来到索洛特恰潜心创作，住在“第二个玛特廖娜”阿加菲娅·福洛姆基娜的小木屋里，尝试开始写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书——《1917年的革命》：“把萨姆索诺夫事件将军们的照片摆了出来，准备开始写。”（《牛犊顶橡树·发作》）然而，他又暂时放下了这项工作，在伊斯季亚河畔的圣诞城续写完了《古拉格群岛》。
4月16日，索尔仁尼琴向作家协会成员分发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与书记处的分歧。
叶莲娜·楚科夫斯卡娅和Е. Д. 沃罗尼扬斯卡娅两人用双手（正如《牛犊顶橡树》里写道的那样）打印了《古拉格群岛》的终稿。而Н. А. 列舍托夫斯卡娅把这份打印本又翻拍了下来，作家则检查了每张片子。这套三卷本的书总共印了四份。在伊利亚·爱伦堡[30]的秘书娜塔莉娅·斯托利亚罗娃（昔日的集中营犯人）的帮助下（她将胶丸状胶片转给了萨沙·安德列耶夫，他是瓦吉姆的儿子、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孙子），索尔仁尼琴成功地把胶片转到了西方。
西方出版了《癌病房》和《第一圈》。“仿佛来到了杰克·伦敦[31]笔下的夏威夷海岸，仿佛站在光滑的滑板上，无法站稳，毫无依托，在巨浪的浪尖处，在撕心裂肺的那一刻，我预感到，这会顺利地送到西方！这一定会成功！而苏联官方则会毁掉这些书稿！”（《牛犊顶橡树·发作》）。索尔仁尼琴在收听西方广播时，获悉手稿被成功地转到了西方的消息：“那时正好赶上柳枝节[32]，但天气很冷。13日（是周六）这天还下了雪，雪很大，也没有融化。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里我听到了《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刊载了《癌病房》的‘长篇摘要’。这真是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动！开始了！我在小径里不停地踱步，迎着春雪。终于开始了！我在等待，也没有等待，不论怎样等待，这类事件总是出人意料地发生。”（《牛犊顶橡树·发作》）
7月26日，《文学报》上刊登了索尔仁尼琴好几个月前就寄到编辑部的那封信：他在信中否认西方出版自己的作品，反对发表“草率的”译作。刊登这封信的同时，《文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反索尔仁尼琴的长文。《癌病房》的部分章节在巴黎“Plamen”杂志发表。
索尔仁尼琴找到了他以打印稿[33]保存下来的《第一圈》的最初版本，开始重新写作。
通过娜塔莉娅·斯托利亚罗娃的介绍，索尔仁尼琴与自己未来的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斯维特洛娃在莫斯科第一次见面了。“您在无须耗费精力的地方耗费了精力。您缺少精力旺盛的年轻帮手。要我给您介绍几位吗？”而在此次会面之前的两个小时，在法因贝格[34]家里认识了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35]。这两次会面的内容都写进了《牛犊顶橡树》的第十一篇随笔《新网》中。索尔仁尼琴强调说：“这发生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星期之后，发生在红场七人静坐示威三天之后。”
的确，8月21日，苏联军队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索尔仁尼琴草拟了一份题为《作一个苏联人是耻辱！》的传单，但并没有对外公开表示自己的抗议，为的是不使《古拉格群岛》毁于一旦。“要保护自己的喉咙发出最重要的一声怒吼。时间不会太久了。”（《牛犊顶橡树·发作》）
12月，索尔仁尼琴因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获得了法国“年度最佳外国作品奖”。索尔仁尼琴五十周岁生日时，他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均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1969年。作家又开始着手写作《1917年的革命》。他保留了三十年前写下的沃罗滕采夫访问萨姆索诺夫参谋部的梗概和二十年前创作的托姆恰克素描。然而，索尔仁尼琴以自己现有的作家经验对这些早年写的文本评价道：“……它们毫无用处，说明我不会写作，但布局安排还不错。”并声明说：“这部长篇小说已经构思了三十年，从十年级结束时起，我就开始酝酿、反复考虑、留存起来备用、不断积累材料，它一直是我生活的主要目的，但是事实上一直没有动笔，总有什么事情妨碍，不得不一拖再拖。”（《牛犊顶橡树·受伤的鸟》）
春天，索尔仁尼琴和小说家鲍里斯·莫扎耶夫[36]一道去坦波夫州，追随1920—1921年农民起义的足迹。他有意把“安东诺夫起义”这段历史写进《红轮》中。这次旅行在他的小说里留下了印记，但与这段历史直接相关的“节”却没有写出来。坦波夫省的农民阿尔谢尼·布拉戈达廖夫具有鲍里斯·莫扎耶夫的个性特征：“我一直竖起耳朵听着，两眼贪婪地盯着鲍里亚[37]，他活像俄罗斯中部的庄稼汉，这才是个造反者。”
夏天，索尔仁尼琴与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一起去北部地区，到了皮涅加河岸边，这里曾经是旧礼仪派活动的中心。他们在那里认真讨论了在地下出版一份俄语杂志的可能性：后来这一构思在《在巨石的重压下》文集里得到了部分实现。
11月4日，索尔仁尼琴被作家协会梁赞分会开除。他出席了会议，并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话来为自己辩护：“谁不忧伤愤怒地活着，谁就不爱自己的祖国。”
11月12日，正式宣布了索尔仁尼琴被开除的消息。他给作家协会书记处寄去了一封言辞激愤的信：“你们的白痴文章四处传播，你们的肤浅无知司空见惯，但却没有论据，有的只是投票表决和行政管理。”作家指责负责文学的官员们，说他们说话办事缺少善意，并强调说：“归根结底，我们应该铭记一点，我们首先属于全人类。”
索尔仁尼琴与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同居，两人开始生活在一起。他在茹科夫卡市找到了安身之所，这是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38]别墅旁的一个厢房，索尔仁尼琴称它为“谢斯拉维诺”。
1970年。索尔仁尼琴委托瑞士律师弗里茨·赫耶布全权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他想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会失去梁赞的户口（列舍托夫斯卡娅住在那儿），也不会获得莫斯科的户口（斯维特洛娃住在那儿）。“最近六年，我承受着深刻的、濒于破裂的家庭不和，并且一直迟迟做不出某种决定，每次都因为无暇顾及此事，总想等到书稿完成后再说”（《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三》）现在他决定彻底解决这件事。
10月8日，根据弗朗索瓦·莫里亚克[39]的提议，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拒绝，他只是没有出席授奖仪式。全世界的报刊都刊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和肖像。10月14日，亲共产党的法国周刊《法国文学》为纪念这位苏联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刊登了一些资料。皮埃尔·戴克斯[40]写了一篇文章祝贺“这位俄罗斯当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报社总编路易·阿拉贡[41]实际上也表达了支持他的看法。
整整一年，索尔仁尼琴和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之间的紧张情况持续加剧，列舍托夫斯卡娅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最后甚至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作家下定决心公开与妻子断绝关系。“家庭分裂……这件事早就不可避免，而一旦发生，一切就像一件崭新事物一样，就像胸脯上还发红的咬伤。但无论如何都要渡过这个难关，因为，确定无疑的是，这是创作出我的小说的必经之路。我不能为了妻子而牺牲未来的小说，因此才会发生这一切。”（〈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
1969—1970年，是索尔仁尼琴生命中的转折点。他在五十岁时，把自己的命运与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连在了一起。
斯维特洛娃的专业是数学，她跟持不同政见者圈子里的人走得很近，初次见面就表现出了对作家的绝对忠诚。索尔仁尼琴把他们的结合称为“完全相互信任的友谊”（《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对他来说，斯维特洛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比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重要。她成为了他最重要的和唯一的文字编辑。尽管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开始写关于丈夫的回忆录，收集他写的文章（她认为自己是索尔仁尼琴传记作者的最佳人选），但是索尔仁尼琴坚持要与她分手。当索尔仁尼琴得知自己要做父亲并且斯维特洛娃准备独自抚养孩子的消息时，一切都已经再明确不过了。一对“正式”夫妻居然在罗斯特罗波维奇别墅里分房而睡，当索尔仁尼琴去莫斯科时，他就暂住在科济茨基小巷斯维特洛娃那儿。12月30日，索尔仁尼琴和斯维特洛娃的儿子叶尔莫莱诞生了。
1971年。3月，在斯维特洛娃的房间里对《古拉格群岛》进行了第二次拍照。第一次拍摄的底片托付给了萨沙·安德列耶夫，结果却是徒劳的，因为安德列耶夫夫妇拒绝把《古拉格群岛》的复印件交给任何一个德语或其他语言的译者；阿霞·杜罗娃（她在法国大使馆工作）把第二次拍的照片运到了巴黎，之后又转交给了尼基塔·斯特鲁维[42]。在巴黎出版了俄语版《红轮》的第一“节”，即《1914年8月》。
克格勃搜查了伊斯季亚河畔圣诞城索尔仁尼琴的房子。在与А. А. 乌格里莫夫游览新切尔卡斯克时，曾有人企图用蓖麻注射剂毒死索尔仁尼琴。
11月18日，德国《明星画刊》杂志刊载了对索尔仁尼琴的亲戚伊琳娜·伊万诺夫娜（“伊拉舅妈”，她是索尔仁尼琴母亲的嫂子）的一段采访，其中提及了他的社会出身。很快这篇采访的译文就刊登在了《文学报》上面。
1972年。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仍然不同意离婚。“公共事件随时都会发生，都需要我去处理，可家庭事务就像墨水中的沉淀物，就像脚边的水草一样让人无法脱身。这就是找错配偶的沉痛代价……突然又出现了一串难题：所有这些不幸都是我给她带来的，而不是她带给我的。心情如此沉重，我还怎么能工作？这种沉重的心情不会永远也摆脱不掉吧？”（《〈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
整整一年他都是在与官方作斗争的情况下度过的。政治局屡次磋商“索尔仁尼琴的特殊案例”。克格勃始终准备执行将其驱逐的图谋。索尔仁尼琴给大牧首皮缅写了一封“大斋期的信”。亨利希·伯尔[43]来苏联进行一次作家访问。他将索尔仁尼琴为以防万一写下的遗嘱和电影剧本《坦克知道真相！》的手稿带到了苏黎世[44]。
3月30日，作家接受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他揭露了“来自隐秘帷布后面的诽谤”，他还指出，他被禁入苏联档案馆（“我想写关于俄罗斯的小说，但我却很难收集到资料，这比我写有关波利尼西亚[45]的作品还要难。”）；他还讲述了自己亲人的真实情况。
一位芬兰记者写了一本对索尔仁尼琴怀有敌意的书，他认为，《1914年8月》的作者有“亲德”倾向。
4月，瑞典科学院主席原计划在莫斯科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但因苏联政府拒绝给科学院秘书卡尔·拉格纳尔·基洛夫办理签证而被取消。索尔仁尼琴为此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在法国塞里济市举办了一次索尔仁尼琴创作学术报告会；奥斯维辛[46]集中营曾经的犯人、法国记者彼得·拉维奇和前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1月被解散的立宪会议代表、文学批评家马克·斯洛尼姆，都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会。拉维奇后来回忆起这次由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引起的“大震荡”：“在我们眼前诞生了一位经典作家。”
9月，索尔仁尼琴和斯维特洛娃的第二个儿子伊格纳特出生。当列舍托夫斯卡娅与丈夫和斯维特洛娃会面后，她同意通过民事登记处办理离婚。
1973年。克格勃改变了战术，开始通过写匿名信的方式恐吓作家。
3月15日，索尔仁尼琴与Н. А. 列舍托夫斯卡娅办完离婚手续，并于4月20日与Н. Д. 斯维特洛娃登记结婚。
8月，公开审理了亚基尔[47]一案。萨哈罗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苏联是一个巨大的集中营。”
8月21日，索尔仁尼琴给内务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当局干涉他的私生活（如有意拖延他的离婚申请，拒绝为他妻子的莫斯科住所提供居住登记）。“借此机会，我想提醒您，我国的农奴制在一百一十二年前就被废除了。而且，人们都说，十月革命扫除了农奴制的一些最后残余。”
8月23日，索尔仁尼琴接受法国《世界报》和美联社的采访。索尔仁尼琴再次对迫害行为表示了愤慨（“我现在已是无家可归”），并倡导“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最后说道：“在世界舆论连篇累牍的报道下，我国的监狱将会退却并隐藏起来。”
9月3日，索尔仁尼琴获悉，伊丽莎白·沃罗尼扬斯卡娅（她曾将《古拉格群岛》打印了一遍，作家一再劝她把手中的那份打印稿烧掉，但她却没有听，并把打字稿交给了列昂尼德·萨穆京保存）遭到了克格勃为期五天的审讯，说出了手稿保存人的名字，后来人们发现她在自己的寓所里悬梁自尽。两天后，索尔仁尼琴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并向巴黎转达了可以出版《古拉格群岛》的意见。“正像对麦克白预言的那样：博南森林会到的。”（《牛犊顶橡树·补记之三十一》）[48]
9月，索尔仁尼琴和Н. Д. 斯维特洛娃的第三个儿子斯捷潘降生了。
12月末，由尼基塔·司徒卢威任总编辑的巴黎伊姆卡-普列斯出版社出版了《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沉重的石头落了地，一切忧虑都已消逝。”（《牛犊顶橡树·补记之四》）
1974年。1月，在苏联报刊界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反索尔仁尼琴运动。1月19日，作家接受了《时代》杂志的采访。1974年2月2日，在《对报刊界的声明》中写道：“我坚信悔过的作用，也坚信心灵的净化。”
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捕，被送至列福尔托沃监狱。第二天，他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国，送往西德（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49]发表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准备为索尔仁尼琴提供政治庇护）。被驱逐的当天晚上，他在法兰克福市亨利希·伯尔那儿暂时居住，随后又来到苏黎世，他的律师住在那里，那里也是《1917年的革命》中“列宁各章节”的活动地点。他等着苏联政府允许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也搬到他这儿。
2月13日，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不要靠谎言生活！》开始广为传播，呼吁进行道义上的反抗并拒绝一切欺骗。
2月14日，国家机密保密总局下令，把А. И.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从图书馆借阅部撤出。还包括刊登过作家作品的四期《新世界》杂志，这些作品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廖娜的家》《发生在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故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和《扎哈尔-卡利塔》，以及《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两部单行本。
2月20日，《文学报》刊登了斯捷潘·希帕乔夫[50]一篇名为《文学界弗拉索夫分子的末日》的文章。
3月3日，索尔仁尼琴对外传播了早在六个月前就已经寄出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在信中，作家呼吁不要亦步亦趋地信奉马克思学说，要发展“俄罗斯的东北部”。
娜塔莉娅·斯维特洛娃及其母亲和四个儿子（最大的儿子是她与第一任丈夫所生）获准与索尔仁尼琴团聚。
5月，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甫来到苏黎世。据什梅曼所言，进行了一次“山地相会”——他和作家两人一起在索尔仁尼琴从事写作的施泰恩堡一座山上的小别墅里度过了几天时光；这之后，他们一起回到了苏黎世索尔仁尼琴的家里。什梅曼给索尔仁尼琴全家做了忏悔，举行了圣餐仪式，并做了礼拜。
6月17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索尔仁尼琴批评了那些自愿选择移民的同胞，并对西方的软弱感到同情。他宣布成立俄罗斯社会基金会，以帮助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的人们及其家人。出版《古拉格群岛》所获得的所有稿酬都投到了这个基金会里。
11月，索尔仁尼琴在苏黎世自己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以便推介其主编的《在巨石的重压下》文集，集子里收录的论文充满了民族宗教精神。前言和三篇文章是索尔仁尼琴所著，它们是《恢复呼吸和意识》（他又回到了昔日与萨哈罗夫关于社会主义性质、关于趋同理论以及缺乏“精神自由”的争论）、《作为民族生活范畴的忏悔和自我限制》（文章进一步论述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关于“自我限制”是俄罗斯发展之基础的思想）、《教书匠》（文中作家严厉批评了苏联知识分子留恋自己的特权，呼吁他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
12月，法国出版家波尔·弗拉曼和克洛德·杜兰来到苏黎世拜访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把自己所有作品在全世界的出版权都转给了塞伊出版社（1978年后，这些版权又转给了将与杜兰合作的“YMCA-Press”出版社，1980年后又转给了由杜兰任主编的法亚尔出版社）[51]。
1975年。4月，索尔仁尼琴因《牛犊顶橡树》一书问世来到巴黎参加《略字符号》电视辩论节目，并召开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讲述了亨利希·伯尔为他提供的援助。塞伊出版社为作家与其作品的法语翻译者们举行了见面会。
6月，为了全家搬迁和寻找居住地，索尔仁尼琴和妻子一起横跨了整个加拿大，从蒙特利尔到温哥华，然后又到了阿拉斯加[52]，之后是俄勒冈[53]，他们在俄勒冈的一位旧礼仪派教徒家里做客。随后，他们又去了圣弗朗西斯科[54]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55]，那里有很多私人基金会，如克伦斯基[56]基金会、利沃夫公爵[57]基金会、邓尼金将军[58]基金会及俄罗斯其他许多政治活动家和白卫军运动[59]时期的基金会；他们在档案馆里工作了几个星期（“用四只手”）。
还在俄勒冈时，索尔仁尼琴就收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乔治·米尼[60]的邀请；参观完胡佛研究所后，索尔仁尼琴动身前往华盛顿拜访米尼，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一次是6月30日在华盛顿，另一次是7月9日在纽约），两次讲话是对“骗人”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警告，并呼吁对共产主义对抗要有耐心。参议院为他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
索尔仁尼琴徒劳地在美国寻找一处他们能买下的房子。当他们已经回到欧洲后，阿拉克谢·维诺格拉多夫帮他们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城找到了一所房子。索尔仁尼琴夫妇没有在买房之前回到美国看看房子的情况，就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买下了它。
10月，《列宁在苏黎世》一书出版，这是史诗性巨著《1917年的革命》中的第一、二、三卷的选集，现在这本书叫作《红轮》。
索尔仁尼琴第一任妻子娜塔莉娅·列舍托夫斯卡娅的俄语版回忆录在莫斯科出版，目的是想使其传到西方。
1976年。3月，因为根据《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拍摄的挪威电影要放映，索尔仁尼琴又来到了巴黎。
3月末，他在西班牙国内旅行。西班牙左派对索尔仁尼琴关于佛朗哥[61]温和独裁的说法表示愤怒。
4月，在面对英国电视采访时，作家把《列宁在苏黎世》一书的体裁定为“艺术调查”。法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鲍里斯·苏瓦林在《东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部著作在描写历史事件方面不准确[62]。索尔仁尼琴的答复发表在1980年的《历史》杂志上，文中反驳了这位“共产国际老党员”苏瓦林的观点。“现在，当世人都明白了他们那次可怕的流血事件的最终目的时，您作为一个亲历这一切的人，还想企图向读者灌输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肤浅表述，说‘列宁是在优秀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帮助下才夺取了政权’（滑稽可笑的战斗力）。您几乎无法掩饰对这个大恶魔的赞叹。”
4月2日，作家将全家留在瑞士，只身前往美国，1983年才返回欧洲，后来于1993年又回到了欧洲（是来告别的）。索尔仁尼琴在胡佛研究所工作了两个月。他办理了正式移居美国的手续，7月30日全家抵达他的住处。他们搬进离卡文迪什城不远的一处购置的房子里。除了正房外，整块地的面积有20公顷，索尔仁尼琴建了一个图书室，用于收藏有关俄罗斯的手稿和书籍，还盖了一间书房。很多记者对索尔仁尼琴拒绝接待他们而感到不满，他们在美国报刊上撰文说出现了一个“用带刺铁丝围起来的新古拉格”。“五溪谷”庄园可供他居住、工作十八年，这里还是他的潜修室和家的港湾。
从1976年至1991年，索尔仁尼琴一直在创作《红轮》。在卡文迪什，作家开始了新一轮令人吃惊且富有成效的创作阶段。常常是索尔仁尼琴一整年的时间都禁止自己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任何事上，不论是电话交谈还是接待访问者。“我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成不变的作息已经持续了两千多个日夜，我总是处于一种沉静之中，这是我在苏联生活期间一直都幻想的那种沉静。”（《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创作六千页的史诗巨著需要投入巨大的准备工作。作家阅读了一些移民作家写的许多未出版的手稿、书籍（这些资料是通过附近的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馆际业务借来的）及当时的俄语报刊，是从美国各地给他寄来的。叶莲娜·安娜托利耶夫娜·帕希娜[63]从胡佛研究所给他寄来了一些微电影。他制作了成千上万张卡片，这些卡片完全能够再现他要刻画、他想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各种场面、人物、习俗和事件。正房里通常住的是他的妻子、儿子们、岳母，偶尔还有一些临时的助手，如伊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伊洛瓦伊斯卡娅[64]（她1979年离开美国，去巴黎负责《俄罗斯思想》报社），后来是塔吉亚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瓦尔沙夫斯卡娅[65]，她们都曾为他做过文秘工作，把大量信件进行分类整理，或是应索尔仁尼琴的请求翻译一些历史资料。索尔仁尼琴成年累月地沉迷于创作。“当你全神贯注于唯一一项工作时，你就不知道，也不会理解还有其他的任务。”（《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
索尔仁尼琴知道，要想“再现俄罗斯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应该心无旁骛。“我经常祈祷：‘上帝啊，给我条明路吧！’于是，只要我需要，上帝就会指点迷津，我过着平静的生活。”（《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二部，第六章）
由此可见，这几年间的所有事情与这项几乎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写作相比，都是次要的。这项工作规模巨大，在文学史上尚无前例：单单的创作构思就用了十七年，而且几乎是在与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度过的。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向自己的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斯维特洛娃即“阿丽娅”表达了感激之情，她不仅在这段非常时期一直陪伴他左右，而且还挖掘相关文献、收集各种证明、打印手稿，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他的编辑：“阿丽娅（Н. 索尔仁尼琴娜）用IBM电脑把每一章都输入到电脑里——在每一次排版时，在排版页的空白处还写有大量的反驳意见、建议，提议对顺序进行调换、压缩语句，有时还建议删除多余的内容。她做的这些标记保证了作品的质量，有时让我激愤，有时令我赞叹，但对我这项任务繁重、规模空前的写作而言，却总是给予非常及时的帮助与不懈的支持。后来，阿丽娅排版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写作的速度……有时还提出新的反对意见，我就重新按照她的建议进行修订——而她则将那一章工工整整地誊写一遍。这种共同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由此我们两人都变得年轻起来。”（《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四部，第十四章）
孩子们起初在家里受教育，于是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又教起数学、物理和天文学了。索尔仁尼琴全家去邻近的东正教教区参观，教区里的神甫教孩子们宗教基础知识和历史知识。
1976年，索尔仁尼琴暗地里背着所有人参观了几所美国大学，如胡佛研究所、耶鲁大学，在那里他偶然遇到了叶非姆·伊特罕德，他们两人在苏联的时候，叶非姆曾帮助他收集过历史资料。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与几所美国大学俄罗斯档案馆里的负责人一直都保持联系，那里收藏着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文献，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档案馆，特别是斯坦福大学及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所有的资料他都是通过图书馆馆际服务业务获得的。
1977年。9月，索尔仁尼琴呼吁俄罗斯移民帮助他出版一套《全俄回忆录文库》。第三批移民（查理泽[66]、西尼亚夫斯基）频繁指责这位“佛蒙特的隐修士”。作家本人并没有作出回应（因为他没有读到这些消息），然而他的妻子却非常担心。亚历山大·什梅曼神父不断为索尔仁尼琴进行辩护。
1978年。4月，娜塔莉娅·索尔仁尼琴娜飞往巴黎，去公开为亚历山大·金兹堡[67]、尤里·奥尔洛夫[68]和纳坦·夏兰斯基[69]辩护（金兹堡是援助政治犯基金会的负责人，索尔仁尼琴将出版《古拉格群岛》的稿酬都投入到了该基金会）。
5月，索尔仁尼琴打破了自己离群索居的生活，同意在哈佛大学毕业生典礼（Commencement Day）上进行演讲。他在高高的讲台上向西方发出庄严而隆重的警告，西方国家宣称“幸福”是最高价值，且对其他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他把“英敢精神的丧失”与“西方人道主义”看作是恶的主要根源。索尔仁尼琴既谴责东方国家像一个“党的集市”，同时也批评西方国家像一个“商业集市”，他声明，唯一的出路在于个人英勇主义，俄罗斯就是其榜样。
这场演说引起了激烈的论战。一些人认为其与丘吉尔[70]1946年发表的“和平砥柱”演说或者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71]1948年发表的演说相似：索尔仁尼琴提出了要援助西方，但这不是物质上的援助，而是道德精神层面的援助！其他人批评索尔仁尼琴“无知”（这也是他对西方媒体的态度），批评他的“神权论”，批评他对美国看法狭隘。索尔仁尼琴收集相关的文章，只是在后来当他着手创作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时才阅读它们。相反，面对一些法律性质的攻击时，索尔仁尼琴被迫即刻弄清楚并会运用这个他不太熟悉的知识领域。
6月8日，索尔仁尼琴戳穿奥莉加·卡尔莱尔[72]在其《回归神秘的圈子》一书中的各种“谎言”，书中讲述了她给作家提供了很多帮助，但他却“忘恩负义”。
12月，巴黎YMCA-Press出版社出版了经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校对过的俄文版作家文集前三卷。前两卷是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定稿，共有九十六章（这取代了之前的八十七章版；索尔仁尼琴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之后，又回到了小说原初的“原子”版本）。
1979年。《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的第一部第五章《透过烟雾》发表了。在这本书中，索尔仁尼琴对来自苏联的对他及其家人的诽谤做出了回应。
时值作家被逐出苏联五周年纪念日，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阐述了自己对1917年革命的新见解：“我急于写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只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但后来我明白了，二月革命不幸的经验，这一点对于当下我国的人民而言才是最重要的。”索尔仁尼琴否认一系列的“传说”，如说二月革命是一种正面现象这一推断。这种随处可见且是灾难性的向左派靠拢的趋势几乎说明了一切，即不仅是自由派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甚至是沙皇在自由派分子面前的“自我堕落”：“他[73]正是被那种自由派圈子中蔓延的疯狂的好战主张所吸引”。
作家警告西方国家，他说：西方不曾料想，它正在为“新的1917年2月革命”做准备，它自己也成为这次革命的牺牲品。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论断，由于俄罗斯拒绝谎言，所以真正道德个性自由的国家是俄罗斯。他不承认自己是“侨民”，还强调指出，如今“全人类历史的中心”是在俄罗斯。
4月28日，亚历山大·金兹堡及其他四位持不同政见者被官方释放，用他们交换了两名苏联间谍。金兹堡住在了索尔仁尼琴的家里。
7月，索尔仁尼琴作品文集第四卷面世。
9月至11月期间，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指责索尔仁尼琴盲目信奉伊玛目[74]霍梅尼[75]（即“霍梅尼主义”）式的宗教狂热主义。他们中有作家的老朋友、批评家和翻译家叶非姆·伊特罕德，后者曾在列宁格勒档案馆里帮助索尔仁尼琴收集相关资料。索尔仁尼琴揭穿了这一“波斯人的把戏”（这是他本人的表达）。西尼亚夫斯基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名字叫《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的危险》。
1980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再次提醒美国和西方国家，把苏联和俄罗斯混为一谈就意味着把罪犯和受害者混为一谈。
神甫、持不同政见者杜特科[76]和亚库宁[77]被捕。“勃列日涅夫连神甫都无法忍受”——3月27日作家在《俄罗斯思想》上面写到。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写的一篇长文，他又一次对自己的一切美国论敌们作出回应，这些人当中包括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78]。
索尔仁尼琴文集第五、六、七卷出版，即《古拉格群岛》连同一些很大的改动，这些新补充的资料都是以作家在西方的亲身见证为基础写成的。
奥莉加·卡尔莱尔控告索尔仁尼琴诽谤，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索尔仁尼琴夫妇忐忑不安，更何况他们又需同时处理与佛列贡的官司，他是一名卑鄙的伦敦出版商，在法律诉讼方面既狡猾又经验丰富。但是，尽管处于反对自己的“第二条战线”，创作仍使索尔仁尼琴感到“身心自由，如释重负”。
1981年。巴黎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文集第八、九卷，这两部是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卡文迪什这段时间整理好的。这包括《胜利者的欢宴》（这部作品曾于1965年少量出版过，仅“供内部使用”，是祖博夫使其免于被查抄的命运）、剧作《囚徒》以及《坦克知道真相！》和《寄生虫》这两部电影剧本。
罗纳德·里根[79]当选美国总统后，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新总统经常在自己的讲话中援引作家说的话，甚至邀请索尔仁尼琴到白宫做客，然而，总统顾问、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获悉此事后，改变了早先定下来的会见形式，他决定邀请十几位客人举办一次小型且隆重的早餐会，索尔仁尼琴婉拒了这次邀请。
“第二条战线”的战斗仍在进行：出现了新一轮攻击，这次是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亚诺夫[80]。
1982年。奥莉加·卡尔莱尔的起诉被驳回，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索尔仁尼琴恢复了对西方的信任。
索尔仁尼琴一口气读完了反对他的所有文章，并写了《我们的多元论者》一文，他认为，这是对憎恨俄罗斯人民的“蟑螂会战”的回应。在又写完了一“节”《红轮》后，他才允许自己“活动活动筋骨”，动身游历亚洲各国：这个想法两年前就有了。后来，他将这次旅行作为一章写进了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里，他津津乐道、自我嘲讽地描写了这次出行中的许多细节。索尔仁尼琴游历了日本、台湾，在东京和台北发表了演说。在接受曾经的苏联犯人、教授Госуке Учимура（内村光良）采访时，他指出日本在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这要比西方国家做得好，但这种平衡仍然不稳定。
1983年。索尔仁尼琴与妻子一道去了英国一趟，这几乎成了正式访问，在白金汉宫[81]索尔仁尼琴因“在世界的道德危机面前，为增强人的精神做出特殊贡献”获得了邓普顿奖[82]。他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83]、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会面，戴安娜王妃还给他看了自己的长子——威廉王子，索尔仁尼琴还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见了面。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记者托马斯·马尔科姆·马格利什问索尔仁尼琴能否再次回到祖国。索尔仁尼琴回答道：“我不仅仅是希望，而且我内心深处对回国深信不疑。我就靠这一感觉活着，即我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回到俄罗斯。”
在卡文迪什，索尔仁尼琴接受了贝尔纳·皮沃的再次采访，他详细地讲述了《红轮》的构思（他早在中学读书时就产生了写作这部书的动因）。法国《解放报》[84]记者达尼埃利·隆多也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了采访，在访谈中索尔仁尼琴谈的更多的是文学，包括写作《红轮》的经历。
《俄罗斯东正教通报》（第139期）刊登了《我们的多元论者》[85]。法国刊物上刊出了西尼亚夫斯基一篇怒气冲冲的文评。
1984—1987年。作家在卡文迪什继续创作小说《红轮》，只是偶尔因记者来访而中断。比如，1984年，在《1916年10月》第二“节”出版后，索尔仁尼琴就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记者和法国《快报》的尼基塔·斯特鲁威的采访，他阐明了自己写作这部史诗性巨著的意义；1987年，借出版《1917年3月》第三“节”之机，英国广播公司对其进行了采访。参议院开始调查通过《美国之音》“收听”《红轮》产生的“负面影响”。美国报刊界仍然就“反犹太主义”而激烈地抨击作家，他们认为，《1914年8月》里面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及孩子们获得了美国国籍，但索尔仁尼琴却没有这样做。
1986年。М. С. 戈尔巴乔夫执掌了政权，苏联出现了改革的最初症候。准许А. Д. 萨哈罗夫从流放地高尔基返回到莫斯科。第八届苏联作家“改革”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苏联领导停止了改变西伯利亚河流流向的工程：这是俄罗斯根基派作家的胜利（主要包括谢尔盖·扎雷金、鲍里斯·莫扎耶夫、瓦连京·拉斯普京等人）。他们都是索尔仁尼琴的朋友或战友。
1987年。作家继续创作《红轮》、回忆录《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和《俄语扩展语词典》。这部词典作家编了40年，该词典后来于1990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再版了两次（1995年和2000年）。但却可以说，他几乎直到逝世前仍在补充新词，因为在1998—2004年出版的《文学汇编》的所有文章里，他仍在记录那些恰当（在他看来）的新词语。
1988年。8月，《新世界》杂志总编谢尔盖·扎雷金请索尔仁尼琴同意出版《癌病房》。索尔仁尼琴提了一个条件，即要先出版《古拉格群岛》。编辑部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第二年夏天，《古拉格群岛》还是发表在了《新世界》杂志上。
1989年。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隆重庆祝罗斯受洗1000周年，决定推选几位候选人进入最高苏维埃，报刊和出版机构大量印刷移民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戈尔巴乔夫派谢尔盖·扎雷金来到卡文迪什，并让他把1945—1946年间对索尔仁尼琴大尉进行调查的案宗转给了作家本人。
1990年。8月，索尔仁尼琴及其妻子重新获得苏联国籍。
9月，《共青团真理报》（它与当时其他苏联报纸一样，发行量达数百万份）刊出了索尔仁尼琴的随笔《我们应当怎样安置俄罗斯？》。“共产主义已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但共产主义的水泥构架尚未坍塌。那我们该怎么办，这并不是要获得解放，而是不被共产主义的废墟砸得粉身碎骨。”索尔仁尼琴赞同将12个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出去，赞同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发展，赞同摆脱“帝国麻醉剂”，认为应鼓励在地方实行民主，对中央政权遭到限制（但仍很强大）表示欢迎。
《红轮》的全部四“节”几乎创作完毕。作家编写了余下十六“节”的提纲，但他始终没有写完这十六“节”。《〈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也将写完：“好吧，我终于费尽周折写完了《红轮》，《〈1917年的革命〉写作日记》也将要收尾了。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对话让我悟到了很多道理。再见了，我的朋友！如果将花在《牛犊顶橡树》和《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上的时间用于写作政论文，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几乎会达到在整整20年里用于写《红轮》上的容量了。”
1991年。年初发生了维尔纽斯[86]悲剧：立陶宛宣布独立，一群维护和平的示威游行者试图保卫维尔纽斯电视中心不被军队占领。1月13日，由于使用武力，造成了14人死亡。
6月12日，Б. Н. 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与此同时，作为苏联总统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逐渐地失去了手中的权力。由于莫斯科市民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再加上叶利钦关键时刻没有手软，“八·一九”事件以失败告终。在索尔仁尼琴写给俄罗斯总统的信中，他向叶利钦的果敢精神表示钦佩，但提醒他需要注意两件事。第一，需要变动那些想脱离苏联的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国境线，这样可以使有俄罗斯人居住的领土保留在俄国境内。第二，必须谨慎处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不要受其操控：他们能豁免拉丁美洲各国和波兰的债务，“但绝不会免除俄罗斯的债务，而会一点一滴地榨取我们历经千辛万苦获得的矿藏”。这年年底，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签署了《别洛韦日协定》，苏联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辞职。
索尔仁尼琴在卡文迪什关注着俄罗斯的现状，如社会局势的恶化、混乱无序，有些人趁机拼命捞钱，他断言“第三次混乱时期”到来了。他发表演说，反对将列宁格勒改为那个历史上留下来的、“非俄罗斯的”名称“圣-彼得堡”，建议将之换为彼得格勒、圣彼得格勒或涅瓦格勒。
最高检察院撤销了对1974年索尔仁尼琴因判“叛国罪”对他的立案。
巴黎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文集第二十卷及最后一卷。
1992年。由于实施了改革举措，俄国的经济逐渐复苏，然而代价却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索尔仁尼琴继续在卡文迪什从事自己的写作，但同时也在做着回国的准备；他在自己家里接待了自己的老朋友鲍里斯·莫扎耶夫，在作家流亡时期他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去了俄罗斯，以便在莫斯科市郊购置一块地来建造房子，并使援助在押政治犯基金会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1993年。俄罗斯处处充满了危机，并演变为总统（在4月4日的全民公决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最高苏维埃之间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10月4日，最高苏维埃大厦被攻占，之后决定进行新一轮议会选举。索尔仁尼琴在列支敦士登[87]获得了一项奖励，他发表了题为《我们再看不见目标》的演说。他多次接受采访，在采访中抨击了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批评组建国家杜马及赋予议员五年任期的权利（他认为，这样做俄国的条件尚不成熟），还对国家的新名称——“俄罗斯联邦”表示质疑（“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联邦”）。他再次呼吁国家和人民进行“自我节制”。在叶利钦祝贺他75周岁生日时，他回答道：“我从未对我国人民的道德力量感到失望。但是，我痛苦地看到了大多数人民的赤贫状态，看到了私有化只让少数人变成了富人，看到了对国家财产的无耻掠夺，看到了国家机关里严重的行贿受贿行为，看到了犯罪团伙逍遥法外。”
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夫妇和小儿子斯捷潘从马加丹飞机舷梯上走下，他亲吻了俄罗斯大地。昔日古拉格群岛的一些狱友代表迎接了他，就像每到一个城市他租赁的专用包厢都有人接站一样。（在索尔仁尼琴计划停站的地方专用包厢会停一天、两天或三天；然后，包厢就挂靠在另外一列通行的列车上，向下一站驶去，在那里又重新挂靠新车上。）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索尔仁尼琴回国的过程。作家于7月21日抵达莫斯科，并在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做了一场简短的发言，他最后说道：“在我国没有民主”。这次从东向西的长途旅行激怒了一些人，同时也振奋了另外一些人的精神。
9月，索尔仁尼琴探望了玛特廖娜·扎哈洛娃的墓地，他曾租过她的房子；他又到俄罗斯南部和中部的一些城市旅行，如顿河畔罗斯托夫、塔甘罗格、斯塔夫罗波尔、新切尔卡斯克、皮亚季戈尔斯克、基斯洛沃茨克、坦波夫、沃罗涅日、梁赞等。
10月28日，他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又一次抨击了对俄罗斯的掠夺行径。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政论著作《20世纪末期的俄罗斯问题》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特殊“地位”招致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他是《大陆》杂志的创始人），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揭露索尔仁尼琴的“所谓的宇宙自我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