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的命运很奇特，他们要比自己的邻居民族更有远见，但悲观，能够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俄罗斯人，米希勒称他们是“哑巴”。
——А. И. 赫尔岑，《彼岸书》，1855
作家的一切想法源于一小撮“新十二月党人”，他们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监狱兼实验室里创建了一个自由人的新“科学院”。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男性的“方舟”决定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成了他力量的源泉，并使他成为了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靠奴隶为生的令人恐惧的原始工厂劳作状况，他重新使文学回归道德，缺少这种道德感，文学是不可能获得世界意义的。
索尔仁尼琴先知的角色一点也没有降低其作为作家的声誉。他的艺术观、世界观及有着非凡整体性的鸿篇巨著体现出了十分鲜明的“贝多芬式的”强大精神力。多彩的旋律、冷峻的嘲讽及争辩的激情使他与歌德或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欧洲人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意义，如对土地的全新眷恋之情，重新恢复尘世生活中万事万物的纯正感。这赋予了他对我们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暴力与卑劣行为的揭露的一种特别的力量。作为一个冷嘲热讽的人和揭露者，他始终以我们赖以生存的强大的“精神基础”为出发点，这使他的创作诗学格外厚重。我们觉得，似乎整个人类史连同其一切的卑劣行径都得到了详尽的描绘，而且是以一种凡人难以企及的、恒定的全宇宙背景来展开的叙事（在沙拉莫夫笔下，宇宙、大地都统统不见了，甚至也看不到小草的痕迹，托尔斯泰认为，就是在监狱的鹅卵石间也能顽强地生长出小草，这不取决于人类）。“没有我们，这些小岛从大海中缓缓升起；没有我们，岛上出现了二百多条生长着各种小鱼的湖泊；没有我们，岛上到处都是松鸡、兔子和鹿，从来不曾有过狐狸、豺狼和其他野兽。形成了冰川，又融化成了雪水；花岗巨石挤满了湖岸；湖水在索罗维茨岛冬夜中冻成了冰，大海里狂风怒吼着……云杉树慢慢长大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鸟儿在啼鸣，幼鹿发出低沉声。大地连同其所有的过往经历都在运动着，王国消亡了，又诞生了新的国家，而这里，原本没有任何野兽，也见不到一个人影。”（《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二章）
如果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中没有对这块保存完好的净土的描写的话，他的暴露就不会有批评作品固有的能量。正是净土为作家的创作赋予了某种高尚，尽管他抨击的是人世间的残酷和惨祸。宽广而诗意的感性世界，嘲讽和非同寻常的创作自由，使索尔仁尼琴迥然有别于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小说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甚至也不是最好的当代俄罗斯写实作家。他只是众多作家中的一员，他们用语言向读者揭示了斗士独自反对专制国家的历程。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也远不像有些作家（如布尔加科夫）的作品那样充斥着各种文化引文。《废物系》（20词典——168页）的作者道姆勃罗夫斯基肯定会比索尔仁尼琴更加有力地表达受压迫世界的荒诞性，以及由此滋生的个人的神话和恐惧感。同样写的都是犯人在监狱内的囚禁生活，但是从美学意义上讲，西尼亚夫斯基的《来自合唱队的声音》反映出来的人文精神及宇宙意义要比索尔仁尼琴更精致[1]。但是，索尔仁尼琴就是索尔仁尼琴，他善于把自己悲剧且坦诚的抒情与历史进程和肆意的暴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暴力使人变得凶残无比，但作家会把人物放置在历史和未来的空间里进行评判。众多无名无姓的“数字编号”写满了受害者名单，发出各种各样的嚎叫声。从这些“号码人”栖居的森林深处传来了神秘的合唱声。
如果不是这个具有敏锐记忆力且固执己见的数学教师兼天生的战术家，把反抗当作修士应尽义务的人，他们能否通过更为人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呼声？确实，索尔仁尼琴身上有许多地方令人无法忍受，比方说像新教徒一样的激情，危险的摩尼教信徒，对接受自己的西方（正是西方的新闻报道救了作家）怀有敌意，自负等等……但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反抗精神，他对记忆是治愈民族伤痛唯一良药的坚信不疑，他对确定不移的正义怀着天真但始终如一的信仰，这些特性不仅救了他自己的命，而且成为了我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索尔仁尼琴的信仰，儿时教堂对他的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我注意到了所有发声的人和物，聆听圣歌，观察人们如何摆放蜡烛和圣像前的油灯，如何烧香以及香炉上反射出的太阳光，而最吸引我的是教堂圆顶下面大殿四个柱子上挂着的圣像以及使徒、上帝和圣灵的画像，我一边仔细地看一边思索。我丝毫不感到无聊，也没有在仪式还没结束就提前离开的想法。而且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始终（不仅单单是在领圣餐之后）会感到自己的心灵更加纯正，内心变得轻松，就好像身体的一部分触到了大地一样……整个仪式过程连同其全部外在的样式、教堂的光度和亮度还有东正教礼拜期间唱的歌声就这样进入了我的心田。”[2]的确，作家在自己小说的某些章节里（特别是在《第一圈》和《1917年3月》）再现了这些活生生的回忆。但作家的信仰既体现了基督教的内容（包括加尔文宗和詹森派），也含有旧礼仪派的仪式（列夫·波利亚科夫继马克斯·韦伯写的论著之后，在自己1991年出版的著作《旧教派信徒史诗——俄罗斯的公正史》中详细地比较了两者的异同）。除此之外，作家对劳动充满了虔诚的崇拜，还把这种感情与个人禁欲联系起来，这都是纯正清教徒的信念。他反感“增值”（即没有发财的欲念），不贪私利，经常夸赞节制，对欧洲艺术那“异国的美”极为冷淡（比如，圣彼得堡显著的欧式建筑），摈弃生活中的舒适和“妥善周到”（但却热衷于复杂的计算和技术含量高的巧妙地解决问题），这一切与清教徒的生活观念十分接近，据马克斯·韦伯说，正是基于这种生活观念他放弃了自己的所得财富。这一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作者的本性。
现在我们弄明白了，索尔仁尼琴对极权体制的仇视只不过因为它是西方唯利主义的一个缩影，后者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新的第三次“欧洲”工业文明到来之前，索尔仁尼琴揭露了毒害人类的“唯利是图”，与西方相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受害更深。他嘲笑欧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预言所有社会形态都必须经历工业化进程并在形式上完成民主进程（索尔仁尼琴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极力扩大自己的财富规模并力争使其私有化）。因此，作为隐秘的、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品德即自我克制与顽强生命力的代言人，他笔下的玛特廖娜成了人人效仿的典范，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但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像玛特廖娜这样的人又会有多少呢？已卷入其中的索尔仁尼琴成为最先反对追名逐利这种现象的文化人，尽管效果甚微。
面对推翻“西方模式”的索尔仁尼琴，西方的答复越来越令人气愤。1979年，《纽约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把作家比喻成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并指出两者共同的特征——不接受无神论的西方。这个结论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对西方放弃信仰表示否定），区别只在于，索尔仁尼琴与霍梅尼不同，既不是神职人员，也没有政治抱负，从未想过要夺取争取。更何况，他不止一次地回绝过类似的提议，没有被任何权力所诱惑（除了艺术赋予他的特权）。更客观公正地说，索尔仁尼琴身上令人叹服的洞察力让他能够看破当今许多问题的实质（包括伊朗革命的问题）。他始终坚信，那些与西方作对的国家不会做出让步，他在内心深处对它们怀有好感，这些国家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至于俄罗斯，无论是那个曾经在意识形态的掩饰下不太明晰的苏联，还是今天屈从于消费欲望的俄国，大概，他曾经设想在“民主管理”的帮助下会变得服服帖帖，但后来变得悲观起来，并认为普京不可能彻底修复俄罗斯的内政。施本格勒先前认为，人类在无法预料的悲剧之后将进入民主管理的阶段（施本格勒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看到悲剧的发生），但很遗憾，这种预测再也无法实现了……
索尔仁尼琴的伟大就在于：他具有全球视野，极为推崇宗教信仰虔诚的国家，忧心地呼吁各个国家要“自我克制”，并必然附上告人民书。索尔仁尼琴对人的最低要求是：保有荣誉感，换句话说，不要让自己的心灵遭到玷污；可以成为受害者，但不能做刽子手。在《1914年8月》中，沃罗腾采夫夸夸而谈的就是荣誉。荣誉在于“不能靠谎言生活”。但他对人还有更高的德行上的要求，即自我牺牲精神。荣誉是文雅的美德，它使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神似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主人公还有斯多葛派信徒以及苏格拉底。而自我牺牲精神则使人堪比基督教的圣徒。
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所有吁请针对的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从来就不是有组织的多数人说的（后者常被当成政治工具）。他的每一部作品，他的每一声公开高呼，都是他作为一个自足的个体的人在“刺人铁丝网时代”的经验教训或是对类似题材的思考。那个打算在格伦瓦德森林藏匿起来靠吃草根树叶果腹的农民勃拉戈达廖夫是自给自足的；古拉格群岛的圣徒们也是自给自足的，不过这是更高层次的自足罢了。
摩门教信徒索尔仁尼琴需要正式的敌人。作为一名历史的描述者，为了完成《红轮》他开始了与死神的竞赛，他能否经得住与天真的自由派分子“算总账”的诱惑呢？反抗者可以怀恨，但写历史的却不能。把自己的历史叙事从1914年写起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此时所有的筹码都已经下完注了。合理的方式是在俄罗斯自由主义刚刚兴起时就开始展开对他们的清算，这要上溯到设立地方自治机构、乡村学校和医院、夜大学时期，也就是契诃夫时期，当时的俄国尽管表面上看一团糟，但正在一点一滴地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社会。当然，索尔仁尼琴对公民社会的法律形式表示不信任也是不对的，他重蹈了斯拉夫派以及他们的伪继承者（诸如波别多诺斯采夫之流）的覆辙。作家在鸿篇巨著《红轮》中用上千页的篇幅进行了详尽的研究，最后却走到了“死胡同”。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1917年4月》，再往后，好像一下子就冲到了古拉格。作家对此的解释是：“多年之前，这部写1914至1922年历史的著作想写成20节，每一本一节。从1969年开始，在持续不间断的写作过程中，凭借手头收集到的材料明显已完不成原先的设想。于是叙事中心放在了二月革命上。‘1917年4月’就已经预示，二月政体要不可避免地垮台，因为俄国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再也找不到一支坚定团结且充满活力的力量了，所以从4月起就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十月革命必然会发生。4月后，时局的变化并不是质上的，而是量上的。”
当然，这位历史叙事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这种想法，这更像是一个医生的诊断……历史史诗的写作工作中止了，这与其说是年龄的原因（在完成这部书后，索尔仁尼琴又创作了15年），不如说是因为慌乱，刻画了众多的旧俄国崩溃的场面，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定，俄国是何时何地又是怎样并基于什么原因偏离了正确的路程。在自己的政论文及一些历史反思题材的文献中，索尔仁尼琴认为他揭示了“俄罗斯混乱”时期的根源，但却无法有机且诗意地向读者做出最后的结论。这种艺术构思与创作实际成果之间不一致的现象，在许多19世纪伟大的作家那里也同样可以见到（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
他的持续了数十年的呼吁，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并以此影响了所有人。一百三十多年前，佐西马长老让自己的学生阿廖沙来到“民间”。这个人间变成了一头可怕的豺狼，索尔仁尼琴亲自经历了这一切并把它反映在了自己的作品里。在《红轮》的结尾，一些人物也像阿廖沙一样，外表充满斗争的渴望，但内心却充盈着和平的光芒。而现在，这个世界虽然摘去了自己身上意识形态的面具，但还像先前一样凶残，于是恐慌只会越来越厉害。无情的车轮转动着。要转到何时为止呢？
索尔仁尼琴是否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呢？无疑，是的，因为他参与了对俄罗斯官方话语权的道德抵制这场运动。但为了完成《古拉格群岛》这项伟业，他放弃了平日的斗争。1905年，夏尔·贝玑对俄国发生的事件表示欢呼，似乎俄国会成为一个将上映与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乞援女》类似的剧目的大舞台。《古拉格群岛》有点像《乞援女》。“人间的痛苦千万种。谁曾见过两种一样的痛苦？”——埃斯库罗斯中的人物这样说道。索尔仁尼琴的世界里满是对人世间悲惨际遇的描写。尽管故事的主人是俄罗斯人，但它却是全人类共同的痛。
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之间的论辩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场论争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对这个不断滋生人间悲惨际遇的世界进行修正？普济主义者萨哈罗夫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拯救世界，前提是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也能够提炼出一种普遍的道德学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精彩地记述了自己与索尔仁尼琴的这场会面：“他首先对我的做法表示赞许，认为它具有历史意义，打破了那些站在金字塔顶部的人们的沉默状态。接着，他机智地论述了他的不同于我的见解。不要提任何有关趋同的想法。西方对我们的民主化进程不感兴趣，而且其自身也深陷纯物质进步和毫无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社会主义会彻底葬送西方。我们的领导者们都是些冷酷的机器人，他们只考虑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到手的福利，所以不击到他们的痛处，他们是不会做出回应的。”[3]
索尔仁尼琴同样讲述了与萨哈罗夫（这是一个学者兼苏联人权的热衷捍卫者，但遗憾的是，他却瞧不起俄罗斯）几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印象。例如，他说：“初次见面，从他最初说出的话语中，均给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高高的个头，特别坦诚的性格，阳光而柔和的微笑，明亮的眼神，温和而喉音很重的说话声。这一晚，我们一起畅谈了四个小时，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反应有点慢，说得也不是很清楚。我还在回味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难以忘怀的感受：你瞧瞧，旁边坐着的这个人，他那只藏在淡蓝色夹克衣袖里的手为世界发明了氢弹。我可能不够礼貌，过多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尽管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既没有表达谢意，也没有说祝贺的话，一直在批评、推翻、反驳他的主要观点。我花了两个小时愚蠢地指责他，正是这个过程他彻底地征服了我！他一点儿也不生气（尽管他有生气的理由），他也没有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一边解释一边略微有些失望的微笑着，但却一次也没有流露出嗔怒的样子，丝毫也没有，这说明他心胸宽广，为人慷慨。后来我们相互试探地问对方，是否应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来表达我们的观点，但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可以表达我们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因为所有的名人都一口回绝了。”（参见《牛犊顶橡树》中的《遭遇战》一章）
两人的争论主要围绕民主的普遍意义以及历史时间的问题。索尔仁尼琴认为，历史是无法压缩的，任何试图加快历史进程的尝试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在象征派诗人们提出的论据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普希金歌颂的“通往欧洲的窗口”内部却千疮百孔，而西方却力求与俄罗斯拉开距离，限制俄罗斯人涌入欧洲，尽量不向俄罗斯提供支援，换句话说就是，一心要关上这扇窗。眼光敏锐的读者不难发现，类似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巩固）。
在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写的《裂了缝的高大建筑物》中，作者怀着尖刻的嘲讽描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对极权体制下人的一切言行进行了汇总，这是一部充满晦暗想象的作品，小说结尾写道，共产主义得以建成，乌托邦的梦想也实现了，但这一切却是庸人独裁的结果。甚至共产主义的垮台也没有改变季诺维耶夫的观点。他描绘了一个始终如一的未来生活场景，人们丧失了英雄气概，也没有高尚的情感，人剩下的唯一存在方式就是在社会生活中见风使舵。《裂了缝的高大建筑物》中的人物形象有时会对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追求真理的人给予宽厚对待：“不要指责他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观点都是在单枪匹马的抗争中形成的。他们写书的目的是希望谁也猜不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批评别人，那么就批得体无完肤；如果他们表达自己的同情，那么就极尽赞美之词……这些人都是环境害的，尽管他们看起来像是先知，因此他们都想当生活的导师和法官。”
季诺维耶夫是一名学者，多义逻辑学方面的专家。与他的世界相比，索尔仁尼琴的世界显得“清晰透明”。两人之间横亘着一条无形的界限，就像历史学者与社会学家、逻辑学家与道德说教者之间的区别。从“体制”内走出来的逻辑学专家，不由自主地滑向了冷酷的悲观主义。从古拉格群岛走出来的道德说教者却最终选择了宗教。索尔仁尼琴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体现在，他对我们共同经历的20世纪历史进行了大幅度的提纯。他不只是单纯地怀着历史学者素有的高涨热情，澄清了众多吞没无形的古拉格群岛的“未知领域”。除此之外，作家还净化了我们的灵魂。他本身就是答案，对我们面对极权这个庞然大物时笨拙举动的回复，是对“反抗者”（加缪）提出的问题的回复，既狂热又尖酸刻薄，既冷酷无情又热情似火。在他之后，一切变得明晰且纯净。这种对时代、人性的提纯和净化是通过诗意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既有抒情也不失嘲讽。索尔仁尼琴使俄语再次焕发青春，让它恢复了原有的民族活力和启示思想。他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即历史有时还可以通过作家的创作来重建。要知道，只有文学才能够把感受、不满、嘲讽、呼喊、祈祷等这些众多难以调和的情绪有序地表达出来，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无法想象那个充满了苦役、流放的时代。
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用俄语写监狱生活的作家，也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位专写集中营的作家。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西尔维奥·佩利科[4]和使徒保罗本人的早已有之的传统。与自己的同时代人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根本就无法接受囚禁制度，而在沙拉莫夫或西尼亚夫斯基那里，这一制度不仅决定了外在的世界，而且也影响了人的精神世界，即大营区和小营区（用犯人的表述），最终强烈地深入到了季诺维耶夫的晦暗世界（尽管他并没有体验过古拉格群岛的囚禁生活）。透过囚禁经历，索尔仁尼琴领悟到的不是荒诞的黑暗现实，而是人生意义的迸发。这段经历锻炼了他的性格并使之得以最终形成，从那里传来了他痛斥东西方的充满号召力的呐喊声。对于他而言，牢狱之灾并不是那摆脱不掉的长时间折磨心灵的鬼魅，而是“初恋”，使其自由思想得以萌发。作为新“使命”和从人类的视角进行自我克制的预言者，索尔仁尼琴成了一位被放逐的人，就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先知们一样。
似乎人只有经历放逐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无论是精神放逐还是外在放逐。似乎这对于那些能够冲毁“真理大厦”致使其崩溃的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状态。是的，索尔仁尼琴最后回到了家乡，但即使是在自己的祖国，他仍像所有先知们应该做的那样继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它源自其被放逐的经历，源自那个已消失在历史深渊深处的无形的俄国。遭受了类似经历的赫尔岑也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他跑到欧洲后，依然在不断地揭露西方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自私自利，为了不使自己深陷历史悲观主义的泥沼，接受了斯拉夫派看待俄罗斯的主张。赫尔岑最终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而另外一个伟大的“被驱逐者”托尔斯泰却一直待在俄国。这三个人有一个共性，即对西方没有好感。像赫尔岑一样，索尔仁尼琴也生活在一个乌托邦式的、几乎“不存在”的俄罗斯。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者另外一个语言环境中，必然要招致最高的惩罚——“失语”。于是，索尔仁尼琴仍然待在自己的荒漠里，作为一个永恒的宗教信徒和禁欲主义者，他从荒漠发出自己的吁请。这一“乌托邦”做法能把我们带到哪里呢？
索尔仁尼琴成功地攀上了自己的第一个悬崖，因为他的呼喊冲击了世界上所有的古拉格群岛。于是他开始攀登第二个悬崖。但是，正像《西西弗的神话》中的阿尔贝·加缪一样，他认为抗争本身就是胜利。他经历了“内心的巨变”且登上第一块“巨石”后，开始向第二块巨石冲击，即1917年革命，他试图解析这一场民族灾难。囚禁生活让他感受到了脚下的土壤，这同托尔斯泰在自己翻耕的土地上劳作时的追求是一致的。索尔仁尼琴用他俄罗斯人素有的却又是先知般的嗓子高兴地、自由地、“畅快地”呐喊着，并找到了脚下那块被“死亡气息”掩盖的土壤。他所选择的第二项探索工作即他的第二项西西弗式的劳作，对于他而言成了无比困难的任务。索尔仁尼琴就像一个游泳健将一样在倾覆巨轮的碎块之间来回穿梭，目的是捞起飘落到水中的珍奇异宝……
[1]1984年，索尔仁尼琴读了西尼亚夫斯基那篇轰动一时的随笔《和普希金一起散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你那左右摇晃的三角桌》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他认为，阿勃拉姆·捷尔茨（西尼亚夫斯基的笔名）笔下的普希金“空洞”，“好色”，屈从于政权，在作家看来，这是知识分子堕落为“迂腐学者”的明显标志。捷尔茨书中的轻浮语调以及集中营惯用语更加激怒了作家。
[2]源自索尔仁尼琴私人档案笔记，Н. Д. 索尔仁尼琴娜把这段话写到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勇敢的作家”的展览手册里。
[3]Сахаров А. Д.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2011. С. 295.
[4]西尔维奥·佩利科：意大利诗人，爱国志士，烧炭党党员（1789—1854）。1822年，他被奥地利当局关押在斯皮尔博城堡。他在这个可怕的监狱里度过了8年时光，在囚禁期间他暗暗地在头脑中进行悲剧创作。出狱后，佩利科发表回忆录《我的狱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