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5日至16日，我曾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索尔仁尼琴的家中做客。我在剑桥（马萨诸塞州）租了一辆汽车，当时我在美国访学（日内瓦大学为我提供了科研休假，于是我到哈佛大学进修学习），沿着风景优美的马路前往佛蒙特。这个地区森林密布，离目的地愈近，就让人有种像是回到了俄罗斯的感觉。虽然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详尽地向我解释了他们的地址，但我还是没能找到索尔仁尼琴的家。后来小卖铺的老板娘对我讲了索尔仁尼琴家在哪、怎么走，她还补充道：一般是不会向外人透露这些的（尽管索尔仁尼琴夫人早上就对她说过，今天他们家有客人要来）。
怎样形容索尔仁尼琴一家的热情好客呢？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菲迪南多夫娜待人十分亲切。小斯捷潘给我介绍了这个地方：小树林，池塘，小教堂，还有他父亲从事创作的小房子，小钟楼。当时斯捷潘正在往电脑里输入打印《俄语扩展语词典》。早饭的时候，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并没有露面，他是午饭前出现的。他心情不错，和大家不时开着玩笑。斯捷潘和伊格纳特这两个孩子开心地说他的俏皮话（叶尔莫莱当时不在家）。在两天时间里，我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共交谈了两次。这都发生在早晨，在他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两件工作的间歇，这两件事就是创作长篇小说并准备第二天写作所需要的材料。
我对谈话做了记录（部分用法语，部分用俄语），现在我尽量还原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当时所说的话。我不会把他的话打上引号，因为这不是对他原话的复述，只是我本人的记录。
首先，他向我谈起了长篇小说《第一圈》的七个版本，据索尔仁尼琴所说，这是他唯一一部所有手稿都保存下来的作品。
——第一稿包含原子弹的情节（英诺肯基·沃洛金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并通知罗森堡夫妇已加入克格勃）并讲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件真事，它发生在我们“沙拉什卡”的声学实验室。这个“叛徒”与大使馆的谈话取材于现实生活。当我决定把这部手稿投给《新世界》杂志准备出版时，我加进去了下面这一情节：英诺肯基出于同情警告这位医生，说他已危在旦夕。这只是对当时某部苏联电影可笑的模仿，电影中的这一情节却被当成了爱国喜剧。当时，这可算是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索尔仁尼琴大声地笑着说道。
——1965年，我在伊斯奇亚河圣诞城住过几个月，正是圣诞城优美的自然风光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又为新版《第一圈》增加了两章核心章节，一章写的是圣诞城[2]：一章写的是来自特维尔的舅舅。在第一章里，甚至已经提到了圣诞城，克拉拉答应自己的女婿去看看他那个住在特维尔的舅舅。1966年，我和祖博夫夫妇曾去看一个老头儿，他成了这个“特维尔舅舅”的原型，他姓巴热诺夫。在此之前，关于沃洛金的过去一无所知，只提到过他有一个母亲，现在他又有了个舅舅。
我问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他是否认为俄罗斯发生革命主要是外国人参与的结果。他这样回答说：
——我不会说革命的发生是外国人的错，但在我们国家确实生活着很多外国人。我们与激进主义毫不相干，我们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而米柳可夫则是一个例外，这很有意思：他的思想特别极端，而这种思想却与我们毫无关联。米留可夫属于社会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即那些宪政民主派分子）也想与社会主义者联合在一起。但随后联合“失败了”，这是我们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这是俄罗斯式的失败。我日复一日地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例子研究这种现象，其中也包括坦波夫州的卡缅卡村（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村庄）。
为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局面，根本就不需要布尔什维克！从1917年5月1日起，一切就已经崩溃了，事件的结果已是一目了然。9月，列宁藏起来不露面，有意拖延革命，他这样做已经没有必要，因为一切都已箭在弦上。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外国人的作用。请注意一下俄国的街道是如何更名的吧。在梁赞，任何人都称不全“李卜克内西大街”，直到现在，那里的人们只会说“李卜涅赫街”。
而关于巴尔乌斯，我没有进行任何杜撰。只不过，列宁与他见面发生在1915年。1916年，他们只互相通过信。但我却需要，让他们在1916年也见过面。于是就出现了小说里的“幻想情节”：从斯克拉尔茨带来的那封放在桌子上的信产生了放射作用，即巴尔乌斯的幻觉。这是一个杜撰的情节。
为什么列宁拒绝了巴尔乌斯的提议？因为列宁除了施利亚普尼科夫和自己的妹妹外，确实是一无所有，他没有军队，没有真正的党。他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列宁接受了这笔钱。比如，有一些人也说过，列宁在途经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曾在某个地方消失了一昼夜。无疑，这段时间他是在筹钱。
你可以读一下卡特科夫和他的学生们写的书[3]。也可以读一下普拉廷发表在1971年《界标》杂志上的文章（第77和79期[4]）。
有人指责我夸大巴尔乌斯在1905年的作用。的确，当时更受关注的是托洛茨基，但巴尔乌斯的作用却是最主要的。请你读一读他的《财政宣言》。我在胡佛研究所读报纸时，首次知晓了1917年3月发生的事情。这颠覆了我对那一时期的印象，这使我感到十分痛心。你一定会问我怎样来解释这些事件。我不会去解释这些事，事实会说明一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删掉了《1917年3月》有关章节的原因。
请读一下伊万·罗季奥诺夫[5]写的书。在1905年，我们俄国就发生过大屠杀，那是一群暴徒，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为要是惩罚他们的话，他们就可能故意纵火。没有任何人感觉信心十足，因为这帮流氓的行动非常迅速。
俄罗斯永远惧怕纵火犯。
这时，我大胆地询问了关于旧礼派教徒和他对旧礼派教徒的态度问题。
——我对旧礼派教徒遭到的迫害感到非常痛心。在两百多年间，俄罗斯的旧礼仪派一直在遭受残酷的迫害。
对于20世纪初的反动黑帮运动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涅夫沃洛多夫在《1916年10月》中已经对“黑色百人团”[6]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解释。“黑色百人团”这只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标签罢了。所谓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事实上只有不到两千人。这是一个稻草人，直到现在还被用来吓唬别人。比如说那个可爱的本·亚科夫[7]，这完全就是个荒唐的故事！这就像美国人经常说的foil[8]一样完全就是骗局。
在卡缅卡，真的枪毙过神甫。尽管俄罗斯一度违背基督教的教义，但在俄国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圣徒和受难者。至今，梁赞州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仍是接受宗教的。当党的书记亚历山大·拉里奥诺夫自尽时，他的两个婶婶来为他举行追荐祭祷（如果是自杀的话，可以这样做）。
帝国的存在本身对俄罗斯民族而言是有害的。帝国关心的不是普通百姓的利益，而是“帝国”的利益。而在今天，这个帝国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让俄罗斯人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什么是真正的民族？这是语言和历史。请翻一翻《希望》[9]这个文集，读一读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的文章，他是一个民族本能自我防卫的象征。
我还问，他在卡文迪什过得怎么样？——我在这里一切都安顿得很好，只是这个房子有些许不足，比如一楼的天花板和二楼的地板之间的空间太大了，总有松鼠溜进来，所以有点吵。二楼的房顶封得不好，窗户已经被冰覆盖了。幸好我这里有彼得堡发行的所有报纸，有些报纸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社会主义报《新生活》，这是苏哈诺夫办的机关报。当列宁来到彼得格勒时，他的自信、果敢使社会主义者震惊。他们随后也改变了。如果我们只读1918年7月以前的文章，他们的报纸就是信息的源泉。
那些根本就没有读过我的作品的人经常指责我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古奇科夫在杜马谈到莫尔德科·鲍格罗夫，而鲍格罗夫本人在执行死刑前却请求能请一个拉比。在他的家庭中只有祖父（他是一个作家[10]）一个人受了洗，为的是能娶一个农家姑娘。
我环视四周，他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这是玛特廖娜的小灯。而这是温杜利娅给我的信筏夹。我在这上面写字，把纸张折成一半。但由于视力问题我不得不写很大的字。
我还问了关于萨姆索诺夫。
——1936年，我翻阅了很多关于萨姆索诺夫的资料。在罗斯托夫可以找到很多资料，如阿列克谢耶夫在1918年7月发的报告。但却找不到戈洛温将军的那本书。不管怎样，关于萨姆诺索夫的章节我在1936年就开始写了。
对于我询问的对诗人、历史学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创作的伊凡雷帝戏剧三部曲的看法，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很喜欢这部三部曲。但托尔斯泰也受到了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但不管怎样，他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
我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再次相见，是在他重返莫斯科后，在他妻子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家中（这个房子又还给了他们）。房子里还有一个单间，是政治流放者援助基金会的办公地。我想起了我们关于地方自治机关作用的谈话。当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无法接受总统叶利钦的观点，即赞成恢复地方自治机关，在沙皇时期运行的自治机构，尽管亚历山大三世曾削弱过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利。索尔仁尼琴认为，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群体的权利应该符合总体主义的原则，只有这样，俄罗斯的民主才会“自上而下”。这也有利于减少腐败。但是当我问他如何保证社会各阶层震惊的腐败不会涉及地方自治机构时，他笑着说道：
——毫无疑问，您的话是对的，这毫无办法。
但是关于这次会面的记录我并没有保存下来。
[1]该篇俄译文依据法国第一版翻译：Alexandre Soljenitsyne：Le courage d/' e/'crire / Sous la direction de G. Nivat. Paris，2011. P. 505—508.
[2]这里指的是新版第四十四章。卡拉拉和她的女婿（很像叶赛宁）去了郊外，沿途发现了美丽的俄罗斯风景：废弃的教堂、乡下荒芜的墓地、破旧的铁皮房顶，最令人感叹的是俄罗斯的广阔无垠。
[3]关于格奥尔吉·卡特科夫，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因为，在牛津大学我曾是他的学生并一直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往来。他是《俄国导报》的出版者、伟大卡特科夫的侄孙，他自己是位哲学家，在圣安东尼学院主讲1917年革命，我曾在那儿读书。他把自己的讲稿编了一本书，叫《二月革命》，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社会基金会负责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卡特科夫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历史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做了关于列宁和德国财政支持的报告。苏联代表团所有成员都离开会场表示抗议。
[4]弗里德里希·普拉廷，瑞典社会主义者，列宁的朋友，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参加者，瑞士共产党的创始人，列宁从苏黎世经德国返回俄罗斯的策划者。1939年被捕，1942年被索洛维茨基集中营警卫队枪毙。他是《红轮》中的人物之一。《界标》杂志于1946年在德国由第二浪潮移民及俄罗斯团结工会人民劳动联盟的成员们创办。在共产主义衰败前，一直在慕尼黑出版发行。这本杂志刊登过很多移民作家的文章和一些政治文件，包括之后单独发行的普拉廷的回忆录。
[5]伊万·罗季奥诺夫（1886—1940），哥萨克，坚定的君主主义者，1909年完成了著名的《我们的罪行》一书，列夫·托尔斯泰曾读过此书。索尔仁尼琴在最后一章《崩塌中的俄罗斯》援引了这本书。在国外侨居期间，他认识了罗季奥诺夫的一个儿子。
[6]涅夫沃洛多夫将军出现在《1916年10月》第六十八章。他试图说服沃罗滕采夫上校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专制制度。“黑色百人团”——他说，是一百个修士，他们在1612年捍卫了圣三位一体大教堂免遭波兰人的攻击。涅夫沃洛多夫将军很自豪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7]阿布拉姆·本·亚科夫，保加利亚犹太人，1943年移居巴勒斯坦，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他与妻子是首批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译成希伯来语的翻译之一。1980年代，他移居巴黎，并对那些想要移民的苏联犹太人提供各种帮助。
[8]索尔仁尼琴的英语不是很好，但他却想起了这个词，这很少见。
[9]这里说的是地下出版诗集（1976年开始出版），由卓娅·克拉赫玛利尼科娃编辑，并由慕尼黑侨民杂志《界标》再版。诗集里的文章都与宗教有关：教父学，20世纪信奉信仰的受难者，杜德科神父的训诲。卓娅·克拉赫玛丽尼科娃甚至还刊出了关于“仇俄，反犹太主义和基督教”的文章。随后这些文章都被收入到一本书中。我们发现，这一主题也很切合索尔仁尼琴的思考，在其稍后出版的《两百年同行》中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主题。在我们见面时，卓娅·克拉赫玛丽尼科娃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她的丈夫、作家费利克斯·斯维特夫刚刚被流放到那里（他们一起写了很多宗教方面的文章）。1973年，斯维特夫与索尔仁尼琴一同参与了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写作。
[10]格里戈里·鲍格罗夫（1825—1895）是俄语犹太文学的创始人之一。1870年初由涅拉索夫刊登在《祖国纪事》上的《犹太人纪事》是他最主要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