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就是有追随者的人。领导者值得人们追随，他得到了普遍公认……领导者能在他人的身上重塑另一个自我。他是人的塑造者……他是思想者，也是行动者——他既是梦想家，又是实干家。
——1963年给马克斯・基思的颂词
1945年年初，一批德国战俘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下船，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感到非常忧虑和孤独。当他们中的一个人看到附近建筑物上的可口可乐标识时，战俘们开始兴奋起来。他们手舞足蹈，激动无比地开始相互攀谈。看守人员非常迷惑，大声呵斥他们，要求一个会说英语的战俘做出解释。这名战俘回答说：“你们这里居然也有可口可乐，这让我们十分惊讶。”
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们非常愿意重述这则轶事，以此作为可乐是一种世界性产品的证据。但是，这个故事真正的寓意只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环境中才能被真正理解。为了在纳粹德国内部生根、发芽和兴旺发达，可口可乐公司发动了一场残酷的运动，来摆脱自己的“美国根”。这种软饮料象征着美国人的自由——这些都是美国兵为之奋斗的。德国的可口可乐在战前、战时、战后的幸存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中心人物——马克斯・基思，他是最典型的可口可乐人。
1933年，30岁的基思开始为可口可乐德国公司工作。同年，希特勒开始掌权。像很多德国人一样，基思拼命寻求财务安全和一些值得信仰的东西。尽管其他人信奉祖国和雅利安人至高无上，但马克斯・基思却选择信仰可口可乐。30年后，他回忆说：“我有实干精神，并且充满热情。占领我的全部心灵并且使我永不放弃的东西就是可口可乐。从那时起，直到永远，我都将和这个产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德国的软饮料产业正处于初创时期。一个移居外国的美国人雷・鲍尔斯，在1929年一战之后的欧洲，开始在德国出售瓶装可口可乐。他身高几乎有2米，并且非常强壮，几乎是一个庞然大物。他非常喜欢扮演“美国小丑”，说着混杂着英语的蹩脚德语，但即便这样，他在德国还是如鱼得水。除此以外，雷・鲍尔斯还是一个通过夸张的宣传赢得信徒的天才。他告诉未来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说：“有朝一日，你将会在佛罗里达州拥有一幢豪华野墅，你还会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人。”在这项业务开展的前四年，他就将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量从不到6000箱提高到1933年的10万多箱。
鲍尔斯是一名伟大的推销员，但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经理。他不会为财务细节而费心。当他的德国合伙人在1929年撤资的时候，他劝说伍德拉夫将整个德国的特许经营权都给他。他发狂似的跟到纽约，但没有筹集到资金。之后，他却从伍德拉夫手里想办法弄到了十多万美元。那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公司注册与兼并事件，局面可谓混乱一时，其目的是要复制美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根据汉密尔顿・霍西的内部备忘录记载，审计师前去埃森检查账簿时，发现他们的财务状况“一片混乱”。审计师和律师写信给霍西，“建议我们对鲍尔斯先生在埃森的公司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于是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公司，负责收购该公司的资产。
在最后的收购事件中，混乱中却诞生了两个主要的实体公司。可口可乐德国公司将制造糖浆，并拥有自己的商标，而德国草药公司则担当了瓶装商的角色。管理德国草药公司的鲍尔斯被认为是靠瓶装厂的专利权使用费生活的寄生虫。不幸的是，他找不到一个愿意冒险开展瓶装业务的人，因为这需要很多现金。因此，他通过“特许权获得者”向分销商们出售产品，分销商提到货以后，就在埃森附近的专属区域进行销售。
当基思打开鲍尔斯的桌子抽屉时，他发现了未支付的账单和未曾开启的银行报表。他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基思很快就使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的财务走上了正轨，并且利用自己不可思议的组织才能促进了公司的业务发展。然而，他缺乏美国人迷人的个性。因此，他用强硬的作风来弥补。尽管人们会嘲笑雷・鲍尔斯，但是在马克斯・基思面前，他们会不寒而栗。
基思是个令人难忘的人。他身高1.83米，有着日耳曼人特有的高颧骨，不苟言笑，嘴边有少许像小笤帚一样的胡子，激动时胡须会惊慌地颤动起来。在很多方面，基思的怪癖和领导风格就像大独裁者希特勒。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大嗓门具有催眠的效果。他的一个助手回忆说：“马克斯・基思会严厉地斥责你，就好像你从来没有挨过骂一样。但他也能再一次树立你的信心。”当他高兴的时候，他迷人而文雅。基思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他无法容忍公开的反对。在员工大会上支持一个与他相抵触的观点无异于是自杀。老员工克劳斯・普特说：“他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一个有超凡魅力的人。虽然他很苛刻，但你仍然喜欢为他工作……哦，的确，我害怕他。我们所有人都怕他，甚至比他年长的助手还怕他。”普特还说，他的大部分追随者“都愿意为他去死”。
基思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排除了大量的偶然因素，包括在纳粹和美国征服者控制区最近发生的那些灾难性事件，他使可口可乐的业务日益兴旺发达起来。通过巧妙的虚张声势、胁迫、哄骗、影响力、营销以及绝对的意志力，马克斯・基思与他深爱的饮料一起幸存下来。正如一位助手所说，对基思而言，主导的思想不是“德国至上”，而是“可口可乐至上”。
与基思和希特勒同在的景气年份
希特勒四处网罗贱民反叛者，组成了他的冲锋队。与此同时，基思也在搜寻那些迷失的幽灵，他们后来都成了他忠实的信徒。基思在他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中几乎尝试了所有的工作，但显然都失败了。他们甚至在想，如果进入了可口可乐公司，那还会再失去些什么。”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在员工方面几乎别无选择，因为实际上德国当时没有软饮料企业。不含酒精的饮料被认为是糖水，是给孩子们喝的，而不是给精力充沛的成年人饮用的。人们普遍相信，冷饮（啤酒除外）会导致胃疼。
基思决定改变人们的观念。他迫使自己和员工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在凌晨2:00才睡觉，但在太阳升起前又要开始工作。基思的特许经销商们用自行车、手推车、三轮摩托车、老式雪佛兰卡车甚至还有步行的方式提供可口可乐。1934年，他在法兰克福兴建了一个瓶装厂，而仓库设在科隆和科布伦次。基思稳扎稳打，加拿大主管吉恩・凯利却很吝啬，直到基思将零售客户增加到了600多人，他才同意购买第二辆卡车。
凯利提供了非常多的购买点广告标志，同时，他也允许基思印刷数百万张名为“可口可乐是什么”的小传单，并派员工们在体育比赛现场和餐馆里散发这些传单。基思回忆说：“我们周末到餐馆去，把传单放在每一张桌子上。”当餐馆老板发疯似的把传单扔出去的时候，可口可乐人却顽固地把它们重新放回原处。许多人捡起这些折叠的传单时，都希望能看到其成分分析，可一看到上面只是简单地说可口可乐是一种提神的饮料时，他们都很生气，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可口可乐的名字，自然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为了鼓励分销人员，基思最初雇用了三个外勤人员，负责讲解和传授适当的销售技巧，并开设新的销售网点。这些辛劳的销售人员不得不费力地拖着一个巨大的、被戏称为“累赘箱”的公文包，包里有一层锡制的内层，装有10瓶可口可乐和冰块。早先的外勤人员，例如乔・尼普，打开市场的方式是：走进酒馆，不懈地取样实验，并提供冰镇饮料。酒馆老板们也许会说：“哦，真无聊！我以前喝过，但我不会再碰它了。”但是当他们尝过冰镇可口可乐以后，他们通常会大声叫喊说，冷镇以后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曾经有一个零售商相信可口可乐会让他赚钱，但由于超过半数的酒馆和餐馆都归当地酿酒厂所有，他们禁止销售其他饮料，因此，他常常不得不把可乐藏在冰柜里的啤酒下面。有时候，单是基思亲自到场，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出场10分钟就能够恐吓住大部分的啤酒酿造商。基思还请来了沃尔特・奥本霍夫律师。奥本霍夫1930年负责注册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他几乎每天都在处理业务。他通常能够做到庭外和解，并且结果一般都比较令人满意。由于基思的指导和鲍尔斯在销售方面连续不断的努力，可口可乐的销量在这10年里增长十分迅速。1934年，他们销售了24.3万箱。两年后，他们首次宣称销量突破了100万箱。到1939年，可口可乐人在德国国内差不多销售了450万箱可乐。
销量的显著增长应该归功于基思的努力。他自己承认，“我们与时俱进”。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冰箱在普通家庭中已经相当普遍，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也使汽车旅行变得十分便捷。1933年，在纳粹德国建立第一个集中营的时候，德国正处于相对繁荣的初始阶段。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已经翻了一番。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忙碌的工人们需要暂停下来恢复体力。基思说：“人们的要求比以前高得多。他们不得不更努力、更高效地工作。他们需要清醒而认真地操作技术设备。”
当然，这“技术设备”是大型军用机械的一部分，它们为人们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然而，失业率基本上没有下降。工人们和奴隶差不多，不但要遭受殴打，还要被更换工种。雇主成了小独裁者，或者是“企业的领导者”。尽管工人们的工资有意被调整到很低水平，但是很多工人都很开心，因为他们有了工作，还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的宣传——日耳曼“民族”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夏伊勒写道，大多数工人不但没有怨恨粗暴的专制制度，反而被他们对祖国未来的新希望、新信心和令人惊讶的新信仰所深深感染。如此看来，马克斯・基思手下那些忠实的工人们特别勤奋地工作就不足为奇了。到1939年，有43家德国工厂在开展瓶装可口可乐业务，还有不止9个瓶装厂正在兴建中。600多名特许权获得者是独立的受让人，他们在四处分销着可口可乐，赚取的利润比大多数德国工人要多很多。
可口可乐与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马克斯・基思来说，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是他成功的标志，他为运动员和到访者供应了大量的可口可乐。希特勒对8月的柏林也非常满意。作为东道主，他骄傲地款待世界各地的来宾，炫耀他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运动员。在奥运会前夕，马克斯・斯麦林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第12轮举重比赛中战胜了乔・路易斯。到达德国时，斯麦林一从齐柏林飞艇兴登堡号走下来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纳粹的赫尔曼・戈林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精心准备了宴会，大多数来宾都对其所见到的一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伯特・伍德拉夫就是客人中的一个，他说服了全体可口可乐随行人员。然而，伍德拉夫却没有被希特勒的表面行为所欺骗。他的直觉告诉他，他们的企业将遭到破坏。事实上，伍德拉夫对有四个龙头瓶装机的现代柏林瓶装厂非常满意。他欣喜地看到奥运会上在出售可口可乐，但对绕在每个瓶颈上的包装带却非常不满意，因为上面的文字标明“含咖啡因”。纳粹的卫生部门坚持在可口可乐的瓶子上加上警示标志，这也许是受到了当时主流食品风尚的刺激。然而，对于很多德国消费者来说，包装物更像是广告，而不是威慑物，因为在那时的德国，咖啡是一种稀有的物品。
可是，这标志违反了伍德拉夫神圣的原则，他命令精力充沛的化学家和律师们撰写书面陈述，试图消除这些危害。约翰・西布利1936年11月写信给伍德拉夫，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个国家（德国）以他们自己的偏见为食粮，这也是这次事件的另一个证据。我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不要留下任何创伤。”伍德拉夫与马克斯・基思和沃尔特・奥本霍夫会面时，不允许他们回应有关咖啡因的传言。当基思提出这个问题时，伍德拉夫戏剧化地将来访的美国人请出了房间，希望能够单独与这个德国人交谈。他说：“我不习惯向我的美国人民做出解释。不过，我会为你违反原则。你绝对不能进行自卫性的广告宣传。这不仅仅是给你的对手以尊严，还会耽搁案子的解决。”
只有这一次，基思碰到了对手。伍德拉夫下达了极其严格的命令，但他并没有提高嗓音，也没有表现出愤怒。他的一个助手回忆说：“当马克斯・基思和罗伯特・伍德拉夫会面的时候，他完全被倾倒了。伍德拉夫就是他为之工作的人，是这个世界上他真正非常尊敬的人。”伍德拉夫看到了基思身上的潜质，承认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完全能够打开德国的市场。这两个人成了终生的朋友。
然而，在柏林，伍德拉夫依然在处理雷・鲍尔斯的事情。作为瓶装商，德国草药公司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业绩，鲍尔斯也未能从签订的合同中赚钱。在一个冗长乏味的会议之后，公司律师们同意解散德国草药公司，让马克斯・基思担任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的总裁，同时，所有在德国出售的饮料都要支付鲍尔斯一笔固定的特许权使用费，直到1950年。
1936年9月，奥运会结束后一个月，希特勒指定的继任者、纳粹时代德国空军的领导人赫尔曼・戈林开始负责制定一个新的四年计划，强调德国对战争的准备要自给自足。这位纳粹领导人将进口削减到一个非常小的数量，并且限制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在给德国税务署的一封信中，奥本霍夫尽力说明可口可乐德国公司是一家德国企业，尽管事实上可口可乐公司拥有其绝大部分股份（奥本霍夫称外国资本为“贷款”）。在戈林的高压政策之下，这样的搪塞是没有用的。
伍德拉夫是公司高管层中的一员，他们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德国子公司和他们的利益。战争的阴云密布，美国实业界的巨头们暗中秘密策划，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有一些人，例如亨利・福特，事实上是纳粹的支持者；然而，其他人，例如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则保持中立，但认为与纳粹经商并无不妥。像他的朋友和狩猎伙伴蒂格尔一样，伍德拉夫实行的是权宜之计。他的政治立场单纯而简单——一切为了可口可乐。
伍德拉夫通过在纽约银行业的关系，在幕后对戈林施加影响。1936年，他得到了亨利・曼恩的支持。亨利・曼恩是几家美国银行的德国代表，他说服了戈林允许进口可口可乐浓缩液。“他接受了礼物。”一位熟人私下悄悄说。为了将进口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基思开始自己生产浓缩液，因此需要从美国进口最好的商品5号和7X。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就连在纳粹德国内部生产这些成分的想法，伍德拉夫也不会认真对待。他写信给西布利说：“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在德国生产商品5号的可能性，如果事态发展需要的话。”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在关键的1936年欧洲之行期间，罗伯特・伍德拉夫和约翰・西布利的往来信件暴露出伍德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紧张和好动的人。然而，他表面上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显得非常沉着。伍德拉夫在出访德国之前从伦敦写信来说，他是“一个神经紧张、内心寂寞的人”，但他至少睡眠很好。尽管他在德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他说，为期五天的访问会“过得非常快（我但愿）”。西布利意识到了伍德拉夫内心的紧张与不安，他表示希望他的朋友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能得到“完全的休息”。
反击“犹太诽谤”
伍德拉夫通过与赫尔曼・戈林协调来帮助马克斯・基思，但他却不能控制其他的隐性问题。咖啡因的传闻仅仅是论战的开始。由于可口可乐公司成为德国大型的销售商，因此矿泉水企业、酿酒厂和可乐仿冒者都紧紧抓住每一个可能的诽谤机会。他们声称，磷酸会腐蚀胃的内壁，如果将一小块牛肉在可乐里放置一个晚上，牛肉就会被漂白。一些竞争者控诉可口可乐的名字取得非常不合适，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可卡因。其他一些人散布谣言说，可乐里含有“毒药”，对“大脑会产生刺激性”。即使焦糖的颜色也招致了很多麻烦，有些人说这是一种“人工染色”的结果。甚至连神圣的一步裙形瓶子也遭到了诽谤，因为它的容量是0.192公升，而德国的标准容量是0.2公升。
对于可口可乐在德国的未来，赫尔・弗兰奇先生的威胁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他仿造了一种饮料，名叫非洲可乐。1936年，弗兰奇和其他劳动者阵线的代表一起访问美国，亲切友好地参观了美国的工业企业。雷・鲍尔斯安排他们参观了纽约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瓶装厂，弗兰奇在那里铲起一把瓶盖，瓶盖上面印有希伯来语，其大意是，可口可乐是犹太教允许饮用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纽约大量的犹太人就是一个现成的市场。回到德国后，弗兰奇散发了几千张传单，上面印有瓶盖的照片。他声称，可口可乐公司是美国的犹太人开办的公司，由著名的亚特兰大犹太人哈罗德・赫希负责管理。
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售额直线下降。纳粹总部迅速取消了他们的订单。整个企业都处于危机之中，而基思却无能为力。在科隆，沃尔特・奥本霍夫努力争取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反击“犹太诽谤”，但是公司在伦敦聘请的辩护律师格沃特金和西布利阻挠公司采取进一步的法庭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今后这一切都会公之于众。独立的瓶装商和特许经营者感觉被出卖了，因此提起诉讼。有时，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甚至还充当联合原告。奥本霍夫写信给格沃特金，说明生活在德国之外的人谁也“不了解”该问题的范围。为了救急，基思祈求伍德拉夫将哈罗德・赫希开除出可口可乐董事会，或者至少向外界说明他并不是公司的所有者。伍德拉夫支持赫希，同时也要求法律部起草一份公告，说明公司有许多股东，而不是某一个人单独“拥有”这家公司。面对弗兰奇的诽谤，这份股东名单简直就是一个愚钝的还击武器。
进入纳粹的中心
最终，尽管犹太教规定允许的瓶盖照片事件持续了好几年，但可口可乐公司还是经受住了这次大失败的考验。正如伍德拉夫在美国的做法一样，基思瞄准了“特殊事件”（例如爱国群众大会），并懂得了尝试是开展业务的最佳方法。可口可乐出现在自行车比赛上，广告强调它有助于运动员彻底恢复体力。在希特勒青年集会上，年轻人列队正步行走，可口可乐卡车与行进者们一起前进，他们希望这能够成功地吸引下一代的注意力。
在弗兰奇第一次提起指控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基思将可口可乐置于纳粹工业复兴的中心位置。那一年，德意志帝国的“劳动人民”展览在杜塞尔多夫开幕，德国工人在希特勒统治下最初五年所取得的成就得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台瓶装机在展览会中央与天主教传道总会办公室紧邻的地方灌装可口可乐。赫尔曼・戈林巡视杜塞尔多夫博览会，中途停下来喝了一瓶可口可乐，公司一位思维敏捷的摄影师抓拍了这一镜头。虽然没有照片作证，但据说希特勒也很喜欢可口可乐，他曾在他的私人电影院里一边吮吸着这种亚特兰大饮料，一边欣赏《乱世佳人》。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跨过奥地利边境，吞并了奥地利。基思和他的员工们不但不害怕纳粹的进攻，而且还迅速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并于9月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一个月后，没有人对基思注册成立新公司表示抗议。1938年11月10日的水晶之夜，预示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公司的奥地利业务被破坏了，犹太教会堂也起火了。即使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的确使伍德拉夫和鲍尔斯产生了隔阂并出现摩擦，但两人都没有感到不安。鲍尔斯认为，他的权利金应该包括所有在德国境内销售的可口可乐，而不论销售区域随希特勒军队的进驻而延伸到什么地方。伍德拉夫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合同中明确规定了边界，应该以签订合同时的边界范围为准。这场争论结束后不久，鲍尔斯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身，基思毫无疑问地成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的领导人。
虽然基思认可了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他仍然要求员工们不要满足于现状，而要奋发前进，走向未来，直到全德国人民都是可口可乐的消费者为止。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积聚力量，共同努力，就会达到目标。我们不可思议的饮料拥有超强的持久力，能够使我们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成功。”
炸毁的瓶装厂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部队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最终向德国宣战，马克思・基思意识到他将惹上麻烦。虽然戈林此前已经批准流通“7X”，但战争迟早会削减原料的供应，甚至完全切断。除了原料供应问题，基思还担心，由于可口可乐德国公司是一个“外国”公司，它也许会被国有化，同时公司领导人还可能被监禁。很快，他就采取了两个预防措施，以防不测。
第一步，他策划成为德国庞大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希特勒也许拥有最大的权力，但他却厌烦处理细节问题，因此便把很多这类问题都留给了保守的文职人员，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同情处于困境中的商人。对于基思来说，幸运的是，沃尔特・奥本霍夫与司法部部长是好朋友。奥本霍夫设法让自己和马克斯・基思在敌军财产办公室中任职，在德国和占领区内监管所有的软饮料工厂。德军侵占了欧洲，基思和奥本霍夫跟随德军也进入了欧洲，他们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卢森堡公国、比利时和挪威援助并接管了当地的可口可乐业务。
基思的第二步是寻找另一种产品。虽然他谨慎地为不同的工厂配给可口可乐，但他仍要求他的化学家们发明另外一种饮料，以使公司顺利度过战争时期。他们发明了一种水果口味的饮料。像可口可乐一样，这种饮料是一种独特的含咖啡因的混合物，人们无法从中轻易地辨认出橙子、葡萄或柠檬。依靠能够得到的配料——通常是其他食品行业的剩余物——这种新饮料使用乳清（它是干酪的一种副产品）和压榨苹果酒后的苹果纤维。稍后，基思称赞这种饮料是用“剩余物品的剩余物”制成的。这种水果混合饮料的成分依可以得到的意大利农产品的变化而变化，起先必须用糖精来增加饮料的甜味。但是1941年，该饮料免受糖料定量配给规定的限制，因此允许使用3.5%的甜菜糖，这就使得这种饮料远远好于战争时期任何竞争对手的产品。
在一次命名竞赛中，基思采用头脑风暴法，把员工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无拘无束地自由联想，经验丰富的销售员乔・柯尼普不假思索地冲口说出了最终获胜的名字——芬达（Fanta）。沃尔特・奥本霍夫在德国和所有占领国内注册了新商标。然而，在比利时，卡尔・韦斯特经理选择了“科比”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对于愤怒的比利时人民来说，芬达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德国化了。另外，公司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非常有特色的瓶子。芬达的销售情况很好。即使在美国于1941年年末加入战争，所有可口可乐的供给都被停止之后，芬达的销量仍然较高，这就足以确保公司顺利度过战争时期。1943年，基思售出了大约300万箱芬达。很多瓶装饮料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增加汤和焖菜的甜味和香味的，因为战争时期糖料供应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同时，马克斯・基思千方百计在德国的公共场所保留可口可乐这个名字。纳粹宣布“回忆性广告”为非法，因为这样的产品已经不再有了。尽管如此，在所有芬达的广告中，他都加入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荣誉出品”这句话。在1942年年末可口可乐供应中断之前，他只为接收纳粹伤兵的医院供货，但德国军方的分支机构还是设法截获了一小部分。
当军队征用基思最好的卡车时，他的机修工人一直在不断修理旧卡车。福特汽车公司也一直在纳粹德国做生意，他们提供专用的煤燃料卡车。为了确保他们保留下来的卡车不被征用，基思（和伍德拉夫一样）把公司的业务与对战争做贡献联系起来，其具体做法是，把目前闲置的可口可乐瓶子装满苏打水，再把它们运到矿区的通风管里储藏起来，以躲避敌人的空袭。这样，他的卡车就成了分发免费“救灾水”的救急车辆，还维持了他与军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基思能将他的瓶子藏起来，免于被敌机轰炸，但是却不能把工厂也藏起来。战争期间，所有43家可口可乐工厂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有些甚至被轰炸过好几次。公司的埃森总部和工厂遭到的袭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这座城市位于德国工业的中心地带，在战争后期被完全夷为平地，一座建筑物也没有留下。尽管这样，基思仍然在继续灌装芬达和苏打水，就连轰炸最激烈的时候也不曾中断过。他解释说：“我在城市郊区建有所谓的专线工厂，在那里我们有自己的瓶装工厂。”芬达隐藏在旧农舍或奶牛场中，这种临时措施使得芬达在城区主要工厂维修期间仍然能够保证稳定供货。
基思的雇员被征兵后，他雇用了很多以前被判过刑的人，军队是不会招募这些人的。基思骄傲地回忆说：“在埃森，我们最出色的销售人员是一个曾因杀害自己的父亲而被判刑20年的人。”后来，在战争中，基思使用了“来自欧洲四面八方的人——战争把他们从各地带到了这里”。基思说“战争把他们从各地带到了这里”，是暗示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难民，这有些令人误解。事实上，战时的铁路不但把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运到集中营，而且还运送了大约900万被强迫的外国劳工，到1944年，他们占了德国整个劳动力队伍的1/5。
很显然，马克斯・基思为了维持可口可乐的业务，乐意做任何事情，包括与纳粹政府的合作。后来，他的同事原谅了他的行为，声称当时的他也是被逼无奈，没有其他选择。克劳斯・普特承认说：“是的，马克斯・基思试图不得罪当权者。他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代表，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你知道，当你生活在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国家时，你必须管住你的嘴巴，并且小心行事。如果你的邻居听到你说希特勒的坏话，他们晚上就会摸到你家去，把你带走，杀死你。这是在美国生活的人所不可能理解的。”结果，作为一家外国公司的代表，基思更好地利用了外交手腕，遇事时采取必要的变通处置办法，“走错一步，说错一句，那都可能是致命的”。
当基思对可口可乐的忠诚受到攻击的时候，他证明了自己宁愿为他的饮料去死，也不愿意屈从于纳粹。1945年年初，除了希特勒和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他们战败了。针对这一情况，虔诚的纳粹党人痴心妄想，希望在内部寻找一个替罪羊。同年1月，基思和奥本霍夫应召向负责商务部的将军汇报工作，并被告知他们的公司将被收归国有。将军命令他们：“把名字改了，改成什么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叫它为马克斯・基思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否则你们将被送进集中营。”
基思仍然很顽固。他和奥本霍夫到司法部去拜会他们的老朋友，但这位朋友担心，如果他出面干预的话，他也会被监禁起来。这两个可口可乐人无法确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准备第二天去向将军摊牌，但是他们没有成行。这似乎是天意——那位将军在一次空袭中身亡，公司也因此被拯救了。三个月后，在柏林的一个掩体中，希特勒开枪自杀，战争结束了。
技术观察员的入侵
马克斯・基思成功了。他发电报给伍德拉夫说：“可口可乐德国公司仍在运作。”“派审计师去。”伍德拉夫感到非常吃惊，马上派遣可口可乐出口公司的纽约籍律师斯蒂芬・拉达斯去科隆，试图在沃尔特・奥本霍夫的家乡找到他。科隆这个城市遭到轰炸以后，人口已经由最初的100万减少到3.5万。拉达斯无法找到奥本霍夫，但他从邻居处获悉，奥本霍夫还活着。拉达斯给他留下一张便条，写了一些鼓励性的话语，然后回到了美国。
在此期间，紧随美国解放部队之后，技术观察员大量涌入德国，迅速霸占了尼德门迪格的一家矿泉水厂，并于四月份开始灌装可口可乐，时间正好在德国投降之前。三个优秀的技术观察员宣称，他们找到了马克斯・基思，其中的一个稍后回忆说：“无论我们战前的德国公司留下了什么，我们都能照常生产。”当他们找到基思时，他正在一个被毁掉一半的工厂里忙着灌装芬达。
对回到国内的这些高级管理人员来说，马克斯・基思是一个英雄。哈里森・琼斯在1946年对最近一批技术观察员的讲话中，告诉他们马克斯・基思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战争期间将瓶装商联合起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基思感觉这些赞扬听起来并不诚恳，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因而非常生气。他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将他的小瓶装王国保持得完好无损，但却被美国的技术观察员们侵占了。后来，他称这段战后时期“更糟糕”，他遭受的痛苦甚至比纳粹统治时期还要多。
基思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身穿美军制服的技术观察员们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接到了命令——不得与德国人亲近。艾森豪威尔下达命令，实业界要“非纳粹化”。基思邀约沃尔特・奥本霍夫（表面上他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起，试图与美军军官和美国可口可乐人协商。奥本霍夫稍后回忆说：“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技术观察员乔治・唐宁对基思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坚持称基思是“第二个希特勒”。“一个德国人在战败后的德国对美国人指手画脚，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景吗？”唐宁确信，如果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基思就会策划接管可口可乐公司的全球业务。那些也许正是基思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知道在待人接物中忍耐的重要性，所以现在正试图讨好这些胜利者。起先，技术观察员们不但拒绝向基思提供任何可乐糖浆，而且还削减他的芬达产量。最终，他们妥协了，允许可口可乐德国公司开展瓶装芬达业务。此时，技术观察员们已经垄断了对美国军人的饮料消费供应渠道。
在尴尬的休战中，技术观察员们在法兰克福工厂的一边灌装可乐，而基思则在另一边灌装芬达。但是在百废待兴的战后经济中，基思无法得到足够的糖料或水果供应，同时，大多数德国人也买不起他的饮料。即使他开始灌装苏打水和名叫罗莎尔塔的新口味饮料，销售额仍继续下降，从1944年的200万箱跌到1945年的50万箱。
美国军队最终撤离时，基思决定接管他们的业务。他指示他手下的人要打入美国技术观察员队伍中，同时，这些美国人也为找到这些有经验的助手而高兴。1945年8月，驻扎在斯图加特的技术观察员报告：“在该工厂的周围，生活格局已经形成。本国的可口可乐人再一次成为这个伟大企业的一部分。来自于田间和战俘营的老员工们又回到了工厂。有了优秀的机械师，再加上他们忘我地工作，当初看上去毫无希望、一片混乱的局面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辉煌的成就。”一个技术观察员说道：“我无法讨厌德国人——他们太勤奋了。”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似乎再也没有人计较这些“本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是前纳粹党人或者是卖国贼，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盟军的胜利，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本地一个技术观察员后来表示：“这非常令人惊讶，平民中没有一个人是纳粹党人，所有人都是反对纳粹党的，并且都明确反对希特勒和他的目标。”
尽管马克斯・基思的立场不稳定，但是他仍然试图与以前的这些员工保持联系，同时也为技术观察员们的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在奥格斯堡，克利夫・约翰逊对他的助手西斯莱先生解释说：“那个德国人——马克斯・基思——要来参观，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要友好地对待他。”基思到达时，身穿一件皮大衣，他以前的员工们（现在奥格斯堡工作）几乎“要被迷晕了”。西斯莱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埃尔希几乎要晕倒了，因为基思先生在那里，科勒先生每到一处都要鞠躬。”基思“帝王般的举止”给西斯莱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基思在1949年抓住一个机会智胜了美国人。当时，他发现大量不新鲜的可乐糖浆供应品在战争期间利用部队军官的关系避开了世人耳目，到达了德国。他说服了当时负责管理德国技术观察员项目的保罗・莱斯科，将那些过期的糖浆卖给他，以便他能够从中提取糖料，供生产芬达用。为了预防糖浆被再次使用，莱斯科几乎把糖浆染成了绿色，但基思使他确信，这样的预防措施是没有必要的。基思一边让他的化学家们努力工作，一边秘密过滤和再加工糖浆，然后于1949年迅速推出他的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负责可口可乐公司欧洲业务的李・塔利碰巧打来电话，告诉基思他打算造访法兰克福。基思说：“那太好了，我希望您明天早晨来剪彩。我们将重新开展可口可乐业务。”10月3日，塔利如期前来参加剪彩仪式，他对基思拥有如此多的糖浆感到十分惊讶。丝带剪断之后，基思的卡车载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不顾一切地前进，标语上写的是：“可口可乐又回来了！”莱斯科被欺骗了，他恼羞成怒，但因为有塔利的默许，所以他也无能为力。
基思选择的时机非常完美。由于美国军队的存在和技术观察员的业务逐渐减少，伍德拉夫决定将瓶装厂归还给当地人。莱斯科突然感到，他自己必须适应基思，而基思也再次大权在握。为了和这个美国人和平共处，基思把不来梅瓶装厂的管理权交给了莱斯科。不久，马克斯・基思就重振了德国的软饮料行业，他也可以免费获得可口可乐浓缩液了。但是要找到符合可口可乐出口公司制定的资本条件（在特许经营地区，每个人平均1美元）的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基思独断专行，将这一条件降低为人均1德国马克，这相当于原来的1/4，但符合这一条件的人仍然极少。基思不得不在许多人的贷款申请上连署以提供担保，同时强制要求他们宣誓终身效忠于他。他告诉他的瓶装商们：“我选择了你，我会使你发财的，但是你必须听我的话，按照我说的去做。”
基思说话是算数的。当先前的技术观察员西斯莱先生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德国时，他发现埃尔希和科勒先生拥有了奥格斯堡的瓶装厂，还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在这座城市最好的饭店里款待他，并且笑着谈论战后那些艰难时日。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他们在马克斯・基思面前仍然卑躬屈膝——基思现在已经是整个欧洲地区可口可乐的总管。那些比较大胆的瓶装商私下里悄悄称基思为“大老板”。
伟大的白种雅利安人希望成为可口可乐人
就连马克斯・斯麦林1957年成为可口可乐瓶装商时，也对基思表现出了合乎体统的尊重。1954年，这位德国英雄会见了前来埃森庆祝可口可乐在德国经营25周年的可口可乐高级管理者、二战前纽约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法利。法利立即意识到，斯麦林是一个真正值得猎取的人。这个拳击手欣然接受了在汉堡灌装可口可乐的机会，并且愿意成为今后几年可口可乐饮料在德国的亲善大使。这位曾经在书房里保留了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男人，现在却加入了可口可乐这个舒适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