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婚礼，四十岁的他依旧挺拔而倜傥，透着事业蒸蒸日上的男人特有笃定、持重与潇洒。身边是他精挑细选的新娘，出乎意料的平凡，且不用对比他那些艳帜高张、卓然不群的前女友，仅仅站在现场的宾客中，也不过中人之质。她用热切而又崇拜的眼神谛视着他，好像一株攀援着橡树的凌霄花，因紧张而动容，因庆幸而澎湃，让人不禁猜想，那紧挽着他胳膊的手心里必定满是汗。
敬酒到我们这桌，老友赞许他的太太，是位难得的贤妻良母。于是，桌上有人打趣，早听说了半夜三点太太为他做宵夜的段子，那三明治用烘烤过的面包片，细细地夹了火腿、煎蛋和碧绿的生菜，当然，还有满满的爱心。
我恍然大悟了眼前人的珍贵，这样关键的时刻，他那些个性自我的前女友们，最多扔出包方便面吧，只有贤妻良母，才能提供如此高规格的贴心服务。
所以，历尽沧桑的中年男人，终极的婚姻需求大多是一位贤妻良母。
无需太美风姿，无需太高才华，无需太强个性，无需太多自我，只需爱，且深爱他和他的事业。就像徐悲鸿最后的妻子廖静文，她会说：“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悲鸿是中国如此杰出的一个人物，遇见他，陪伴他，为他生下两个孩子，这对平凡的我来说真是意外的幸运，尤其是每当我想起他生前那么钟情于我，都忍不住要流泪。”
这样匍匐在地上仰视的言语，若是女权主义者听了，怕是要捶胸顿足、跳脚大骂。但是，单纯、执拗的天才绘画大师，决裂了锦瑟年华携手私奔的原配，错失了而立之年苦恋十载的淑雅红颜，终于在过尽千帆之后找到了真正适合他的女子——以他为中心的女子。
于是，1945年，二十二岁的廖静文嫁给五十岁的徐悲鸿，成为他最后的妻子。
与出身名门、早露锋芒的蒋碧微、孙多慈不同，廖静文192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双江镇团山村铁向坡组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是1942年，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招图书管理员，录取比例是40：1，她原本觉得没什么希望，却意外得到了面试通知，见到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徐悲鸿，大师四十七岁，两鬓花白，有一张苍白憔悴却轮廓优美的脸。
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跟随徐悲鸿去了重庆。她后来回忆：
“当时学院图书馆的书并不多，我有闲了就帮先生整理画案，也看他画画。好多次看他自己洗衣服甚至钉纽扣，便很替他难过，我知道他妻子爱上了别人离开他了。有一段我们经常一起到嘉陵江边散步，人们都说柔情似水，天长日久，我们互相依恋，感觉离不开对方了。”
蒋碧微又一次发现了这段疑似“师生恋”，于是给廖静文的父亲写信，廖静文的父亲也像当年孙多慈的父亲一样出面阻止。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我哭着给悲鸿写了封信一个人走了，在嘉陵江边等轮渡的我正暗自伤心，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上。悲鸿往常是上完课中午才回住处，那天他心神不定，只上了两节课便回去了，发现我写的字条便疯了似的追来。他说，我与蒋碧微没有任何干系了，她要什么我都满足她，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离婚风潮和赡养费协商，廖静文成了徐悲鸿的妻子。
相守七年，大师仙去，她把所有绘画作品捐献国家，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还担任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席、当代中国书画网首席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这一生，她的名字前面都要加个定语：徐悲鸿夫人。
1982年，她出版了《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
1966年，《蒋碧微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成为众多读者追捧的畅销书，尤其是上篇《我与悲鸿》，不仅是了解研究徐悲鸿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女性心灵史和解放史的独特文本。其中细腻优雅的笔法，将蒋碧微卓著的文字功底展现得淋漓尽致。
看两个彼此不待见的女人，描绘同一个男人的情感经历，真是违和又分裂。
蒋碧微总结她与徐悲鸿一起走过的岁月，说：“如此我从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
当年的她勇敢、执着，如春天盛开的樱花般绚烂而热烈。爱情在左，青春在右的时日里，却只能望着巴黎橱窗中美丽的风衣叹息；还有1927年回国，大师连旅费都未给足，若不是娘家接济，一路不知风波多少；又或者，漂泊十年，他们才在吴稚晖的资助下，终有安定之所。
廖静文则说：“他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
当然，她也始终记得，为了寻她，徐悲鸿从重庆出来四天，半路车坏，换了三次车，最后一辆货车在离贵阳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又坏了，于是“就一个人在黑夜、雨水、泥浆里步行了四十华里”。
还有他每次去开会，回来都会带三块糖，两块给孩子，一块给她。
他去世那天，她抱着他已经冰冷的身体恸哭，却发现，口袋里依旧装着三块水果糖。
对于徐悲鸿的去世，蒋碧微一股脑儿的把过错归咎于当年的第三者孙多慈：“而他自己，更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既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场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五十八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
坎坷二十八年，她难忘当年冷酷到底的《分居声明》，和那个导致他发出声明的女子。
廖静文则说：“为了还清她（蒋碧微）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他习惯站着作画，不久就高血压与肾炎并发，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顾了他四个月才出院。”
守望七年，原配与第三者闹得都散场了，她收拾了残局，怨的自然是狮子大开口的蒋碧微。
蒋碧微眼里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强，自恋，偏执”。
哪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呢？更何况一个没有家世、背景和财富的二十二岁小伙子，能够依靠的只有天赐的才华与远超常人的努力。
廖静文景仰的徐悲鸿，“他是中国如此杰出的一个人物”。
四十七岁的他早已是画坛巨擘，随随便便的一个意见，便能让十九岁的小姑娘从四十多个应试者中脱颖而出，得到梦想的工作。
褒贬之差，孰对孰错？
黑白之间，孰真孰假？
两人笔下的徐悲鸿，似乎大相径庭，其实却是不同年龄的真实人生。
蒋碧微口中的徐悲鸿，是年轻的徐悲鸿，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
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是晚年的徐悲鸿，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
一个二十岁的他，一个五十岁的他，无所谓对错，不过是生命的历程。如果你遇见的是二十岁的他，不幸成为他走向成熟的扶手，那么心怀怨怼也无可厚非；如果你遇见的是五十岁的他，有幸收获他智慧的积淀，那么满腔热爱也可以理解。
只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不要怀疑，你没见过的那个他。
爱情生来不平等。
你爱他，不畏朝云暮雨，不惧晚来风疾，甘心为他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于他，却恰是要苦苦挣脱的铁栅牢笼。
他爱你，无需你明眸善睐，不必你长袖善舞，情愿为你撑起一片艳阳天，只不过，你是他需要的那个刚刚好的人。
我们都曾是别人的蜜糖，或者砒霜。
1953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口袋里揣着给廖静文和孩子的三块糖，身上带着与蒋碧微在法国生活时买下的一块怀表——这块表几乎从未离身，脚上穿的是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蜜糖与砒霜，终极地重逢了。
治愈你／
你，美丽聪慧，努力工作，热爱家庭……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他可以说汤做得太淡，你没给我熨平衬衫，也可以说你不爱学习了，不爱奋斗了，光指望我挣钱养家，也可以说让我去参加孩子家长会，你干吗的。
感情实在是场无法掌控的事，没有逻辑，没有规律，更没有顺理成章的必然。
不用错愕不已，不过是因为ta才是ta的蜜糖，才是ta需要的那个刚刚好的人，就像廖静文之于徐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