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二三事
甘地全名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于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人物，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1891年，甘地从英国大学取得律师资格，回到国内，到南非一家公司当法律顾问。后来，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卜杜拉的邀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可以这么说，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于西印度波尔班达尔贵族家庭，年少聪慧、好学，很小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须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查，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取消这项法案，反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制定了《亚洲人登记条例》。为了抗议政府的欺骗行为，甘地积极奔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反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反抗取得初步胜利。
政府为了迫害甘地，邀请甘地的家人来劝说甘地。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为了黑人的平等与解放，甘地净身出户，放弃了贵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运动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组织的非暴力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领2000多名印度矿工，其中包括127名妇女和60名儿童，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前进，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废除人头税。
队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谐的状态。政府得到消息，组织了大量军警前去镇压。
面对大量的军警组成的人墙，游行队伍毫不畏惧，依然缓缓前进，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为了控制局面，军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这次运动中，组织人甘地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议活动依然井然有序地进行，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12月，罢工人数居然高达万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面对压力，不得不释放甘地，为即将到来的谈判表示诚意。
经过双方的多次沟通、谈判，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同时，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宽。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暴风雨来临之前
曼德拉当选为这次运动的总负责人，他借鉴了甘地的经验，这多亏了他的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马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经是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组织活动，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马尔维的建议，走访了德兰士瓦、纳塔尔等周边几个城市，向工人们详细讲解自己的计划，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很多时候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标很明确：唤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的时候奥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归。
曼德拉的行为已经引起马兰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派人严密监视曼德拉、奥利弗几个年轻人，并给他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要求一些旅馆不接待他们，要求出租车不能载他们，还提前告诉工人们，曼德拉和奥利弗这几个年轻人是一群疯子，要提防他们。
面对当局的蓄意破坏，青年联盟的年轻人可谓吃尽了苦头。在这个时候，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致力于为南非人民谋取福利，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合法权利，政府不应该阻止并打压这种行为。
在信中，莫罗拉说：作为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视，反而政府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大会的力度，导致事情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对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的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在4月6日组织示威游行，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所谓“蔑视”，是指“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
莫罗拉的信言辞恳切，但从总理那里传来的答复却是顾左右而言他，其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不顾事实情况，“一意孤行”，破坏政府颁布的“严肃谨慎”的法律。总理在信中着重强调，不打算取消这些法律，而且还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国家暴力机关处理策划颠覆活动的人。
面对政府的蛮横态度，莫罗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给马兰总理：
“我们授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
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图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既然“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诉求，莫罗拉、西苏鲁和曼德拉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
“蔑视运动”
1952年4月6日，“蔑视运动”正式进入热身阶段。当天，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几乎在同一时间，非洲人也开始在各个中心地区集会。
在约翰内斯堡，莫罗拉博士站在自由广场上对群众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结束目前这种被歧视、被压迫的命运。
在东开普敦，西苏鲁和数万群众集会，高喊“人人都有选举权”“消灭通行证”等口号。
曼德拉与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分别负责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传工作，主要区域则是南非的二、三线城市及黑人受压迫比较严重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有条件的，曼德拉就会召集会议，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内容，没条件的则要困难得多。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会一家家去敲开陌生人的门。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在战斗中，一定要遵守纪律，这种非暴力比真刀真枪更需要决心和纪律。
在服装厂，曼德拉面对大约200名黑皮肤的非洲人、印度人发表演讲，他说：
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酷。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我们都绝不能还手，不能出现任何骚动。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总之，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守纪律。
在这次的组织动员过程中，曼德拉接触了各个种族的人，这使他真正认识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激情地进行演讲，他说：“这个国内黑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这一切活动，都让人感觉到新的历史即将到来。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这就是强大的敌人——马兰政府。
政府的反应非常灵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颁布的法律《镇压共产主义法》，列出一张500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的，而且活动比较频繁的，并信誓旦旦地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凡是在名单上的人，如果组织集会或者发表演讲，就属于违反法律，政府有权逮捕他，并要求共产党成员马克斯和达杜辞去现有职务，不许参与公众集会。
为了表示抗议和蔑视，马克斯和达杜立即进行集会并发表演讲，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随后就发布逮捕令，将他们关押了几个星期。
尽管两人被逮捕，但共产党人的行动为整个蔑视活动掀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次入狱
6月26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蔑视运动”正式开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风刺骨，但游行的民众冒着严寒，大声呼喊着口号，走向街头。他们从新布莱顿出发步行到伊丽莎白港，游行群众戴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臂章，大声呼喊“我的祖国！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号，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车站入口。
当然，神经质的马兰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里。警察一拥而上，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载着他们的列车不得不通过一座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有戏剧性，当载着他们的列车通过时，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这看起来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们戏耍了这些警察。
第一批的志愿者被逮捕，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的监禁，参与者则被关了15天。
在德兰士瓦，西苏鲁组织的52名“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进入一块“未经允许黑人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当天，曼德拉和马尔维·卡切里亚留在总部召集会议。当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可以。
为了表达对“蔑视运动”的支持，曼德拉主动走到警察面前，要求巡警给自己戴上手铐。接着，曼德拉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车，被送进了位于马歇尔广场的警察局。
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狱，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曼德拉说：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们一点也不紧张，相反，我们还开起了玩笑。我问马尔维·卡切里亚：“大家真是好战友，连进监狱都要一起！”
卡切里亚笑了笑，问我：“喂，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
马尔维·卡切里亚是印度人，而当时的牢房也有严格的种族规定。
我眨了一下眼睛：“让我试试吧，我得奉承一下这家伙。”
我指着押送我们的警察说：“先生，可否请你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
这名警官像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一样，嘴上念叨着“规定纪律”等。当所有的手续办完后，这个警察将我们带到同一间牢房，命令我们进去。
后来，由于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里已经没有牢房关我们，最后，他们把我们押进操场里。就这样，我们一大群人当天晚上睡在了操场上面，还不错，那里的环境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起码不是很冷。
在这个操场上，警察们的态度非常粗暴，这让曼德拉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他描绘道：
我们被押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便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些受伤的人，要求给他们治疗，很不幸的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无礼的，让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名年轻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