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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31、跳上木马下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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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蒂·考贝特同意地点了点头,陷入了沉思。然后她嘬起嘴唇。“彼得,给我拿一部电话来。”

彼得打了个手势,一个侍者搬来一部电话放在桌上,在旁边墙上的支架上接通电源。基蒂·考贝特拿起话筒,轻轻摇了摇钩子,然后开始用西班牙语跟接线员说话。过了好几分钟,她终于与对方通上话了。

“桑佳?我是基蒂·考贝特,”她说。“听着,我想请你帮一个忙。”她仔细描述了我的困境,然后听电话那头的人说话。

“这些我都知道,桑佳,”她说。“我已经盘算好了。就给他发一张临时护照,只当他的护照丢失或被偷走了。然后,等他回到纽约,他可以撕掉临时护照,或者撕掉原来的护照,再去重办一个。”

她又听对方说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话筒,望着我说,“你身边没有碰巧带着出生证明吧?”

“噢,带着呢,”我说。“就放在我的皮夹里。有点破旧了,但还是看得清楚的。”

基蒂·考贝特点了点头,又接着打电话。“是的,桑佳,他有出生证明……你认为你能办妥这件事?太棒了!你真可爱,我真要好好谢谢你。下星期见。”

她挂上电话,笑着对我说,“好了,弗兰克,如果你明天上午10点钟赶到墨西哥城的美国领事馆,那么领事助理桑佳·冈德森就会发给你一张临时护照。你原来的护照丢了,明白吗?如果你敢跟别人透露一个字,我就要你的命。”

我吻了她,又给她要了一瓶最好的香槟。我甚至自己也喝了一杯。然后我打电话给机场,得知有一趟航班一小时后起飞。我订了票,转向彼得。“听着,我准备把我的许多东西放在这里。我没有时间整理。你叫人把我留下来的东西收拾一下,存在你的办公室里,我在两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来把它取走。我要争取回来的时候经过这里。”

我把泛美制服、一套西装和我的钱塞进一只提箱。当我来到楼下的大厅时,彼得已经给我叫来了一辆出租汽车。这个家伙真让我喜欢,我希望有什么办法可以感谢他。

我想出了办法。我向他奉送了一张我的假泛美支票。记在他所管理的旅馆的账上。

在登机前往墨西哥前,我又在机场兑换了一张支票。到了墨西哥城,我换上泛美飞行员服装,把行李寄存在一个锁柜里,然后于上午9:45走进了冈德森小姐的办公室。

桑德·冈德森是一个精干利索、不苟言笑的金发女郎,她没有浪费时间。“请出示您的出生证明。”

我把出生证明从皮夹里拿出来递给她。她匆匆扫了一眼,望着我说。“我记得基蒂说您的名字是弗兰克·威廉姆斯,可这证明上说您名叫小弗兰克·W·阿巴纳勒。”

我笑了。“是小弗兰克·威廉姆斯·阿巴纳勒。您知道基蒂那个人。她昨晚多喝了几口香槟酒。她还不停地向她那些朋友介绍说我叫弗兰克·威廉姆斯呢。但我以为她告诉了您我的全名。”

“也许吧,”冈德森小姐表示同意。“她说的好多话我都听不清楚。这些该死的墨西哥电话。不管怎么说,您显然是一位泛美公司的飞行员,而且您名字的一部分确实是弗兰克·威廉姆斯,因此那个人肯定就是您了。”

我已经按照吩咐在路上停下来拍了几张护照相片,现在我把相片交给冈德森小姐,15分钟后,当我走出领事馆大楼时,一张临时护照已经装在我的口袋里。我回到机场,换上西装,在英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柜台上买了一张去伦敦的机票,是用现金支付的。

我被告知飞机晚点,要当晚7点钟才能起飞。

我又换上飞行员制服,花了6个小时,用我那些花里胡哨的假支票去装饰墨西哥城。等我飞往伦敦时口袋里又多了6500美元,而墨西哥联邦部队也加入了追捕我的队伍。

到了伦敦,我住进了肯辛顿的皇家花园酒店,用的是F·W·亚当斯的名字,谎称我是正在休假的环球航空公司飞行员。我之所以改用这个假名字,是因为我担心伦敦警察很快就会接到命令,要求调查小弗兰克·W·阿巴纳勒这个人,他又名弗兰克·威廉姆斯,一度冒充过泛美公司的飞行员。

我在伦敦只待了几天,就开始感到有压力了,在美国时折磨我的那些不安和焦虑又回来了。我到了伦敦才意识到,离开美国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无论是墨西哥警察还是伦敦警察厅的官员,他们做的事情和纽约或洛杉矶的警察一样———那就是追捕骗子,而我正是一个骗子。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加上我在各个地方收藏的那些现金,比较谨慎的做法是隐姓埋名,在国外找一个偏远的角落,尽可能沉默、低调地生活。我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好处,但我天生不具备谨慎的素质。

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当时在那些无法控制的强迫性冲动的驱使下,根本缺乏理智的判断能力。我当时是这样推理的:我被追捕,是警察在追捕我,因此,警察是坏蛋。我必须偷偷地活下去,必须为今后不断逃脱坏蛋的魔爪而筹备资金,就这样,我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在英国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我用我的高档壁纸将皮卡迪利大街装饰了一番,然后飞往巴黎,我缺乏理智地断定,我是为了保护自己才重新开始行骗的,并因此而心安理得。

精神病医生会从不同角度看待我的行为。他会说我是希望自己被抓住。因为这时英国警察局也开始为我建立档案了。

也许我真的希望自己被抓住。也许我潜意识在寻求帮助,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当局会给我提供这种帮助,但当时我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我只是意识到我仿佛在一个失控的旋转木马上,转呀转呀,怎么也停不下来,我似乎永远下不来了。但我知道我肯定不希望警察来使木马停止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