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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57、在飞机降落时跳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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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信封交给飞行员之前,她给了我一张20美元的零花钱。“这位先生是被驱除出境的,”她对飞行员说,“在纽约机场,美国官员会来接管他,到时请你把这些转交给他们。”

她转过身抓住了我的手,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再见了,弗兰克,祝你好运!希望你有一个幸福的将来!”

我吻了她,这使飞行员和一名旁观的女机组人员大为惊讶。这是我对简第一次有所表示,表示我对她由衷的敬佩!“我决不会忘记你,”我说,事实上我也从未忘记过。简·伦德斯托姆在我脑海中永远是一位善良、亲切、可爱的益友!

那是直飞纽约的航班,我被安排在靠近驾驶舱的最前排,这样机组人员可以一直监视着我,除此之外,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乘客了,有着在乘客舱中走动的自由。

我不知道我何时开始琢磨如何逃避等待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也不知道我为何感到必须背叛那位如此信任我的法官。大概是因为我在波士顿监狱的短暂经历吧,我想到了那简陋的单人牢房。当然,它比起佩皮里昂的监房还是很奢侈的,但如果美国监狱能与法国的放在一起比较,我可不想再进去受苦了。我在克里潘监狱的六个月已经宠坏了我。

我乘的飞机是一架我十分熟悉的VC-10喷气式飞机———英国子爵号,一位BOAC飞行员曾带我参观过同一型号的飞机,给我做过极详细的介绍,连厕所的构造都讲到了。

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这架飞机将在肯尼迪机场第十三跑道着陆,滑行到终点大概需要10分钟。

在飞行员准备着陆前10分钟,我站了起来,溜达到一个洗手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蹲了下来,用手摸到那个我知道位于抽水马桶底部的拉出式把手,使劲一拉,再一拧,整个抽水马桶装置就被我提了起来,露出了一个两英尺见方的舱盖,它下面可接飞机着陆后用的真空管。

等了一会,随着一阵剧烈震动,飞机着陆了,飞行员反转发动机并借助副翼使飞机迅速减速。我知道,当滑行到跑道的末尾,也就是要转入通向终点的滑行道时,飞机几乎是完全停了下来。判断准时机后,我蜷缩进原来抽水马桶占据的空间,打开舱盖并钻了出来,双手紧抓舱盖,悬挂在跑道上10英尺的空中。我知道当我打开舱盖时,驾驶舱里有一个蜂鸣器会叫,但我从以往的飞行经验了解到,飞机着陆的剧烈冲击经常会把舱盖撞开一点点,所以蜂鸣器叫是常事,飞行员知道已经着陆,舱门微开不会造成危险,所以他通常会随手把蜂鸣器关掉。

我其实并不关心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否这么做的,反正飞机是在夜幕中着陆的,当巨大的机体滑行到几乎停下来的时候,我松开扳着舱盖的双手,撒腿狂奔。

我径直穿过跑道,逃进了黑暗之中。后来得知我的逃跑丝毫未引起机组人员的注意,直到愤怒的奥里莱和其他联邦调查局官员搜查整个机舱,看到了拉出的抽水马桶,才知道我是如何逃逸的。

在机场临近范韦克高速公路的一侧,我攀过一道防台风栅栏,招手叫了辆出租车。“中央火车站。”我说。到站后,我用简给的20美元钞票付了车费,然后搭火车去布朗克斯。

我没回家,我感觉我母亲的公寓和我父亲的房子一定受到了监视,但我先后给母亲和父亲打了个电话。这是5年多来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话到最后父亲母亲和我都泣不成声。他们恳求我回他们任何一个家里并向警方自首,我回绝了。尽管我因违背了我对马尔默市法官的诺言而感到羞耻,但我觉得我在监狱里已经呆得够久了。

事实上,我是去布朗克斯看一个姑娘的,我在她那里藏了一些钱和衣物,其中一件衣服口袋里还有一串蒙特利尔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她见到我很惊讶,“天哪,弗兰克!”她惊叫道,“我还以为你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花你的钱,把你的衣物送给救世军去了!”

我没有多作逗留,因为我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查到我的多少女友和熟人,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找出了一些。我匆匆忙忙地拿了我的衣服,只要了50美元,其余的钱都给了她,随即搭了火车去蒙特利尔。

我在蒙特利尔的保险箱里藏有两万美金,我是想去那里拿了钱,然后搭最早的航班去巴西的圣保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我在坐牢期间得知,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为我在巴西没有犯罪,即使我在那里被抓,当局仍会拒绝引渡我的,所以我感觉我在那里比较安全。

我取了钱,但我没有坐成飞机。当我在蒙特利尔机场排队买票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又高又壮,仪表堂堂的男人,穿着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警察的制服。

“弗兰克·阿巴纳勒,我是巡警詹姆斯·海斯廷斯,你被捕了。”骑警队员友好地微笑道。

第二天,我被带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移交给美国边防局,之后又被转给了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把我送到纽约市的联邦拘留所里。

我被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一番,他把我的保释金定为25万美金。之后,由于还没同检举者们商量好把我送到哪里的法庭受审,我又被送回了拘留所。

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区的律师获得优先权,我被执行官送往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的监狱候审。

富尔顿县的监狱活像昆虫呆的洞,真正的蟑螂洞。“不太妙呀,伙计,”在污秽的牢房区的休息室里一个囚犯对我说,“这里惟一说得过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了,而且只是在你行将不朽时才会送你去那儿!”

休息室里惟一说得过去的设备就数一部付费电话了。我投进一角钱,拨通了值勤军士,“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