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95年我在台北与时报出版公司签约，撰写一本蒋经国的传记。合约里有一条重要条款，载明作者将对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充分、完整的写作与编审独立自主权”。
我和《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会晤时，强调我会客观记述蒋经国的一生事迹，正、反面评价和争议性评价，都会兼容并包。我提出警告，写作中可能会呈现出蒋氏的若干瑕疵。与蒋经国相识相交多年的余先生回答说，他完全理解，也接受我们的条件。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显然当年签约时的要求，实在是多余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后来答应要出版这本英文版《蒋经国传》，并与时报出版公司协议，由时报出版公司根据哈佛版本出版不做改动的中文版。
关于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莫斯科的远东研究中心拉林（Alexander Larin）教授和前任驻中国大使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提供给我宝贵的协助。台北“中央研究院”余敏玲博士与我多次会晤，慷慨把她在莫斯科档案里整理出来的成果，分享给我得知。通过亲自到中国访谈，以及经常的电子邮件往来，当年主持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杨天石教授，给予我相当宝贵的支持。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就是由杨教授热心提供。我也要感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负责人马振犊（音译）和上海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陈正卿（音译）的协助。奉化的研究学者王宣志（音译），曾经针对蒋经国的早年生活写过若干文章，他协助我到奉化、溪口访问调查，也提供了罕见的材料。
我和奉化的一批研究人员聚会研讨，受益良多。这些人士包括：奉化文艺协会副秘书长王丘石（音译）、奉化副市长斯端仑、奉化台办干部胡元福、竺家惠、夏明曦以及毛炳岳等蒋家远亲。
我第一次到台湾收集资料的得力助手是狄可（Halima Dick）小姐，后来，沈筱绮小姐的协助至为重要，筱绮不方便时，郑雅玲小姐迅速地顶替了她。蒋经国的旧部楚崧秋、王绍堉以及东吴大学张中训博士，在我赴台期间的协助，至为铭感。美国方面，弗吉尼亚大学若干研究生在研究工作上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协助，他们是刘德彬、贺松柏。杜智平则从一开始，就是十分积极的好助手。蔻妮莉雅·莱文（Cornelia Levin）的生花妙手把一千两百页的初稿，修删成为不至于太过芜蔓的版本；犬子约翰，接续完成最后的定稿。
我要感谢许多朋友与学者，他们审阅了不同阶段的稿本，提供了宝贵的批评与建议。他们是：张旭成、高立夫（Ralph Clough）、丁大卫、傅建中、贾浩伟（Harvey Feldman）、许倬云、柯伟林、冷绍烇、李洁明（James Lilley）、班立德（Mark Pratt）、楚崧秋、杜智平和魏兴礼（音译，Wei Xing-li）。当然，消息来源和评阅人士有时候对事情会有不同的解读与诠释。身为作者，我对于它们的呈现方式与内容，必须独当责任。最后，我要感谢爱人贝蒂的爱与支持，旅途中，她更义无反顾担负起伴侣、顾问和调度管理的工作。